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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火势之大，实为本世纪来未有也。”因事起仓促，长沙城内官员、百姓尚在睡梦之中，突被大火惊醒，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城陷入哀号之中。而这一惨剧却是因为译电员粗心漏掉了一个字。
预演纵火，长沙城变汽油库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的长沙人口从30多万骤增至50多万。抗战中的长沙风雨飘摇。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长沙一旦不守，就对其实行“焦土政策”（一种军事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
“焦土抗战”理论深具悲情，最早由李宗仁提出。1933年，李宗仁曾发表《焦土抗战论》。其后一系列文章也明确主张，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
当时，风头正盛的日军对长沙志在必得，长沙城的安危顿时成战局焦点。史学家、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梁小进认为，长沙守与不守，“焦土抗战”已无法避免。据史学家研究，蒋介石的意图是长沙实行“焦土抗战”“不资敌用”，并“陷敌于困境”，达到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
1938年11月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11月10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许权，开始传达蒋介石准备焚烧长沙，进行“焦土抗战”的指示。
这次会议的内容对长沙老百姓来说是高度保密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要疏散，却并不知道要焚城。会议结束后，长沙警备司令鄷悌召开省会党政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实行紧急疏散，并开始策划焚毁长沙的行动。11日下午4时，酆悌和许权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
为了纵火行动能够万无一失，张治中安排在11月13日进行一次预演，大概凌晨4点的时候检阅鄷悌等人为焚烧长沙所作的预习准备。而就在12日晚上12点，由警备二团和社训总队组成的100多个纵火小分队带着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准备位置，可是一部分队员却开始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长沙变成了一个汽油库。
新墙河变“新河”，大火烧城
此时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纵火队员都在焦灼地等待。
结果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日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将“新墙河”译成 “新河”。长沙以北方向有这样两个地方，一个叫新墙河，是距离长沙120公里的一条河流;一个叫新河，是距离长沙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这两个地方相距100多公里，名字却只有一字之差。
译电员的这一失误，一下子酿成了大祸。因为按照计划，敌军进入城郊30里以内时，即实施“焦土抗战”政策。日军已经到城外的消息一经传开，一下子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部分纵火人员惊慌失措，不慎引燃了之前准备的燃烧物，熊熊大火一下子烧了起来。当日的电报代号为“文”，因大火发生在夜间，故为“夕”，因此这场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
虽然张治中一开始就明确下达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发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张治中计划检阅前的两小时，局势彻底失控。当发现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但当时，警察和消防队员都撤离了，无人灭火。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但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不久，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
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整个长沙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街道上到处都是人海、火海，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命。
然而，那些夺命冲出火窟、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生的人们，遭遇也极为凄惨。宽阔的江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木船在摆渡，拥挤的人群有的被挤到了江里，有的因为船小超载而沉入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天亮时，人们看到一具具尸体顺江漂流，惨不忍睹。
国民党上下离心才是大火根本原因
从11月13日凌晨到17日，这场大火持续了整整5天5夜。“其火势之大，实为本世纪来未有也。”因事起仓促，长沙城内官员、百姓尚在睡梦之中，突被大火惊醒，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城陷入哀号之中。
经统计，长沙大火使千年古城毁于一旦。全城60%以上的街巷、房屋被烧。1900余石谷米被烈火吞掉，300万元的绸缎烧成灰土，400颗价值连城的汉印及许多文物珍品荡然无存，3000多人（一说是3万多人）葬身火海。
然而大火过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哗。原来，经常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使当时的日军暂时无力进攻长沙，可以说当时火烧长沙决策的过早进行，是对战略局势的误判。
国民党政府为了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将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张治中等人革职处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火案就这样草草结案。
之后，张治中经人斡旋，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人们对此颇为不满。就在张治中到任之日，有人在部长室门后大书“小心火烛”四字，以此嘲讽。
其后议论纷纭，有说张治中和酆悌素不相睦，因借长沙大火一案置酆悌于死地，但酆悌执行放火，只得张治中的口头通知，并未有书面命令，致百口莫辩;有说译电员之错误乃有意人为。衡诸情理，均未能全信，且事隔半世纪多，亦无从查考。但国民党有许多高官官僚习气极重，只知享受权势，无视人民生活痛苦，以至造成上下离心却是实情。
