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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费的概念在巴塔耶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以花费为基础，他发展出了自己的普遍经济学。本文从花费的概念入手，具体分析巴塔耶的关于花费的思想，从而概括出他的普遍经济学的特征。
关键词：花费；消耗；普遍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3－0011－07
1933年，巴塔耶在《花费的概念》一文中提出了花费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而这篇文章的完成距他最初产生相关的灵感已经过了5年。并且，巴塔耶不仅没有在写出这篇文章后就此搁下，反而以一种强烈的兴趣来继续这篇文章所引发的更进一步的写作，即1939年到1942年间的《有用的限度》，但这篇文章的写作最终却以流产告终。不过，他并未因此而却步，从1944年到1949年，他对这一问题持续进行思考，终于在1949年2月出版了《被诅咒的部分》的第一部《消耗》，在这部书中，他拓展了自己提出的花费的概念，以“消耗”为主题建立了他的“普遍经济学”，并在此框架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形态进行了独特的观照。这部书无疑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自己也颇为看重，“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梦想深入的修改——扼要的重写——第一部，即《被诅咒的部分》。”当然，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显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花费的观点在巴塔耶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而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是理解巴塔耶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普遍经济学”的构思和他在此背景下所试图梳理出的“普遍历史”的重要途径。
一、花费的概念
用巴塔耶的话来说，花费并不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种消费形式的描述，而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现在，有必要保留‘花费’这个词，以用作这些非生产性的形式的指称，而不用作所有那些作为生产的目的一种手段的消耗的模式的指称。”也就是说，巴塔耶所说的花费是指那些用于“非生产性的”东西之上的消费。
而之所以提出花费的概念，是因为巴塔耶发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观念中，支配大家活动的根本原则就是一件事物是否是“有用的”(useful)，这个原则被他指称为“古典的功利性原则”，其本质就是“物质功利性”(material utility)，它的直接表现就是获取和保存，其中，不仅包括对货物的获取，也就是生产和保存，也包括对人的生命的获取(生产)和保存，这其中当然并不排除由此带来的痛苦和对痛苦的克服。功利性原则的目标虽然也指向快感，但却须发乎情而止乎礼仪，保持适度性，因为一旦这种平衡的状态被突破，势必会破坏其有效性，而干扰或影响个体的生产和保存。
但是，这种古典的功利原则却有着自己的不足。因为，这个在习惯上已得到社会认同的概念与社会的真正需要其实是有冲突的。巴塔耶举例说，这就犹如父子关系，尽管父亲为儿子准备了所有他认为需要的东西，如住房、食物、衣服，甚至小小的放纵等，而这些东西儿子也的确需要，但若因此儿子就没有权利来讲述引起他头疼脑热的东西，就得给人一种他无所恐惧的印象的话，那么，“在这个方面，说有意识的人性(conscious humanity)还保留着未成年状态，是令人悲哀的；人性认识到获取、保存和理性的消费的权利，但是它在原则上，排除了非生产性的花费(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这是因为，父亲馈赠的显然不仅仅是舒适的居所、丰盛的饮食以及鲜衣华服等，而是蕴涵在这些事物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或者就是想要在社会上得到这一切的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巴塔耶所说的“获取、保存和理性的消费的权利”。作为儿子固然可以接受，但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不能永久地处于这种“未成年人的状态”，即依靠和顺从他者(即使是他的父亲)的意志的状态，为了获得自己，摆脱这种被奴役的状态，他必然会反抗，打破这种舒适的但却是在他者的阴影下的生活，除非他生来就是一个未成年的人，是个奴隶，或者说就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这就是作为儿子之所以成为儿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的个人的真正需要，也是社会这个有机体的真正的需要。
但为何这种把自己确立为自己的需要不能得到及时的满足呢?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个体自身的懦弱外，如儿子只想永远做儿子，在巴塔耶看来，更重要的就是由于在“有用的”功利性原则的巨大的影响下，人们只认识到了“获取、保存和理性的消费”的权利，而有意排除或者忽视了“非生产性花费”的权利，而且，正是以此原则为基础，形成和建立了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观，如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把那种肆意挥霍财富的浪费称之为恶，“我们称之为浪费的某些人，则比较复杂。不知约束和放纵用钱的人，我们都称为浪费，所以这里包含着多种恶，这里所用的不是它的本义。浪费最根本的恶就是毁坏物资。一个浪费的人就是毁灭自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毁灭物资也就是毁灭自身，生命是通过物资而存在的。我们所说的浪费就是这个意思。”。但巴塔耶想推翻的就是这种长期以来把浪费视为“恶”的伦理观，从这点出发，巴塔耶提出了“丧失原则”。他认为，人类的活动是不能完全被还原为获取(生产)和保存的过程的，因为他还必须消费。基本上，人们的消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还原为为了我们的生产和存在所需的消费，这是最基本的需求，“第二部分是通过所谓的非生产性的花费所表现的：奢侈、哀悼、战争、祭仪、规定费用的纪念碑的建造、游戏、景观、艺术、不正当的性行为(例如，从生殖的目的偏离)——所有这些表现的活动，它们——至少在原初的环境中——没有超越自身的目的。”而这也就是巴塔耶所定义的花费的具体的内容。因为用于这些东西之上的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产，本质上，这些东西都是“无用之物”，对于它的花费，不可能再带来任何回报。所以，“丧失原则，换句话说，无条件的花费的原则，”它与主宰日常生活的“轧平帐目(balanced accounts)的经济原则(花费有规律地通过获得来补偿)”是相反的，它和需要轧平的那本帐目无关，也不需要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其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花费的本质。
