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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旧书生意是图书出版产业的一种再造与延伸，不同于新书的出版、售卖与流通，旧书从销售者、购买者到交易网络自成体系、不绝如缕，是近代中国书籍出版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人填补知识、消闲阅读、收藏品鉴的重要媒介。立足于知识社会史视角可以发现，旧书的生意不仅催生与形成了旧书市场，推动了旧书的交易与流动，而且通过再流通与再阅读，塑造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传播与书籍社会史。
【关键词】旧书 流通 翻印 知识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7-106-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7.016
法国书籍史学家马尔坦与费夫贺曾提道：“从一开始，印刷就是一种工业，与其他的工业遵循同样的原则，而书籍就是一种商品，人们制造它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谋生。”[1]（129）但在这一谋生商品的背后，“问题可以层出不穷，因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2]（1）本文所聚焦的旧书生意就处于这一系列人类复杂活动的交汇点。
旧书，也称旧籍、故书、二手书等，“旧书两个字，单独说来有双重意义，指用旧了的书而言，以别于新印未用过的新书。又旧书系指旧日所印的古书而言，以别于当代编印的新书”。[3]无论其名称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这类书籍是一种旧时的旧物。作为一类商品，旧书具备其他商品所不具有的价值，这一价值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宣称的：“即使世界在变，书还是未变，但这一事实恰恰改变了它。”[4]也正因这一未变的属性，才赋予旧书以价值，导致知识界对其的寻觅、旧书商的售卖与印刷商的持续翻印。而长期以来，因为旧书的生意处于出版领域的边缘市场，学界研究往往就旧书而论旧书，鲜有从知识社会史视角切入的学术探讨。本文希冀立足于旧书生意，揭示与回答近代国人如何在旧书交易过程中寻觅知识、旧书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地位、怎样促进知识的传播等问题。
一、以书为生：近代中国的旧书商人
中国的旧书行业，起源最晚应不迟于西汉时期，如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中提及：“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5]（301）书肆，也称书坊、书林、书堂、书棚、经籍铺等，是售卖新旧书籍的处所。不过，“在民元以前新旧书业，分得不太严格，自民五以后新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购新书者，很少问津旧书店，买旧书者多找老字号，而新旧无形中划分了”。[6]当然，新旧书业的分割除以上因素外，还涉及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机构日渐繁盛、各地图书馆相继建立、外部势力对中国古旧书籍的大规模采购等因素的影响与刺激，其共同推动近代中国旧书生意市场的正式形成与发展，昭示着我国图书行业进入一个新旧并存、兼容互补的新发展时期，并催生了一批专做旧书生意的旧书商人。
1. 旧书铺与旧书摊
简单来说，旧书商人就是直接以旧书为产品售卖的商人，他们以书为生，分为坐商与行商两类。坐商的形式多为旧书铺，或是自己独门独户，开店为铺;或是依赖商场，在商场内设摊为铺。旧书铺作为旧货业中的一种，其经营模式遵循“贱价收进，昂价卖出，他们的利益，倒也很有可观”。[7]
利薄者的“旧书店大半是夫妻两口经营，这一点，倒有些像上海的纸烟店，实在，料理几本烂书，这种简单的事务，根本也用不着邀伙计”。[8]而处于北平、上海等大都市的旧书店，有的实力相对雄厚，雇佣专门的伙计。如当时北平“旧书店的店员，他们大概多半都是冀县、衡水、获鹿出身的，所受的教育大半都是小学或初中程度，入店作学徒之后首学粘书、补虫吃、修理水湿、衬纸、装订、包角等的工作，然后走街，等到看书及决定购买，非有十几年寒暑不可。可是他们凭着平日的熏陶、经验，私下的自修，对于版本、书的渊源，也有可惊的考证”。[6]在这一文化生意中，旧书商及学徒锻造了对古旧书刊修补、版本辨识与考证等能力，培植了近代中国古旧图书方面的专业人才，建构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旧书知识体系。如旧书商通学斋掌柜孙殿起所编撰的《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等对后世影响较大，“鸿都之儒，鸡林之贾，交相推重”，孙殿起也被时人评为“随得一书，即能别其优劣，其强记也……今之言目录者，未有如君者也”。[9]
行商的形式则为旧书摊，多为个体独立经营的小本买卖，他们或是有较为固定的出摊点，或是走街串巷，逢节日庙会还会聚在一起，形成旧书市场，其特点在于流动性。无论地处南北、大城小城，甚或穷乡僻壤，只要有一块地摊、一筐旧书，就能做起旧书的生意。
行商的入行门槛较低，但生意较好时，获利也颇为可观，据时人调查：“最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做四五十元的生意。”[10]相较于旧书店，行商的摊子设备极为简单，如一位时人对其行头描述：“两箱子收来的破书，一根破坏的竹编担儿，挑到了我们的门口……来了，也是那么老调，把一些破坏的書，一本本地陈列起来，排成整齐的一行，这样就开始等候他的主顾了。”[11]当然，“为了要保持售价的低廉，他们的营业场所，便不得不因陋就简些，旧书店大多利用弄堂和屋脚，铺起他们的店面;旧书摊大多利用壁角和转弯处，放几个木板钉成的书架，插上旧书，便算数了。因只有便宜，才能延长他们营业的生命”。[12]行商与坐商这两类一动一静的生意模式，拼贴出近代中国颇有规模与特色的旧书行当。
