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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疾病的给药途径有很多种，静脉用药(输液)常见而重要，由于药物直接被注入血管，并随血液运送到相应的组织与器官而发挥治疗作用，因此，静脉用药的疗效通常快而强。但是，静脉制剂在产生治疗作用的同时。一旦用错药或制剂不纯，产生的副作用和后果也远较口服和外用药严重，有时甚至能直接造成残废与死亡。因此，谨慎或慎重静脉用药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目前在各级医院的门诊、急诊中，静脉用药太多、太随意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难道真有这么多患者一定需要静脉用药吗?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生过几次病，也住过医院，但几乎没有静脉用过药。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就读安徽医学院的第一年，由于持续高热(39～40℃)，入住安徽合肥解放军105医院，医生没有给我任何治疗，包括口服药，更没有打针或静脉输液，只是让我休息和一日3-5餐半流汁饮食。凭借我当时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我和医生都怀疑患的是疟疾，但不符合的是发热的类型，既不是间日疟的间断高热，也不是三日疟的间断三日高热，而基本上是稽留热(持续39～40℃)。一连3～4天的持续高热，让我浑身不适，更焦急万分，曾不止一次地要求用药或静脉输液，但分管我的医生就是不同意，甚至还批评我。我在心里埋怨她太没有人情味，别人这么难受，她像是没事一样，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就离我而去了。我至少住了4天医院，直到在血液里找到疟原虫，疟疾诊断确立后，她才开始给我用药(口服)，后来症状很快得到控制，并痊愈出院。试想，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在，医生还会这样处理吗?如果医生仍然像三十年前那样处理，患者与家属能接受吗?
我从事危重病医学已经18年了，抢救过的危重病患者数以千计，其中就有一些是由于静脉用药造成的疾病。记得1995年我在长征医院急救科工作期间，收治过1例40多岁的患者，平素健康，只因持续高热(39～40℃)一周，先后在多家医院就诊，静脉用了很多高档抗生素(包括三代头孢和泰能)，高热仍不退。通过熟人住进我分管的急诊ICU后，由于主诉、体检均未发现任何异常，我没有给他用任何药，只是口服一些维生素。第二天一早我来上班时，他欣喜若狂地告诉我，一周来就昨晚没有发热，并赞扬我医术高明，立即要求出院。我不太放心，但再三挽留也没用。后来通过随访，知道他出院后一切正常。想想我为他做了什么?就是停了静脉应用的各种抗生素……事后分析，患者初期的发热，可能与上、下呼吸道感染有关；以后的持续高热，就可能与药物有关。由于经济条件好，平素也健康，但凡有点头痛脑热就非常焦急：医生用药也根本不考虑经费，只希望早点缓解病情。乱用高级抗生素的后果是高热不退，最后停止了静脉用药，反倒解决了花钱、用药不能缓解的痛苦。这件事情回过头来分析，看似简单，有巧合，其实偶然性中隐藏着事物的必然性。它告诫我们，不要乱用抗生素，因为药物本身就能引起发热。一旦药物引起的发热与疾病混淆很难鉴别时，无疑会给诊断与治疗带来困难，最后吃苦的还是患者。
静脉用药导致发热的主要原因，是制剂中所含的致热原，通常与制剂的生产过程有关。静脉制剂的生产与制作，对灭菌、消毒等技术要求高，单纯引起发热还是小事，严重时可以导致菌血症或败血症。红花注射液是前几年用得比较多的中药制剂。我就曾遇见过两起连续静脉输注红花注射液后，发生寒战、高热的心律失常患者，其中一位年仅14岁，人院前后无感染迹象，寒战、高热后血培养找到革兰阴性杆菌，幸亏及时停药并应用相应抗生素后得到控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任何一种静脉制剂，引起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还是很低的，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生产许可。但是，这类事件也防不胜防，一旦造成后果，患者与家属痛苦，医生们也很懊恼和委屈。虽然静脉用药引起过敏或休克导致死亡的病例并不多，但一旦发生，落在谁身上都是灾难。最近，还在一家医院遇见1例患者，年龄50余岁，脊椎骨折钢板固定痊愈后来医院取钉，术后当日，护士查房时发现患者尿少，报告医生，值班医生就随便开了两瓶液体静脉滴注，分别是右旋糖酐和葡萄糖盐水。护士先将右旋糖酐给患者输上，没几分钟，患者就感到胸闷、气急，紧接着出现心搏、呼吸停止。紧急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后，发现患者气道压力高，简易呼吸器人工呼吸很难将气体压入，后经过一系列抢救措施，心肺复苏成功，但脑功能障碍呈脑死亡状态，数日后死亡。分析这例患者可能是右旋糖酐诱发危重哮喘，取钉手术当日可以进食，若发现尿少后嘱咐患者多饮水后再酌情处理，这样的意外就可能避免。值班医生之所以选择静脉补液，可能还是出于对病情的重视。怀疑容量不足，没有血液有形成分的丢失，为什么一定要补充右旋糖酐?这是因对静脉补液的太随意性，酿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