巴塔耶从我们的共同的经验出发，以宝石、祭仪、竞赛性的游戏和艺术产品为例说明了这个原则并非是他向壁虚构的结果，而是有现实的生活为背景和基础。如，宝石常常被用作性爱的奢侈的“礼物”，但对奉献者来说，这就是一种无用的花费，因为它注定是没什么用处的，不属于再生产环节中任何一部分。祭仪也是如此，献祭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而且它浪费的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人和动物的鲜血(也即生命)。至于各种竞赛性的游戏，虽然其形式多样，但一样充斥着“无条件的花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丧失通常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相当数量的金钱被花在住所的维护、动物、设备或人上。为了生产一种惊愕的感觉，尽可能多的金钱被浪费——在任何情况下，它所具有的强度都是无限地大于生产性的事业中的强度的。”。赌博是最为直接的表现方式，其中的“丧失”是赤裸的，也是激烈的，赌徒们有时丧失的不仅是金钱，而是他们的一切，甚至这种丧失把他们变成负数，变为囚徒和失去 生命。赛马更是成为全社会的群体性的丧失，还有与之相伴的景观，都是变相的丧失。还有就是艺术产品，也大都遵循和体现丧失原则，除了建筑这类真正的花费外，诗歌就是象征性的花费的典型形式，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丧失的艺术，残缺不全的字节就是例证。正是通过这种缺失，它才得以创造出感人肺腑的东西。
二、花费与献祭，以及圣性事物的生产
当然，巴塔耶的这种独特的花费概念并不是无本之木，它主要来自于对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酌“礼物”的思想的创造性的引申或“翻译”。莫斯通过对原始部落的礼物的交换，特别是“夸富宴”(pot-latch)的考察，指出在美洲西北部的原始部落在冬天举办各种集会，其中充斥着节庆与宴请，而“所有这一切都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仪式、法律呈献与经济呈献等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人群中、部落中、部落同盟中乃至族际间的政治地位也在其间得到了确定”。对于莫斯的这个观点，即原始部落的人们在“夸富宴”中慷慨地捐赠并毁坏自己的财物是为了确立自己或部落的“政治地位”，巴塔耶是认同的，但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行了丰富和拓展，所以，“鉴于这种翻译在文化语境中包括了根本的变化，巴塔耶的特殊的术语，由捐赠(don)或礼物(gift)转化为花费(d~pense)和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必须被质疑。”
而这种转换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巴塔耶认为，由捐赠或礼物转化而来的花费不仅仍然可以确立人的“政治地位”，它实际上还是一种献祭(sacrifice／sacrifice)，这种献祭又与圣性事物(the sacred things)的生产密切相关。这是因为，首先，献祭所浪费的是“有用的”东西，如人的鲜血和生命等，花费所浪费的也是“有用的”东西，如凝结巨大财富的宝石，若是赝品，就没有价值和意义。其次，巴塔耶从献祭这个词的语源学出发，指出“献祭(sacrifice／sacrifice)就是圣性(sacral／sacred)事物的生产”。他用基督教的成功就是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即生命的丧失为例，引申出圣性事物的生产就是来自于某种“丧失”的实施。再就是，因为捐赠或礼物都是注定要被浪费掉的，也就是说，是注定要被丧失的，所以，巴塔耶才称其为“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而这“被诅咒的部分”其实就是“该下地狱的，该死的”(maudite)部分，即命中注定要丧失的部分。因此，若想进一步明确和把握花费的意义，必须了解巴塔耶对献祭的看法，而巴塔耶本人也正是通过对献祭的研究，来转化莫斯的捐赠或礼物的概念，并深化花费的内涵的。
巴塔耶认为献祭的原则就是“毁坏”(destruction)，毁坏的东西自然是祭品，但是，献祭的目的不是为了把祭品“毁灭”(annihilation)，献祭真正的目的是要毁坏附着在祭品之上的“物”的属性，“物(things)——只有物——是献祭在牺牲中所想要毁坏的东西。献祭毁坏了一种屈从的客体的真实的联系；它把牺牲者从有用性的世界抽出，把它恢复到晦涩难解的任性的状态。”献祭就是把已经在现实世界沦落为“物”的东西，已变为客体的东西，重新从现实的秩序中——即着眼于将来的筹划的有用性中——抽离出来，彻底关闭它通向这个物化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世俗世界的道路，以重新回到“神性世界”(the divine world)，进而恢复其内在的“亲密性”(intimacy)。
因为献祭的祭品主要是动物或植物，所以，献祭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而死亡，恰恰是对被有用性原则所支配的世俗世界的最为根本的否定，因为，“未来的时间对现实世界的建构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死亡在其中不再拥有一个位置。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死亡对它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但是，献祭的本质是给予和消耗，并不是杀戮，杀戮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正如把煤送到燃烧的炉子里，虽然炉子也是“有用的”，可它只是手段，通过炉子的燃烧，煤获得了自己的神性，变成了圣性的事物，重新回到了它自己内在的未曾被现实世界即被“物”所分离的亲密性中。所以，巴塔耶强调，“献祭是生产的反题，其以将来为目的被完成；献祭就是消耗，它只与此刻有关。这是一种意识，在其中，它是礼物和放弃，但是被给与的东西不可能是为接受者所保留的一个客体：一个供奉的礼物使它正好进入突然的消耗的世界。”献祭所提供的东西不是为人的功利性的目的服务的，它通过毁坏祭品，彻底摧毁了它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它再也不可能沦为物化的牺牲品，而是回复到自己所是的东西上去。这就像天气阴晦之时，太阳被乌云遮挡，谷仓、田野、灌木篱墙清晰可见，给人的感觉，它们似乎比阳光灿烂时更加像它们所是的东西。但是，巴塔耶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这恰恰是一种“贫乏”(poverty)的表现，因为，“我不能再看见闪耀在谷仓之上的光线的光彩(brillianee)；确切地说，我所看见的这个谷仓或这个灌木篱墙就像在宇宙和我之间的一个屏幕。”。这个“屏幕”就是“有用性”，就是“物性(thing-hood)”，在阳光下，谷仓、田野、灌木篱墙和宇宙是融为一体的，实际上，它们就是宇宙，与万事万物共同分享着太阳的光彩，这光彩，就是神性，就是亲密性。献祭就是要恢复事物所具有的但却因物化而失去的这种“光彩”。
换句话说，在巴塔耶看来，献祭就是把“被诅咒的部分”，也即注定要丧失的部分，通过花费，使其脱离“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成为圣性的(the sacred)事物，同时恢复神性世界(the divine world)的威严与光辉。而这正是花费的真正的意义。
