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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易帜”是爱国举动，维护了国家统一。该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是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关键词：矛盾剖析；影响事件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和阻挠而采取的果敢的爱国举动，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对于其他大国觊觎东北，也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该事件的发生，有其复杂的矛盾关系背景。本文拟就近代史上日、俄、美、英主要大国在东北的争夺及其矛盾的演变和实力的消长以及相关时代中国当政势力政治倾向对事件引发的影响作粗略探讨。
一、日本谋划东北独立
日本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蓄谋已久。早于十九世纪末，日本就在“俄国必将侵入满洲、蒙古”的驱动下提出了强硬论；1892年俄国远东舰队以避冬为名开进长崎港，使日本对俄威胁有切肤之感；因此，日本第四届议会制定了扩充海军的方针，军国主义登台了。
甲午战争是日本侵华实力检验的一次大会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实了日本“驴蒙虎皮”的蔑视。战后，日本大踏步跻身于列强之伍，为抵制沙俄南下而成立的英日同盟，不仅是英国的需要，更是日本藉以遏制俄国、力挫其独霸东北的有力武器；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拒不彻底执行《满洲撤兵协定》无疑成为日本发动日俄战争的难寻事端，战后《日俄和平条约》规定日本承袭原俄在南满的全部权利，《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又使南满处于日本军事统治之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即作为侵略大本营而设立的，日本迈出了侵占东北的转折性的一步。由此，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所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除把俄国视为第一“假想敌国”外还决定实行强行推进，两次日俄协商，以日韩特殊关系和俄蒙特殊利益相承认为调节，明确了“划定两国在南北满洲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满洲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给予支援”的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事发，日本军部便以为“在蒙古掌握各种权利的时机已到”，内阁确定了“永远维护满洲现状”的方针，伺机分割满蒙：次年的日俄第三次协商即为此举而举行的。对日本的强硬政策，对华同志联合会也倍加鼓动，其《满蒙问题理由书》指出，“经济资源贫乏之我国，除政治实力外无可依恃”。为实践方案，日本制造了未遂的满蒙独立运动。
一战期间，沙俄忙于欧洲战事和处置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这对日本来说是难逢的机遇，于是日本大肆扩大东北权益。1915年二十一条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铁路期限延长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1916年向沙俄提出了以提供武器为条件、收买长春至哈尔滨铁路的扩大日本在满洲势力范围的方案；1917年俄国革命举事，日本迅速将注意力集中到把满洲北部和西伯利亚纳入日本体系上来，关东军参谋本部作出了侵略性的反应，从段祺瑞“陆海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军得到可以以“共同作战”为名合法地开进中国境内、控制全部满洲的保证，把侵略势力扩张到北满。
战后初期，日本将侵略进一步升级为排他独占，出兵西伯利亚之后随即于1919年设立关东军司令部，“统率关东州及南满陆军各部队，并保卫关东州及南满之铁路”；参谋本部的东西伯利亚统治论重新抬头，增派大军确保远东三州作为保卫满蒙的第一线。由于苏俄有效地保卫了东西伯利亚，陆军当局转令海参崴派遣军将“兵力大致部署在中东铁路到苏昌一线以南的北满及沿海州的南部”，进兵西伯利亚的目的一变而为保卫韩、满了。日本在“消除对朝鲜、满洲的威胁”前提下与苏俄交涉两国关系，同时又因苏俄宣布放弃沙俄在华特殊利益和致力于国内经济恢复及统一，日本就在1923年再度修改方针，将美国列为陆海军的头等对象，对中苏改行“以亲善为宗旨，谋求对其利用，并经常备以威慑之实力”方针。尽管如此，统治集团对苏联还是各加防范，在两次直奉大战中给张作霖以有形无形的援助。
