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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峡库区移民工程已经进入到后期扶持阶段，早期移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日益成为移民研究的重点。结合实地调查的经验感受，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分析移民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移民妇女在搬迁地的身份关系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已经多元化，妇女身份认同的显著性程度与经济利益、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家庭出身等因素相关，这决定了她们是采取参与还是依赖策略，去寻求自己的存在点，筹划自己的生活。
关键词：移民妇女；社会认同；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3．68献标识码：A章编号：1006-723X(2007)03-0063-04
一、背景和问题
三峡工程从硬性的角度而言是一项技术性的工程，而从软性角度来说则是一项移民工程，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工程。人与技术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人性、有心理活动，生活场景的改变必然导致人心理的变化。笔者在“三峡库区妇女儿童生存与发展状态”项目的基线调查中发现：截至到2006年底，三峡库区已经完成近99万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按照“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搬迁安置目标，绝大部分移民已经进入到了“稳得住”和“逐步致富”的阶段。但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深切的感受到多数移民身在搬迁地，心却系原住地，尤其是妇女移民。按照经济学利益主义原则解释，移民们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后，就应该安下心来搞建设，可为什么她们仍然念念不忘那些已经沉没在江底的生活？经济学解释的有限性使我们把视野投向了文化解释的框架，她们依恋的是过去生活的场景、规则、习俗、人情等等。这在更深层次上，其实就影射了她们在搬迁地的身份认同问题。
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理论是由Taifel和Turner提出，用于解释群体行为的一种新理论。理论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黑人民权、少数族群争权、宗教复兴等一系列几乎席卷了西方世界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显然不同于以往民族国家框架内，以阶级利益和公民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而是围绕着特殊群体和个人展开的。西方不少学者把这场运动视为，各种边缘的文化群体要求政治承认和对他们各自的身份认可。〔1〕（P62）由此，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身份认同问题开始进入学术分析的中心视野，不管学者们以何种视角、框架、表述来解释这些新的景象，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鲍曼所言的“陌生的异类者与现代秩序建构的冲突之间凸现的不可化约的紧张”。〔2〕（P18～19）Taifel把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她）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主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取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如，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社会竞争（socialcompetition）、社会创造（socialcreativity）。〔3〕本文在具体描述库区妇女移民两个特定生活镜像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分析这一边缘性群体在迁移地如何寻求自己的存在点、筹划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确认和理解，即作为非自愿性移民，她们怎样认同自我身份？这些认同与政府设置的整套机制之间存在紧张吗？她们是否真的可能在给定的框架中去寻找并筹划自己的生活？
二、多样的差异性：妇女移民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
镜像一：陌生人社会
（宜昌市伍家岗南湾村王大姐，41岁初中文化）
