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反支配的权力体系：关于权力反腐败理念的新阐释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彭斌
　　本文节选自《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5期
　　从权力类型的角度分析，腐败主体所占据的支配性权力实际上体现为三种亚类型的支配，即，主体间的支配、行为上的支配和结构性支配。所以，在反腐败斗争中，党和政府既要否定腐败主体和其他行动者的主体间支配与行为上的支配，也要否定各种结构性的支配。从主体间的关系上讲，反腐败就需要否定那些被赋予职权的行动者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宰制或庇护的关系，防止某些行动者通过各种“圈子”“派系”“山头”“码头”来扭曲正常的政治规矩与上下级关系。从行为的角度分析，反腐败就是预防和惩治某些行动者在议程控制、决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将不合法的主张以公共决策的形式贯彻实施，防范他们将其职权管辖或影响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异化为自身控制的私人事务。从结构上讲，反腐败就需要优化社会结构，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防止某些社会成员掌控着强大的经济资源并将其作为支配他人的力量，以致他人尤其是公职人员产生被剥夺感，形成认同腐败的偏好与价值观念。由此可见，权力反腐败的新理念体现出通过构建反支配的权力体系来系统性地治理腐败的思路，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拓展反腐败的领域、范畴与机制。

　　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第一，我国应充分认识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普通企业的风险冲击在中国经济波动中的重要性，将融资平台和企业信贷的违约风险作为重点防控领域，把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作为当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方面，要加大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治理，在逐步打破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隐性担保的同时，加快推进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对严重资不抵债的融资平台依法重整清算，坚决杜绝融资平台“大而不能倒”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聚。另一方面，应该配合做好一般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的化解处置，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加快不良资产“出清”并严密监控新增信贷资产的质量，以有效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并控制增量债务风险。
　　第二，中国应该继续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在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一方面，中国应该坚决避免“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以防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杠杆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加剧债务风险。如果政府需要在经济下行期出台扩张性货币政策以稳定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此时必须辅之以相对从紧的宏观审慎政策，以抑制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和潜在违约风险的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认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在短期内也会对实体经济活动带来一定程度的下行压力。因此，在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整治金融乱象，化解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也要适时地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以适度缓解实体部门面临的信用紧缩压力，保证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第三，中国应该在坚持宏观审慎的原则下进一步落实“差别化监管”。在全面、客观评估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业务的信用风险的基础上，对高风险机构或者高风险贷款业务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应该密切关注信贷资产的流向。对于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的贷款，应该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新发放融资平台贷款的条件，控制商业银行对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另一方面，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适用的宏观审慎监管要求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在不放松对资产质量状况较好的商业银行的监管的同时，应该对资产质量较差、不良贷款比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中国应该通过这种“差别化监管”机制，逐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以确保新增贷款更多地流向普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防止资金过度进入融资平台等高风险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