二十年代中后叶是日本“东北殖民地化”阴谋实施及其内外矛盾交织的主要阶段。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以满蒙新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抛开不干涉政策进军满洲。对于满洲的“未来”，外务与内阁意向相径，外务省亚洲局主张另树他人取代由日本扶植对东北进行军阀统治的张作霖，“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权问题截然分开；关东军则提出把满洲傀儡化的设想，田中基本上也持此态度，旨在试图通过张作霖建立在东北的霸权。但反帝运动不断高涨的中国时势，使得张作霖对日本在东北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要求上有所顾虑且开始抵触，日本认为这对其“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东方会议决策加强控制张作霖并使之接受全部条件，否则寻机解除武装。在人民的一片声讨中，张作霖在密约和正式合同上与日方斡旋，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不敢全部应承，田中设法包围张作霖“力求速决”和“采取果断措施”的指令未生奏效。
济南惨案后，北伐军绕道北上逼近津京地区，张作霖败局已定。内阁着速裁决满洲措施。张作霖得5.18各忘录令后服从日本外撤退守，纵使当时有迹象表明南京政府表面上抗议备忘录而实际上决定将北伐止于长城以南、田中停止执行出兵计划而仍扶张保满，然按捺不住侵略欲望的关东军已极为不满，拟出满洲自治论后就策动了从朝鲜调兵谋刺张作霖的事件，以引起纠纷契机来达到目的，田中的梦想随之灰飞烟灭。事后，东北局势却出乎地“宁静”，关东军诡计破产。
张作霖案惊动了日本政界。元老派坚决要求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以维军纪，即使同中国的关系一时恶化，也要维护国际信誉”：军国主义的政友会则断然反对，称“这样做将损害陆军的名誉，丧失日本的国际信誉”。于此，天皇先是命令“要维护军纪”，“万一外国流转的谣言是真的，就要坦率地同外国讲清事实……以赢得国际信誉”。鉴此，田中保证，“如果是军队所为，就要送交军法会议，以正军纪”；但这只是搪塞而已，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的田中一方面掩盖真相反诬中方所为，另方面对擅自调军按律当死的主谋河本只建议予以行政处分；事后天皇同意了行政处分，并说“希望今后军人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这等于赞同陆军的越权行动，天皇对事件的看法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二、俄国企图称霸东北
军事占领和签订不平等条约是沙俄侵华的一贯手段。1895年俄国趁日清媾和之际进驻东北。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俄旋即异议：必须确保满洲以做为俄国的垄断市场；宁可让出旅顺，也不能让日本插手满洲本土。于是，俄纠合法、德对日干涉，又因美英对日本的“过火行为”不满而拒其联合抗俄的请求，孤立的日本自认“制造新敌国决非上策”，在权衡利弊后妥协，签订了《辽东半岛退还条约》。但甲午战争反而刺激了沙俄对东北的侵略，满洲成了俄国政策的焦点，1896年《中俄密约》俄拟定在东北筑路及运送军需品，以“共同防日”为名在东北伸入势力；《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获受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把东北变成其势力范围。1898年沙俄强租旅大并攫取南满铁路的铺设权，12 月俄舰驶入旅顺口，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由于俄国海军扩充计划还未达到发挥实效的目的而日军数量又比俄远东兵力占优势，俄有所退让，声言“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俄国不容置疑地必须维持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双方达成“满韩交换”协议：俄不干涉朝鲜内政，日本“可以承认满洲及其沿岸不属于日本利害关系范围之内，这事实上是认可了沙俄的东北政策。同年的英俄《斯科特一穆拉维约夫协定》，俄国相应地得到英国“满洲为俄修建铁路的范围，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的承诺。
义和团运动期间，俄令东西伯利亚军进犯满洲，仅在几个月内就基本上占领了东北全境，《暂定满洲军事条约》庇护了占领的“合法化”，俄《新闻报》狂称要变东三省为“黄俄罗斯”。沙俄还以撤兵为条件获取各种特权。沙俄的执拗傲视与日本的偏执外交形成不可调和的对局，双方都摆出了采取积极侵略政策的态势，日俄战争成离弦之箭。这场战争沙俄败北丢失了南满统治权，称霸整个东北的计策从此搁浅，战略转攻为守。
二十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骤变，帝国主义矛盾日趋对立，沙俄军备竞赛步伐也在加快，但它又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故而无力回击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对日本分割蒙古、满蒙独立甚至单独出兵东北的阴谋并无多大异议，愿与日本伺机“一举分割满洲蒙古”；袁世凯死后，双方强调合作，相约南北分治，订立“同盟条约”以“保卫”在以前的密约中两国互相承认的“在远东之领土权利或特殊利益”。然而，沙俄终究是鞭长莫及，薄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一次大战中暴露无遗，被迫接受日本用武器交换北满部分铁路的预谋，从而为日本包围北满铺平道路，给日本取而代之以可乘之机。俄国革命发难，日本就迅速排挤沙俄进占北满。
