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破四旧”行动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仅使我国的公私藏书资源遭受了空前残酷的破坏，而且严重摧残了新中国以来形成的图书出版行业的生产力。
　　据《全国总书目》统计，1949年10月1日至1954年底为止，全国各种类型的236家出版机构所出版的，经由新华书店发行或者经销的图书多达21661种。1958年，我国出版图书有45000种左右，至1965年急剧减少至9300多种；而在1966－1970年间，全国的出版物更锐减到三四千种，酿成了中国图书文化史上的罕见“书荒”。《南京市新华书店史志：1949－1990》披露说：
　　在“破四旧”，批“封、资、修“之后，即形成了许多文化禁区。除了毛泽东著作，马、列著作，可供书店销售的书籍种类极少，整个“文革”期间发行量稍大的书籍，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剧本集；《艳阳天》、《金光大道》、《飞雪迎春》、《海岛女民兵》等小说；以及一些如《赤脚医生手册》、《机械手册》、《电工手册》等技术书籍。其种类之少，可以说是创了“历史之最”。但毛泽东、马、列著作，“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历史会议文件汇编、学习材料，以及“文革”后期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相关的各种书籍、宣传小册子的发行量之多，也是历史少见。这就是“文革”期间书店图书发行的基本状况。
　　图书馆里读“禁书”
　　当年，书刊资源集中却又被单位封闭起来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室)，自然成为好学爱读的青少年人注目寻书的所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作家周佩京回忆说：
　　小学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懵懵懂懂的小学生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对老师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我因为一向学习成绩好，又是贫农成分，就当了“红小兵”头头。学校腾出一间小屋子给我们作“指挥部”。“停课闹革命”的那一段长长的日子，我就在这间小屋子里“办公”。“指挥部”的隔壁是学校图书室，不大的一间屋子，满地都是书。门没上锁，无人管理。于是，喜欢阅读的我便一头钻了进去。《红岩》、《青春之歌》、《苦菜花》、《暴风骤雨》等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便是在那个时期读到的。初中毕业后，下了乡，清苦、孤寂的乡野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就是读小说。朋友告诉我，读小说当读名著，而读名著就该从“国粹四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发轫。于是四处访借，终于到手。
　　1956年出生于苏州的叶正亭在《借书》一文中回忆说，“自幼想看书，家里却是没书可看”，因此当在业余合唱团结识了一个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本人又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女友时，便有了走进图书馆的机会，几乎每月去两次，把《红与黑》、《战争与和平》、《怎么办》、《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等许多被当时封闭起来的“禁书”给读了。
　　较叶正亭晚两年出生于苏州的王稼句在《书荒记事(一)》中，叙述了在那“整个社会给人一种灰蒙蒙的感觉，思想受到禁锢，情感受到压抑，寂寞而又无奈”的人生状态，而自己又是如何在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老馆员瞿冕良先生的帮助下打开了阅读面的：
　　一个深秋的午后，阳光很好，金黄色的叶子在片片飘落，我走了好久，第一次踏进那所大学，老馆员在大门口迎着我，带我去他的住处，那是藏书楼里的一小间。我走在走廊里，脚步咚咚地响，心也怦怦地跳，因为我看到了一间间、一排排的书啊!……我要借书，老馆员拿出了两本书《雷锋的故事》和《王杰的故事》，我摇摇头，他又从一个柜子里掏出几本《常熟地方小掌故》，说：“没什么书，这几本是自己的，拿去看看吧，看好了还我。”我心里虽然不满意，但也只好拿着书走了。临走时，我隔着玻璃门，望着灰封尘积的书不忍走，闪躲看一眼也是好的，这一眼，我永远也忘不了。过了几天，我去还书，老馆员笑咪咪地递给我一本《水浒》，我高兴得几乎叫起来，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喜滋滋地跑这点回家去。就这样我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还，读了《水浒》、《儒林外史》《封神演义》、《说唐》、《西游记》等许多找不到的好书，这是在枯槁岁月里的一段充满色彩的日子。
　　作为一个圆满的尾声，他终于在多年后考上了这所大学——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即今苏州大学)，成为该系1978级的学生。
　　觅书废品站化浆池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各地的废品收购站也成为了一部分读书人关注的书籍资源地。197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本科的王伟瀛(1948－2010)在《十年露冷霜林夜》一文中说，凡是能说出“有书读是福”这种话的人，多半是那些曾在“文革”中在文化沙漠上跋涉过的人。他回忆说：
