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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玉蟾山,凿有佛像400余尊,就数量而言,可谓寒酸,不过,这里却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明代佛教摩崖石窟群。南宋末年,蒙古铁骑攻入四川,大足宝顶山的工匠四散逃亡,四川石窟一度陷入沉寂,而明代的玉蟾山,却与甘肃庄浪石窟交相辉映,堪称蒙古人的铁骑下绽放的莲花,是元人百余年禁锢统治过后重新燃烧的石窟火种。
■ 石窟火种在玉蟾山重燃
玉蟾山距离泸县县城只有1公里,距离现代社会却超过了500余年,明代的风韵一直在这里挥之不去。玉蟾山金鳌峰岩壁上,开凿有400余尊明代佛像,诸如九龙浴太子、千手观音、十八罗汉漂海图、养鸡女、六道轮回图等等。与安岳、大足石刻动辄数万尊佛像比起来,玉蟾山石窟数目可谓寒酸,似乎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落,不过,这并不影响它在四川乃至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玉蟾山石刻大多开凿于明代,至今仍能看到“永乐二十二年”“景泰六年”“天启乙丑(五年)”“嘉靖乙亥(十八年)”等题记。
深秋的玉蟾山已是一派萧瑟的景象,纷黄的落叶铺满了上山的石板路,踩在上面“沙沙”作响,一步一步引领着你走向朝拜之路。玉蟾山“遍山皆石,无石不蟾”,山上遍布形似蟾蜍的石头,因而得名,尤以金鳌峰风景最佳,摩崖石刻就环刻于金鳌峰山腰上。明嘉靖十八年(1539),诗人杨慎游玉蟾山,其时,玉蟾山上的工匠,正挥汗如雨,挥动手中的铁锤开凿石窟,不知道杨慎在题下“金鳌峰”三字时,时断断续续的凿石声,是否曾飘荡在这位谪官耳中。
石窟本是古印度僧侣修行的密所,中央是僧侣集会的大厅,两旁为住处,后来根据性质与用途发展为两大类型:一为“礼拜窟”,窟里雕刻佛像,供信徒顶礼膜拜;二为“僧房窟”,供僧侣修行居住。佛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那些恢宏的“礼拜窟”也在中国北方的岩壁上出现,并一路向东,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由星星点点逐渐连崖结片,在中国北方连成了一条石窟长廊。
早期石窟往往具有皇家血统,北魏文成帝、南朝梁武帝、唐代武则天都曾是狂热的佛教信徒,著名的龙门卢舍那大像窟,传说就是武则天所捐“脂粉钱二万贯”凿成的。安史之乱后,北方知名石窟相继衰落,石窟沿着金牛道、米仓道入蜀,在广元千佛崖,巴中南龛、北龛,邛崃花置寺留下诸多精品后,最终出现了安岳、大足等堪与云冈、龙门媲美的石窟中心。四川也接过中国石窟艺术的接力棒,成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南宋末年,蒙军攻宋,四川亦难逃战火,蒙古人建立元朝后,四川佛教石窟一度陷入沉寂,蒙古人的铁骑割破了中国石窟的脉搏,大足石刻也往往被视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终点。
时至明代,中国石窟造像陷入低谷,明人多致力于对前朝石窟加以修葺,对残破佛像加以重塑、妆彩,却少见大规模开凿。就目前所知,明代中国北方、南方各出现了一处大规模石窟中心——甘肃的庄浪石窟与四川的玉蟾山石窟。由于地处深山,长期以来为杂草、枯藤所掩盖,加之学术界早有“唐盛宋衰”之说,认为石窟艺术早在宋代便已衰落,明代更无石窟造像,庄浪石窟、玉蟾山石窟一直寂寂无闻,直到近年来才为世人所知。
■ 明人笔记小说中的鲜活生命