三、花费的社会功能
在对花费所引起的“内在经验”的变化进行研究后，巴塔耶又进一步把花费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进行读解，即对花费所起到的社会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作出了研究。当然，从某种意义上原始部落是可以代表原始社会的一般形态的，因此，其所存在的与经济关系密切的夸富宴就成了他着力读解的对象。他指出，夸富宴除了其所具的生产圣性事物的作用外，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功能，那就是相对于当时以生产和保存为主的经济原则，它起到了反作用，打破了财富的稳定性，把本应遗传的财产花费掉，“一种过剩的交换活动用发狂的固定的仪式化的牌戏(ritual-poker)取代了遗传(作为财产的源泉)。但是，游戏者永远不能从游戏中——他们的财富的制造中——退出；他们处于挑衅行为的支配下。任何时候财富都不会用于从需要中保护它的所有者。相反，从功能上说，它仍然受——就像它的所有人——无限的丧失的需要所支配，它地方性地存在于一个社会群体中。”而之所以由激烈的夸富宴所呈现的花费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活动，就是因为它起到了“过剩的交换活动”的作用。在巴塔耶看来，它是与生产活动相辅相成的能量的重要的交换形式。
当然，在夸富宴中付出的人是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等级的，但是，巴塔耶指出，所浪费的财富只有与那些非生产性的活动如节庆、景观和游戏等相关，花费对那些富人来说才有意义。而原始社会的富 人不仅为部族成员提供保护和领导他们，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承担这些非生产性的花费，尤其是“景观性的集体的花费”(the spectacular collective expenditures)。在这一点上，文明社会也是一样的。非基督教的罗马人一直乐于为游戏和祭仪买单，基督徒虽然用救济替代了花费，似乎废除了花费的这种功能，但其所变化的只是形式，并没有完全停止花费，信徒的财富不断被从富人手中分发到穷人身上，更重要的是被捐赠给教堂和修道院。而满足高耸入云的教堂、厚重奢华的修道院等“景观性功能”(the spectacular function)的消耗就此成为花费的主要的出路，这在中世纪表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从历史上看，不管什么样的社会，财富阶级都天然具有一种花费的职责。而真正的变化是在资产阶级的出现之后，他们因为在贵族的阴影下积攒财富，所以，虽然他们已成为财富阶级，但却拒绝公开的开销，而且只肯为自己开销，从而无耻地逃避了有史以来与财富相伴而来的功能性的花费的责任。因此，巴塔耶厌恶而轻蔑地指斥他们，“因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隐藏一张肮脏的脸，这张脸如此贪婪，缺少贵族性，如此的令人恐惧的卑鄙，以至所有的人类的生命，一看到它，似乎就被降级了。”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就成为一种花费的新形式，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不会因为资产阶级的厚颜无耻而弃绝对花费的需要和向往，另一方面，富人所花费的正是穷人所丧失的东西，他尽管提高了自己的等级，却使穷人因而降级，并被置于卑下的状态，二者不可避免的分离与冲突从而演变成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永恒的斗争。这一点从夸富宴中就可看出端倪，后来的社会形态逐渐强化了这个特点，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就是新的奴隶，他们是为了活着而生产，与之相反，资产阶级是为了把他们降级，把他们驱使为物而生产，而资产阶级以理性为名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吝啬，让花费的传统模式也随之变化和衰退。在这一过程中，主人的残忍有所衰减，而这是“与赋予现代以特征的古代的奢侈进程的普遍萎缩相符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根本属性，也不能因此取代和消灭社会的必然的花费，所以，“当阶级斗争被再次开启和发展的时候，它会成为社会花费的最宏大的形式，这个时候，就工人而言，如此的规模，足以威胁主人的真正的存在。”
巴塔耶认为，基督教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形式，它消弥了现实的斗争，是可鄙的。基督徒遵循耶稣基督的言词，把富人和穷人分开，并试图通过用一个群体谴责另一个群体的方法来使对方毁灭，并因此沉溺于入迷的自我折磨之中，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神话把社会的耻辱和痛苦的牺牲品的苍白的降级与神的光辉(the divine splendor)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令人不齿的，这只是一种绝望的表现，是一种无限的仇恨的“附带现象”。但是，虽然八百年前基督教是以被奴役的形式出现的，本质上，它与现时代的工人运动所引起的震撼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强烈地要求用一个阶级排除另一个阶级，“以把花费的模式作为一种悲剧且尽可能自由的实现，”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之所以必然，是因为花费的内驱力使然，当然，它客观上也势必为社会引入“圣性的形式”，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唯一可能的结果：“那些曾致力于丧失‘人性’的人的丧失。”
而人类之所以要花费，巴塔耶认为，是因为生命自身是不愿屈服于通过理性的概念所分配给他的封闭的系统的，这个系统大到被隔离于宇宙的地球，小到一个国家，乃至白天和夜晚的分割，对人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人的生命不是由理性和秩序构成的，它鲁莽而冲动，始终不变地通过花费，也就是丧失，来表述和证明自己。而“人们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或者避免痛苦，不是因为这些功能自身导向一种充分的结果，而是为了同意自由花费的反抗功能”。
四、总体性思想之下的普遍经济学
应该说，巴塔耶在《花费的概念》中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他的“普遍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个语焉不详的理论框架并非毫无缺陷。首先，它并没有清晰地说明人们何以要花费的动力，所以，巴塔耶只能从人的生命自身的内在冲动出发对其进行解释。其次，在谈到花费的社会功能时，他只能选择几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却无法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系统的解读，更无法从花费出发，反向建构出一个他一直雄心勃勃想建立的人类社会的“普遍历史”，而只能以片言只语一带而过，这也可能是他在之后的岁月里几度想将花费的概念予以拓展但却不能卒篇的原因。而经过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十多年的思考，他终于得以以“消耗”为名完成这一复杂而不失宏大的工程。