2.“地利”与“书和”
作为以旧书为谋生手段的行当，旧书商人在经营时十分注重“地利”与“书和”。所谓“地利”，有三方面内涵：一是要占据交通便利之处所，客流量大且方便顾客采买;二是要向旧书产业集聚的商场和文化街靠拢，以便形成集群优势;三是要追逐客户，如大中小学校周边，以求客源充裕。如“清代实行‘旗民分城而居’的管理政策，大量汉族官员以及每逢会试之年赶考举子多集中于宣南一带，书肆大规模集中于此，带动和刺激了琉璃厂文化街的兴起和繁荣，并且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典型代表”;[5]（305）广州的文德路“在初旧书店只有十几间，后来因为旧书籍的需要增加和卖旧书可以得厚利钱的缘故，又增加十几家”，[13]形成了集聚效应。而学生作为知识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当时旧书购买的主力，在上海旧书市场上“只要是星期六和礼拜日，就显得特别热闹，如果恰巧是学校的开学期间，那就更了不得了”。[14]一方面是学生旺盛的阅读诉求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受其经济条件的限制，有报刊就形容为“上海的旧书摊是清寒学生的恩物”。[15] 而“所谓‘书和’就是要有一般顾客所想的书，也就是市面上流行的走运的书。这一点是最使书店老板皱眉的了。一般的好书是很难收得到的，而脱手又是非常容易”。[16]同时，旧书商也要根据经营的场域，对图书的品种有计划地收进，如上海“凡是邻近学校区域的旧书店都是以贩卖教科书为主的，卡德路一段有近十所大中小学，那边一段的旧书摊也都以经营教科书为主要，书架一大叠一大叠的封面黯淡的书，大部不是新学制的高中课本，就是现在学校中通用的三角几何……”[16]此外，当时上海的旧书摊为了扩大盈利，“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出租小说”。[17]
这样，在“开销路，书价廉”六字经营口诀下，“旧书铺的书，有出有入。旧书卖给喜欢书的人，等到他们死后，他们的藏书便又流入市场。书就像其他货物一样，在市面往返流通。旧书铺有买有卖，它们的书有出有入”，[18]形成了旧书市场的流通与循环。“故旧书商对于文化之贡献，其功殊不可没，而其辛勤犹一言难尽。” [19]
二、寻市淘书：旧书市场的文人与国际化
在近代中国，北京和上海是两处重要的旧书贸易地，其中又首推北京，概因旧书业作为一种以书谋生的职业，与文化资本发达与否密切相关，“北京建都最久，数百年来称为文化渊薮，图籍之富甲于全国”，①是近代有名的“旧书肆聚之所”。朱光潜曾提出：“中国旧书聚汇的地方当然是北平。”[20]如北京的东安丹桂商场“旧书摊一个挨着一个，摆满全商场。若依次溜一个过儿，足得两点钟。有瘾的人本可大饱其眼福的，就是时间不允许”。[21]而上海则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的诞生地，“到1937年，全中国所有书籍的86%在上海出版”，[22]经济、出版事业极为繁荣，有着巨大的市场与充足的旧书源，旧书摊多集中于汉口路、四马路中市一带。除此之外，其他城市也有不少旧书聚集的场所。对此，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 ，不做赘述，在此主要聚焦当时的文人与旧书市场的国际化两个视角展开，以求窥视旧书市场的顾客群体及其近代以来的新特点。
1. 旧书市场的文人
正如上文所言，旧书商人以书谋生，而作为其顾客群体的文人阶层更是如此。曼海姆认为他们是每一个社会中的一个社会群体，“其特殊的任务是为这个社会解释世界”。[23]（51）而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就必然仰赖于书籍。明人于谦《观画》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清人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指出：“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24]明清之际的传统士大夫群体是以研读、刻印与收藏书籍作为自身精神生活世界一部分的，“莫不”二字尤其表明了他们对书籍的依赖。
延至近代，此风依然，当时“凡是文人，都有淘旧书的癖好”。[17]民国报刊描述道：“每日往来于旧书肆的，大半差不多是那些考究版本的鉴赏家，爱往旧书堆里钻的大学教授，附庸风雅的收藏家，任人研究的图书馆馆主，侨居我邦研究所谓‘汉学’的洋人……”[25]有时人认为：“对于爱书家，旧书店的巡礼，不仅可以使你在消费上获得便宜，买到意外的好书，而且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验着人生，沉静得正如在你自己的书斋中一样。”[26]
20世纪20年代，鲁迅寓居北京时便常去古旧书肆，有学者从他的日记中统计发现，他曾先后在琉璃厂访书购物达480次之多，先后购买3 800多册（部）图书、碑帖，当时的来熏阁、通学斋、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等都留下其足迹。[5]（306）除鲁迅外，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群体，也往往利用假期，相约去旧书市场购书。如《南开大学周刊》就曾报道：“我校教授春假中联袂赴京，采买旧书为数极多。蒋先生买者多为外交文件，萧先生所买者多为关于满蒙问题书籍，何先生购得田赋盐税书籍甚多，沈先生所购者多为法律书籍云。”[27]从这则材料中可窥见当时旧书市场品种之丰富，举凡外交、田赋、法律等专业书籍应有尽有。
在旧书生意刺激下，寻市淘书已然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风气与生活习尚，催生近代中国城市中知识生意公共空间的形成，折射出旧书生意与文人社会生活间的联动与彼此交织。如“在长沙读书数年，有些学校的名字，不知道者有之，但是没有一个学生不知道玉泉街”，[8]玉泉街即为当地的旧书市场。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文人所需，阅读是他们各类活动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书商有意攀附的结果，“卖书还须有一种手腕，是攀交名流，要名流作甚呢，名流能介绍主顾，凭他一言，书既可留，价且多给”。[28]