在玉蟾山众多石窟中,第五龛释迦说法与第十九龛千手观音规模最大。释迦说法长4米,高4.6米,进深1.3米,雕有佛像五十六尊,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莲花台于中央,菩萨、天神、罗汉围在四周,静静聆听佛祖教诲。数百年的日晒雨淋,佛像已层层斑驳,褚红色的脸上布满一道道裂纹,露出里面苍白的岩体。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释迦说法雕刻的佛像,早已不是北方石窟中的异域面孔,也不是中国北方人,而是一个个柳眉、杏眼、留着小胡子、身材匀称的南方人,你甚至觉得,在你面前的不是威严的佛像,而是明人笔记小说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佛从中原走到泸县,已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千手观音长3.6米,高5.6米,进深1米,雕有十一头,三十六手,手执宝剑手、金刚轮手、杨枝手、如意宝珠手等各式法器,身后又密布千手,手中刻有眼睛,宛若孔雀开屏一般密布整龛石窟。观音造像在玉蟾山数目最多,除了千手观音,尚有数珠观音、净瓶观音、六臂观音、八臂观音、日月观音等等,自晚唐、五代以来,社会动荡,百姓罹经乱世,救苦救难的观音在四川石窟中大量出现,成为百姓在乱世的寄托。观音也一跃成为佛教最受欢迎的偶像。
相反,那些古印度的佛教经典,却在此时沦为了配角。千手观音下方,有一龛九龙浴太子图,佛教典籍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净饭王长子,名悉多达,降生即能行走七步,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时有九条神龙飞至悉多达头顶,口吐香水,为他洗浴。九龙浴太子图龛高约1米,一旁刻着悉多达在菩提伽耶树下冥思悟道的“悟道图”,直径也不过1米。
中国本土的道家人物,也悄悄出现在金鳌峰岩壁上,与外来的佛像成了邻居,第45龛“刘海戏蟾”本是个道家故事,第70龛玉皇大帝更是道家的众神之王。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一直与本土的儒家与道家进行着激烈论战,三教的每一次冲突,都引起了社会剧烈动荡,令百姓饱受动乱之苦;到了唐代,唐高祖李渊第一次对佛、儒、道三教进行调停,史称“三教论衡”;北宋过后,儒、佛、道三教更为融洽,在大足妙高山,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居然亲密无间地住到了同一个石窟里。从玉蟾山石窟看来,“三教合一”的风气在明代得到延续。
■ 消失在战火中的石雕技法
而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东部庄浪关山深处,此时凿石声也是不绝于耳。甘肃河西至陇东一带是中国石窟最为集中的区域,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明代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造像早已停止,原本默默无闻的庄浪石窟,却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据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副研究员调查,庄浪石窟现存石窟99龛,其中明代石窟60余龛,境内西寺、朝阳寺等地的石窟几乎全部开凿于明代。石窟造像以如来、菩萨、罗汉、天王为主,大多为方形平顶窟,较之玉蟾山,题材颇为单调,玉蟾山石窟形制颇多变幻,有帷幕形、圆形、方形之变。庄浪石窟与玉蟾山石窟,一北一南,堪称中国明代石窟的中心,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它是在蒙古人的铁骑下绽放的莲花,是元人百余年统治过后重新燃烧的石窟火种。
庄浪地处陇山古道要冲,是古代关中通往陇右的必经之地,明代先是为明宗室安王封地,永乐年间安王绝嗣,改属韩王,岩壁上至今尚能看到“大明国陕西平凉府/静宁州主山寺住/持僧无想/韩府内臣李/大明嘉靖拾一年”题记,可见庄浪石窟与韩王崇佛颇有关联。而地处西南一隅的泸县玉蟾山为何出现大规模明代石刻,也成为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
