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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客座总编辑
戴锦华：文化名人，电影界学术带头人。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北京市社科研究优秀奖，所开课程被列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其专著与论文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疫情期间，作为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戴锦华不得不采用网络授课的模式，“一辈子没有跟学生发过几次脾气”的她却发了脾气，因为许多学生没打开摄像头，“我的感觉是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在黑暗里看着我”。
人类正进入互联互通时代，值得警惕的是，新的撕裂也在同步产生。这种撕裂悄然而来、不为人知，一旦凸显，却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后果。
如何面对这些潜藏的撕裂？如何弥合由此产生的裂痕？这关系到后疫情社会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未来。近期，笔者特别专访了这位被学界推崇为学界大师级的人物——戴锦华。
记者：全球化已深入人心，可一场疫情，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戴锦华：新科技让人类不断越界，各层次流动都在发生，但此次疫情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隔绝、封闭、图存、自保……疫情本来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结果却是国家之间相互封闭、单独应对。这种隔绝与疫情并不直接相关，但它提醒我们：过去看似没有边界的地方，新的边界正在产生。
在互联网中，“火焰战争”（指尖刻辛辣的在线交锋）已存在多年，“火焰战争”最早源于网络的匿名性，可取消了匿名性，它依然存在。其实，这种隔绝并非网络的质的规定，网络没有这样的规定。
虽然疫情非常突然，但并不出乎我的预料。全球化危机不以这种方式爆发，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爆发。其实，此前在科幻作品中，这种情况被无数次预警过，只是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些警报，事到临头，才觉得诧异。
疫情造成的文化倒退，乃至非常强烈的保守主义出现，并非没有征兆。只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激变，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反思。倘若静下来反思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各种情绪就都有可能发生。
记者：疫情会对全球电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戴锦华：冲击非常大，因为疫情前，电影业已举步维艰。我在美国旅行，进一些艺术影院就想笑，因为里面都是白发老人，且坐得稀稀拉拉的，夕阳感很强。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持续了一年，目前还看不到头。在历史上，除了发生战争，美国从没有长达一年时间，电影业停工停产，所有影院都不能延续放映。
我真诚地认为，中国电影业能维系，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中国电影业就此衰落，那么，“电影将濒死”这件事恐怕就不可逆了。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电影业能维系，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
戴锦华：我们的市场太大了。在国际会议上，我会引用一些统计学数字，每一次都能让下边听的外国学者“晕倒”。比如我说中国的小众文化，大概有多少人，我按官方数据说，是七千多万，他们就“晕倒”了，这已经相当于他们的全部国民数量。
疫情后，我在批评一些电影时，一些爱电影的网友说，闭嘴吧，只要有电影看，就足够了，不好也没有关系。我特别高兴还有这些人存在，这个群体不需要有太多，哪怕一个很小的比例，已是巨大的数量了。
记者：这几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上取得巨大反响，您如何看？
戴锦华：主旋律这个概念非常含混，在使用中，至少有三种意思：一是具有强烈主流价值导向的电影;一是指大制作、高投入，并追求高票房的电影;一是有产业引导性的，同时又有亲和性的电影。我们谈这三种主旋律，不是在讨论一个特殊的片种，而是在讨论要制作什么电影以及怎样与观众建立联系。过去一百年，我们都在追赶，可能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了一点心理空间，能够从容地来看自己，伴随中国崛起，产生认同和自信，是必然的。