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总体性”(totality)的重视，即把事物放在普遍联系的有机的网络中，从一个更为广泛的系统来考虑事物的存在及其关联性。而他的“普遍经济学”就是把他的花费的概念放在一个宏阔的宇宙能量运动的背景下进行重构，然后在此视野下对社会历史所做的一个总体性的思考。因此，一方面，他继续提醒人们关注非生产性的花费，与此前的思想一脉相承，他指出人的献祭、教堂的建造还有宝石的赠与，与小麦的销售意义同样重大，即在他看来，前者那些非生产性的花费和小麦销售这样的生产性的花费同样有价值。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普遍经济学中，巴塔耶已经把自己的花费概念予以拓展，把人类的所有的花费活动，都纳入“消耗”(Consumation／Consumption)名下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这些“有限的”活动都是和“无限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他认为，“当更换一个汽车轮胎，挑开一个脓包，用梨给葡萄园翻土，都是必不可少的时候，这都是很容易处理的非常有限的操作。但是，这些活动却与世界的其余部分密不可分。”所以，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思考花费问题，在巴塔耶看来，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这种整体观念当然与莫斯在《礼物》中所运用的方法有关，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在《礼物》的英译本导言中，指出了莫斯在考察原始部落的礼物时所秉持的理念，“莫斯只试图对有限范围内的事实加以认识和理解，而莫斯所谓‘理解’(understanding)的意思，在《礼物》一文中表露得十分清楚。诚如涂尔干业已教示的那样，理解就是要在总体性中把握社会现象。‘总体’(total)是这篇文章的关键词。莫斯所考察的古式社会的交换，就是那些总体的社会运作或社会活动。它们同时兼为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神话的和社会形态学的。因此，只有将其视为一种复杂而具体的实在，才能把握它们的意义。”同样，巴塔耶也是以这种思路来考察和运用花费的思想的。但巴塔耶的那个“总体”显然比莫斯的“总体”所牵涉的面更广，在以上诸种要素之外，他还加上了一个他认为更为基本的维度，那就是宇宙能量的运动。这也正是他设置的驱动人类社会生生不息乃至花费的最终的也是最根本的动力。
由此出发，他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济活动是依存于地球上能量的循环的，而地球上的能量来自于太阳的辐射，生物体正是依靠太阳无私洒向大地的光和热生长，但它所接收到的能量通常会 超过维持自己生命存在所需，这样一来就会产生能量的过剩，“生物体，在由地球表面的能量的运转所决定的情况下，通常会接收到比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能量更多的能量；过剩的能量(财富)可以被用于一个系统的增长(例如，一个有机体)；如果系统不再增长，或者，如果过剩不能完全在它的增长中被吸收，它必须被不求利益地丧失掉；它必须被开销，不管是否情愿，也不管是以辉煌的方式还是灾难的方式。”巴塔耶指出，每个系统的增长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从小的方面说是系统自身的内在的规定性，但从“总体性”眼光或者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每个系统的增长的限度不仅取决于自身，同样要由与其相关的系统限定，“对于每个个体或者每个群体来说，这种直接的限制，都是由其他的个体或者群体所赋予的……总而言之，限制整个增长的是地球空间(准确地说，生物圈)的大小。”在这样的限制下，过剩就会对系统产生压力，其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系统对自身进行扩展(extension)，在扩展到极限后，就开始浪费或奢侈(squander or luxury)，其中，自然主要通过三种奢侈形式：吃、死亡和有性生殖来消耗过剩，而人类社会消耗过剩的方式是通过劳动和技术进行扩展，以及人的奢侈。劳动和技术的扩展是具有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消耗了过剩，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过剩，于是奢侈开始了，人们通过建造纪念碑、改善生活、增加空闲时间等非生产性的花费来消耗过剩，当这些不足以解决消耗时，战争这种最奢侈的形式出现了。如巴塔耶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因为现代工业引起的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过剩无法及时消耗所致，而战争就如同献祭，所消耗的正是“被诅咒的部分”，即注定要丧失的那部分过剩的能量。当然，巴塔耶并不认为战争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表达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希望。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把过剩的生产转移进困难的工业增长的合理的扩展，或者转移进非生产性的工作中，这将会消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积聚的能量。”问题在于，我们有时并不知道或者受制于狭窄的思想，无法搞清楚该如何处理过剩，如在目前地球的整个系统中，美国可谓是最富裕的国家，它的能量显然是过剩的，从维持系统平衡的角度起见，它应该将自己的过剩设法分发给世界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印度，但美国却并不一定会这样做。所以，战争这种奢侈形式始终存在着爆发的可能。
这就是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与“有限的”(restrictive)或传统的经济学相比，他所着眼的是社会所积聚的过剩的能量的消耗而不是生产与流通，这当然令人耳目一新，因此，他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的这种思考是哥白尼式的变革。
五、总结
巴塔耶围绕花费这个核心概念所苦心构建的普遍经济学，其中介或展开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拥有生命的人，作为存在于这个被“有用性”思想控制的世界上的主体，他必须寻找到一条解脱的道路，以迸发出自己的“内在经验”，借以恢复与圣性世界的联系，进而超越那种奴性的存在。诚如哈贝马斯所言：“他在消费当中看到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边是生命所必需的劳动力再生产，另一边则是奢侈浪费；这种奢侈消费让劳动产品摆脱生活必然领域，进而摆脱新陈代谢的主宰，而用于消费。这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形式，从单个商品占有者的经济视角来看，它是一种损失，但它同时能够实现和证明人的自主权以及人的本真存在。”。不过，这只是他的普遍经济学所涉及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方面而已，他建构普遍经济学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缔造一个更为宏观也更为重要和别致的“普遍历史”，也即更为一般，同时也更为“总体”。正是从“消耗”出发，他重新审视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从而使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不为人知或被忽视的另一面。