苏维埃政府摒弃沙俄侵占政策，在东北只保留中东铁路的某些经济活动，1924年9月同张作霖缔结了关于中东铁路的协定，规定中苏共同经营、禁止宣传的原则；次年又在尼港事件、库页岛互利、停止相互宣传等问题上与日本形成协约。然时过未几，中国局势再度变化，在反共政变的日子里，张作霖以“苏联大使唆使颠覆中国政府和扰乱治安”为由，强行搜查苏联在京大使馆；在满洲，奉系军阀也以苏联违反中东铁路共同经营原则、夺取实权并利用该铁路进行共产主义渗透等为借口，煽动反共反苏情绪；1927年12月，中苏中止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讲，苏联在中东路的势力和影响于“易帜”前已名存实亡。
三、美国实行“门户开放”
东北一向是日本和俄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这里从来没能通行无阻，该放政策在东北的表现是排俄抑日。
美俄对东北的公开争夺始于二十世纪初美国东亚国策的提出。美国视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其对华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并在列强中位居榜首，因此美国特别关注这一地区。沙俄力图把东北建成自己的独立范围，美国的涉足使沙俄不安，俄正式确立对东三省的“新方针”；拒向美国开放东北港口，干预美国增设领事馆，试图施用军事手段驱逐美国势力。美国也刻意钻营，以牛庄为突破口，依凭美中《通船行船续订条约》取得奉天、安东开埠通商的权利。对于日本，美国同样是遏制，甲午战争中当日军侵入辽东时，美国就发出警告说：适可而止，“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德、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名义瓜分中国”，从而对日本不利一。
战后，日本成了美国争夺东北的主要劲敌，双方在机会均等、外交盟约、资本渗透、出兵苏俄诸方面犄角对峙，日本稍占上风。其一，日本拒绝罗斯福提出的满洲中立意见，美国削俄扩张对策受到日本的排斥，日本反对开放和出让南满铁路，给美国的经济扩展设置障碍，美国在东北的出口额因此下降了25％；1919年以美国为首的借款团要求施行于满蒙地区，日本则假借张作霖之手扩大权利，重申“确保我对满蒙之特殊地位”，美国未达预期效果。其二，日俄改善双边关系，两次协定划分了各自的东北势力范围，美国扩张企图难成夙愿，《鲁特一高平协定》被追默许日本在东北的自由行动，承应东北是日本的特殊区域……日本对东北的贪欲越来越大，强迫清政府签署《中日东三省协定》，规定南满铁路的周围地区，无论它国或清政府，一律不准再建筑铁路，矛头直指美国。其三，美国的金元外交同日本展开大规模角逐，美国趁清政府借款修建锦瑗路以对抗南满、中东铁路之机炮制了“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拟通过国际共管满铁和独建锦铁来排除日本人，因英、法、德不予附和及日、俄对其激烈抵触而未果；后威尔逊国际银行团的方案也因日本的坚决干预而罢休。
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实力膨胀，美国决意与日本制衡东北，居于优势。①美国实行单边政策，一面同已失去日俄同盟侵略支柱的日本维系合作，一面玩弄伎俩，扶植代理人：先是承认北京政府，增大在华军力，阻挠中国革命：后与蒋缔约，转向南京国民政府，大张势力。②美国重新评价二十一条中关于南满、东蒙的条约，视之为美在华利益的羁绊，针锋相对地制定“橙色作战计划”加强太平洋舰队；以“非战公约”关于相互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条款来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的活动：至于国民政府的北伐，田中扬言“战乱进展到京津地区，如波及满洲，日本为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有效的措施”，美称这是有意“设立保护领地”，慑于美国的干碍，日本政府未准进军山海关。③二十年代中，美国对华出口只占中国进口额的16～18％，日本占了27％；为扭转不利地位，美向东方拓植株式会社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贷款，这不失为在东北渗透美元的又一捷径。④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加强了原则外交，把“应该承认日本有必要去占有中国东北市场和原料”看作是因为日本不仅是主要竞争者而且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还可作为反苏基地；日本受制于华盛顿会议而暂缓强劲攻势，结与美国“释嫌修好”、“敦睦邦交”。美国终于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可见，门户开放政策对俄日独占或共占分享都形成制度。
四、英国推行“势力均衡”
英国在东北推行势力均衡政策体现在扶日抑俄和联美制日。