因文人多是将旧书作为一种精神需求来看待的，导致旧书价格 “似与供求关系无涉。旧书价是跟着量价走的”，[29]量价遵循的原则是“旧书以稀少为贵，更以考古家的评定为转移”。[30]“在一个商业社会，一般人大半的知识都是买来的”，[23]（285）知识分子的买书行为不论从经济还是文化角度看，“都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行为。它为知识界之外的观念传播提供了一些标志”，[2]（512）促进了旧书经济的繁荣，给予了知识以流通的可能，又间接保障了近代中国文人的阅读需求，推动旧书的传承。
当然，有买就有卖，这是旧书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旧书铺等也是文人阶层在生活无所依靠的情况下出卖旧书获取钱财的渠道所在。如《大公报》就曾对此颇为严厉地批评：“北平还有些专一剥削学生及落魄文人而渔利深厚的旧书贾……与其所谓收买中西文教科书的旧书店，不如说它是知识阶级的文化当铺，上海有一种书籍典当社，与北平旧书收买店是同样性质，专以剥削知识阶级为发财不二法门。”[31]
2. 流出与流入：近代中国旧书市场的国际化
近代以来，中国出版市场的一大特点是与国际市场相连接。随着西式教育、语言等在中国的渐次展开，当时国内市场上不仅可见英文、俄文、日文等语言的旧书，而且国内的旧书也被国外各类机构或私人大规模地采购，涉海远渡。“民二十左右，英美及日本人士研究中国风土人情及过去社会，搜购省县道志，一时无人一顾之地方志，价格陡增，一时志书，都列于旧书店重要位置。”[6]“至其销路，时购买力最强者，若哈佛燕京社、大同书店，皆购寄美国，年各约数十万元。又兴亚院、满铁及国立大学，亦买不少。又近三四年来，燕京大学及哈佛社因时会关系，挟其经费力，颇买得不少佳本。于是珍本秘籍，多浮海而去，言之令人浩嘆。”[32]（419）对此，郑振铎也曾有感言：“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刮江南诸藏书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攀之美、日为主。百川归流而莫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33]郑氏之言论不可不谓深远，他以为照此情形，海外之地势必将从书籍的聚集之所转为中国知识的高地，后辈学者若想要做好中国研究，将不得不面临远渡重洋以求学问的窘境。 与此同时，伴随着近代中国的移民浪潮，移居海外的华人日多，但其对祖国文化依然十分热衷，所以也时常在国内采集教材等类书籍以供自己或子弟阅读。如开办专为海外华人服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以坊间所售旧书籍，多系新出版本，发行年月较旧者，虽富有价值，亦难于搜罗，有志研读之士，每感束手。为此特别创办寄售旧书业务，以疏畅流通，调剂供求，俾尽书籍在文化上最大之功能。业务处已订定寄售旧书办法一种，欢迎各界读者以古今中外书籍寄售……”[34]
虽出洋之人也多有在海外采买旧书者，如清末杨守敬、黎庶昌、罗振玉诸人在日本东京也曾访求故籍，其中“黎氏以钦使地位，搜得善本孤本极多，回国后刊成《古逸丛书》，罗氏刊印亦多”，[19]但总体来看，国内旧书流失是远远超状况的。可见，一国的文化盛衰与旧书的聚散密切关联。有时人感叹：“愚对于上海旧书业尚有一奢望，即希望他日交通便利以后，海上西书业能设法自欧美贩运绝版之经济名著来华，即外邦新出版之书籍亦可，择其稍旧者廉价购来，供给国内之需要。苟能选择得法，亦有利可图。”[35]其言虽是针对经济学著作而言，但推而广之，对于其他方面的知识诉求也是共通的。
旧书的流通既有上述的大市场，也有只针对目标客户群体的小市场，这类小市场主要服务同质人群如学校等。《北京大学日刊》开辟有“旧书流通处启事”专栏，其他学校校刊也有类似栏目。民国中后期以后，“在纸张与印刷飞涨之下，各学校所用之书本，亦因之大涨，上海青年会同学为减轻负担起见，特发起‘旧书廉售商店’，将高班次同学用过之书本，廉售于低班次同学之应用，尽量利用废物，以使物尽其利。一时颇为踊跃”。[36]此类现象不胜枚举，显示了旧书小市场的活跃，其既是大市场的补充，也是对大市场诸多不足与逐利行为的抵制。
三、“洛阳纸贵”：旧书的新知与劫难
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旧书业的转折期与黄金时代，“所谓转变者，即是时东西科学，潮涌而入……经济社会，亦多改革，而价廉货丰，从书业本身言，贸易既极兴隆，价值亦无大变动，仅不明时代潮流者，略受影响，仍不失为黄金时代”。[32]（416）当时，又因各类出版商追捧印刷旧书，还被报刊称为“旧书年”。[37]而1937年后，因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内出版行业有序的经营被破坏，新书出版数量锐减，流通售卖渠道不畅，且纸价高昂，一般新出之翻印书，价格反而随市价有所提升。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旧书行业迎来“天时”，得到快速发展，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另一方面，又因“洛阳纸贵”，遭历了被毁而造纸张的劫难。聚焦历史，不难看出旧书市场与国家整体时代命运紧密相连。
1. 旧书新知：有用与无用之争
旧书兼具知识和商品价值，“除了‘消闲遣日，藉以自娱’外，大之供著述之参考采择，小之亦可作撰稿时之稽证，名利双收，则此区区者亦赚得出也。且好书仍在，收藏后摩挲可喜”。[19]“近十余年来，沪上西书旧书业渐形发达。店肆设立固多，书摊较前亦繁荣。借此文化事业衰颓之际，乃有旧书业支撑其间，于培植文化上颇多裨益”。[35]