今天的泸县是个远离边境的内陆城市,而六百多年前,这里地当云、贵、川三省要冲,是明朝遏制西南诸夷的重要据点,明人李东阳的《泸县修城碑记》曾有如下记载:“国初建一卫三所,置城池,宿官兵”。明代的一卫约有军士四千五百人,一所大约有一千二百人,李东阳所处的明孝宗弘治年间,在泸县一地的驻军就超过了八千,可见泸县之于明王朝的战略意义,而知名的龙门、云冈石窟,正与其政治地位不无关联。
其次,从路线上看,石窟进入四川后,循着金牛道,由广元、巴中、绵阳,再顺涪江流域经遂宁传入安岳、大足,一路南行,而泸县正位于大足南下的要冲,扼守在由蜀入滇的咽喉之地;再次,《泸县志》记载,泸县明清时期的古桥,五百余座桥墩上雕有龙的图案,明代的泸县,活跃着一批石雕工匠,玉蟾山明代石刻的兴起,应与石雕之风盛行不无关联。
泸县邻近大足,玉蟾山石刻风格与内容明显也能看到大足石刻的影子,释迦说法图、九龙浴太子图、六道轮回图、千手观音都能在大足找到类似造像,这其中又以第11龛村妇图最为典型。如果不告诉你是佛像,你很可能以为这是一位身着长裙、梳着高髻、打着赤脚,提着竹篮给地里的丈夫送饭的村妇,那份淳朴与自然,跟大足石刻养鸡女、牧牛图如出一辙。宋代城市经济较唐代大有发展,市民阶层颇为活跃,受此影响,佛教石窟也有了几分现实色彩。这种风气也在玉蟾山得到延续。
玉蟾山石窟龛一般不大,高不过1米上下,进深也仅有0.2—0.3米,规格与四川五代石窟差不多。纵然已有风化的痕迹,佛像身上却仍能看到一道道深深的刀痕,雕琢气颇浓,佛像造像很是呆板,再也不复唐代石窟的圆润与宋代石窟的精致。
明代堪称“白银时代”,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在战火中重生的文化脉搏,却再也无法恢复到唐风宋韵的鼎盛程度,就石窟而言,明、清佛教造像转而以圆雕为主。至此,在中国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佛教石窟艺术,终于走到尽头。蒙古人的铁骑,中断的不仅是四川的石窟造像,也让传承了数百年之久、自成一体的四川石窟雕刻技法随着那些在战火中流亡、罹难的工匠一起,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
黄昏,我走下玉蟾山,最后一抹残阳洒在玉蟾山岩壁上,斑驳的佛像顿时被注入了神采,古老的莲花台周边笼罩着一层金色的光芒,藤蔓在岩壁上随风摆动,而历史也突然轮回到那个满窟风动、满山皆佛的年代,轮回到玉蟾山的黄金年代。■
■ 石窟火种在玉蟾山重燃
玉蟾山距离泸县县城只有1公里,距离现代社会却超过了500余年,明代的风韵一直在这里挥之不去。玉蟾山金鳌峰岩壁上,开凿有400余尊明代佛像,诸如九龙浴太子、千手观音、十八罗汉漂海图、养鸡女、六道轮回图等等。与安岳、大足石刻动辄数万尊佛像比起来,玉蟾山石窟数目可谓寒酸,似乎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落,不过,这并不影响它在四川乃至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玉蟾山石刻大多开凿于明代,至今仍能看到“永乐二十二年”“景泰六年”“天启乙丑(五年)”“嘉靖乙亥(十八年)”等题记。
深秋的玉蟾山已是一派萧瑟的景象,纷黄的落叶铺满了上山的石板路,踩在上面“沙沙”作响,一步一步引领着你走向朝拜之路。玉蟾山“遍山皆石,无石不蟾”,山上遍布形似蟾蜍的石头,因而得名,尤以金鳌峰风景最佳,摩崖石刻就环刻于金鳌峰山腰上。明嘉靖十八年(1539),诗人杨慎游玉蟾山,其时,玉蟾山上的工匠,正挥汗如雨,挥动手中的铁锤开凿石窟,不知道杨慎在题下“金鳌峰”三字时,时断断续续的凿石声,是否曾飘荡在这位谪官耳中。
石窟本是古印度僧侣修行的密所,中央是僧侣集会的大厅,两旁为住处,后来根据性质与用途发展为两大类型:一为“礼拜窟”,窟里雕刻佛像,供信徒顶礼膜拜;二为“僧房窟”,供僧侣修行居住。佛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那些恢宏的“礼拜窟”也在中国北方的岩壁上出现,并一路向东,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由星星点点逐渐连崖结片,在中国北方连成了一条石窟长廊。