十九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捷足先登把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英国对沙俄在东北的扩张甚为干急，向德国提出联手拒俄的主张，但德国不以为然，说“俄国人在亚洲愈多惹事，欧洲就愈安静”，英德联合对俄构想归于失败；作为抗衡，英国提出了威海卫的要求，以“维护”“大国在渤海湾的均势”。随后，基于门户开放政策不把九龙包容在内，同时这又是抗俄的极好时机，英美不谋而合，“在中国实行贸易均等”是“绝对必要的”，其率先表决是对俄独据满洲野心的一大回击。甲午战后，日本崛起，强行“大陆政策”，声称“满洲问题不解决，工商业就没有发展希望……”英国主动伙同美国怂恿日本与俄国决战。战后英国中止合作，延缓了美国在东北的资本渗透进程。美国金元外交方向之一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入中国向列强贷款的行列，因而提出了旨在针对东北的诺克斯计划，英国冷漠 反目，说它“不是英、美在远东合作所希望的”，会引起“与日本发生意见分歧的危险”。
一、二十年代，日本由分享东北利益到独霸东北的企求急不可待，二十一条也射影了英国利益，英国着即表态“中国的前途不决定于由日本来充当远东的霸主……更在于国际援助和合作，而不在于利害不同的各个集团的竞争或个别大国的支配。”。鉴于美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执着要求与英国相等制海权及美元对欧洲经济复兴的支配作用和考虑到东亚的广泛利益，英国愿以英、美、日三国同盟来取代英日同盟，打破东北的旧均势网。英国分合并进的东北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大国对垒，但同时也使东北的帝国主义矛盾愈加复杂化。
五、中国政府亲美“制夷”
清朝面对列强染指东北束手无策，为了更便于卖国，主张“一体均沾”和“以夷制夷”，亦即“远交近攻”；而从总体上看，还是倾向借助于美国的。沙俄进兵东北时，张之洞就建议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引进美等力量迫使沙俄退兵。二十世纪初，清朝幻想运用“厚集洋债”的办法，“互均实力”，以“破日俄相持之局”；1910年10月请美国单独给清政府所谓货币改革及振兴满洲实业贷款”。
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清朝卖国衣钵，不仅直系依恃美国，就连奉系张作霖也感到没有美国的一臂之助难以支撑全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巧妙地以“目前最严重的威胁就是布尔什维克问题，苏维埃在中国的活动大大危及在中国的外国人财产和生命”回答美国“至今未曾承认苏维埃政权的这一事实”的设问，两者在反苏反共立场上一拍即合，张作霖不惜以“修约”为筹码换得美国认定北京政府的“联合照会”…。
南京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很快不投入美国的怀抱，美国为了羁勒和驱使蒋介石政府镇压中国革命运动而表示“中美亲善”、反对“军事独裁”(张作霖)。蒋介石还被美国四千万元所驾驭而加速反共政变步伐。蒋投美之际亦即反共反苏之时，1927年12月南京政府借言驻广州苏联领事馆指导广州起义，下令关闭各地苏联领事馆及贸易机构。
蒋介石勾结美国的另一大目标就是东北问题。1927年11月蒋访日，赞同田中反共约定。但拒绝“不要太急于北伐”、保全张作霖、把东北特殊化的提议，立意重新北伐，直言“中国之实行排日，盖由于认为日本帮助张作霖之故”，这也是美国积虑用心所在。皇姑屯事件后，蒋介石规劝张学良“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美国推波助澜，派端纳到东北游说，要求“支持关于巩固中国阵线的政策”。
从上述可知，日本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是既定国策，但在施行中矛盾重重，潜伏的矛盾在蒋介石北伐奉系引动下全面爆发：①作为至高无上的天皇，在侵略东北和内外舆论的平衡体上，形谴越权行为实纵陆军做法：②就国内政派而言，元老们关注国际关系而反对过急行事，激进派则重于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⑧关东军和田中决策不一，谋杀张作霖与田中扶张保满的本意不相吻合；④过急情绪的膨胀，也使关东军言行相悖。沙俄早有侵略东北的野心。时刻寻机扩大在东北的特权和利益，但囿于有限的实力、日美的强大和一次大战的重创，加以苏俄摒弃帝国主义政策，又由于军阀、南京政府反苏反共，俄(苏)在东北的势力逐渐退缩。美国竭力从东北打开门户开放政策方便之门，同日本长期较量，日本不可能让东北利益与其均沾，美国也不可能放弃原则外交：战后美国一跃而成世界上帝国主义大国，终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对日本构成重负。英国插手东北事务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当任何一个列强危及其“均衡”政策时，英国就毫不迟疑地由一方倾斜向另一方，这种外交手腕，缓冲而复杂了大国矛盾；尤其是联美，对日本打击更大。旧中国历代统治者，反动卖国是本性，又惧于侵略者外交矛盾的压力，因此“门户开放”就成了它们“远交近攻”的最好标榜了，亲美势力的沿续和增长改变了东北政治力量结构。