(责任编辑：曾静)
关键词：花费；消耗；普遍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3－0011－07
1933年，巴塔耶在《花费的概念》一文中提出了花费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而这篇文章的完成距他最初产生相关的灵感已经过了5年。并且，巴塔耶不仅没有在写出这篇文章后就此搁下，反而以一种强烈的兴趣来继续这篇文章所引发的更进一步的写作，即1939年到1942年间的《有用的限度》，但这篇文章的写作最终却以流产告终。不过，他并未因此而却步，从1944年到1949年，他对这一问题持续进行思考，终于在1949年2月出版了《被诅咒的部分》的第一部《消耗》，在这部书中，他拓展了自己提出的花费的概念，以“消耗”为主题建立了他的“普遍经济学”，并在此框架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形态进行了独特的观照。这部书无疑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自己也颇为看重，“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梦想深入的修改——扼要的重写——第一部，即《被诅咒的部分》。”当然，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显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花费的观点在巴塔耶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而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是理解巴塔耶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普遍经济学”的构思和他在此背景下所试图梳理出的“普遍历史”的重要途径。
一、花费的概念
用巴塔耶的话来说，花费并不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种消费形式的描述，而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现在，有必要保留‘花费’这个词，以用作这些非生产性的形式的指称，而不用作所有那些作为生产的目的一种手段的消耗的模式的指称。”也就是说，巴塔耶所说的花费是指那些用于“非生产性的”东西之上的消费。
而之所以提出花费的概念，是因为巴塔耶发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观念中，支配大家活动的根本原则就是一件事物是否是“有用的”(useful)，这个原则被他指称为“古典的功利性原则”，其本质就是“物质功利性”(material utility)，它的直接表现就是获取和保存，其中，不仅包括对货物的获取，也就是生产和保存，也包括对人的生命的获取(生产)和保存，这其中当然并不排除由此带来的痛苦和对痛苦的克服。功利性原则的目标虽然也指向快感，但却须发乎情而止乎礼仪，保持适度性，因为一旦这种平衡的状态被突破，势必会破坏其有效性，而干扰或影响个体的生产和保存。
但是，这种古典的功利原则却有着自己的不足。因为，这个在习惯上已得到社会认同的概念与社会的真正需要其实是有冲突的。巴塔耶举例说，这就犹如父子关系，尽管父亲为儿子准备了所有他认为需要的东西，如住房、食物、衣服，甚至小小的放纵等，而这些东西儿子也的确需要，但若因此儿子就没有权利来讲述引起他头疼脑热的东西，就得给人一种他无所恐惧的印象的话，那么，“在这个方面，说有意识的人性(conscious humanity)还保留着未成年状态，是令人悲哀的；人性认识到获取、保存和理性的消费的权利，但是它在原则上，排除了非生产性的花费(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这是因为，父亲馈赠的显然不仅仅是舒适的居所、丰盛的饮食以及鲜衣华服等，而是蕴涵在这些事物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或者就是想要在社会上得到这一切的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巴塔耶所说的“获取、保存和理性的消费的权利”。作为儿子固然可以接受，但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不能永久地处于这种“未成年人的状态”，即依靠和顺从他者(即使是他的父亲)的意志的状态，为了获得自己，摆脱这种被奴役的状态，他必然会反抗，打破这种舒适的但却是在他者的阴影下的生活，除非他生来就是一个未成年的人，是个奴隶，或者说就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这就是作为儿子之所以成为儿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的个人的真正需要，也是社会这个有机体的真正的需要。
但为何这种把自己确立为自己的需要不能得到及时的满足呢?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个体自身的懦弱外，如儿子只想永远做儿子，在巴塔耶看来，更重要的就是由于在“有用的”功利性原则的巨大的影响下，人们只认识到了“获取、保存和理性的消费”的权利，而有意排除或者忽视了“非生产性花费”的权利，而且，正是以此原则为基础，形成和建立了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观，如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把那种肆意挥霍财富的浪费称之为恶，“我们称之为浪费的某些人，则比较复杂。不知约束和放纵用钱的人，我们都称为浪费，所以这里包含着多种恶，这里所用的不是它的本义。浪费最根本的恶就是毁坏物资。一个浪费的人就是毁灭自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毁灭物资也就是毁灭自身，生命是通过物资而存在的。我们所说的浪费就是这个意思。”。但巴塔耶想推翻的就是这种长期以来把浪费视为“恶”的伦理观，从这点出发，巴塔耶提出了“丧失原则”。他认为，人类的活动是不能完全被还原为获取(生产)和保存的过程的，因为他还必须消费。基本上，人们的消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还原为为了我们的生产和存在所需的消费，这是最基本的需求，“第二部分是通过所谓的非生产性的花费所表现的：奢侈、哀悼、战争、祭仪、规定费用的纪念碑的建造、游戏、景观、艺术、不正当的性行为(例如，从生殖的目的偏离)——所有这些表现的活动，它们——至少在原初的环境中——没有超越自身的目的。”而这也就是巴塔耶所定义的花费的具体的内容。因为用于这些东西之上的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产，本质上，这些东西都是“无用之物”，对于它的花费，不可能再带来任何回报。所以，“丧失原则，换句话说，无条件的花费的原则，”它与主宰日常生活的“轧平帐目(balanced accounts)的经济原则(花费有规律地通过获得来补偿)”是相反的，它和需要轧平的那本帐目无关，也不需要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其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花费的本质。