目前，在各级医院门诊、急诊中，成人与儿童静脉用药种类最多的还是抗生素，真有这么多患者需要静脉应用抗生素吗?其实，在门诊、急诊静脉应用抗生素的患者中，还是以呼吸道感染者居多。国内外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已经证实，在获得性上、下呼吸道感染的致病菌中，除了病毒，确实是以大环内脂类抗生素敏感的病原菌多，如衣原体、支原体、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军团菌等，优先选择大环内脂类抗生素是十分合理的。况且在这类药物中，口服制剂多，已经为减少静脉用药奠定了基础。但是，仍有很多医生和患者，对此并不了解，盲目应用一代、二代、三代头孢菌素现象十分普遍。我有亲身经历，很早就尝到大环内脂类抗生素的甜头。1998年，我因持续咳嗽近3个月，曾经静脉用过先锋6号5天。没有任何效果。由于胸片无特殊情况，我曾经怀疑自己患了支气管肺癌，差点要去做纤维支气管镜。后来从呼吸科专家处得到了10片正在临床试用的克拉霉素，试服用后效果显著。从此我才知道，下呼吸道感染中，尤其是以干咳为主的下呼吸道感染中，多为大环内脂类敏感的病原菌，它们对头孢类抗生素是不敏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按照这个原则，用大环内脂类抗生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患者。
要做到谨慎静脉用药，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广大市民不要轻易要求医生静脉用药。随着药业的发展，口服制剂物层出不穷，很多药都有了口服制剂，生物利用度也很高，难道我们还一定需要静脉用药吗?
许多人认为，静脉用药疗效好而快，这是有误区的。任何疾病的发生与发展都是需要时间(外伤与意外事件除外)，疾病的恢复也同样需要时间，不造成后果的症状与体征都可以通过用药而逐渐减轻，希望静脉用药马上将疾病控制是不现实的。举生活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高热，老百姓普遍对高热敏感，一有发热，尤其是高热，就要求医生给予静脉补液。有的医生也很随便，患者要求就依从，随意开上一些液体与药物，以后的疗效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随访，因为患者太多了，顾不过来，殊不知遇上一例事故就会让您终身难忘。况且，即便是高热，也完全可以通过物理降温的方法使之得到控制，如大量饮水、温水或酒精擦浴、冰袋外敷等，其中口服液体对大部分患者来说完全可以起到静脉补液的作用，而并发症和费用却能减少很多。相信发生在全国各地静脉用药不良反应的病例一定很多，只是没有统计。静脉用药直接进入血液，对各个环节的要求都很高，避免意外、力争万无一失的唯一途径，就是各级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都来共同关注静脉用药，谨慎静脉用药。
然而，目前在各级医院的门诊、急诊中，静脉用药太多、太随意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难道真有这么多患者一定需要静脉用药吗?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生过几次病，也住过医院，但几乎没有静脉用过药。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就读安徽医学院的第一年，由于持续高热(39～40℃)，入住安徽合肥解放军105医院，医生没有给我任何治疗，包括口服药，更没有打针或静脉输液，只是让我休息和一日3-5餐半流汁饮食。凭借我当时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我和医生都怀疑患的是疟疾，但不符合的是发热的类型，既不是间日疟的间断高热，也不是三日疟的间断三日高热，而基本上是稽留热(持续39～40℃)。一连3～4天的持续高热，让我浑身不适，更焦急万分，曾不止一次地要求用药或静脉输液，但分管我的医生就是不同意，甚至还批评我。我在心里埋怨她太没有人情味，别人这么难受，她像是没事一样，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就离我而去了。我至少住了4天医院，直到在血液里找到疟原虫，疟疾诊断确立后，她才开始给我用药(口服)，后来症状很快得到控制，并痊愈出院。试想，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在，医生还会这样处理吗?如果医生仍然像三十年前那样处理，患者与家属能接受吗?