总之，这些历史上错综的矛盾带来了复杂的东北形势，也造成了侵略者的侵略空隙，为身负家仇国耻的张学良创造了挣脱帝国主义殖民枷锁的有利时机，张学良洞察时局，不屈于日本若“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情事，为了维护我国既得利益，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的威逼，进发爱国激情：“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遂于12月26日毅然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关键词：矛盾剖析；影响事件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和阻挠而采取的果敢的爱国举动，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对于其他大国觊觎东北，也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该事件的发生，有其复杂的矛盾关系背景。本文拟就近代史上日、俄、美、英主要大国在东北的争夺及其矛盾的演变和实力的消长以及相关时代中国当政势力政治倾向对事件引发的影响作粗略探讨。
一、日本谋划东北独立
日本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蓄谋已久。早于十九世纪末，日本就在“俄国必将侵入满洲、蒙古”的驱动下提出了强硬论；1892年俄国远东舰队以避冬为名开进长崎港，使日本对俄威胁有切肤之感；因此，日本第四届议会制定了扩充海军的方针，军国主义登台了。
甲午战争是日本侵华实力检验的一次大会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实了日本“驴蒙虎皮”的蔑视。战后，日本大踏步跻身于列强之伍，为抵制沙俄南下而成立的英日同盟，不仅是英国的需要，更是日本藉以遏制俄国、力挫其独霸东北的有力武器；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拒不彻底执行《满洲撤兵协定》无疑成为日本发动日俄战争的难寻事端，战后《日俄和平条约》规定日本承袭原俄在南满的全部权利，《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又使南满处于日本军事统治之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即作为侵略大本营而设立的，日本迈出了侵占东北的转折性的一步。由此，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所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除把俄国视为第一“假想敌国”外还决定实行强行推进，两次日俄协商，以日韩特殊关系和俄蒙特殊利益相承认为调节，明确了“划定两国在南北满洲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满洲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给予支援”的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事发，日本军部便以为“在蒙古掌握各种权利的时机已到”，内阁确定了“永远维护满洲现状”的方针，伺机分割满蒙：次年的日俄第三次协商即为此举而举行的。对日本的强硬政策，对华同志联合会也倍加鼓动，其《满蒙问题理由书》指出，“经济资源贫乏之我国，除政治实力外无可依恃”。为实践方案，日本制造了未遂的满蒙独立运动。
一战期间，沙俄忙于欧洲战事和处置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这对日本来说是难逢的机遇，于是日本大肆扩大东北权益。1915年二十一条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铁路期限延长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1916年向沙俄提出了以提供武器为条件、收买长春至哈尔滨铁路的扩大日本在满洲势力范围的方案；1917年俄国革命举事，日本迅速将注意力集中到把满洲北部和西伯利亚纳入日本体系上来，关东军参谋本部作出了侵略性的反应，从段祺瑞“陆海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军得到可以以“共同作战”为名合法地开进中国境内、控制全部满洲的保证，把侵略势力扩张到北满。
战后初期，日本将侵略进一步升级为排他独占，出兵西伯利亚之后随即于1919年设立关东军司令部，“统率关东州及南满陆军各部队，并保卫关东州及南满之铁路”；参谋本部的东西伯利亚统治论重新抬头，增派大军确保远东三州作为保卫满蒙的第一线。由于苏俄有效地保卫了东西伯利亚，陆军当局转令海参崴派遣军将“兵力大致部署在中东铁路到苏昌一线以南的北满及沿海州的南部”，进兵西伯利亚的目的一变而为保卫韩、满了。日本在“消除对朝鲜、满洲的威胁”前提下与苏俄交涉两国关系，同时又因苏俄宣布放弃沙俄在华特殊利益和致力于国内经济恢复及统一，日本就在1923年再度修改方针，将美国列为陆海军的头等对象，对中苏改行“以亲善为宗旨，谋求对其利用，并经常备以威慑之实力”方针。尽管如此，统治集团对苏联还是各加防范，在两次直奉大战中给张作霖以有形无形的援助。