自搬迁下来后明显感觉到累，身体不如从前。从前家里种脐橙，一年360天，我只做一个月就完了，主要是打点药、修修枝、上上肥、锄锄草，就这些事。丈夫外出打工，我在家务农，孩子还小，开支也不大，一年下来有些结余。现在，种地没收入，也不懂咋弄。刚来时我买了些花生种种上，出苗了就给它按个栽上，大部分死了，后来听说是直接种的。第二年，又想种些油菜，打油吃，还是搞不成。现在种了些菜豌豆什么的，也长不好。眼看孩子都上初高中了，每天都要用钱，一年得四五千，没得法子，我夫妻两都在外打工。我在宜昌职业学校干活，一天工作14～15小时，一月只有一天假，工资是400元，刚去，还不知能否领到工资，她们好多人出去打工都两三年都没拿到钱，这是我最担心的。看到学校的一些孩子真可怜，老想到自己的娃。我做面的，做大了，老板骂；小了，孩子吃不饱，真造孽。我们移到这里来，也不懂的这里的农作物咋待弄，我也向政府要求过让我们继续管着以前的树（有些没有淹，可以坐车去打理），说真的，那树可都是我们的哑巴儿子，心里真是舍不得走啊。来到这里，补的钱都用来盖屋了，没钱干别的事，也没有个熟人，找不到事干，一天到晚就愁娃读书的钱。我们这些移民，大部分都是妇女在家干农活，照顾老人小孩。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男的出去打工的很少，妇女只干干家务什么的，有空闲帮着干点农活，玩儿牌什么的。身体也好，累不着。现在，男人大部分都出去了，妇女干这么多的活，还不给累跨啊，平常也没个人关心。刚来时，跟当地人不熟，没什么交往，移民们现在事都多了，也没时间闲聊，反正就不如以前过的自由。现在，家里也老是吵架，压力大，心理烦，有个事也没法商量，只能吵。
对王大姐的访谈正好赶上她一个月一休，因为她读过些书，现在又在外面打工，也算是农村妇女中稍有点见识的，这对我们了解库区妇女移民的心理状况有不少的帮助，至少有些东西不用因为她们不清晰的表述去猜想。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景象。
移民妇女对搬迁地的农业生产活动是陌生的。由于地质差异，农作物种植也有差异，而以前不是农业劳动主力的家庭主妇，现在不仅要变成劳动主力，还要掌握必要的农作技术。显然，有些农作技术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也不是政府派几个技术人员讲讲课就能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于足够时间的轮作经验的积累。妇女们对于往常被她们视为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突然变得深奥而不知所措。最为重要的是，日益增加的家庭支出（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成员因为一时难以适应搬迁地的生活而增加的医疗卫生支出等等），不容许妇女有足够的农业实践去积累经验。这时，移民妇女就业就出现了分化：一是专门在家务农；二是农忙务农，闲暇时外出务短工；三是抛荒，纯粹外出务工。我们分析的对象显然属于第三种，但是不管那种形式的就业，对于大部分长期在家做家务的妇女而言，都会感觉到极度的不适应，这种内心的感受也加深了她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我是个农民，还是个城市工人？如果说是农民的话，连基本的农作物都侍弄不好，甚至有时候还遭到原住地居民的取笑，失去了传统意义上作为农民的根本；如果说是城市工人，又不能在城市找到应有的尊严。她们感性的认识到，她们不仅生存在城市的边缘，而且往日熟悉的乡村生活突然变得陌生。
移民妇女对于现在的家庭生活感觉是陌生的。以前，大部分三峡库区家庭过的是非常传统的家居生活，男外务农，女内持家，夫妻相安无事。现在，男的大部分外出务工，对于这些没有技能又没有外出务工经验的男人而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是残酷的，而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又不能远离这种残酷。于是，他们往往把愤怒、不满撒在妻子身上。作为妻子，她们比以前更加劳累，甚至无助，她们也想有个发泄的对象。这样，一来，难得的夫妻相聚就变成了相互泄愤的争吵，夫妻关系由此也变得紧张，家庭生活对于妇女来说变得陌生而不可预测。
移民妇女对于原住地的乡村社会感觉是陌生的。三峡库区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交通十分的闭塞，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传统观念浓厚，同时又是土家、苗、汉等民族的杂居地，三峡人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十分典型的传统中国人。这些背井离乡的女人们，明显感觉到她们原来宁静有序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祖祖辈辈摸索出来的一套半年辛苦半年闲的山村田园式自给自足的封闭、半封闭生活发生了变化；以前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以前村庄生活中的规则、习俗、习惯等在现在的村庄生活中不能适用。而且，三峡库区移民的搬迁，大部分采取的是一步到位方式，也就是说今天和昨天的生活场景完全不一样，没有过渡阶段，这就难免在人的内心产生急速断裂带来的陌生感、隔阂感。
总体而言，妇女对于“陌主人社会”的感受明显强于男性，她们甚至有里外不是人的认同危机。在家庭内部，常年的劳作，使得她们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丰裕的物质条件去满足孩子、老人的需要，她们觉得自己不是合格的母亲、孝顺的晚辈；对于在外务工的丈夫，她们感觉自己微薄的农业劳动收入或务工收入没有给予丈夫更大的经济支援，也因为常年无奈的分居生活，难以满足双方身体、精神上的需要，她们感觉自己不是合格的妻子。在家庭外部，村庄社会层面上来说，她们并没有找到一种搬迁地村民应有的归属感。她们很少和原住地居民乃至女居民交流内心的感受，一般仅限于礼节性的交往。对原住地女性居民的访谈也显示，她们在谈及对移民妇女看法时，言词中带有一些漠视，她们认为移民对原住地居民的抱怨是没有理由的，是由于移民懒惰而导致移民和原住民的差距。可见，短短几年的移民生活还不足以让外来移民扎根于搬迁地居民的生活中。