巴塔耶从我们的共同的经验出发，以宝石、祭仪、竞赛性的游戏和艺术产品为例说明了这个原则并非是他向壁虚构的结果，而是有现实的生活为背景和基础。如，宝石常常被用作性爱的奢侈的“礼物”，但对奉献者来说，这就是一种无用的花费，因为它注定是没什么用处的，不属于再生产环节中任何一部分。祭仪也是如此，献祭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而且它浪费的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人和动物的鲜血(也即生命)。至于各种竞赛性的游戏，虽然其形式多样，但一样充斥着“无条件的花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丧失通常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相当数量的金钱被花在住所的维护、动物、设备或人上。为了生产一种惊愕的感觉，尽可能多的金钱被浪费——在任何情况下，它所具有的强度都是无限地大于生产性的事业中的强度的。”。赌博是最为直接的表现方式，其中的“丧失”是赤裸的，也是激烈的，赌徒们有时丧失的不仅是金钱，而是他们的一切，甚至这种丧失把他们变成负数，变为囚徒和失去 生命。赛马更是成为全社会的群体性的丧失，还有与之相伴的景观，都是变相的丧失。还有就是艺术产品，也大都遵循和体现丧失原则，除了建筑这类真正的花费外，诗歌就是象征性的花费的典型形式，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丧失的艺术，残缺不全的字节就是例证。正是通过这种缺失，它才得以创造出感人肺腑的东西。
二、花费与献祭，以及圣性事物的生产
当然，巴塔耶的这种独特的花费概念并不是无本之木，它主要来自于对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酌“礼物”的思想的创造性的引申或“翻译”。莫斯通过对原始部落的礼物的交换，特别是“夸富宴”(pot-latch)的考察，指出在美洲西北部的原始部落在冬天举办各种集会，其中充斥着节庆与宴请，而“所有这一切都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仪式、法律呈献与经济呈献等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人群中、部落中、部落同盟中乃至族际间的政治地位也在其间得到了确定”。对于莫斯的这个观点，即原始部落的人们在“夸富宴”中慷慨地捐赠并毁坏自己的财物是为了确立自己或部落的“政治地位”，巴塔耶是认同的，但在此基础上，他又进行了丰富和拓展，所以，“鉴于这种翻译在文化语境中包括了根本的变化，巴塔耶的特殊的术语，由捐赠(don)或礼物(gift)转化为花费(d~pense)和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必须被质疑。”
而这种转换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巴塔耶认为，由捐赠或礼物转化而来的花费不仅仍然可以确立人的“政治地位”，它实际上还是一种献祭(sacrifice／sacrifice)，这种献祭又与圣性事物(the sacred things)的生产密切相关。这是因为，首先，献祭所浪费的是“有用的”东西，如人的鲜血和生命等，花费所浪费的也是“有用的”东西，如凝结巨大财富的宝石，若是赝品，就没有价值和意义。其次，巴塔耶从献祭这个词的语源学出发，指出“献祭(sacrifice／sacrifice)就是圣性(sacral／sacred)事物的生产”。他用基督教的成功就是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即生命的丧失为例，引申出圣性事物的生产就是来自于某种“丧失”的实施。再就是，因为捐赠或礼物都是注定要被浪费掉的，也就是说，是注定要被丧失的，所以，巴塔耶才称其为“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而这“被诅咒的部分”其实就是“该下地狱的，该死的”(maudite)部分，即命中注定要丧失的部分。因此，若想进一步明确和把握花费的意义，必须了解巴塔耶对献祭的看法，而巴塔耶本人也正是通过对献祭的研究，来转化莫斯的捐赠或礼物的概念，并深化花费的内涵的。
巴塔耶认为献祭的原则就是“毁坏”(destruction)，毁坏的东西自然是祭品，但是，献祭的目的不是为了把祭品“毁灭”(annihilation)，献祭真正的目的是要毁坏附着在祭品之上的“物”的属性，“物(things)——只有物——是献祭在牺牲中所想要毁坏的东西。献祭毁坏了一种屈从的客体的真实的联系；它把牺牲者从有用性的世界抽出，把它恢复到晦涩难解的任性的状态。”献祭就是把已经在现实世界沦落为“物”的东西，已变为客体的东西，重新从现实的秩序中——即着眼于将来的筹划的有用性中——抽离出来，彻底关闭它通向这个物化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世俗世界的道路，以重新回到“神性世界”(the divine world)，进而恢复其内在的“亲密性”(intimacy)。
因为献祭的祭品主要是动物或植物，所以，献祭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而死亡，恰恰是对被有用性原则所支配的世俗世界的最为根本的否定，因为，“未来的时间对现实世界的建构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死亡在其中不再拥有一个位置。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死亡对它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但是，献祭的本质是给予和消耗，并不是杀戮，杀戮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正如把煤送到燃烧的炉子里，虽然炉子也是“有用的”，可它只是手段，通过炉子的燃烧，煤获得了自己的神性，变成了圣性的事物，重新回到了它自己内在的未曾被现实世界即被“物”所分离的亲密性中。所以，巴塔耶强调，“献祭是生产的反题，其以将来为目的被完成；献祭就是消耗，它只与此刻有关。这是一种意识，在其中，它是礼物和放弃，但是被给与的东西不可能是为接受者所保留的一个客体：一个供奉的礼物使它正好进入突然的消耗的世界。”献祭所提供的东西不是为人的功利性的目的服务的，它通过毁坏祭品，彻底摧毁了它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它再也不可能沦为物化的牺牲品，而是回复到自己所是的东西上去。这就像天气阴晦之时，太阳被乌云遮挡，谷仓、田野、灌木篱墙清晰可见，给人的感觉，它们似乎比阳光灿烂时更加像它们所是的东西。但是，巴塔耶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这恰恰是一种“贫乏”(poverty)的表现，因为，“我不能再看见闪耀在谷仓之上的光线的光彩(brillianee)；确切地说，我所看见的这个谷仓或这个灌木篱墙就像在宇宙和我之间的一个屏幕。”。这个“屏幕”就是“有用性”，就是“物性(thing-hood)”，在阳光下，谷仓、田野、灌木篱墙和宇宙是融为一体的，实际上，它们就是宇宙，与万事万物共同分享着太阳的光彩，这光彩，就是神性，就是亲密性。献祭就是要恢复事物所具有的但却因物化而失去的这种“光彩”。
换句话说，在巴塔耶看来，献祭就是把“被诅咒的部分”，也即注定要丧失的部分，通过花费，使其脱离“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成为圣性的(the sacred)事物，同时恢复神性世界(the divine world)的威严与光辉。而这正是花费的真正的意义。
三、花费的社会功能