过去我们必须召唤主旋律，现在可以让它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然生长。我认为，我们更需要一种亲和与对话，即：在中国电影和中国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会成为一个让社会成长的力量。
记者：在网上，观众之间的争论似乎也很极端，您怎么看？
戴锦华：互联网连接了整个世界，为知识共享、思想共享、生命体验共享提供了硬件条件，但在虚拟空间中，分歧、分裂、隔阂呈白热化状态。在一个班级里，我讨厌哪个同学，会绕着他走，可他仍然在场;在网络空间中，我把他拉黑，他就不存在了。所以，留在我的网络空间中的，都是相似的人，我们好温馨、好和谐。结果，网络世界没能让我们遭遇他者、遭遇异类，让我们看到世界差异和多样空间，相反，使世界呈现为背景。我非常希望，能有流动产生。
流动不是技术所能提供的，而是我们的观念。
网络呈现为趣缘社会，它的存在无可厚非。我是诺兰的粉丝，也不必侮辱北京小西天资料馆的观众，他们也不必鄙视《漫威宇宙》《西虹市首富》的观众。有人认为我们在搞精神俯卧撑，可你不是我，你安知我之乐？我没有辱骂你的趣味，你也没有理由辱骂我的趣味。
我经常说，电影是复数的，不是只有一种电影，而是有各种各样的电影，每个电影系统背后的工业支撑、生产结构都不同——只是不同，原本没有什么高下。
记者：趣缘社会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冲突？
戴锦华：一般来说，不同趣缘社群彼此不相遇，内部不会发生“火焰战争”。冲突经常发生在越界时，出现这种错位，说明趣缘从属者本身不纯粹，但这并不重要。我觉得，经常引发“火焰战争”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经常是一种社会情绪、一种社会判断，引申到电影中来，彼此拒绝倾听不同意见，以立场性的、价值性的判断在先，通过有罪推论的思维逻辑，已经对你作出审判。每个人只想表达道德义愤，因此享有道德高度。
记者：短视频的制作人变成大众，在知识界，这被看成是文化民主，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问题。电视遥控器给电视观众创造了一种掌控幻觉，可以在500个台之间任意切换，但内容是固定的。这种掌控幻觉带来一种民主的想象，带来一种至高无上的满足和自恋。
刷短视频的掌控感比遥控器更进一步，因为它更具身体性。现在要讨论的是，当你的手触屏选择操控时，到底被你操控的世界是你身体的延伸，还是你成了它的延伸？在这个问题中，体现出我们对于进步的乐观，以为所有进步都在一起——科技进步、社会进步彼此关联，其实不一定，我们总是忘了20世紀最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美丽新世界》，要知道技术完全可以成为控制手段……
编辑：黄灵
戴锦华：文化名人，电影界学术带头人。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北京市社科研究优秀奖，所开课程被列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其专著与论文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疫情期间，作为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戴锦华不得不采用网络授课的模式，“一辈子没有跟学生发过几次脾气”的她却发了脾气，因为许多学生没打开摄像头，“我的感觉是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在黑暗里看着我”。
人类正进入互联互通时代，值得警惕的是，新的撕裂也在同步产生。这种撕裂悄然而来、不为人知，一旦凸显，却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后果。
如何面对这些潜藏的撕裂？如何弥合由此产生的裂痕？这关系到后疫情社会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未来。近期，笔者特别专访了这位被学界推崇为学界大师级的人物——戴锦华。
新边界正在产生
记者：全球化已深入人心，可一场疫情，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戴锦华：新科技让人类不断越界，各层次流动都在发生，但此次疫情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隔绝、封闭、图存、自保……疫情本来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结果却是国家之间相互封闭、单独应对。这种隔绝与疫情并不直接相关，但它提醒我们：过去看似没有边界的地方，新的边界正在产生。
在互联网中，“火焰战争”（指尖刻辛辣的在线交锋）已存在多年，“火焰战争”最早源于网络的匿名性，可取消了匿名性，它依然存在。其实，这种隔绝并非网络的质的规定，网络没有这样的规定。
虽然疫情非常突然，但并不出乎我的预料。全球化危机不以这种方式爆发，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爆发。其实，此前在科幻作品中，这种情况被无数次预警过，只是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些警报，事到临头，才觉得诧异。
