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我国的国民性归结为“喜欢贪”，这是十分片面的。熊培云先生在批评这一说法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他说：“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见《经济观察报》2014年1月20日）这就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了。
　　国民性是客观存在。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的不同，种族基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国民性也都不一样。国民性并不等同于民族性，因为不少国家有多种民族，国民性大于民族性。国民性和阶级性、阶层性也不一样，国民性更大于阶级性、阶层性。国民性中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见《且介亭杂文》）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以及勤劳、勇敢、崇尚民族气节和集体主义，等等，便是我国国民性中的正面因素。另一方面，也是鲁迅曾一再在著作中指出，“精神胜利法”、“瞒和骗”、“要面子”、“盲目自大”、“等级观念强”，等等，则是我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鲁迅大半辈子，为弘扬国民性中的正面因素，为改造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而坚决斗争。国民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改变，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制度、体制、机制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譬如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努力改革、发奋自强、勇于吸纳他国优长，等等，成了我国国民性中的新的正面因素。但在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在发达国家富人面前自卑，在欠发达国家穷人面前自大、炫富，等等，又成了我国国民性中的新的负面因素。所以，要大力弘扬我国国民性中的正面，改造以至去除国民性中的负面。这才是在国民性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熊培云先生否定国民性的客观存在，以为存在的只是变动的观念，殊不知观念是客观存在的国民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否定了国民性的客观存在，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取消对国民性中负面因素的改造，会重蹈类似于“文革”之类的覆辙。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为我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已一扫而光，于是闭口不提对国民性的改造，甚至在所有的辞典、辞海、辞源中取消了“国民性”这一条目。只讲阶级性，不讲国民性，尤其不讲对国民性中负面因素的改造。17年下来，“文革”的狂飙一刮起，我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大发作。“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国搞得起来，有各種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否定了国民性，否定了国民性中负面因素的客观存在，取消了对国民性中负面因素的改造任务。
　　削弱对我国国民性中正面因素的弘扬。在我国国民性中，正面因素是主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多少文明古国大多已经消失，而中国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加紧对我国国民性中正面因素的弘扬，因此才能和平崛起。相反，“文革”期间，先秦诸子百家都被打倒，只有“法家”一家被江青一伙看中。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因素统统都被抹杀。按照熊培云先生的说法，“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那么，势必将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因素一笔勾销，而只宣扬所谓“变动的观念”。于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中国的脊梁”，中国人的正气，民族气节，集体主义，等等，也就可以不提或者一带而过，不必大力弘扬了。这样做的后果，同样是灾难性的。
　　钝化对外国国民性中正面因素的吸纳。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国民性中的正面因素。如美国国民性中的求实，俄国国民性中的追求理想，德国国民性中的善于理论思维，英国国民性中的擅长平衡，法国国民性中的标新，等等。承认并肯定他国国民性中的正面因素，才会自觉地向他国国民性中的正面因素学习，才会自觉地弃除他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这才有利于我国的国民性朝着好处、高处、进步处发展。相反，否定国民性的客观存在，也就等于钝化向他国国民性中的正面因素学习，等于忽视弃除他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其结果必然是夜郎自大，最终落后于世界。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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