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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以其“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办报宗旨和不偏不倚的处世姿态，屹立于中国近代媒介之林，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中国报纸，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且为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目前的《大公报》社址在香港，其前身是《大公报》香港版）。
假如说《大公报》是一个成功的“特类”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张季鸾（1888-1941，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名炽章，新闻家、政论家）和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便是这一“特类”的铸造者。张季鸾是该报的主要创始人，而王芸生是张季鸾的继任者、接班人，这二人非同寻常的交集过往谱写了《大公报》异彩纷呈的历史风貌。
1927年3月，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英、美、日、法、意等国竞公然支持直系军阀孙传芳，派出军舰炮轰南京。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蛮横行径，激起了程潜（1882-1968）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官兵的奋起反击，并捣毁了驻南京的几处外国领事馆。许多民众也自发地走上街头，声援第六军将士的行动。
针对这一事件，4月1日，广为人知的《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社评《躬自厚》，对国人的行为持劝阻、批评之意。此文出自《大公报》主笔（总编辑）张季鸾之手。文中说：
东方道德所以为人类交际之规范者殊夥，其中一义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今之中外，关系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躬自厚”也。而为外人者，亦应自省其过去或现在之咎责，同时承认我国民一般之友谊，盖虽不敢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劝其勿专责人也……
对于此番言论，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翌日，即4月2日，《华北新闻》便发表了由年仅25岁的业界青年王芸生撰写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反驳了《大公报》的社评《躬自厚》（因王母思子心切，当时的王芸生从上海回到老家天津，临时谋职于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几乎每天给《华北新闻》撰写一篇社论）。文章写道：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
文章发表后，获得了广泛好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被“当众打脸”，却没有回应反驳，而是向人打听《华北新闻》这篇社论的作者是谁。得知是王芸生后，便传话王芸生，希望晤谈。原来，为人厚道、扶掖后进的张季鸾暗暗被王芸生犀利的观点和酣畅淋漓的爱围热情所深深打动。
王芸生因此欣然前往大公报馆拜访了张季鸾。两人相谈甚欢，张季鸾赏识王芸生的才学，还极力邀清其加入《大公报》。此次会面，是两位钟情于“以笔报国，以笔救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初见。
1928年5月，秉持“文人论政”思想的王芸生出任《商报》总编辑。但此后不久，因与老板在观点上产生严重分歧，不得不辞职。思前想后，王芸生想起了“不打不相识”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于是果断地给张季鸾写了封求职信。张季鸾接信后，十分欣喜，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就职。从此，王芸生的一生就与《人公报》休戚与共，难舍难分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了“明耻教战，救亡图存”的编辑方针，经张季鸾筹划，由王芸生历时3年多时间的调研、写作，《大公报》以专栏形式逐日推出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系列报道。该报道总计约200万字，轰动一时，为芸芸大众认清中日关系打开了一个有效的窗口，成为学术界研究近代中日关系难以回避的经典，也一举奠定了王芸生扎根《大公报》的深厚基础。
在大公报社，王芸生兢兢业业，从记者、编辑、主任编辑、地方版总编辑，一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张季鸾在晚年病重期间常对人说：“王芸生文章好，人品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
张季鸾没有看错人，1945年至1966年，王芸生担任了21年的《大公报》总编辑，最终历练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公王”（毛泽东语），让享誉一方的《大公报》成了“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的阵地。这不能不说，其得益于张季鸾的慧眼识珠。张季鸾不因旧日的“笔战”而心存芥蒂，反倒不拘一格，举贤任能，其所表现出的胸襟、胆略和眼光，常人难及。
张季鸾一生先后娶妻三人，但前两位均无生育，直到1937年7月，张季鸾的第三房妻子陈氏为其生育一子，取名張士基，小名镐儿，让张季鸾颇感欣慰，爱护备至。新中国成立后，陈氏和张士基定居上海，陈氏因无固定职业，母子生活困难。为此，王芸生曾特地致信周恩来，希望对陈氏母子给予一定的救助。周恩来见信后，立即批示上海市人民政府，每月给予陈氏母子补贴200元。