在对花费所引起的“内在经验”的变化进行研究后，巴塔耶又进一步把花费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进行读解，即对花费所起到的社会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作出了研究。当然，从某种意义上原始部落是可以代表原始社会的一般形态的，因此，其所存在的与经济关系密切的夸富宴就成了他着力读解的对象。他指出，夸富宴除了其所具的生产圣性事物的作用外，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功能，那就是相对于当时以生产和保存为主的经济原则，它起到了反作用，打破了财富的稳定性，把本应遗传的财产花费掉，“一种过剩的交换活动用发狂的固定的仪式化的牌戏(ritual-poker)取代了遗传(作为财产的源泉)。但是，游戏者永远不能从游戏中——他们的财富的制造中——退出；他们处于挑衅行为的支配下。任何时候财富都不会用于从需要中保护它的所有者。相反，从功能上说，它仍然受——就像它的所有人——无限的丧失的需要所支配，它地方性地存在于一个社会群体中。”而之所以由激烈的夸富宴所呈现的花费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活动，就是因为它起到了“过剩的交换活动”的作用。在巴塔耶看来，它是与生产活动相辅相成的能量的重要的交换形式。
当然，在夸富宴中付出的人是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等级的，但是，巴塔耶指出，所浪费的财富只有与那些非生产性的活动如节庆、景观和游戏等相关，花费对那些富人来说才有意义。而原始社会的富 人不仅为部族成员提供保护和领导他们，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承担这些非生产性的花费，尤其是“景观性的集体的花费”(the spectacular collective expenditures)。在这一点上，文明社会也是一样的。非基督教的罗马人一直乐于为游戏和祭仪买单，基督徒虽然用救济替代了花费，似乎废除了花费的这种功能，但其所变化的只是形式，并没有完全停止花费，信徒的财富不断被从富人手中分发到穷人身上，更重要的是被捐赠给教堂和修道院。而满足高耸入云的教堂、厚重奢华的修道院等“景观性功能”(the spectacular function)的消耗就此成为花费的主要的出路，这在中世纪表现得最为明显。
因此，从历史上看，不管什么样的社会，财富阶级都天然具有一种花费的职责。而真正的变化是在资产阶级的出现之后，他们因为在贵族的阴影下积攒财富，所以，虽然他们已成为财富阶级，但却拒绝公开的开销，而且只肯为自己开销，从而无耻地逃避了有史以来与财富相伴而来的功能性的花费的责任。因此，巴塔耶厌恶而轻蔑地指斥他们，“因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隐藏一张肮脏的脸，这张脸如此贪婪，缺少贵族性，如此的令人恐惧的卑鄙，以至所有的人类的生命，一看到它，似乎就被降级了。”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就成为一种花费的新形式，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不会因为资产阶级的厚颜无耻而弃绝对花费的需要和向往，另一方面，富人所花费的正是穷人所丧失的东西，他尽管提高了自己的等级，却使穷人因而降级，并被置于卑下的状态，二者不可避免的分离与冲突从而演变成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永恒的斗争。这一点从夸富宴中就可看出端倪，后来的社会形态逐渐强化了这个特点，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就是新的奴隶，他们是为了活着而生产，与之相反，资产阶级是为了把他们降级，把他们驱使为物而生产，而资产阶级以理性为名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吝啬，让花费的传统模式也随之变化和衰退。在这一过程中，主人的残忍有所衰减，而这是“与赋予现代以特征的古代的奢侈进程的普遍萎缩相符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根本属性，也不能因此取代和消灭社会的必然的花费，所以，“当阶级斗争被再次开启和发展的时候，它会成为社会花费的最宏大的形式，这个时候，就工人而言，如此的规模，足以威胁主人的真正的存在。”
巴塔耶认为，基督教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形式，它消弥了现实的斗争，是可鄙的。基督徒遵循耶稣基督的言词，把富人和穷人分开，并试图通过用一个群体谴责另一个群体的方法来使对方毁灭，并因此沉溺于入迷的自我折磨之中，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神话把社会的耻辱和痛苦的牺牲品的苍白的降级与神的光辉(the divine splendor)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令人不齿的，这只是一种绝望的表现，是一种无限的仇恨的“附带现象”。但是，虽然八百年前基督教是以被奴役的形式出现的，本质上，它与现时代的工人运动所引起的震撼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强烈地要求用一个阶级排除另一个阶级，“以把花费的模式作为一种悲剧且尽可能自由的实现，”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之所以必然，是因为花费的内驱力使然，当然，它客观上也势必为社会引入“圣性的形式”，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唯一可能的结果：“那些曾致力于丧失‘人性’的人的丧失。”
而人类之所以要花费，巴塔耶认为，是因为生命自身是不愿屈服于通过理性的概念所分配给他的封闭的系统的，这个系统大到被隔离于宇宙的地球，小到一个国家，乃至白天和夜晚的分割，对人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人的生命不是由理性和秩序构成的，它鲁莽而冲动，始终不变地通过花费，也就是丧失，来表述和证明自己。而“人们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或者避免痛苦，不是因为这些功能自身导向一种充分的结果，而是为了同意自由花费的反抗功能”。
四、总体性思想之下的普遍经济学
应该说，巴塔耶在《花费的概念》中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他的“普遍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个语焉不详的理论框架并非毫无缺陷。首先，它并没有清晰地说明人们何以要花费的动力，所以，巴塔耶只能从人的生命自身的内在冲动出发对其进行解释。其次，在谈到花费的社会功能时，他只能选择几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却无法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系统的解读，更无法从花费出发，反向建构出一个他一直雄心勃勃想建立的人类社会的“普遍历史”，而只能以片言只语一带而过，这也可能是他在之后的岁月里几度想将花费的概念予以拓展但却不能卒篇的原因。而经过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十多年的思考，他终于得以以“消耗”为名完成这一复杂而不失宏大的工程。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总体性”(totality)的重视，即把事物放在普遍联系的有机的网络中，从一个更为广泛的系统来考虑事物的存在及其关联性。而他的“普遍经济学”就是把他的花费的概念放在一个宏阔的宇宙能量运动的背景下进行重构，然后在此视野下对社会历史所做的一个总体性的思考。因此，一方面，他继续提醒人们关注非生产性的花费，与此前的思想一脉相承，他指出人的献祭、教堂的建造还有宝石的赠与，与小麦的销售意义同样重大，即在他看来，前者那些非生产性的花费和小麦销售这样的生产性的花费同样有价值。