当然，对于旧书的文化作用，时人既有褒扬者，也有贬斥者。如沈从文曾提及：“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经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此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38]不过，对此有人则反驳：“当我们读一册陌生的书本，不论它时代的远久，都该是种新的试尝，这决不可说是种负担，而是探险。负担仿佛是种责任，而探险却是人性之好奇而已。”这篇文章的作者坦承旧书中当然有些已不合时代的内容，但“它的大半已经给时间所挥发，升华成了很精美的一部分，即使你说这是渣余，而这渣余，也是可以回忆和珍贵的渣余”。同时，引用一句外文格言讽刺当时新书业的粗制滥造，赞扬旧书持久的思想性，即“你要想得到新思想吧？请去读旧书。你要找旧的见解吧？请去看新出版的”。[39]
若从经济方面考量，显然“在有心读书而无力买书的青年朋友的目光里，旧书较新书更有吸引的力量。同时，在有心搜求古代的珍本乃至现代的绝版书的人们的视线里，旧书也往往是一种注目的对象”。[40]朱光潜评价旧书道：“其中无用的当然不少，可是大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伟大的历史成就，哲学思想的结晶，文物典章的碑石，诗文艺术的宝库，于今竟一旦一文不值了吗？”[20]
对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古旧书籍依然有它不可忽视的价值。“一部书、一部手稿及一部印本的诞生，象征着知识从作者个人拥有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最终进入读者手中。”古旧书籍作为书籍印刷与出版的副本，更是凭借其长期在市场流转的特性，促进与加速了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事实告诉我们：新的出版物寥若晨星，科学读物可谓绝无仅有，即使十年前的出版物都不充分，不易获得……每种不过三五千册，如此微量与重价，实在无法满足知识分子不断的欲求。”[41]这些都凸显了旧书存在的意义。如1944年的《三六九画报》中有文章记载，一位购书者“四年前无意中曾花了两块钱买了本当年出版的《莫斯科戏剧预演》，那本书内容很精彩，记载了一位美国人旅行苏联参观各剧场的调查，有许多照片很美丽，场面也伟大，这本书看完了以后，曾经翻译了一部分，发表在某刊物上，承编者送了几十块钱的稿费，也是颇可纪念的事”。[42]一本旧书既让这位买书人获取了知识，且通过对知识的翻译再生产，又促进了知识的传播，获得了远比旧书更多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古旧书铺同时也是古今知识学识的荟萃之地，是一代又一代文化香火传人的养成之所。”[43]有文人曾提出：“我们毫无愧色地可以承认路旁旧书摊或旧书店的揩油读书，是一种极端的幽默的读书门路”，“因为新书店的铁门谢绝我们的观览，我们便只得跑旧书店。在那里，聊以满足我们的知欲的一部分”。[44]逛旧书店淘书、揩油读书是很多知识分子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
舊书在时人的日常知识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对重庆的旧书铺很看重，“从沦陷区来的一位青年，进了这里的某大学，他来时身无长物，现在至少几本工具书非买不可了，那他就可以到那些旧书铺去看看”。[29]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最近新解放区日益扩大，新区急需文化”，东北书店也曾尽全力征集与运送大量旧书刊物去新解放区，满足了那里的阅读诉求。[45] 2. “洛阳纸贵”：“还魂纸”下的旧书劫难
书籍是纸张重要的再生来源，时人将毁书造纸张的过程称为纸的“还魂”，其虽是一种革旧维新的过程，但却是抛弃旧书知识属性，只关注物质属性的知识劫难。近代以来，但凡战乱之际，“尤其我国工业落后，造纸业向例不知改进与大量生产，所以物资输入或运转一受限制，立即感到纸张的恐慌，于是，直接影响一切出版物的生产量。不过，纸是可以再生的，于是凡是旧纸都走了同一的命运，这不只是书的厄运，简直的是人类文化的大劫呢！”[41]
抗战时期，但凡“展开报纸就看见：‘纸价飞涨，同业等为维持血本起见，不得已将各中学教科书酌加五成，小学教科书酌加八成……’的新闻”。[46]如在沦陷区的北京，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运输局货物课称，当时的车站多有书店交运的旧书，堆积如山，以待“旧籍南运，毁造纸张”，“查今年造纸原料极感缺乏，纸价因之上腾，而尤以上海为最。据报上海废纸价格计粉连料，每斤储券二十元，毛边纸十元，道林纸将近三十元。而京市废纸价格计粉连料联券八角，毛边七角，道林纸亦仅一元二三角。虽以邮宝寄递上海销售，获利亦在一倍以上，重利所在，各书商群趋之若鹜，多将旧籍南运毁造纸张”。①同时，“随着抗战的爆发，敌寇盘踞北平经济的不断波动，影响了一般的购买力，本来烽火连天，谁还有心研究文化呢，除了敌寇的机关和伪组织的大员购买外，很少有人问津，一时南方纸源缺乏，卖书不如卖纸，所以一时旧书，多入废纸作坊及南运作还魂纸”。[6]显然，“若南运不严加制止，听之任之，则华北旧存书籍势必遭到摧毁，殊与文化前途影响甚大。伪华北政府对此，亦曾有旧书禁止南运之令，以求挽救危机。而抗战胜利后，又因时局不靖，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现在我们走在琉璃厂，家家门可罗雀，并且因为纸的缺乏，卖书不如论斤卖纸，据说这称斤的风气又出现了！”[6]面对北京书肆以存书计重售予造纸厂用作制纸的情形，南京“教育部深恐古籍散失，有关文化前途至巨，特组织收购图书委员会，聘北大校长胡适为主任委员”。[47]在特殊时期，这些措施对旧书虽有一定程度的挽救，但仍是杯水车薪，在“洛阳纸贵”的背景下，旧书经历了一场劫难。
结语