还有一事，颇耐人寻味，1943年9月6日，张季鸾去世两周年时，王芸生在《季鸾先生的风格与交流》一文中说：“我与季鸾先生相识十四年，同事十二年，高攀些说，可算得‘平生风义兼师友’，但我自忖，还不够给季鸾先生写评传的资格，因为我所认识的季鸾先生还仅仅是他人格与事业的一部分。”在王芸生眼里，逝去的张季鸾“烟云浩瀚”。
（责任编辑：叶筱）
假如说《大公报》是一个成功的“特类”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张季鸾（1888-1941，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名炽章，新闻家、政论家）和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便是这一“特类”的铸造者。张季鸾是该报的主要创始人，而王芸生是张季鸾的继任者、接班人，这二人非同寻常的交集过往谱写了《大公报》异彩纷呈的历史风貌。
1927年3月，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英、美、日、法、意等国竞公然支持直系军阀孙传芳，派出军舰炮轰南京。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蛮横行径，激起了程潜（1882-1968）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官兵的奋起反击，并捣毁了驻南京的几处外国领事馆。许多民众也自发地走上街头，声援第六军将士的行动。
针对这一事件，4月1日，广为人知的《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社评《躬自厚》，对国人的行为持劝阻、批评之意。此文出自《大公报》主笔（总编辑）张季鸾之手。文中说：
东方道德所以为人类交际之规范者殊夥，其中一义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今之中外，关系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躬自厚”也。而为外人者，亦应自省其过去或现在之咎责，同时承认我国民一般之友谊，盖虽不敢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劝其勿专责人也……
对于此番言论，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翌日，即4月2日，《华北新闻》便发表了由年仅25岁的业界青年王芸生撰写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反驳了《大公报》的社评《躬自厚》（因王母思子心切，当时的王芸生从上海回到老家天津，临时谋职于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几乎每天给《华北新闻》撰写一篇社论）。文章写道：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
文章发表后，获得了广泛好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被“当众打脸”，却没有回应反驳，而是向人打听《华北新闻》这篇社论的作者是谁。得知是王芸生后，便传话王芸生，希望晤谈。原来，为人厚道、扶掖后进的张季鸾暗暗被王芸生犀利的观点和酣畅淋漓的爱围热情所深深打动。
王芸生因此欣然前往大公报馆拜访了张季鸾。两人相谈甚欢，张季鸾赏识王芸生的才学，还极力邀清其加入《大公报》。此次会面，是两位钟情于“以笔报国，以笔救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初见。
1928年5月，秉持“文人论政”思想的王芸生出任《商报》总编辑。但此后不久，因与老板在观点上产生严重分歧，不得不辞职。思前想后，王芸生想起了“不打不相识”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于是果断地给张季鸾写了封求职信。张季鸾接信后，十分欣喜，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就职。从此，王芸生的一生就与《人公报》休戚与共，难舍难分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了“明耻教战，救亡图存”的编辑方针，经张季鸾筹划，由王芸生历时3年多时间的调研、写作，《大公报》以专栏形式逐日推出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系列报道。该报道总计约200万字，轰动一时，为芸芸大众认清中日关系打开了一个有效的窗口，成为学术界研究近代中日关系难以回避的经典，也一举奠定了王芸生扎根《大公报》的深厚基础。
在大公报社，王芸生兢兢业业，从记者、编辑、主任编辑、地方版总编辑，一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张季鸾在晚年病重期间常对人说：“王芸生文章好，人品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完全可以放心。”
张季鸾没有看错人，1945年至1966年，王芸生担任了21年的《大公报》总编辑，最终历练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公王”（毛泽东语），让享誉一方的《大公报》成了“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的阵地。这不能不说，其得益于张季鸾的慧眼识珠。张季鸾不因旧日的“笔战”而心存芥蒂，反倒不拘一格，举贤任能，其所表现出的胸襟、胆略和眼光，常人难及。
张季鸾一生先后娶妻三人，但前两位均无生育，直到1937年7月，张季鸾的第三房妻子陈氏为其生育一子，取名張士基，小名镐儿，让张季鸾颇感欣慰，爱护备至。新中国成立后，陈氏和张士基定居上海，陈氏因无固定职业，母子生活困难。为此，王芸生曾特地致信周恩来，希望对陈氏母子给予一定的救助。周恩来见信后，立即批示上海市人民政府，每月给予陈氏母子补贴200元。
还有一事，颇耐人寻味，1943年9月6日，张季鸾去世两周年时，王芸生在《季鸾先生的风格与交流》一文中说：“我与季鸾先生相识十四年，同事十二年，高攀些说，可算得‘平生风义兼师友’，但我自忖，还不够给季鸾先生写评传的资格，因为我所认识的季鸾先生还仅仅是他人格与事业的一部分。”在王芸生眼里，逝去的张季鸾“烟云浩瀚”。
（责任编辑：叶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