这样，部分移民妇女选择了强化在搬迁地移民群体内的活动来寻求获得对自我的尊重；有部分妇女选择向外流动，通过社会竞争来创造更为广阔的社会尊重；还有部分妇女消极地选择回流到旧有的熟人社会去获得原有的尊重。综合以上分析，移民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对母亲身份、儿女身份、妻子身份的消极化认同，不利于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而移民妇女在村庄社会层面的多样化选择，受制于经济条件、社会关系网络、所受教育、年龄、个性等因素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移民群体内偏好选择和回流，容易引起原住居民群体和移民群体间的偏见、冲突和敌意；外流选择，近期来看，可以消除原住居民和移民间的矛盾，但长远来看，就不利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选择和实施。
镜像二：建构身份政治
（宜昌市兴山县古夫镇丰邑坪村九队张大姐，文盲）
我有一儿一女，都因家庭困难而辍学打工，丈夫在家附近打临工挣钱养家糊口并照顾我看病。我得胆结石14年了，药罐子没丢过。1996年政府占用我家耕地，发了一万补偿金，并转为非农业人口。我没有工作能力，也没给安排工作。因为讨要那一万块钱，被移民干部打坏了，村里干部把我弄到医院，打了一天针，想着孩子还要上学，没人做饭就回家了。村里干部不让说坏话，申请困难补助也没人管。按规定，我家有一栋两百平米的住房，搬迁补助都用来建房了，还不够，自己也没钱垫，建房老板给垫的。现在，二楼房屋就租给建房老板住，以抵债。他是个好人，还帮我在楼烦上盖了个小棚子，就是我家现在住的。一楼，给了一个亲戚住，他得了癌症，为了治病卖了自家的三层楼。他有病，行动不便，不能让人住顶楼小棚，见死不救啊。我自己申请了残疾证，但每年什么也补不到，去找民政局，他们说要村里干部报名单，村里干部说我自己办的残疾证，他们不管。想去扫地都不行，你去找他，他就躲起来不见你。妇女干部哪里敢替妇女说话，妇女问题反映多了，她的红利拿的就越少。村里有个医生，懂法律和政策，为移民搬迁的事，告到中央，才发齐我一万元的补贴款，以前只发了我6000元。找上级妇联和民政干部没用，找过很多次了，等你到了政府，干部早溜了。有时听说，上面有人来检查，我们就去，可政府看门的根本不让进。政府安排得有人，说他们好话的每次奖励4000元，我们这里的穷人是不让说话的。村里丧偶的孩子都可以办低保，上面民政发现我家确实困难，就让我们以困难户名义为子女办了低保，每月30元。残联去年还到我家给了200元现金，村里和镇里什么也没给。
这个案例给我们展示了“家庭——村社——基层政府”秩序生长和维持的一幅具体化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了各种社会身份、角色、规则认同是如何扩展、发挥作用的，人们又是如何阐释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妇女的日常活动是如何构造并生产着权利秩序，其主体性、行为策略、主观反应和行为选择，对于日常生活规则形成，对社会身份的生成、承认和巩固发挥了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是通过观察张某与丈夫、与村干部、与移民干部、与基层政府的交往与冲突来完成的。
在家庭关系中，张某因为自己需要钱治病，就独自去向移民干部要回应得的补偿款，没有要求丈夫出面。她的理由是：丈夫要外出做事，不能耽搁，而她自己没能力干活，有时间和他们周旋；再说，女的找男的办事，说错话，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的，从这种解释中，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出于利益考虑，她们会理性的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去改变传统的存在于家庭、私人领域中丈夫和妻子的权力关系，从而改变既定的家庭权力格局，使得家庭规则按照有利于女性利益的方向发展。女性的这些行动无疑和妇女主体性意识强弱有关，但是突破妇女主体性意识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家庭面临的境遇。尽管如此，妇女主体性的行动策略，在客观上还是得到了家庭和社会不同程度的认可，也因此形塑了女性新的身份认同机制。
在村庄社会关系中，张某深知村庄社会的潜规则，即你和村干部没有特别的关系，村干部就不会特别的关注你的利益。于是，她就越过村干部，自己到县残联申请了残疾人证。这里就涉及到谁来认可她残疾人身份的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她是通过法律程序，向法定的部门申请的合法证件，即法律认可她是残疾人，她有权利得到应有的补助。从村干部角度而言，他们认为，外来援助资金、物资等，一般都要求由村里再分配，为体现公正原则，村里要求贫困证或残疾证等都应该由村里帮助办理，否则不予承认。即，这个证件在村干部眼中是无效的，因而不构成她能够获得村庄中各种外来资助的条件，但是这个证件的确是合法的。这时，就产主了国家法律和地方规则适用上的冲突。事实证明，村干部处于权力的优势地位，选择了地方性规则，而张某只能在这种规则的影响下，采取其它的策略补救自己的利益，构建自己的生活。由此可知，对村民某些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法律认同能给予解决的，因为有些认同，必须在村庄社会层面得到践行，因此就必然掺杂着村庄利益的再分配，这时法权政治模式便演化为利益政治模式。而利益政治模式的潜在影响，就在于它在利益各方中，因权力和势力的不均等造成身份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通过主观认知差异影响规则来实现的。而选择规则的竞争，又通过力量的对比、较量作出取舍。〔4〕