我从事危重病医学已经18年了，抢救过的危重病患者数以千计，其中就有一些是由于静脉用药造成的疾病。记得1995年我在长征医院急救科工作期间，收治过1例40多岁的患者，平素健康，只因持续高热(39～40℃)一周，先后在多家医院就诊，静脉用了很多高档抗生素(包括三代头孢和泰能)，高热仍不退。通过熟人住进我分管的急诊ICU后，由于主诉、体检均未发现任何异常，我没有给他用任何药，只是口服一些维生素。第二天一早我来上班时，他欣喜若狂地告诉我，一周来就昨晚没有发热，并赞扬我医术高明，立即要求出院。我不太放心，但再三挽留也没用。后来通过随访，知道他出院后一切正常。想想我为他做了什么?就是停了静脉应用的各种抗生素……事后分析，患者初期的发热，可能与上、下呼吸道感染有关；以后的持续高热，就可能与药物有关。由于经济条件好，平素也健康，但凡有点头痛脑热就非常焦急：医生用药也根本不考虑经费，只希望早点缓解病情。乱用高级抗生素的后果是高热不退，最后停止了静脉用药，反倒解决了花钱、用药不能缓解的痛苦。这件事情回过头来分析，看似简单，有巧合，其实偶然性中隐藏着事物的必然性。它告诫我们，不要乱用抗生素，因为药物本身就能引起发热。一旦药物引起的发热与疾病混淆很难鉴别时，无疑会给诊断与治疗带来困难，最后吃苦的还是患者。
静脉用药导致发热的主要原因，是制剂中所含的致热原，通常与制剂的生产过程有关。静脉制剂的生产与制作，对灭菌、消毒等技术要求高，单纯引起发热还是小事，严重时可以导致菌血症或败血症。红花注射液是前几年用得比较多的中药制剂。我就曾遇见过两起连续静脉输注红花注射液后，发生寒战、高热的心律失常患者，其中一位年仅14岁，人院前后无感染迹象，寒战、高热后血培养找到革兰阴性杆菌，幸亏及时停药并应用相应抗生素后得到控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任何一种静脉制剂，引起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还是很低的，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生产许可。但是，这类事件也防不胜防，一旦造成后果，患者与家属痛苦，医生们也很懊恼和委屈。虽然静脉用药引起过敏或休克导致死亡的病例并不多，但一旦发生，落在谁身上都是灾难。最近，还在一家医院遇见1例患者，年龄50余岁，脊椎骨折钢板固定痊愈后来医院取钉，术后当日，护士查房时发现患者尿少，报告医生，值班医生就随便开了两瓶液体静脉滴注，分别是右旋糖酐和葡萄糖盐水。护士先将右旋糖酐给患者输上，没几分钟，患者就感到胸闷、气急，紧接着出现心搏、呼吸停止。紧急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后，发现患者气道压力高，简易呼吸器人工呼吸很难将气体压入，后经过一系列抢救措施，心肺复苏成功，但脑功能障碍呈脑死亡状态，数日后死亡。分析这例患者可能是右旋糖酐诱发危重哮喘，取钉手术当日可以进食，若发现尿少后嘱咐患者多饮水后再酌情处理，这样的意外就可能避免。值班医生之所以选择静脉补液，可能还是出于对病情的重视。怀疑容量不足，没有血液有形成分的丢失，为什么一定要补充右旋糖酐?这是因对静脉补液的太随意性，酿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
目前，在各级医院门诊、急诊中，成人与儿童静脉用药种类最多的还是抗生素，真有这么多患者需要静脉应用抗生素吗?其实，在门诊、急诊静脉应用抗生素的患者中，还是以呼吸道感染者居多。国内外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已经证实，在获得性上、下呼吸道感染的致病菌中，除了病毒，确实是以大环内脂类抗生素敏感的病原菌多，如衣原体、支原体、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军团菌等，优先选择大环内脂类抗生素是十分合理的。况且在这类药物中，口服制剂多，已经为减少静脉用药奠定了基础。但是，仍有很多医生和患者，对此并不了解，盲目应用一代、二代、三代头孢菌素现象十分普遍。我有亲身经历，很早就尝到大环内脂类抗生素的甜头。1998年，我因持续咳嗽近3个月，曾经静脉用过先锋6号5天。没有任何效果。由于胸片无特殊情况，我曾经怀疑自己患了支气管肺癌，差点要去做纤维支气管镜。后来从呼吸科专家处得到了10片正在临床试用的克拉霉素，试服用后效果显著。从此我才知道，下呼吸道感染中，尤其是以干咳为主的下呼吸道感染中，多为大环内脂类敏感的病原菌，它们对头孢类抗生素是不敏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按照这个原则，用大环内脂类抗生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患者。
要做到谨慎静脉用药，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广大市民不要轻易要求医生静脉用药。随着药业的发展，口服制剂物层出不穷，很多药都有了口服制剂，生物利用度也很高，难道我们还一定需要静脉用药吗?
许多人认为，静脉用药疗效好而快，这是有误区的。任何疾病的发生与发展都是需要时间(外伤与意外事件除外)，疾病的恢复也同样需要时间，不造成后果的症状与体征都可以通过用药而逐渐减轻，希望静脉用药马上将疾病控制是不现实的。举生活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高热，老百姓普遍对高热敏感，一有发热，尤其是高热，就要求医生给予静脉补液。有的医生也很随便，患者要求就依从，随意开上一些液体与药物，以后的疗效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随访，因为患者太多了，顾不过来，殊不知遇上一例事故就会让您终身难忘。况且，即便是高热，也完全可以通过物理降温的方法使之得到控制，如大量饮水、温水或酒精擦浴、冰袋外敷等，其中口服液体对大部分患者来说完全可以起到静脉补液的作用，而并发症和费用却能减少很多。相信发生在全国各地静脉用药不良反应的病例一定很多，只是没有统计。静脉用药直接进入血液，对各个环节的要求都很高，避免意外、力争万无一失的唯一途径，就是各级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都来共同关注静脉用药，谨慎静脉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