二十年代中后叶是日本“东北殖民地化”阴谋实施及其内外矛盾交织的主要阶段。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以满蒙新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抛开不干涉政策进军满洲。对于满洲的“未来”，外务与内阁意向相径，外务省亚洲局主张另树他人取代由日本扶植对东北进行军阀统治的张作霖，“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权问题截然分开；关东军则提出把满洲傀儡化的设想，田中基本上也持此态度，旨在试图通过张作霖建立在东北的霸权。但反帝运动不断高涨的中国时势，使得张作霖对日本在东北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要求上有所顾虑且开始抵触，日本认为这对其“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东方会议决策加强控制张作霖并使之接受全部条件，否则寻机解除武装。在人民的一片声讨中，张作霖在密约和正式合同上与日方斡旋，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不敢全部应承，田中设法包围张作霖“力求速决”和“采取果断措施”的指令未生奏效。
济南惨案后，北伐军绕道北上逼近津京地区，张作霖败局已定。内阁着速裁决满洲措施。张作霖得5.18各忘录令后服从日本外撤退守，纵使当时有迹象表明南京政府表面上抗议备忘录而实际上决定将北伐止于长城以南、田中停止执行出兵计划而仍扶张保满，然按捺不住侵略欲望的关东军已极为不满，拟出满洲自治论后就策动了从朝鲜调兵谋刺张作霖的事件，以引起纠纷契机来达到目的，田中的梦想随之灰飞烟灭。事后，东北局势却出乎地“宁静”，关东军诡计破产。
张作霖案惊动了日本政界。元老派坚决要求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以维军纪，即使同中国的关系一时恶化，也要维护国际信誉”：军国主义的政友会则断然反对，称“这样做将损害陆军的名誉，丧失日本的国际信誉”。于此，天皇先是命令“要维护军纪”，“万一外国流转的谣言是真的，就要坦率地同外国讲清事实……以赢得国际信誉”。鉴此，田中保证，“如果是军队所为，就要送交军法会议，以正军纪”；但这只是搪塞而已，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的田中一方面掩盖真相反诬中方所为，另方面对擅自调军按律当死的主谋河本只建议予以行政处分；事后天皇同意了行政处分，并说“希望今后军人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这等于赞同陆军的越权行动，天皇对事件的看法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二、俄国企图称霸东北
军事占领和签订不平等条约是沙俄侵华的一贯手段。1895年俄国趁日清媾和之际进驻东北。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俄旋即异议：必须确保满洲以做为俄国的垄断市场；宁可让出旅顺，也不能让日本插手满洲本土。于是，俄纠合法、德对日干涉，又因美英对日本的“过火行为”不满而拒其联合抗俄的请求，孤立的日本自认“制造新敌国决非上策”，在权衡利弊后妥协，签订了《辽东半岛退还条约》。但甲午战争反而刺激了沙俄对东北的侵略，满洲成了俄国政策的焦点，1896年《中俄密约》俄拟定在东北筑路及运送军需品，以“共同防日”为名在东北伸入势力；《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获受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把东北变成其势力范围。1898年沙俄强租旅大并攫取南满铁路的铺设权，12 月俄舰驶入旅顺口，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由于俄国海军扩充计划还未达到发挥实效的目的而日军数量又比俄远东兵力占优势，俄有所退让，声言“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俄国不容置疑地必须维持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双方达成“满韩交换”协议：俄不干涉朝鲜内政，日本“可以承认满洲及其沿岸不属于日本利害关系范围之内，这事实上是认可了沙俄的东北政策。同年的英俄《斯科特一穆拉维约夫协定》，俄国相应地得到英国“满洲为俄修建铁路的范围，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的承诺。
义和团运动期间，俄令东西伯利亚军进犯满洲，仅在几个月内就基本上占领了东北全境，《暂定满洲军事条约》庇护了占领的“合法化”，俄《新闻报》狂称要变东三省为“黄俄罗斯”。沙俄还以撤兵为条件获取各种特权。沙俄的执拗傲视与日本的偏执外交形成不可调和的对局，双方都摆出了采取积极侵略政策的态势，日俄战争成离弦之箭。这场战争沙俄败北丢失了南满统治权，称霸整个东北的计策从此搁浅，战略转攻为守。
二十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骤变，帝国主义矛盾日趋对立，沙俄军备竞赛步伐也在加快，但它又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故而无力回击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对日本分割蒙古、满蒙独立甚至单独出兵东北的阴谋并无多大异议，愿与日本伺机“一举分割满洲蒙古”；袁世凯死后，双方强调合作，相约南北分治，订立“同盟条约”以“保卫”在以前的密约中两国互相承认的“在远东之领土权利或特殊利益”。然而，沙俄终究是鞭长莫及，薄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一次大战中暴露无遗，被迫接受日本用武器交换北满部分铁路的预谋，从而为日本包围北满铺平道路，给日本取而代之以可乘之机。俄国革命发难，日本就迅速排挤沙俄进占北满。