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张某认识到自己的移民行为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作为合法公民就应该得到国家规定的相应补偿。于是，她选择了直接和国家正式机构——移民官员和当地政府交涉，以便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尽管在事件中正规结构并没有完全积极地主张张某的权利，部分权利是由私人（村医生）通过正式渠道得以主张的，但是张某的直接交涉行为造成了一个客观结果，使她的私人利益成为公共关注的对象，从而使其他人包括正规机构，意识到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样妇女私人的日常生活向公共领域政治化转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式制度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分配权利、责任、义务的同时，会受到社会成员主动选择的影响，这既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以强制途径达成秩序的目的，又有助于社会成员自我身份的建构和选择。
三、余论
从以上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基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移民妇女对新的身份关系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已经多元化；妇女身份认同的显著性程度与经济利益、网络结构、家庭出身等因素相关，这决定了她们是采取参与还是依赖策略。部分妇女能够在搬迁地通过自己的积极策略寻求自己的存在点、筹划自己的生活，尽管她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有时候与政府设置的整套机制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但她们能够在既定的框架内去寻找并筹划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对正规机构、制度产生影响，从而使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出现有利于她们的重新配置；而有些妇女仍然处于家庭、社会权力的边缘地带，在搬迁地的生活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
〔参考文献〕
〔1〕Habermas1992,Autonomy and Solidarity:Interviews with Jurgen Habermas,(eds)by Peter Dews.London:Verso.David,Miller2000,Citizenshipand Nationgal Identity,Cambridge:Polity Press.
〔2〕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郇建立,李建韬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TafelH,TurnerJ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1986.
〔4〕J.M.布坎南、R.D.康格尔顿.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阮凤平〕
关键词：移民妇女；社会认同；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3．68献标识码：A章编号：1006-723X(2007)03-0063-04
一、背景和问题
三峡工程从硬性的角度而言是一项技术性的工程，而从软性角度来说则是一项移民工程，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工程。人与技术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人性、有心理活动，生活场景的改变必然导致人心理的变化。笔者在“三峡库区妇女儿童生存与发展状态”项目的基线调查中发现：截至到2006年底，三峡库区已经完成近99万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按照“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搬迁安置目标，绝大部分移民已经进入到了“稳得住”和“逐步致富”的阶段。但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深切的感受到多数移民身在搬迁地，心却系原住地，尤其是妇女移民。按照经济学利益主义原则解释，移民们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后，就应该安下心来搞建设，可为什么她们仍然念念不忘那些已经沉没在江底的生活？经济学解释的有限性使我们把视野投向了文化解释的框架，她们依恋的是过去生活的场景、规则、习俗、人情等等。这在更深层次上，其实就影射了她们在搬迁地的身份认同问题。
