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作为传统农业文明产物的诗词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这类抒写同乡之情的名篇佳作，展读吟诵之际，那一缕缕浓得化不开的由共同地缘、乡土维系的悠久情感无不令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之动容。当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无往不胜地将古老中国的每一块领地，包括城市和乡村都收纳到自己的麾下时，那以地缘、乡土为基础的情感联系注定要改旗易帜。只是，读者想不到的是在《巩生与彩霞》中，一住坂头村、一住坂尾村的两个乡亲，会在共同谋生的城市里以嫖客与妓女的尴尬身份相识，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各因自己的苦衷为了区区十块钱僵持不下，各不相让，最后以一张荒诞的“欠条”告终，一波三折中尽显底层小人物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卑微与冷酷。如果说大多数的底层小说因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而具有了不容忽视的审美意义和批判意识的话，那么《巩生与彩霞》则将取景框对准了两个本该惺惺相惜的乡里乡亲，来自同一阵营，消弭了地域、贫富、城乡差距的男女主人公，在“十元破币”的风波中袒露出来的精神世界的冷酷与荒凉，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人心冷漠的现实，是比物质的贫困更加令人怵目惊心的场景。
　　以叛逆出道的李师江近年以一系列作品表现出回归常态的创作转向，《巩生与彩霞》结构的中规中矩简直可以用来作为教授小说写法n要素的范本。按照布鲁克斯、沃伦在《小说鉴赏》中对情节的理解，小说中的一系列事件通常要经历处于某种不稳定因素、某种矛盾或某种对比的开始阶段，矛盾发展以及各种力量不断做出调整以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的中间阶段，与矛盾化解、趋于稳定（哪怕是暂时的）的结尾阶段。《巩生与彩霞》的情节即是非常典型的“三阶段”：它以餐馆老板娘发现十元破币为开端，引发了巩生找彩霞换钱的事件，巩生非换不走，彩霞却要恪守“放进口袋里的钱，绝对不能再掏出来”的行规，矛盾至此激化。小说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就在于在发展阶段会遭遇重重阻力，阻力会引起人物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如何对待阻力既是情节发展的必要环节，也是作家大展身手选择或“创造”细节的绝佳机会。一系列涵义丰富的片段与细节就在此过程中自然楔入，将两人的斗智斗勇与广阔而又处处令人失望的乡村、城市联系起来。在口才与体力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的彩霞在这场风波中最先表现出妥协的意思，她想以老乡的情分化解这场纠纷，却不料巩生对这些远逝的古典情感无动于衷；她想以自己不幸的家庭和身世来感动这个固执的男人，谁知巩生也有一部足以与之抗衡的苦难史；她甚至幻想与他再做一次身体交易来抵消那十块钱的账目，可是面对不确定未来的巩生仍然不为所动。最终还是两人各退一步，以“下次巩生或者工友来彩霞处消费”少收十元达成了一致，并立字据为证。本来羞于启齿的事件却因交换法则与人心的坚硬被升格为堂而皇之的文字记录，令人啼笑皆非。结构上的循规蹈矩不仅没有限制主题的出奇制胜，反倒是在二者的对照之中形成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张力，更加凸显出小说的喜剧风格：目的渺小却态度认真，卑琐无聊却振振有词，结局荒诞却过程严肃，诚如鲁迅所说：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小说基本上由人物对话构成，人物语言作为揭示人物性格的最重要手段是自古至今通行的创作秘笈。“讲话简短的士兵，爱发牢骚的打杂女工，腼腆的教会学校女学生，饶舌的酒店掌柜，迂腐的教授——所有这些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语汇以及组合这些语汇的方式。”（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难度在于人物语言不仅要能揭示其性格，也要一并能够揭示出这性格的养成。正是在两人围绕十元破币唇枪舌剑的争执弥散出来的枝枝蔓蔓中，读者一点一点看清了他们所处的位置与周遭的环境。巩生这个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抛妻别子的打工生活、粗俗不堪的工友、言而无信的老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工作条件、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的责任，这一切正常或非正常的压力已经榨干了他作为正常乡村男人的淳朴、仗义与宽厚，而只留下了与生活同样冷酷、机械的面目，以及这面目掩盖之下荒凉、僵硬的精神世界。在叙述者几乎退场的戏剧化呈现中，仅凭主人公的声口就能一窥当下社会现实的复杂形态，不能不让人称道作者简洁而又丰富的语言表现力。甚至连不起眼的配角人物，如细心厉害的快餐店老板娘、鄙俗世故的房东老太太也都以个性化的语言令读者过目不忘。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