苏维埃政府摒弃沙俄侵占政策，在东北只保留中东铁路的某些经济活动，1924年9月同张作霖缔结了关于中东铁路的协定，规定中苏共同经营、禁止宣传的原则；次年又在尼港事件、库页岛互利、停止相互宣传等问题上与日本形成协约。然时过未几，中国局势再度变化，在反共政变的日子里，张作霖以“苏联大使唆使颠覆中国政府和扰乱治安”为由，强行搜查苏联在京大使馆；在满洲，奉系军阀也以苏联违反中东铁路共同经营原则、夺取实权并利用该铁路进行共产主义渗透等为借口，煽动反共反苏情绪；1927年12月，中苏中止关系。从某种角度上讲，苏联在中东路的势力和影响于“易帜”前已名存实亡。
三、美国实行“门户开放”
东北一向是日本和俄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这里从来没能通行无阻，该放政策在东北的表现是排俄抑日。
美俄对东北的公开争夺始于二十世纪初美国东亚国策的提出。美国视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其对华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并在列强中位居榜首，因此美国特别关注这一地区。沙俄力图把东北建成自己的独立范围，美国的涉足使沙俄不安，俄正式确立对东三省的“新方针”；拒向美国开放东北港口，干预美国增设领事馆，试图施用军事手段驱逐美国势力。美国也刻意钻营，以牛庄为突破口，依凭美中《通船行船续订条约》取得奉天、安东开埠通商的权利。对于日本，美国同样是遏制，甲午战争中当日军侵入辽东时，美国就发出警告说：适可而止，“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德、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名义瓜分中国”，从而对日本不利一。
战后，日本成了美国争夺东北的主要劲敌，双方在机会均等、外交盟约、资本渗透、出兵苏俄诸方面犄角对峙，日本稍占上风。其一，日本拒绝罗斯福提出的满洲中立意见，美国削俄扩张对策受到日本的排斥，日本反对开放和出让南满铁路，给美国的经济扩展设置障碍，美国在东北的出口额因此下降了25％；1919年以美国为首的借款团要求施行于满蒙地区，日本则假借张作霖之手扩大权利，重申“确保我对满蒙之特殊地位”，美国未达预期效果。其二，日俄改善双边关系，两次协定划分了各自的东北势力范围，美国扩张企图难成夙愿，《鲁特一高平协定》被追默许日本在东北的自由行动，承应东北是日本的特殊区域……日本对东北的贪欲越来越大，强迫清政府签署《中日东三省协定》，规定南满铁路的周围地区，无论它国或清政府，一律不准再建筑铁路，矛头直指美国。其三，美国的金元外交同日本展开大规模角逐，美国趁清政府借款修建锦瑗路以对抗南满、中东铁路之机炮制了“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拟通过国际共管满铁和独建锦铁来排除日本人，因英、法、德不予附和及日、俄对其激烈抵触而未果；后威尔逊国际银行团的方案也因日本的坚决干预而罢休。
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实力膨胀，美国决意与日本制衡东北，居于优势。①美国实行单边政策，一面同已失去日俄同盟侵略支柱的日本维系合作，一面玩弄伎俩，扶植代理人：先是承认北京政府，增大在华军力，阻挠中国革命：后与蒋缔约，转向南京国民政府，大张势力。②美国重新评价二十一条中关于南满、东蒙的条约，视之为美在华利益的羁绊，针锋相对地制定“橙色作战计划”加强太平洋舰队；以“非战公约”关于相互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条款来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的活动：至于国民政府的北伐，田中扬言“战乱进展到京津地区，如波及满洲，日本为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有效的措施”，美称这是有意“设立保护领地”，慑于美国的干碍，日本政府未准进军山海关。③二十年代中，美国对华出口只占中国进口额的16～18％，日本占了27％；为扭转不利地位，美向东方拓植株式会社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贷款，这不失为在东北渗透美元的又一捷径。④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加强了原则外交，把“应该承认日本有必要去占有中国东北市场和原料”看作是因为日本不仅是主要竞争者而且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还可作为反苏基地；日本受制于华盛顿会议而暂缓强劲攻势，结与美国“释嫌修好”、“敦睦邦交”。美国终于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可见，门户开放政策对俄日独占或共占分享都形成制度。
四、英国推行“势力均衡”
英国在东北推行势力均衡政策体现在扶日抑俄和联美制日。
十九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捷足先登把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英国对沙俄在东北的扩张甚为干急，向德国提出联手拒俄的主张，但德国不以为然，说“俄国人在亚洲愈多惹事，欧洲就愈安静”，英德联合对俄构想归于失败；作为抗衡，英国提出了威海卫的要求，以“维护”“大国在渤海湾的均势”。随后，基于门户开放政策不把九龙包容在内，同时这又是抗俄的极好时机，英美不谋而合，“在中国实行贸易均等”是“绝对必要的”，其率先表决是对俄独据满洲野心的一大回击。甲午战后，日本崛起，强行“大陆政策”，声称“满洲问题不解决，工商业就没有发展希望……”英国主动伙同美国怂恿日本与俄国决战。战后英国中止合作，延缓了美国在东北的资本渗透进程。美国金元外交方向之一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入中国向列强贷款的行列，因而提出了旨在针对东北的诺克斯计划，英国冷漠 反目，说它“不是英、美在远东合作所希望的”，会引起“与日本发生意见分歧的危险”。