旧书的生意是近代中国出版界最为关键的生意之一，借旧书商品性与文化性交织的特点，它的存续与变迁，既展现了旧书本的物质文化价值与近代中国的知识流播间的关系，又牵连旧书商人、书籍市场、造纸业，以及公共舆论等诸多领域，拥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旧书销售网络的扩张与流动，不仅实现了书籍的再造，激活了书籍本有的文化价值，而且推动了书籍通过交易的方式流布到偏僻区域或与印刷书籍无缘的社会普通民众手中，实现了他们对知识的获取。“书籍史总归是构成传播交流史的一个侧面”，[1]（247）借助旧书铺或旧书摊所构建的旧书的生意网络，商人、知识分子、学生等群体得以参与近代中国知识网络的建构，并以旧书的流通编织了近代书籍社会史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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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旧书 流通 翻印 知识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7-106-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7.016
法国书籍史学家马尔坦与费夫贺曾提道：“从一开始，印刷就是一种工业，与其他的工业遵循同样的原则，而书籍就是一种商品，人们制造它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谋生。”[1]（129）但在这一谋生商品的背后，“问题可以层出不穷，因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2]（1）本文所聚焦的旧书生意就处于这一系列人类复杂活动的交汇点。
旧书，也称旧籍、故书、二手书等，“旧书两个字，单独说来有双重意义，指用旧了的书而言，以别于新印未用过的新书。又旧书系指旧日所印的古书而言，以别于当代编印的新书”。[3]无论其名称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这类书籍是一种旧时的旧物。作为一类商品，旧书具备其他商品所不具有的价值，这一价值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宣称的：“即使世界在变，书还是未变，但这一事实恰恰改变了它。”[4]也正因这一未变的属性，才赋予旧书以价值，导致知识界对其的寻觅、旧书商的售卖与印刷商的持续翻印。而长期以来，因为旧书的生意处于出版领域的边缘市场，学界研究往往就旧书而论旧书，鲜有从知识社会史视角切入的学术探讨。本文希冀立足于旧书生意，揭示与回答近代国人如何在旧书交易过程中寻觅知识、旧书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地位、怎样促进知识的传播等问题。
一、以书为生：近代中国的旧书商人
中国的旧书行业，起源最晚应不迟于西汉时期，如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中提及：“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5]（301）书肆，也称书坊、书林、书堂、书棚、经籍铺等，是售卖新旧书籍的处所。不过，“在民元以前新旧书业，分得不太严格，自民五以后新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购新书者，很少问津旧书店，买旧书者多找老字号，而新旧无形中划分了”。[6]当然，新旧书业的分割除以上因素外，还涉及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机构日渐繁盛、各地图书馆相继建立、外部势力对中国古旧书籍的大规模采购等因素的影响与刺激，其共同推动近代中国旧书生意市场的正式形成与发展，昭示着我国图书行业进入一个新旧并存、兼容互补的新发展时期，并催生了一批专做旧书生意的旧书商人。
1. 旧书铺与旧书摊
简单来说，旧书商人就是直接以旧书为产品售卖的商人，他们以书为生，分为坐商与行商两类。坐商的形式多为旧书铺，或是自己独门独户，开店为铺;或是依赖商场，在商场内设摊为铺。旧书铺作为旧货业中的一种，其经营模式遵循“贱价收进，昂价卖出，他们的利益，倒也很有可观”。[7]
利薄者的“旧书店大半是夫妻两口经营，这一点，倒有些像上海的纸烟店，实在，料理几本烂书，这种简单的事务，根本也用不着邀伙计”。[8]而处于北平、上海等大都市的旧书店，有的实力相对雄厚，雇佣专门的伙计。如当时北平“旧书店的店员，他们大概多半都是冀县、衡水、获鹿出身的，所受的教育大半都是小学或初中程度，入店作学徒之后首学粘书、补虫吃、修理水湿、衬纸、装订、包角等的工作，然后走街，等到看书及决定购买，非有十几年寒暑不可。可是他们凭着平日的熏陶、经验，私下的自修，对于版本、书的渊源，也有可惊的考证”。[6]在这一文化生意中，旧书商及学徒锻造了对古旧书刊修补、版本辨识与考证等能力，培植了近代中国古旧图书方面的专业人才，建构了他们赖以为生的旧书知识体系。如旧书商通学斋掌柜孙殿起所编撰的《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等对后世影响较大，“鸿都之儒，鸡林之贾，交相推重”，孙殿起也被时人评为“随得一书，即能别其优劣，其强记也……今之言目录者，未有如君者也”。[9]
行商的形式则为旧书摊，多为个体独立经营的小本买卖，他们或是有较为固定的出摊点，或是走街串巷，逢节日庙会还会聚在一起，形成旧书市场，其特点在于流动性。无论地处南北、大城小城，甚或穷乡僻壤，只要有一块地摊、一筐旧书，就能做起旧书的生意。
行商的入行门槛较低，但生意较好时，获利也颇为可观，据时人调查：“最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做四五十元的生意。”[10]相较于旧书店，行商的摊子设备极为简单，如一位时人对其行头描述：“两箱子收来的破书，一根破坏的竹编担儿，挑到了我们的门口……来了，也是那么老调，把一些破坏的書，一本本地陈列起来，排成整齐的一行，这样就开始等候他的主顾了。”[11]当然，“为了要保持售价的低廉，他们的营业场所，便不得不因陋就简些，旧书店大多利用弄堂和屋脚，铺起他们的店面;旧书摊大多利用壁角和转弯处，放几个木板钉成的书架，插上旧书，便算数了。因只有便宜，才能延长他们营业的生命”。[12]行商与坐商这两类一动一静的生意模式，拼贴出近代中国颇有规模与特色的旧书行当。
2.“地利”与“书和”