　　(当年)“封、资、修”三个字，就可以给人类文化的结晶品贴上封条……“修正主义：不是物，是赐给人的标号，贴在了那些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头上。这其中很多人是有著作的，于是那些著作就名之曰“修正主义大毒草”。古人的作品贴上了“封建主义”的封条，建国前的作品贴上了“资本主义”的封条，建国后的作品当然是非“修正主义”莫属了。但是常常又附加上一条“资本主义”。没被贴的只有一个鲁迅。鲁迅是毛泽东封的“圣人”，其书代表着30年代的一条“红线”，鲁迅在那(“文革”)十年中由人变成了“神”……虽然解放后鲁迅走红，但他的书并不普及。那10卷本的全集绝不是穷学生所能买得起的。人们有的多是一些单行本，常见的也就是《呐喊》、《彷徨》等几种。“文革”中书店里没有卖的，有鲁迅的书的人把书当成了宝贝，不肯外借。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与废品收购站联系，看看是否能从那里淘出几本。当时，人们处理个人藏书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全部上交，听凭处理；二是交上一部分，私下留一部分；三是论斤卖给收购站。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收购站专管过秤的小刘……从此每个周日我都去小刘那里，多是空手而归。偶尔也有收获。如建国初期出版的红色封面，鲁迅自己题写书名的(《呐喊》，没有封面、封底的《花边文学》，60年代出的《坟》、《热风》、《二心集》，小刘都给我拣出来了。 王英琦在《书缘》一文中也曾回忆说，当她四五年级时，便已将《红岩》、《苦菜花》、《三家巷》、《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乃至《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官场现形记》，以及《复活》、《红与黑》、《高老头》、《死魂灵》等中外古今名著给读过了，当这一喜好读书的兴趣和爱好养成后，却不料遭遇了“文革”，当时“所有的书被扫荡一空，校图书馆也行将倒闭”。正当百无聊赖之际，却无意中在废品收购站邂逅了一个卖书老人，结果她 以五角钱买下了《毁灭》、《贝姨》、《聊斋志异》、《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等七本书，从此这里便成为其时常去淘书的好去处：
　　我在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就拎着小黄包来到收购站。照例老头每天都要收进一批新的旧书。每进一批书时，他总爱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哇，可肥了咱废品收购站。”……记得当时除了小说书外，我还买了《世界历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欧洲哲学史》以及《历史研究》、文史哲一类的书籍和刊物。
　　t968年我下放农村，这些书被装满了一大箱带到农村。为了打发农村那些吃饭干活百无聊赖的日子，昏暗的煤油灯下，霪雨绵绵的歇工日，这些书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和精神伴侣。我开始一本本、一册册系统地认真地读这些书……我的那些在“文革”中在废品收购站里弄来的书，后来便成了我的丰富财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批藏书，不仅成就了我，也成为当时我的一些朋友的共同精神食粮。
　　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那个老头的废品收购站造就了我，使我在人生读书的‘最佳峰值’年龄里，读了一批有价值的书。”
　　除了废品收购站外，造纸厂的化浆池也能成为有心读书、有志成材者的书籍资源地。藉由一个当年只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纸浆工颜桂海的回忆可知：“当纸浆工再简单不过了，没文化的我也可以做。每天，我把造纸厂的汽车运来的一些旧书籍旧报纸旧纸皮成捆成捆地扔到浸料池里浸泡，只要有力气就行了。浸泡之后，便将它捞起来放到粉碎机绞成纸浆，重新造纸……为了打发无聊时光，我就在运来的旧书籍旧纸皮中，寻找一些自己认为好看的旧书籍来阅读，反正时间有的是。看完了，再把它扔进放满生石灰的浸料池里浸泡。就这样，只要是汽车运来的旧书籍旧报纸旧纸皮，我都一一将它们翻一遍，找几本来打发时间。就是在那段当纸浆工的岁月里，我读完了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巴金的《家》、《春》、《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等。”就这样，依仗着纸浆池边的书香，这位有心读书的青年终于在两年后被组织上发现，调去做了一名宣传干部。
　　读书成最好的避难所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还有更令人想不到的故事发生过。
　　1930年出生于北京的文艺评论家李子云(1930－2009)回忆说，“在经历了大半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我更加坚信世上最有福的就是那些与书有缘的人的。书是人们最可信赖的朋友”。他指出：
　　即使是在公然标榜“焚书坑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书仍未能禁绝，人们读书的权利也未能全部被剥夺尽。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上门抄家之后，我家虽反复被洗劫，却仍有一套汝龙译的《契诃夫全集》和契诃夫有关资料因置于废物中得以幸存。如有时间翻一下这套书，就会使自己暂时忘记现实的处境，得到某种安慰。这二十几本书我几乎读得倒背如流。甚至到我后来被隔离，并被禁止阅读一切书报之后，我也并没有与书完全绝缘。这应该感谢被派来监守我的小马同志，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她。在我处境最恶劣的时候，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善良的人性，曾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她不仅从未迫害过我，而且，当她了解我的情况之后，立即表示理解和同情。她每天偷偷带来当天的报纸和一些小说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带来的小说大半是《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她说她所能借到的只有这类小说。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这些书也使我在那些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得到某些消遣。