一、二十年代，日本由分享东北利益到独霸东北的企求急不可待，二十一条也射影了英国利益，英国着即表态“中国的前途不决定于由日本来充当远东的霸主……更在于国际援助和合作，而不在于利害不同的各个集团的竞争或个别大国的支配。”。鉴于美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执着要求与英国相等制海权及美元对欧洲经济复兴的支配作用和考虑到东亚的广泛利益，英国愿以英、美、日三国同盟来取代英日同盟，打破东北的旧均势网。英国分合并进的东北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大国对垒，但同时也使东北的帝国主义矛盾愈加复杂化。
五、中国政府亲美“制夷”
清朝面对列强染指东北束手无策，为了更便于卖国，主张“一体均沾”和“以夷制夷”，亦即“远交近攻”；而从总体上看，还是倾向借助于美国的。沙俄进兵东北时，张之洞就建议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引进美等力量迫使沙俄退兵。二十世纪初，清朝幻想运用“厚集洋债”的办法，“互均实力”，以“破日俄相持之局”；1910年10月请美国单独给清政府所谓货币改革及振兴满洲实业贷款”。
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清朝卖国衣钵，不仅直系依恃美国，就连奉系张作霖也感到没有美国的一臂之助难以支撑全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巧妙地以“目前最严重的威胁就是布尔什维克问题，苏维埃在中国的活动大大危及在中国的外国人财产和生命”回答美国“至今未曾承认苏维埃政权的这一事实”的设问，两者在反苏反共立场上一拍即合，张作霖不惜以“修约”为筹码换得美国认定北京政府的“联合照会”…。
南京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很快不投入美国的怀抱，美国为了羁勒和驱使蒋介石政府镇压中国革命运动而表示“中美亲善”、反对“军事独裁”(张作霖)。蒋介石还被美国四千万元所驾驭而加速反共政变步伐。蒋投美之际亦即反共反苏之时，1927年12月南京政府借言驻广州苏联领事馆指导广州起义，下令关闭各地苏联领事馆及贸易机构。
蒋介石勾结美国的另一大目标就是东北问题。1927年11月蒋访日，赞同田中反共约定。但拒绝“不要太急于北伐”、保全张作霖、把东北特殊化的提议，立意重新北伐，直言“中国之实行排日，盖由于认为日本帮助张作霖之故”，这也是美国积虑用心所在。皇姑屯事件后，蒋介石规劝张学良“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美国推波助澜，派端纳到东北游说，要求“支持关于巩固中国阵线的政策”。
从上述可知，日本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是既定国策，但在施行中矛盾重重，潜伏的矛盾在蒋介石北伐奉系引动下全面爆发：①作为至高无上的天皇，在侵略东北和内外舆论的平衡体上，形谴越权行为实纵陆军做法：②就国内政派而言，元老们关注国际关系而反对过急行事，激进派则重于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⑧关东军和田中决策不一，谋杀张作霖与田中扶张保满的本意不相吻合；④过急情绪的膨胀，也使关东军言行相悖。沙俄早有侵略东北的野心。时刻寻机扩大在东北的特权和利益，但囿于有限的实力、日美的强大和一次大战的重创，加以苏俄摒弃帝国主义政策，又由于军阀、南京政府反苏反共，俄(苏)在东北的势力逐渐退缩。美国竭力从东北打开门户开放政策方便之门，同日本长期较量，日本不可能让东北利益与其均沾，美国也不可能放弃原则外交：战后美国一跃而成世界上帝国主义大国，终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对日本构成重负。英国插手东北事务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当任何一个列强危及其“均衡”政策时，英国就毫不迟疑地由一方倾斜向另一方，这种外交手腕，缓冲而复杂了大国矛盾；尤其是联美，对日本打击更大。旧中国历代统治者，反动卖国是本性，又惧于侵略者外交矛盾的压力，因此“门户开放”就成了它们“远交近攻”的最好标榜了，亲美势力的沿续和增长改变了东北政治力量结构。
总之，这些历史上错综的矛盾带来了复杂的东北形势，也造成了侵略者的侵略空隙，为身负家仇国耻的张学良创造了挣脱帝国主义殖民枷锁的有利时机，张学良洞察时局，不屈于日本若“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情事，为了维护我国既得利益，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的威逼，进发爱国激情：“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遂于12月26日毅然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