作为以旧书为谋生手段的行当，旧书商人在经营时十分注重“地利”与“书和”。所谓“地利”，有三方面内涵：一是要占据交通便利之处所，客流量大且方便顾客采买;二是要向旧书产业集聚的商场和文化街靠拢，以便形成集群优势;三是要追逐客户，如大中小学校周边，以求客源充裕。如“清代实行‘旗民分城而居’的管理政策，大量汉族官员以及每逢会试之年赶考举子多集中于宣南一带，书肆大规模集中于此，带动和刺激了琉璃厂文化街的兴起和繁荣，并且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典型代表”;[5]（305）广州的文德路“在初旧书店只有十几间，后来因为旧书籍的需要增加和卖旧书可以得厚利钱的缘故，又增加十几家”，[13]形成了集聚效应。而学生作为知识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当时旧书购买的主力，在上海旧书市场上“只要是星期六和礼拜日，就显得特别热闹，如果恰巧是学校的开学期间，那就更了不得了”。[14]一方面是学生旺盛的阅读诉求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受其经济条件的限制，有报刊就形容为“上海的旧书摊是清寒学生的恩物”。[15] 而“所谓‘书和’就是要有一般顾客所想的书，也就是市面上流行的走运的书。这一点是最使书店老板皱眉的了。一般的好书是很难收得到的，而脱手又是非常容易”。[16]同时，旧书商也要根据经营的场域，对图书的品种有计划地收进，如上海“凡是邻近学校区域的旧书店都是以贩卖教科书为主的，卡德路一段有近十所大中小学，那边一段的旧书摊也都以经营教科书为主要，书架一大叠一大叠的封面黯淡的书，大部不是新学制的高中课本，就是现在学校中通用的三角几何……”[16]此外，当时上海的旧书摊为了扩大盈利，“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出租小说”。[17]
这样，在“开销路，书价廉”六字经营口诀下，“旧书铺的书，有出有入。旧书卖给喜欢书的人，等到他们死后，他们的藏书便又流入市场。书就像其他货物一样，在市面往返流通。旧书铺有买有卖，它们的书有出有入”，[18]形成了旧书市场的流通与循环。“故旧书商对于文化之贡献，其功殊不可没，而其辛勤犹一言难尽。” [19]
二、寻市淘书：旧书市场的文人与国际化
在近代中国，北京和上海是两处重要的旧书贸易地，其中又首推北京，概因旧书业作为一种以书谋生的职业，与文化资本发达与否密切相关，“北京建都最久，数百年来称为文化渊薮，图籍之富甲于全国”，①是近代有名的“旧书肆聚之所”。朱光潜曾提出：“中国旧书聚汇的地方当然是北平。”[20]如北京的东安丹桂商场“旧书摊一个挨着一个，摆满全商场。若依次溜一个过儿，足得两点钟。有瘾的人本可大饱其眼福的，就是时间不允许”。[21]而上海则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的诞生地，“到1937年，全中国所有书籍的86%在上海出版”，[22]经济、出版事业极为繁荣，有着巨大的市场与充足的旧书源，旧书摊多集中于汉口路、四马路中市一带。除此之外，其他城市也有不少旧书聚集的场所。对此，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 ，不做赘述，在此主要聚焦当时的文人与旧书市场的国际化两个视角展开，以求窥视旧书市场的顾客群体及其近代以来的新特点。
1. 旧书市场的文人
正如上文所言，旧书商人以书谋生，而作为其顾客群体的文人阶层更是如此。曼海姆认为他们是每一个社会中的一个社会群体，“其特殊的任务是为这个社会解释世界”。[23]（51）而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就必然仰赖于书籍。明人于谦《观画》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清人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指出：“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故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24]明清之际的传统士大夫群体是以研读、刻印与收藏书籍作为自身精神生活世界一部分的，“莫不”二字尤其表明了他们对书籍的依赖。
延至近代，此风依然，当时“凡是文人，都有淘旧书的癖好”。[17]民国报刊描述道：“每日往来于旧书肆的，大半差不多是那些考究版本的鉴赏家，爱往旧书堆里钻的大学教授，附庸风雅的收藏家，任人研究的图书馆馆主，侨居我邦研究所谓‘汉学’的洋人……”[25]有时人认为：“对于爱书家，旧书店的巡礼，不仅可以使你在消费上获得便宜，买到意外的好书，而且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验着人生，沉静得正如在你自己的书斋中一样。”[26]
20世纪20年代，鲁迅寓居北京时便常去古旧书肆，有学者从他的日记中统计发现，他曾先后在琉璃厂访书购物达480次之多，先后购买3 800多册（部）图书、碑帖，当时的来熏阁、通学斋、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神州国光社等都留下其足迹。[5]（306）除鲁迅外，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群体，也往往利用假期，相约去旧书市场购书。如《南开大学周刊》就曾报道：“我校教授春假中联袂赴京，采买旧书为数极多。蒋先生买者多为外交文件，萧先生所买者多为关于满蒙问题书籍，何先生购得田赋盐税书籍甚多，沈先生所购者多为法律书籍云。”[27]从这则材料中可窥见当时旧书市场品种之丰富，举凡外交、田赋、法律等专业书籍应有尽有。
在旧书生意刺激下，寻市淘书已然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风气与生活习尚，催生近代中国城市中知识生意公共空间的形成，折射出旧书生意与文人社会生活间的联动与彼此交织。如“在长沙读书数年，有些学校的名字，不知道者有之，但是没有一个学生不知道玉泉街”，[8]玉泉街即为当地的旧书市场。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文人所需，阅读是他们各类活动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书商有意攀附的结果，“卖书还须有一种手腕，是攀交名流，要名流作甚呢，名流能介绍主顾，凭他一言，书既可留，价且多给”。[28]