早期石窟往往具有皇家血统,北魏文成帝、南朝梁武帝、唐代武则天都曾是狂热的佛教信徒,著名的龙门卢舍那大像窟,传说就是武则天所捐“脂粉钱二万贯”凿成的。安史之乱后,北方知名石窟相继衰落,石窟沿着金牛道、米仓道入蜀,在广元千佛崖,巴中南龛、北龛,邛崃花置寺留下诸多精品后,最终出现了安岳、大足等堪与云冈、龙门媲美的石窟中心。四川也接过中国石窟艺术的接力棒,成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南宋末年,蒙军攻宋,四川亦难逃战火,蒙古人建立元朝后,四川佛教石窟一度陷入沉寂,蒙古人的铁骑割破了中国石窟的脉搏,大足石刻也往往被视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终点。
时至明代,中国石窟造像陷入低谷,明人多致力于对前朝石窟加以修葺,对残破佛像加以重塑、妆彩,却少见大规模开凿。就目前所知,明代中国北方、南方各出现了一处大规模石窟中心——甘肃的庄浪石窟与四川的玉蟾山石窟。由于地处深山,长期以来为杂草、枯藤所掩盖,加之学术界早有“唐盛宋衰”之说,认为石窟艺术早在宋代便已衰落,明代更无石窟造像,庄浪石窟、玉蟾山石窟一直寂寂无闻,直到近年来才为世人所知。
■ 明人笔记小说中的鲜活生命
在玉蟾山众多石窟中,第五龛释迦说法与第十九龛千手观音规模最大。释迦说法长4米,高4.6米,进深1.3米,雕有佛像五十六尊,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莲花台于中央,菩萨、天神、罗汉围在四周,静静聆听佛祖教诲。数百年的日晒雨淋,佛像已层层斑驳,褚红色的脸上布满一道道裂纹,露出里面苍白的岩体。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释迦说法雕刻的佛像,早已不是北方石窟中的异域面孔,也不是中国北方人,而是一个个柳眉、杏眼、留着小胡子、身材匀称的南方人,你甚至觉得,在你面前的不是威严的佛像,而是明人笔记小说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佛从中原走到泸县,已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千手观音长3.6米,高5.6米,进深1米,雕有十一头,三十六手,手执宝剑手、金刚轮手、杨枝手、如意宝珠手等各式法器,身后又密布千手,手中刻有眼睛,宛若孔雀开屏一般密布整龛石窟。观音造像在玉蟾山数目最多,除了千手观音,尚有数珠观音、净瓶观音、六臂观音、八臂观音、日月观音等等,自晚唐、五代以来,社会动荡,百姓罹经乱世,救苦救难的观音在四川石窟中大量出现,成为百姓在乱世的寄托。观音也一跃成为佛教最受欢迎的偶像。
相反,那些古印度的佛教经典,却在此时沦为了配角。千手观音下方,有一龛九龙浴太子图,佛教典籍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净饭王长子,名悉多达,降生即能行走七步,步步生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时有九条神龙飞至悉多达头顶,口吐香水,为他洗浴。九龙浴太子图龛高约1米,一旁刻着悉多达在菩提伽耶树下冥思悟道的“悟道图”,直径也不过1米。
中国本土的道家人物,也悄悄出现在金鳌峰岩壁上,与外来的佛像成了邻居,第45龛“刘海戏蟾”本是个道家故事,第70龛玉皇大帝更是道家的众神之王。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一直与本土的儒家与道家进行着激烈论战,三教的每一次冲突,都引起了社会剧烈动荡,令百姓饱受动乱之苦;到了唐代,唐高祖李渊第一次对佛、儒、道三教进行调停,史称“三教论衡”;北宋过后,儒、佛、道三教更为融洽,在大足妙高山,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居然亲密无间地住到了同一个石窟里。从玉蟾山石窟看来,“三教合一”的风气在明代得到延续。
■ 消失在战火中的石雕技法