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普遍经济学中，巴塔耶已经把自己的花费概念予以拓展，把人类的所有的花费活动，都纳入“消耗”(Consumation／Consumption)名下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这些“有限的”活动都是和“无限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他认为，“当更换一个汽车轮胎，挑开一个脓包，用梨给葡萄园翻土，都是必不可少的时候，这都是很容易处理的非常有限的操作。但是，这些活动却与世界的其余部分密不可分。”所以，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思考花费问题，在巴塔耶看来，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这种整体观念当然与莫斯在《礼物》中所运用的方法有关，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在《礼物》的英译本导言中，指出了莫斯在考察原始部落的礼物时所秉持的理念，“莫斯只试图对有限范围内的事实加以认识和理解，而莫斯所谓‘理解’(understanding)的意思，在《礼物》一文中表露得十分清楚。诚如涂尔干业已教示的那样，理解就是要在总体性中把握社会现象。‘总体’(total)是这篇文章的关键词。莫斯所考察的古式社会的交换，就是那些总体的社会运作或社会活动。它们同时兼为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神话的和社会形态学的。因此，只有将其视为一种复杂而具体的实在，才能把握它们的意义。”同样，巴塔耶也是以这种思路来考察和运用花费的思想的。但巴塔耶的那个“总体”显然比莫斯的“总体”所牵涉的面更广，在以上诸种要素之外，他还加上了一个他认为更为基本的维度，那就是宇宙能量的运动。这也正是他设置的驱动人类社会生生不息乃至花费的最终的也是最根本的动力。
由此出发，他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济活动是依存于地球上能量的循环的，而地球上的能量来自于太阳的辐射，生物体正是依靠太阳无私洒向大地的光和热生长，但它所接收到的能量通常会 超过维持自己生命存在所需，这样一来就会产生能量的过剩，“生物体，在由地球表面的能量的运转所决定的情况下，通常会接收到比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能量更多的能量；过剩的能量(财富)可以被用于一个系统的增长(例如，一个有机体)；如果系统不再增长，或者，如果过剩不能完全在它的增长中被吸收，它必须被不求利益地丧失掉；它必须被开销，不管是否情愿，也不管是以辉煌的方式还是灾难的方式。”巴塔耶指出，每个系统的增长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从小的方面说是系统自身的内在的规定性，但从“总体性”眼光或者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每个系统的增长的限度不仅取决于自身，同样要由与其相关的系统限定，“对于每个个体或者每个群体来说，这种直接的限制，都是由其他的个体或者群体所赋予的……总而言之，限制整个增长的是地球空间(准确地说，生物圈)的大小。”在这样的限制下，过剩就会对系统产生压力，其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系统对自身进行扩展(extension)，在扩展到极限后，就开始浪费或奢侈(squander or luxury)，其中，自然主要通过三种奢侈形式：吃、死亡和有性生殖来消耗过剩，而人类社会消耗过剩的方式是通过劳动和技术进行扩展，以及人的奢侈。劳动和技术的扩展是具有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消耗了过剩，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过剩，于是奢侈开始了，人们通过建造纪念碑、改善生活、增加空闲时间等非生产性的花费来消耗过剩，当这些不足以解决消耗时，战争这种最奢侈的形式出现了。如巴塔耶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因为现代工业引起的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过剩无法及时消耗所致，而战争就如同献祭，所消耗的正是“被诅咒的部分”，即注定要丧失的那部分过剩的能量。当然，巴塔耶并不认为战争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表达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希望。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把过剩的生产转移进困难的工业增长的合理的扩展，或者转移进非生产性的工作中，这将会消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积聚的能量。”问题在于，我们有时并不知道或者受制于狭窄的思想，无法搞清楚该如何处理过剩，如在目前地球的整个系统中，美国可谓是最富裕的国家，它的能量显然是过剩的，从维持系统平衡的角度起见，它应该将自己的过剩设法分发给世界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印度，但美国却并不一定会这样做。所以，战争这种奢侈形式始终存在着爆发的可能。
这就是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构架，与“有限的”(restrictive)或传统的经济学相比，他所着眼的是社会所积聚的过剩的能量的消耗而不是生产与流通，这当然令人耳目一新，因此，他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的这种思考是哥白尼式的变革。
五、总结
巴塔耶围绕花费这个核心概念所苦心构建的普遍经济学，其中介或展开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拥有生命的人，作为存在于这个被“有用性”思想控制的世界上的主体，他必须寻找到一条解脱的道路，以迸发出自己的“内在经验”，借以恢复与圣性世界的联系，进而超越那种奴性的存在。诚如哈贝马斯所言：“他在消费当中看到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边是生命所必需的劳动力再生产，另一边则是奢侈浪费；这种奢侈消费让劳动产品摆脱生活必然领域，进而摆脱新陈代谢的主宰，而用于消费。这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形式，从单个商品占有者的经济视角来看，它是一种损失，但它同时能够实现和证明人的自主权以及人的本真存在。”。不过，这只是他的普遍经济学所涉及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方面而已，他建构普遍经济学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缔造一个更为宏观也更为重要和别致的“普遍历史”，也即更为一般，同时也更为“总体”。正是从“消耗”出发，他重新审视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从而使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不为人知或被忽视的另一面。
(责任编辑：曾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