因文人多是将旧书作为一种精神需求来看待的，导致旧书价格 “似与供求关系无涉。旧书价是跟着量价走的”，[29]量价遵循的原则是“旧书以稀少为贵，更以考古家的评定为转移”。[30]“在一个商业社会，一般人大半的知识都是买来的”，[23]（285）知识分子的买书行为不论从经济还是文化角度看，“都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行为。它为知识界之外的观念传播提供了一些标志”，[2]（512）促进了旧书经济的繁荣，给予了知识以流通的可能，又间接保障了近代中国文人的阅读需求，推动旧书的传承。
当然，有买就有卖，这是旧书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旧书铺等也是文人阶层在生活无所依靠的情况下出卖旧书获取钱财的渠道所在。如《大公报》就曾对此颇为严厉地批评：“北平还有些专一剥削学生及落魄文人而渔利深厚的旧书贾……与其所谓收买中西文教科书的旧书店，不如说它是知识阶级的文化当铺，上海有一种书籍典当社，与北平旧书收买店是同样性质，专以剥削知识阶级为发财不二法门。”[31]
2. 流出与流入：近代中国旧书市场的国际化
近代以来，中国出版市场的一大特点是与国际市场相连接。随着西式教育、语言等在中国的渐次展开，当时国内市场上不仅可见英文、俄文、日文等语言的旧书，而且国内的旧书也被国外各类机构或私人大规模地采购，涉海远渡。“民二十左右，英美及日本人士研究中国风土人情及过去社会，搜购省县道志，一时无人一顾之地方志，价格陡增，一时志书，都列于旧书店重要位置。”[6]“至其销路，时购买力最强者，若哈佛燕京社、大同书店，皆购寄美国，年各约数十万元。又兴亚院、满铁及国立大学，亦买不少。又近三四年来，燕京大学及哈佛社因时会关系，挟其经费力，颇买得不少佳本。于是珍本秘籍，多浮海而去，言之令人浩嘆。”[32]（419）对此，郑振铎也曾有感言：“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刮江南诸藏书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大抵以攀之美、日为主。百川归流而莫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33]郑氏之言论不可不谓深远，他以为照此情形，海外之地势必将从书籍的聚集之所转为中国知识的高地，后辈学者若想要做好中国研究，将不得不面临远渡重洋以求学问的窘境。 与此同时，伴随着近代中国的移民浪潮，移居海外的华人日多，但其对祖国文化依然十分热衷，所以也时常在国内采集教材等类书籍以供自己或子弟阅读。如开办专为海外华人服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以坊间所售旧书籍，多系新出版本，发行年月较旧者，虽富有价值，亦难于搜罗，有志研读之士，每感束手。为此特别创办寄售旧书业务，以疏畅流通，调剂供求，俾尽书籍在文化上最大之功能。业务处已订定寄售旧书办法一种，欢迎各界读者以古今中外书籍寄售……”[34]
虽出洋之人也多有在海外采买旧书者，如清末杨守敬、黎庶昌、罗振玉诸人在日本东京也曾访求故籍，其中“黎氏以钦使地位，搜得善本孤本极多，回国后刊成《古逸丛书》，罗氏刊印亦多”，[19]但总体来看，国内旧书流失是远远超状况的。可见，一国的文化盛衰与旧书的聚散密切关联。有时人感叹：“愚对于上海旧书业尚有一奢望，即希望他日交通便利以后，海上西书业能设法自欧美贩运绝版之经济名著来华，即外邦新出版之书籍亦可，择其稍旧者廉价购来，供给国内之需要。苟能选择得法，亦有利可图。”[35]其言虽是针对经济学著作而言，但推而广之，对于其他方面的知识诉求也是共通的。
旧书的流通既有上述的大市场，也有只针对目标客户群体的小市场，这类小市场主要服务同质人群如学校等。《北京大学日刊》开辟有“旧书流通处启事”专栏，其他学校校刊也有类似栏目。民国中后期以后，“在纸张与印刷飞涨之下，各学校所用之书本，亦因之大涨，上海青年会同学为减轻负担起见，特发起‘旧书廉售商店’，将高班次同学用过之书本，廉售于低班次同学之应用，尽量利用废物，以使物尽其利。一时颇为踊跃”。[36]此类现象不胜枚举，显示了旧书小市场的活跃，其既是大市场的补充，也是对大市场诸多不足与逐利行为的抵制。
三、“洛阳纸贵”：旧书的新知与劫难
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代旧书业的转折期与黄金时代，“所谓转变者，即是时东西科学，潮涌而入……经济社会，亦多改革，而价廉货丰，从书业本身言，贸易既极兴隆，价值亦无大变动，仅不明时代潮流者，略受影响，仍不失为黄金时代”。[32]（416）当时，又因各类出版商追捧印刷旧书，还被报刊称为“旧书年”。[37]而1937年后，因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内出版行业有序的经营被破坏，新书出版数量锐减，流通售卖渠道不畅，且纸价高昂，一般新出之翻印书，价格反而随市价有所提升。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旧书行业迎来“天时”，得到快速发展，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另一方面，又因“洛阳纸贵”，遭历了被毁而造纸张的劫难。聚焦历史，不难看出旧书市场与国家整体时代命运紧密相连。
1. 旧书新知：有用与无用之争
旧书兼具知识和商品价值，“除了‘消闲遣日，藉以自娱’外，大之供著述之参考采择，小之亦可作撰稿时之稽证，名利双收，则此区区者亦赚得出也。且好书仍在，收藏后摩挲可喜”。[19]“近十余年来，沪上西书旧书业渐形发达。店肆设立固多，书摊较前亦繁荣。借此文化事业衰颓之际，乃有旧书业支撑其间，于培植文化上颇多裨益”。[35]
当然，对于旧书的文化作用，时人既有褒扬者，也有贬斥者。如沈从文曾提及：“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经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此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38]不过，对此有人则反驳：“当我们读一册陌生的书本，不论它时代的远久，都该是种新的试尝，这决不可说是种负担，而是探险。负担仿佛是种责任，而探险却是人性之好奇而已。”这篇文章的作者坦承旧书中当然有些已不合时代的内容，但“它的大半已经给时间所挥发，升华成了很精美的一部分，即使你说这是渣余，而这渣余，也是可以回忆和珍贵的渣余”。同时，引用一句外文格言讽刺当时新书业的粗制滥造，赞扬旧书持久的思想性，即“你要想得到新思想吧？请去读旧书。你要找旧的见解吧？请去看新出版的”。[39]