疫情造成的文化倒退，乃至非常强烈的保守主义出现，并非没有征兆。只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激变，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反思。倘若静下来反思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各种情绪就都有可能发生。
中国电影支撑住，全球电影便有一线生机
记者：疫情会对全球电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戴锦华：冲击非常大，因为疫情前，电影业已举步维艰。我在美国旅行，进一些艺术影院就想笑，因为里面都是白发老人，且坐得稀稀拉拉的，夕阳感很强。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持续了一年，目前还看不到头。在历史上，除了发生战争，美国从没有长达一年时间，电影业停工停产，所有影院都不能延续放映。
我真诚地认为，中国电影业能维系，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中国电影业就此衰落，那么，“电影将濒死”这件事恐怕就不可逆了。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电影业能维系，世界电影还有一线生机？
戴锦华：我们的市场太大了。在国际会议上，我会引用一些统计学数字，每一次都能让下边听的外国学者“晕倒”。比如我说中国的小众文化，大概有多少人，我按官方数据说，是七千多万，他们就“晕倒”了，这已经相当于他们的全部国民数量。
疫情后，我在批评一些电影时，一些爱电影的网友说，闭嘴吧，只要有电影看，就足够了，不好也没有关系。我特别高兴还有这些人存在，这个群体不需要有太多，哪怕一个很小的比例，已是巨大的数量了。
电影更需要与社会充分对话
记者：这几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市场上取得巨大反响，您如何看？
戴锦华：主旋律这个概念非常含混，在使用中，至少有三种意思：一是具有强烈主流价值导向的电影;一是指大制作、高投入，并追求高票房的电影;一是有产业引导性的，同时又有亲和性的电影。我们谈这三种主旋律，不是在讨论一个特殊的片种，而是在讨论要制作什么电影以及怎样与观众建立联系。过去一百年，我们都在追赶，可能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了一点心理空间，能够从容地来看自己，伴随中国崛起，产生认同和自信，是必然的。
过去我们必须召唤主旋律，现在可以让它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然生长。我认为，我们更需要一种亲和与对话，即：在中国电影和中国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会成为一个让社会成长的力量。
流动不靠技术而靠观念
记者：在网上，观众之间的争论似乎也很极端，您怎么看？
戴锦华：互联网连接了整个世界，为知识共享、思想共享、生命体验共享提供了硬件条件，但在虚拟空间中，分歧、分裂、隔阂呈白热化状态。在一个班级里，我讨厌哪个同学，会绕着他走，可他仍然在场;在网络空间中，我把他拉黑，他就不存在了。所以，留在我的网络空间中的，都是相似的人，我们好温馨、好和谐。结果，网络世界没能让我们遭遇他者、遭遇异类，让我们看到世界差异和多样空间，相反，使世界呈现为背景。我非常希望，能有流动产生。
流动不是技术所能提供的，而是我们的观念。
网络呈现为趣缘社会，它的存在无可厚非。我是诺兰的粉丝，也不必侮辱北京小西天资料馆的观众，他们也不必鄙视《漫威宇宙》《西虹市首富》的观众。有人认为我们在搞精神俯卧撑，可你不是我，你安知我之乐？我没有辱骂你的趣味，你也没有理由辱骂我的趣味。
我经常说，电影是复数的，不是只有一种电影，而是有各种各样的电影，每个电影系统背后的工业支撑、生产结构都不同——只是不同，原本没有什么高下。
如何看待趣缘社会
记者：趣缘社会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冲突？
戴锦华：一般来说，不同趣缘社群彼此不相遇，内部不会发生“火焰战争”。冲突经常发生在越界时，出现这种错位，说明趣缘从属者本身不纯粹，但这并不重要。我觉得，经常引发“火焰战争”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经常是一种社会情绪、一种社会判断，引申到电影中来，彼此拒绝倾听不同意见，以立场性的、价值性的判断在先，通过有罪推论的思维逻辑，已经对你作出审判。每个人只想表达道德义愤，因此享有道德高度。
记者：短视频的制作人变成大众，在知识界，这被看成是文化民主，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问题。电视遥控器给电视观众创造了一种掌控幻觉，可以在500个台之间任意切换，但内容是固定的。这种掌控幻觉带来一种民主的想象，带来一种至高无上的满足和自恋。
刷短视频的掌控感比遥控器更进一步，因为它更具身体性。现在要讨论的是，当你的手触屏选择操控时，到底被你操控的世界是你身体的延伸，还是你成了它的延伸？在这个问题中，体现出我们对于进步的乐观，以为所有进步都在一起——科技进步、社会进步彼此关联，其实不一定，我们总是忘了20世紀最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美丽新世界》，要知道技术完全可以成为控制手段……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