而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东部庄浪关山深处,此时凿石声也是不绝于耳。甘肃河西至陇东一带是中国石窟最为集中的区域,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明代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造像早已停止,原本默默无闻的庄浪石窟,却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据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副研究员调查,庄浪石窟现存石窟99龛,其中明代石窟60余龛,境内西寺、朝阳寺等地的石窟几乎全部开凿于明代。石窟造像以如来、菩萨、罗汉、天王为主,大多为方形平顶窟,较之玉蟾山,题材颇为单调,玉蟾山石窟形制颇多变幻,有帷幕形、圆形、方形之变。庄浪石窟与玉蟾山石窟,一北一南,堪称中国明代石窟的中心,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它是在蒙古人的铁骑下绽放的莲花,是元人百余年统治过后重新燃烧的石窟火种。
庄浪地处陇山古道要冲,是古代关中通往陇右的必经之地,明代先是为明宗室安王封地,永乐年间安王绝嗣,改属韩王,岩壁上至今尚能看到“大明国陕西平凉府/静宁州主山寺住/持僧无想/韩府内臣李/大明嘉靖拾一年”题记,可见庄浪石窟与韩王崇佛颇有关联。而地处西南一隅的泸县玉蟾山为何出现大规模明代石刻,也成为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
今天的泸县是个远离边境的内陆城市,而六百多年前,这里地当云、贵、川三省要冲,是明朝遏制西南诸夷的重要据点,明人李东阳的《泸县修城碑记》曾有如下记载:“国初建一卫三所,置城池,宿官兵”。明代的一卫约有军士四千五百人,一所大约有一千二百人,李东阳所处的明孝宗弘治年间,在泸县一地的驻军就超过了八千,可见泸县之于明王朝的战略意义,而知名的龙门、云冈石窟,正与其政治地位不无关联。
其次,从路线上看,石窟进入四川后,循着金牛道,由广元、巴中、绵阳,再顺涪江流域经遂宁传入安岳、大足,一路南行,而泸县正位于大足南下的要冲,扼守在由蜀入滇的咽喉之地;再次,《泸县志》记载,泸县明清时期的古桥,五百余座桥墩上雕有龙的图案,明代的泸县,活跃着一批石雕工匠,玉蟾山明代石刻的兴起,应与石雕之风盛行不无关联。
泸县邻近大足,玉蟾山石刻风格与内容明显也能看到大足石刻的影子,释迦说法图、九龙浴太子图、六道轮回图、千手观音都能在大足找到类似造像,这其中又以第11龛村妇图最为典型。如果不告诉你是佛像,你很可能以为这是一位身着长裙、梳着高髻、打着赤脚,提着竹篮给地里的丈夫送饭的村妇,那份淳朴与自然,跟大足石刻养鸡女、牧牛图如出一辙。宋代城市经济较唐代大有发展,市民阶层颇为活跃,受此影响,佛教石窟也有了几分现实色彩。这种风气也在玉蟾山得到延续。
玉蟾山石窟龛一般不大,高不过1米上下,进深也仅有0.2—0.3米,规格与四川五代石窟差不多。纵然已有风化的痕迹,佛像身上却仍能看到一道道深深的刀痕,雕琢气颇浓,佛像造像很是呆板,再也不复唐代石窟的圆润与宋代石窟的精致。
明代堪称“白银时代”,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在战火中重生的文化脉搏,却再也无法恢复到唐风宋韵的鼎盛程度,就石窟而言,明、清佛教造像转而以圆雕为主。至此,在中国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佛教石窟艺术,终于走到尽头。蒙古人的铁骑,中断的不仅是四川的石窟造像,也让传承了数百年之久、自成一体的四川石窟雕刻技法随着那些在战火中流亡、罹难的工匠一起,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
黄昏,我走下玉蟾山,最后一抹残阳洒在玉蟾山岩壁上,斑驳的佛像顿时被注入了神采,古老的莲花台周边笼罩着一层金色的光芒,藤蔓在岩壁上随风摆动,而历史也突然轮回到那个满窟风动、满山皆佛的年代,轮回到玉蟾山的黄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