据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处理长沙大火案后，曾作有一番剀切的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說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三湘都市报》刘典/文）
预演纵火，长沙城变汽油库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的长沙人口从30多万骤增至50多万。抗战中的长沙风雨飘摇。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长沙一旦不守，就对其实行“焦土政策”（一种军事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
“焦土抗战”理论深具悲情，最早由李宗仁提出。1933年，李宗仁曾发表《焦土抗战论》。其后一系列文章也明确主张，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
当时，风头正盛的日军对长沙志在必得，长沙城的安危顿时成战局焦点。史学家、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梁小进认为，长沙守与不守，“焦土抗战”已无法避免。据史学家研究，蒋介石的意图是长沙实行“焦土抗战”“不资敌用”，并“陷敌于困境”，达到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
1938年11月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11月10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许权，开始传达蒋介石准备焚烧长沙，进行“焦土抗战”的指示。
这次会议的内容对长沙老百姓来说是高度保密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要疏散，却并不知道要焚城。会议结束后，长沙警备司令鄷悌召开省会党政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实行紧急疏散，并开始策划焚毁长沙的行动。11日下午4时，酆悌和许权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
为了纵火行动能够万无一失，张治中安排在11月13日进行一次预演，大概凌晨4点的时候检阅鄷悌等人为焚烧长沙所作的预习准备。而就在12日晚上12点，由警备二团和社训总队组成的100多个纵火小分队带着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准备位置，可是一部分队员却开始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长沙变成了一个汽油库。
新墙河变“新河”，大火烧城
此时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纵火队员都在焦灼地等待。
结果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日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将“新墙河”译成 “新河”。长沙以北方向有这样两个地方，一个叫新墙河，是距离长沙120公里的一条河流;一个叫新河，是距离长沙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这两个地方相距100多公里，名字却只有一字之差。
译电员的这一失误，一下子酿成了大祸。因为按照计划，敌军进入城郊30里以内时，即实施“焦土抗战”政策。日军已经到城外的消息一经传开，一下子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部分纵火人员惊慌失措，不慎引燃了之前准备的燃烧物，熊熊大火一下子烧了起来。当日的电报代号为“文”，因大火发生在夜间，故为“夕”，因此这场大火被称为“文夕大火”。
虽然张治中一开始就明确下达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发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张治中计划检阅前的两小时，局势彻底失控。当发现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但当时，警察和消防队员都撤离了，无人灭火。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但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不久，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
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整个长沙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街道上到处都是人海、火海，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命。
然而，那些夺命冲出火窟、跑到湘江边上渡江逃生的人们，遭遇也极为凄惨。宽阔的江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木船在摆渡，拥挤的人群有的被挤到了江里，有的因为船小超载而沉入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天亮时，人们看到一具具尸体顺江漂流，惨不忍睹。
国民党上下离心才是大火根本原因
从11月13日凌晨到17日，这场大火持续了整整5天5夜。“其火势之大，实为本世纪来未有也。”因事起仓促，长沙城内官员、百姓尚在睡梦之中，突被大火惊醒，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城陷入哀号之中。
经统计，长沙大火使千年古城毁于一旦。全城60%以上的街巷、房屋被烧。1900余石谷米被烈火吞掉，300万元的绸缎烧成灰土，400颗价值连城的汉印及许多文物珍品荡然无存，3000多人（一说是3万多人）葬身火海。
然而大火过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哗。原来，经常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使当时的日军暂时无力进攻长沙，可以说当时火烧长沙决策的过早进行，是对战略局势的误判。
国民党政府为了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将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张治中等人革职处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火案就这样草草结案。
之后，张治中经人斡旋，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人们对此颇为不满。就在张治中到任之日，有人在部长室门后大书“小心火烛”四字，以此嘲讽。
其后议论纷纭，有说张治中和酆悌素不相睦，因借长沙大火一案置酆悌于死地，但酆悌执行放火，只得张治中的口头通知，并未有书面命令，致百口莫辩;有说译电员之错误乃有意人为。衡诸情理，均未能全信，且事隔半世纪多，亦无从查考。但国民党有许多高官官僚习气极重，只知享受权势，无视人民生活痛苦，以至造成上下离心却是实情。
据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处理长沙大火案后，曾作有一番剀切的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說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三湘都市报》刘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