社会认同（socialidentity）理论是由Taifel和Turner提出，用于解释群体行为的一种新理论。理论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黑人民权、少数族群争权、宗教复兴等一系列几乎席卷了西方世界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显然不同于以往民族国家框架内，以阶级利益和公民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而是围绕着特殊群体和个人展开的。西方不少学者把这场运动视为，各种边缘的文化群体要求政治承认和对他们各自的身份认可。〔1〕（P62）由此，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身份认同问题开始进入学术分析的中心视野，不管学者们以何种视角、框架、表述来解释这些新的景象，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鲍曼所言的“陌生的异类者与现代秩序建构的冲突之间凸现的不可化约的紧张”。〔2〕（P18～19）Taifel把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她）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主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取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如，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社会竞争（socialcompetition）、社会创造（socialcreativity）。〔3〕本文在具体描述库区妇女移民两个特定生活镜像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分析这一边缘性群体在迁移地如何寻求自己的存在点、筹划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确认和理解，即作为非自愿性移民，她们怎样认同自我身份？这些认同与政府设置的整套机制之间存在紧张吗？她们是否真的可能在给定的框架中去寻找并筹划自己的生活？
二、多样的差异性：妇女移民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
镜像一：陌生人社会
（宜昌市伍家岗南湾村王大姐，41岁初中文化）
自搬迁下来后明显感觉到累，身体不如从前。从前家里种脐橙，一年360天，我只做一个月就完了，主要是打点药、修修枝、上上肥、锄锄草，就这些事。丈夫外出打工，我在家务农，孩子还小，开支也不大，一年下来有些结余。现在，种地没收入，也不懂咋弄。刚来时我买了些花生种种上，出苗了就给它按个栽上，大部分死了，后来听说是直接种的。第二年，又想种些油菜，打油吃，还是搞不成。现在种了些菜豌豆什么的，也长不好。眼看孩子都上初高中了，每天都要用钱，一年得四五千，没得法子，我夫妻两都在外打工。我在宜昌职业学校干活，一天工作14～15小时，一月只有一天假，工资是400元，刚去，还不知能否领到工资，她们好多人出去打工都两三年都没拿到钱，这是我最担心的。看到学校的一些孩子真可怜，老想到自己的娃。我做面的，做大了，老板骂；小了，孩子吃不饱，真造孽。我们移到这里来，也不懂的这里的农作物咋待弄，我也向政府要求过让我们继续管着以前的树（有些没有淹，可以坐车去打理），说真的，那树可都是我们的哑巴儿子，心里真是舍不得走啊。来到这里，补的钱都用来盖屋了，没钱干别的事，也没有个熟人，找不到事干，一天到晚就愁娃读书的钱。我们这些移民，大部分都是妇女在家干农活，照顾老人小孩。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男的出去打工的很少，妇女只干干家务什么的，有空闲帮着干点农活，玩儿牌什么的。身体也好，累不着。现在，男人大部分都出去了，妇女干这么多的活，还不给累跨啊，平常也没个人关心。刚来时，跟当地人不熟，没什么交往，移民们现在事都多了，也没时间闲聊，反正就不如以前过的自由。现在，家里也老是吵架，压力大，心理烦，有个事也没法商量，只能吵。
对王大姐的访谈正好赶上她一个月一休，因为她读过些书，现在又在外面打工，也算是农村妇女中稍有点见识的，这对我们了解库区妇女移民的心理状况有不少的帮助，至少有些东西不用因为她们不清晰的表述去猜想。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景象。
移民妇女对搬迁地的农业生产活动是陌生的。由于地质差异，农作物种植也有差异，而以前不是农业劳动主力的家庭主妇，现在不仅要变成劳动主力，还要掌握必要的农作技术。显然，有些农作技术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也不是政府派几个技术人员讲讲课就能解决的，它必须依赖于足够时间的轮作经验的积累。妇女们对于往常被她们视为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突然变得深奥而不知所措。最为重要的是，日益增加的家庭支出（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成员因为一时难以适应搬迁地的生活而增加的医疗卫生支出等等），不容许妇女有足够的农业实践去积累经验。这时，移民妇女就业就出现了分化：一是专门在家务农；二是农忙务农，闲暇时外出务短工；三是抛荒，纯粹外出务工。我们分析的对象显然属于第三种，但是不管那种形式的就业，对于大部分长期在家做家务的妇女而言，都会感觉到极度的不适应，这种内心的感受也加深了她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我是个农民，还是个城市工人？如果说是农民的话，连基本的农作物都侍弄不好，甚至有时候还遭到原住地居民的取笑，失去了传统意义上作为农民的根本；如果说是城市工人，又不能在城市找到应有的尊严。她们感性的认识到，她们不仅生存在城市的边缘，而且往日熟悉的乡村生活突然变得陌生。
移民妇女对于现在的家庭生活感觉是陌生的。以前，大部分三峡库区家庭过的是非常传统的家居生活，男外务农，女内持家，夫妻相安无事。现在，男的大部分外出务工，对于这些没有技能又没有外出务工经验的男人而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是残酷的，而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又不能远离这种残酷。于是，他们往往把愤怒、不满撒在妻子身上。作为妻子，她们比以前更加劳累，甚至无助，她们也想有个发泄的对象。这样，一来，难得的夫妻相聚就变成了相互泄愤的争吵，夫妻关系由此也变得紧张，家庭生活对于妇女来说变得陌生而不可预测。