若从经济方面考量，显然“在有心读书而无力买书的青年朋友的目光里，旧书较新书更有吸引的力量。同时，在有心搜求古代的珍本乃至现代的绝版书的人们的视线里，旧书也往往是一种注目的对象”。[40]朱光潜评价旧书道：“其中无用的当然不少，可是大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伟大的历史成就，哲学思想的结晶，文物典章的碑石，诗文艺术的宝库，于今竟一旦一文不值了吗？”[20]
对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古旧书籍依然有它不可忽视的价值。“一部书、一部手稿及一部印本的诞生，象征着知识从作者个人拥有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最终进入读者手中。”古旧书籍作为书籍印刷与出版的副本，更是凭借其长期在市场流转的特性，促进与加速了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事实告诉我们：新的出版物寥若晨星，科学读物可谓绝无仅有，即使十年前的出版物都不充分，不易获得……每种不过三五千册，如此微量与重价，实在无法满足知识分子不断的欲求。”[41]这些都凸显了旧书存在的意义。如1944年的《三六九画报》中有文章记载，一位购书者“四年前无意中曾花了两块钱买了本当年出版的《莫斯科戏剧预演》，那本书内容很精彩，记载了一位美国人旅行苏联参观各剧场的调查，有许多照片很美丽，场面也伟大，这本书看完了以后，曾经翻译了一部分，发表在某刊物上，承编者送了几十块钱的稿费，也是颇可纪念的事”。[42]一本旧书既让这位买书人获取了知识，且通过对知识的翻译再生产，又促进了知识的传播，获得了远比旧书更多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古旧书铺同时也是古今知识学识的荟萃之地，是一代又一代文化香火传人的养成之所。”[43]有文人曾提出：“我们毫无愧色地可以承认路旁旧书摊或旧书店的揩油读书，是一种极端的幽默的读书门路”，“因为新书店的铁门谢绝我们的观览，我们便只得跑旧书店。在那里，聊以满足我们的知欲的一部分”。[44]逛旧书店淘书、揩油读书是很多知识分子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
舊书在时人的日常知识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对重庆的旧书铺很看重，“从沦陷区来的一位青年，进了这里的某大学，他来时身无长物，现在至少几本工具书非买不可了，那他就可以到那些旧书铺去看看”。[29]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最近新解放区日益扩大，新区急需文化”，东北书店也曾尽全力征集与运送大量旧书刊物去新解放区，满足了那里的阅读诉求。[45] 2. “洛阳纸贵”：“还魂纸”下的旧书劫难
书籍是纸张重要的再生来源，时人将毁书造纸张的过程称为纸的“还魂”，其虽是一种革旧维新的过程，但却是抛弃旧书知识属性，只关注物质属性的知识劫难。近代以来，但凡战乱之际，“尤其我国工业落后，造纸业向例不知改进与大量生产，所以物资输入或运转一受限制，立即感到纸张的恐慌，于是，直接影响一切出版物的生产量。不过，纸是可以再生的，于是凡是旧纸都走了同一的命运，这不只是书的厄运，简直的是人类文化的大劫呢！”[41]
抗战时期，但凡“展开报纸就看见：‘纸价飞涨，同业等为维持血本起见，不得已将各中学教科书酌加五成，小学教科书酌加八成……’的新闻”。[46]如在沦陷区的北京，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运输局货物课称，当时的车站多有书店交运的旧书，堆积如山，以待“旧籍南运，毁造纸张”，“查今年造纸原料极感缺乏，纸价因之上腾，而尤以上海为最。据报上海废纸价格计粉连料，每斤储券二十元，毛边纸十元，道林纸将近三十元。而京市废纸价格计粉连料联券八角，毛边七角，道林纸亦仅一元二三角。虽以邮宝寄递上海销售，获利亦在一倍以上，重利所在，各书商群趋之若鹜，多将旧籍南运毁造纸张”。①同时，“随着抗战的爆发，敌寇盘踞北平经济的不断波动，影响了一般的购买力，本来烽火连天，谁还有心研究文化呢，除了敌寇的机关和伪组织的大员购买外，很少有人问津，一时南方纸源缺乏，卖书不如卖纸，所以一时旧书，多入废纸作坊及南运作还魂纸”。[6]显然，“若南运不严加制止，听之任之，则华北旧存书籍势必遭到摧毁，殊与文化前途影响甚大。伪华北政府对此，亦曾有旧书禁止南运之令，以求挽救危机。而抗战胜利后，又因时局不靖，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现在我们走在琉璃厂，家家门可罗雀，并且因为纸的缺乏，卖书不如论斤卖纸，据说这称斤的风气又出现了！”[6]面对北京书肆以存书计重售予造纸厂用作制纸的情形，南京“教育部深恐古籍散失，有关文化前途至巨，特组织收购图书委员会，聘北大校长胡适为主任委员”。[47]在特殊时期，这些措施对旧书虽有一定程度的挽救，但仍是杯水车薪，在“洛阳纸贵”的背景下，旧书经历了一场劫难。
结语
旧书的生意是近代中国出版界最为关键的生意之一，借旧书商品性与文化性交织的特点，它的存续与变迁，既展现了旧书本的物质文化价值与近代中国的知识流播间的关系，又牵连旧书商人、书籍市场、造纸业，以及公共舆论等诸多领域，拥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旧书销售网络的扩张与流动，不仅实现了书籍的再造，激活了书籍本有的文化价值，而且推动了书籍通过交易的方式流布到偏僻区域或与印刷书籍无缘的社会普通民众手中，实现了他们对知识的获取。“书籍史总归是构成传播交流史的一个侧面”，[1]（247）借助旧书铺或旧书摊所构建的旧书的生意网络，商人、知识分子、学生等群体得以参与近代中国知识网络的建构，并以旧书的流通编织了近代书籍社会史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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