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散文创作越来越具有文体上的开放性，已不是简单通过写人、写景来抒情，而是变得越来越开阔，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思考逐渐成为作家所用力的地方。谈雅丽、宋长征和余志刚的几篇散文作品，或抒发对大自然的赞叹之情，或含咏体味人间情爱，或着意再现历史人物，虽然内容和风格各异，各有千秋，但无疑都深得散文之味。它们无论是在写法上，还是在思想表达上，都摆脱了以往让人诟病的散文写作的轻飘和贫乏，呈现深刻而厚重的品格，书写了中国的人间风物和历史传奇。
　　风物一直是散文创作的重要对象，风物描写当然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描写，更重要的是人情世态、人文历史。谈雅丽的散文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把自然、风物背后的人文、历史、传统的深远与厚重呈现出来。《与“塔巴”相遇在海岛》等几篇散文中，不乏对自然风物的直接书写，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对日常生活和民间精神、历史文化的张扬。《与“塔巴”相遇在海岛》不是进行灾难化的书写，而是把台风给渔民生活的影响展现出来，平淡的描写透露着渔民的性情。《水马船声出洞庭》以作为自然形态的沅水为基础，深入历史勾勒出了作为交通要道的沅水，让我们看到了一度繁荣的水上运输与深厚的湘黔古文化，還有驿站与码头带来的生意交往，小镇的泪水和笑声。在《郎木寺看流水和天葬》驻足于嘉陵江支流白龙江，写了藏族的天葬习俗以及宗教生活的神秘和博大。《九曲黄河第一弯》和《黄河谣的多声部合唱》融合历史与文化，呈现了黄河带给人类的福泽，再现边疆的生活与历史。
　　“也许，史诗中所传唱的并非一个美丽的藏族姑娘，而是玛曲草原汇入黄河的最小、最清澈的某一条支流。”谈雅丽的散文是诗化的，平和、自然，有抒情的韵致，继承了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就像作家袁鹰讲的，散文写作“最重要的还是散文作者是不是掏出了自己赤诚的心，抒发了自己真挚的情。如果有‘灵魂’的话，恰恰正在作者的心灵深处。这里，着重在‘自己’二字，既不是外来的，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加到自己笔下的，也不是摭拾别人的，而是来自作者本人主体的意识和感情。”谈雅丽的散文显然有“我”的存在，是来自内心的抒情。
　　当下散文创作也越来越重视叙事性，在风物之外写人与事，也拓展散文在经验、事实层面的维度。宋长征的《乡间大戏》文体名义上虽为散文，但有很多叙述的成分，叙事性很强，我更倾向于视它为小说，而且在语言、节奏、情绪等方面依稀可以看到笔记小说的影子。《花枪缘：老安和他的女人》和《夜奔：风雪拉魂腔》将古典民间戏曲、故事和具有现代意味的爱情故事以互文的方式充分融合，以跨越时空的方式，勾连起民间小人物与历史大人物对情感、命运的共同选择与态度。
　　汪曾祺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记》《容斋笔记》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以当作小说看。”可见，散文和小说本来就有交叉重合之处。《乡间大戏》有传奇色彩，在写法上这部散文也有古代笔记小说的韵味，其中的几位民间小人物，既普通但又不寻常，身世、经历都有不平凡之处，不但有自我的悲欢，而且凝结了民间的伦理、文化，再现了《对花枪》《水浒传》等传统说书、戏剧里的民间传统和伦理。
　　《乡间大戏》的语言简洁明了，意味深远，颇有汪曾祺一些作品的味道，融传奇故事于平淡、简约之中。作品结尾处写到，“谷雨那天递给甘宝的小纸团上写：救我;甘宝后来交给谷雨的小纸团上写：今天就走。”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没有进一步的议论和解读，但有可供解读的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对历史人物的再现也是近年来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类作品，对于作者的知识储备以及对历史精神的把握有很高的要求。余志刚的《伏妖记》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和历史功力。作品以李贽的相关传记史料、原始文献为依托，加入作者自己的想象与理解，形成新的完整的历史叙事，既有丰富的知识性的普及，也不乏故事性的情节。尤其是对李贽形象的再现，是具有历史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虚实相生，跃然纸上。从文体角度来说，无疑具有传记、小说等多文体的优势，是一篇具有综合性特征的历史文化散文。《伏妖记》是写人记事的，而且是写历史人物和故事，事实与虚构、想象的关系如何处理、平衡极为重要。对李贽的再叙述，实际上是对李贽作为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这既需要对基本史事的尊重，也要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伏妖记》把握得非常准确。最为突出的是，它以人物精神和历史精神为基础和核心，在大处立得住，在细微处显精神，以现代眼光回望历史，“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
　　《伏妖记》的综合性和现代性也体现在语言上。这篇作品实际有三种语言形式，首先是对既有的李贽的相关文献的引用，将这些精炼过的语言嵌入到了作品当中，也是再现历史的基础性语言。作者的叙述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化的，是切近历史的语言，也意在对历史现场进行还原。此外，作者还使用了一些极其新潮的语言形式，例如“私聊”“群聊”“晒信”“僧尼之恋”“推送”等，又把历史拉回到了当下。
　　批评家谢有顺说，“有些散文作者，只要一写历史题材，就端着一个架势，用史料把文章搞得密不透风，以为这就是文化关怀;还有些散文作者，花一两年时间写一篇文章，精雕细琢，恨不得字字珠玑，但散文里寄寓了太多的东西，修辞反而显得做作，散文在中国，先前虽为文学文体的源泉之一，但发展到今天，它在文体上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了。散文无类，散文也无界。这种没有边际的自由，一方面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把散文推向了尴尬的境地——它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了。”他的观察显然是非常准确的，指出了当下散文创作的空间、可能性以及困境。这几篇散文作品可以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认识，几位作者的写作无疑拓展着散文的可能性，也践行着谢有顺的主张：“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它可以清晰地照见写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