移民妇女对于原住地的乡村社会感觉是陌生的。三峡库区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交通十分的闭塞，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传统观念浓厚，同时又是土家、苗、汉等民族的杂居地，三峡人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十分典型的传统中国人。这些背井离乡的女人们，明显感觉到她们原来宁静有序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祖祖辈辈摸索出来的一套半年辛苦半年闲的山村田园式自给自足的封闭、半封闭生活发生了变化；以前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以前村庄生活中的规则、习俗、习惯等在现在的村庄生活中不能适用。而且，三峡库区移民的搬迁，大部分采取的是一步到位方式，也就是说今天和昨天的生活场景完全不一样，没有过渡阶段，这就难免在人的内心产生急速断裂带来的陌生感、隔阂感。
总体而言，妇女对于“陌主人社会”的感受明显强于男性，她们甚至有里外不是人的认同危机。在家庭内部，常年的劳作，使得她们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丰裕的物质条件去满足孩子、老人的需要，她们觉得自己不是合格的母亲、孝顺的晚辈；对于在外务工的丈夫，她们感觉自己微薄的农业劳动收入或务工收入没有给予丈夫更大的经济支援，也因为常年无奈的分居生活，难以满足双方身体、精神上的需要，她们感觉自己不是合格的妻子。在家庭外部，村庄社会层面上来说，她们并没有找到一种搬迁地村民应有的归属感。她们很少和原住地居民乃至女居民交流内心的感受，一般仅限于礼节性的交往。对原住地女性居民的访谈也显示，她们在谈及对移民妇女看法时，言词中带有一些漠视，她们认为移民对原住地居民的抱怨是没有理由的，是由于移民懒惰而导致移民和原住民的差距。可见，短短几年的移民生活还不足以让外来移民扎根于搬迁地居民的生活中。这样，部分移民妇女选择了强化在搬迁地移民群体内的活动来寻求获得对自我的尊重；有部分妇女选择向外流动，通过社会竞争来创造更为广阔的社会尊重；还有部分妇女消极地选择回流到旧有的熟人社会去获得原有的尊重。综合以上分析，移民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对母亲身份、儿女身份、妻子身份的消极化认同，不利于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而移民妇女在村庄社会层面的多样化选择，受制于经济条件、社会关系网络、所受教育、年龄、个性等因素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移民群体内偏好选择和回流，容易引起原住居民群体和移民群体间的偏见、冲突和敌意；外流选择，近期来看，可以消除原住居民和移民间的矛盾，但长远来看，就不利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选择和实施。
镜像二：建构身份政治
（宜昌市兴山县古夫镇丰邑坪村九队张大姐，文盲）
我有一儿一女，都因家庭困难而辍学打工，丈夫在家附近打临工挣钱养家糊口并照顾我看病。我得胆结石14年了，药罐子没丢过。1996年政府占用我家耕地，发了一万补偿金，并转为非农业人口。我没有工作能力，也没给安排工作。因为讨要那一万块钱，被移民干部打坏了，村里干部把我弄到医院，打了一天针，想着孩子还要上学，没人做饭就回家了。村里干部不让说坏话，申请困难补助也没人管。按规定，我家有一栋两百平米的住房，搬迁补助都用来建房了，还不够，自己也没钱垫，建房老板给垫的。现在，二楼房屋就租给建房老板住，以抵债。他是个好人，还帮我在楼烦上盖了个小棚子，就是我家现在住的。一楼，给了一个亲戚住，他得了癌症，为了治病卖了自家的三层楼。他有病，行动不便，不能让人住顶楼小棚，见死不救啊。我自己申请了残疾证，但每年什么也补不到，去找民政局，他们说要村里干部报名单，村里干部说我自己办的残疾证，他们不管。想去扫地都不行，你去找他，他就躲起来不见你。妇女干部哪里敢替妇女说话，妇女问题反映多了，她的红利拿的就越少。村里有个医生，懂法律和政策，为移民搬迁的事，告到中央，才发齐我一万元的补贴款，以前只发了我6000元。找上级妇联和民政干部没用，找过很多次了，等你到了政府，干部早溜了。有时听说，上面有人来检查，我们就去，可政府看门的根本不让进。政府安排得有人，说他们好话的每次奖励4000元，我们这里的穷人是不让说话的。村里丧偶的孩子都可以办低保，上面民政发现我家确实困难，就让我们以困难户名义为子女办了低保，每月30元。残联去年还到我家给了200元现金，村里和镇里什么也没给。
这个案例给我们展示了“家庭——村社——基层政府”秩序生长和维持的一幅具体化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了各种社会身份、角色、规则认同是如何扩展、发挥作用的，人们又是如何阐释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妇女的日常活动是如何构造并生产着权利秩序，其主体性、行为策略、主观反应和行为选择，对于日常生活规则形成，对社会身份的生成、承认和巩固发挥了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是通过观察张某与丈夫、与村干部、与移民干部、与基层政府的交往与冲突来完成的。