　　1950年出生于浙江奉化的孙颙，1968年下乡到位于崇明岛上的前哨农场，1978年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回忆说：
　　好像是1966年岁末，我和我的几个同学，由于当“保皇派”，在中学里成为灰溜溜的角色。当“英雄”们占领学校并“杀”向社会后，我们在校园里无聊地闲逛，空荡的心胸仿佛需要填补。那天，一位同学来报告，说在某处防空洞里发现大量藏书。那个防空洞原是一家“造反派”的司令部，“造反得意”，在高级住宅里建立“大本营”，把防空洞遗弃了。夜里，我们几个悄悄地进了防空洞，打开昏黄的电灯，顿有眼花缭乱之感。还从没见过这么多好书呢!即使在“文革”开始之前，要想从学校图书馆借外国文学读物，也不是容易的事。有好些书，不让我们中学生读呢!现在，全有了!欧美、俄苏、亚非拉，各国作品琳琅满目，真不知从何下手!从那天开始，我们天天溜进防空洞去读书。捞到一本读一本，觉得不好看，扔下换一本再看。我们不敢把书拿回家看，因为这些书“来路不明”，也不敢让旁人察觉行踪，怕“造反派”找我们算账。那段时间，我完全陶醉在文豪们艺术与思想的海洋里，忘却了外面世界的纷争。渐渐地，也不再觉得空虚与惶恐。天地是那么宽广，人生是如此壮阔。我从前人的踪迹里寻找明天，我从历史的磨难中发现未来。
　　在1968年到了“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陆星儿(1949－2004)，于1978年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她回忆说，家藏书中有一部快被翻烂了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上、中、下三本，包着的牛皮纸封面，边边角角又毛糙又破旧。我把三本书托在手心上，只感到内心有一种很深沉的分量，有一股扯不断的思绪……那时在北大荒，没有更多的书可读，而这部描写库页岛开发的小说，像经典著作被大家传阅，我自己看了几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段段地做笔记，仿佛要从翻过的每一页里都能找到理想，找到激发，找到楷模。而只要读到一点共鸣、同感，我会激动很久，好像精神里撑起一根支柱，它能确立自己，证明自己。那是一段很年轻、很艰苦、和特殊的生活，有这样一部书伴随着，给心灵注入了向上的、崇高的精神。我始终认为，北大荒十年，是我人生的基础，因为有精神的存在，艰苦与特殊的经历，便成为不可多得的财富。所以，在离开北大荒时，我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日用品或送人了或扔掉了，但这部书和一本本用纸订起来的读书笔记，都随身带回了——它们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们帮助过我，支撑过我。我从那成千的书页中也找到过那个单纯热情又充满理想的自己。
　　作为“知青”也到黑龙江“上山下乡?多年的，当代作家何志云，195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他回忆自己当年的读书经历时说：
　　我开始读“初中”是在1963年；算来离“新文学运动”不到半个世纪，读来读去，所读的无非是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不多几个。印象中巴金的一些书(如《爱情三部曲》)，须持语文老师的手令才能从图书馆借出来，后来很快就搞“文化大革命”了，再后来又“上山下乡”了。十多年就这么一晃而过，定下心来想想，书或许是多读了几本，可是关于现代文学，知道的还是不出过去那个框架。“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我还在黑龙江，不过已经从农场调到了机关……这时就常有了出差的机会。一人出差在外，闲极无聊的时候，最好的消遣就是逛书店，要是买下了什么书，漫漫长夜便也可顺便一并打发。只是那时实在是没有书可买。政治类的书，主要是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读来还饶有兴味，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我都是那一阵买下并且认真读了的。文艺类的，可谓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所幸还有一个鲁迅，还有一批鲁迅的书。于是就只买鲁迅的书，渐渐买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正陆续出版的一套小薄册子。
　　1966年8月红卫兵们在全国发动的大破横扫“四旧”的社会行动，使得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被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管制着的书籍资源失了“控”。苏州作家王宗拭在《书缘》一文中回忆说，破“四旧”活动“反而使书在地下迅速流转，成了读书的好机会。那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不受约束和限制，不管是‘横扫一切’，还是‘文攻武卫’，读书是最好的避难所，进入书的境界，意会书中的人生。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曾在一年中读完那么多的书；那段着魔的日子，令人向往。紧接着下乡插队的十年，在笠泽茫茫的屯村一隅，书又成为我的伴侣……”于是在时政要素、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三重制约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的华夏大地上，上演了在世界图书文化史上也少见罕有的若干中国特色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