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取义”是一个极具贬义的成语。意思是说只断取文章的一段话或一句话，以达到歪曲文章原意的目的。这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学风，并常成为一种卑鄙害人的手段。孟子便是遭遇“断章取义”迫害的千古第一人。他的一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竟被曲解成了为封建帝王制造专制统治的理论依据。于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文革”中，遭到了亿万人民的“批倒批臭”，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俗话说：“祸从口出。”孟子惹的这个“祸”，起因于2000多年前的一场辩论。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在一次和农家辩论中讲出来的。更让后世批判者抓住把柄的是，孟子还将这次辩论整理成文字，洋洋洒洒1000多字，全部收入了《孟子·滕文公》中。
　　殊不知，这的确是一桩断章取义的千古冤案！
　　农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们以研究上古时代的炎帝神农氏为己任，强调农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推动农耕生产。与孟子同时代的农家代表人物叫许行。两千多年前的那场辩论便是由他而引起。
　　根据《孟子·滕文公》记载，有一年，许行带着他的学生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求见滕文公，说：“我在很远的地方就听说您施行仁政，很愿意得到一个住处而成为您的臣民。”滕文公给了许行一个住处。许行就和他的几十位学生，穿着粗麻编织的衣裳，靠编草鞋、织席子开始在滕国谋生、讲学，传播他的农家观点。
　　不久，宋国著名儒家学者陈良去世。他的学生陈相带着弟弟陈辛背着农具等各种生活用品，从宋国也来到滕国谋生。陈相见到滕文公说：“听说您推行尧、舜、禹一样的圣人仁政，那么，您也算得圣人了。我们很希望成为圣人的臣民。”滕文公接纳了陈相兄弟。陈相很快结识了许行，对许行的农家学说发生极大兴趣。于是抛弃了原来的儒学，开始全身心地向许行学习农学。
　　有一天，陈相拜访正在滕国游学的孟子，向孟子谈起了许行常对他们说的话：“滕国的国君滕文公的确称得上是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但他还是不完全懂得做贤明君主的道理。贤明的君主应该与老百姓一起种地得到粮食，还要自己早晚做饭，同时再兼行治理国家才对。而现在滕国又有粮仓又有钱库，那就是用损害老百姓利益来奉养自己，这怎么能算贤明的君主呢？”
　　陈相讲得津津乐道，对老师许行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一点也没觉察出，许行的话中包含着极为偏执的观点。
　　以儒家对治国的深刻理解，孟子一下子就听出许行的话十分偏执，而陈相却十分浅薄地赞赏许行这种说法。孟子当然要和陈相辩论了，以免农家谬论流传。但孟子没有直接批驳许行的偏执，而是顺着陈相转述的话不断提问，以使浅薄的陈相明白许行的偏执。
　　孟子问：“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然后才吃饭吗？”
　　陈相说：“是这样的。”
　　孟子又问：“许先生一定自己织出布来然后才穿衣服吗？”
　　陈相说：“不是的，许先生穿粗麻编织的衣服。”
　　孟子接着问：“许先生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帽子。”
　　孟子问：“戴什么样的帽子呢？”
　　陈相说：“戴白色的粗綢帽子。”
　　孟子追问：“是他自己织出来的白绸子吗？”
　　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继续追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那样就会妨碍耕地种庄稼。”
　　到这里，孟子已让陈相自己说出来织布和种庄稼是不能兼职的。孟子接着又问：“许先生用陶制的瓦罐煮饭、铁制的农具种地吗？”
　　陈相说：“是的。”
　　孟子追问：“这些器具是许先生自己制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继续追问：“农民用粮食换取陶器-、铁器，并没有损害陶工、铁匠；陶工、铁匠用自己制造的器具来换粮食，难道能说是损害农民了吗？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陶炼铁供自己使用呢？为什么这么忙忙碌碌地跟各种工匠去交换呢？而且许先生为什么还如此不厌其烦呢？”
　　孟子一连串的追问，让陈相无言以对，只得说：“各种工匠干的活，本来就不可能在种地的同时又去兼着做。”
　　这正是孟子要的答案。孟子反问道：“那么，难道治理国家的事情就能在种地的同时兼着做吗？”
　　紧接着，孟子说出了招致千古冤案的那句结论性的话。
　　孟子这段结论性的话，是把上面的辩论升华到哲理高度，从本质上告诉陈相：我们辩论的本质是社会分工问题，是全天下必须遵循的普遍法则。
　　孟子的原话是这样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音：sì）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译成白话就是：“（天下的事情），有王公、贵族要做的事，也有老百姓要做的事。（这里有必要对“大人”和“小人”的解释作一个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通常称诸侯王公、大夫、贵族为“大人”，而侍奉他们的随从、佣人称为“小人”，也泛指下层百姓；与我们今天称那些思想阴暗、卑劣自私的人为“小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就一个人的生活而言，各种工匠的制品都不能缺少。如果必须自己制作之后才去使用，这简直是驱使天下的人疲于奔命。因此可以这样概括起来说：全天下有的人劳动心力，有的人劳动体力；劳动心力的人管理人，劳动体力的人被人管理；被人管理的人养活人，管理人的人被别人养活。这是普天下通行的法则。”
　　至此，孟子有理有据地批驳了农家许行的偏执观点，提出了儒家的科学观点：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有分工。而农家对这样一个天下通行的法则都不懂。同时，孟子在这里从哲理的高度将社会主要分工概括为“或劳心，或劳力”，即社会主要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并且将这两种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得淋漓尽致。
　　在这场辩论中，孟子为了说服陈相，紧接着又用陈相也认可的圣人—尧、舜、禹的事迹，来说明农家的谬误和社会分工的深层含义。
　　尧、舜、禹都是远古时代为天下百姓操劳的帝王。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无不把他们当作圣人尊崇。孟子告诉陈相：尧帝看到天下洪荒遍野，猛兽横行，忧虑天下百姓生活不定，便精心选拔了舜来治理天下，并最终把帝位禅让给舜。作为管理天下的帝王，能为天下百姓找到贤才，是多么伟大的仁德，难道还要因为尧没有亲自种地而要贬低他的圣德吗？
　　孟子又告诉陈相：舜为治理天下日夜操劳，派伯益掌管山林降伏猛兽，派禹疏通九河治理洪水，派后稷（音：jì）指导百姓耕地种粮，派契（音：xiè）教化百姓知人伦讲礼义。舜将天下管理得清明祥和，难道还要因为舜没有亲自种粮做饭而要否定他的圣德吗？
　　孟子还告诉陈相：后来接替舜为帝王的禹，在带领百姓治理洪水时，疏河道，凿山川，一连八年风餐露宿，四处奔走，三次经过自己家门都没空进去，哪里还有空亲自种粮食呢？大禹治服洪水，才使我们子孙能在中原大地上得以生息，难道还要因为大禹也没有亲自种粮而否定他的圣德吗？
　　学识渊博的孟子用举世公认的三位圣王的事迹，雄辩地批驳了农家“不亲自种粮就不是贤明君主”的谬误，把管理天下的人（即“劳心者”）与被管理的人（即“劳力者”）的分工与作用，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