在家庭关系中，张某因为自己需要钱治病，就独自去向移民干部要回应得的补偿款，没有要求丈夫出面。她的理由是：丈夫要外出做事，不能耽搁，而她自己没能力干活，有时间和他们周旋；再说，女的找男的办事，说错话，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的，从这种解释中，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出于利益考虑，她们会理性的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去改变传统的存在于家庭、私人领域中丈夫和妻子的权力关系，从而改变既定的家庭权力格局，使得家庭规则按照有利于女性利益的方向发展。女性的这些行动无疑和妇女主体性意识强弱有关，但是突破妇女主体性意识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家庭面临的境遇。尽管如此，妇女主体性的行动策略，在客观上还是得到了家庭和社会不同程度的认可，也因此形塑了女性新的身份认同机制。
在村庄社会关系中，张某深知村庄社会的潜规则，即你和村干部没有特别的关系，村干部就不会特别的关注你的利益。于是，她就越过村干部，自己到县残联申请了残疾人证。这里就涉及到谁来认可她残疾人身份的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她是通过法律程序，向法定的部门申请的合法证件，即法律认可她是残疾人，她有权利得到应有的补助。从村干部角度而言，他们认为，外来援助资金、物资等，一般都要求由村里再分配，为体现公正原则，村里要求贫困证或残疾证等都应该由村里帮助办理，否则不予承认。即，这个证件在村干部眼中是无效的，因而不构成她能够获得村庄中各种外来资助的条件，但是这个证件的确是合法的。这时，就产主了国家法律和地方规则适用上的冲突。事实证明，村干部处于权力的优势地位，选择了地方性规则，而张某只能在这种规则的影响下，采取其它的策略补救自己的利益，构建自己的生活。由此可知，对村民某些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法律认同能给予解决的，因为有些认同，必须在村庄社会层面得到践行，因此就必然掺杂着村庄利益的再分配，这时法权政治模式便演化为利益政治模式。而利益政治模式的潜在影响，就在于它在利益各方中，因权力和势力的不均等造成身份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通过主观认知差异影响规则来实现的。而选择规则的竞争，又通过力量的对比、较量作出取舍。〔4〕
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张某认识到自己的移民行为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作为合法公民就应该得到国家规定的相应补偿。于是，她选择了直接和国家正式机构——移民官员和当地政府交涉，以便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尽管在事件中正规结构并没有完全积极地主张张某的权利，部分权利是由私人（村医生）通过正式渠道得以主张的，但是张某的直接交涉行为造成了一个客观结果，使她的私人利益成为公共关注的对象，从而使其他人包括正规机构，意识到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样妇女私人的日常生活向公共领域政治化转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式制度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分配权利、责任、义务的同时，会受到社会成员主动选择的影响，这既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以强制途径达成秩序的目的，又有助于社会成员自我身份的建构和选择。
三、余论
从以上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基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移民妇女对新的身份关系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已经多元化；妇女身份认同的显著性程度与经济利益、网络结构、家庭出身等因素相关，这决定了她们是采取参与还是依赖策略。部分妇女能够在搬迁地通过自己的积极策略寻求自己的存在点、筹划自己的生活，尽管她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有时候与政府设置的整套机制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但她们能够在既定的框架内去寻找并筹划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对正规机构、制度产生影响，从而使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出现有利于她们的重新配置；而有些妇女仍然处于家庭、社会权力的边缘地带，在搬迁地的生活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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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郇建立,李建韬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TafelH,TurnerJ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1986.
〔4〕J.M.布坎南、R.D.康格尔顿.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阮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