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篇》中鄙弃时下某些人教儿子学鲜卑语、学弹琵琶，并说“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也不让儿子们去学这些东西。这句话被清初的顾炎武理解为颜之推不要儿子们学鲜卑语、学弹琵琶是在显示自己的民族气节。事实上，颜之推这样教育儿子们并不是显示民族气节，而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倡儒家正业，鄙弃世俗杂艺。
　　[关键词] 《颜氏家训》 儒家正业 世俗杂艺 本意
　　
　　《颜氏家训·教子篇》中有这么一段话：“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主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清初学者顾炎武曾对这段话有过一番评论，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中说：“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呜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大夫……亦不愿汝曹为主’，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此论犹言颜之推视当时那种学鲜卑语及弹琵琶之行是弃礼义、捐谦耻，是媚于时俗从而丧失民族气节。此论一出，其影响极为深远，一直波及今人，如学者钱国旗在《(颜氏家训)的社会批判思想》一文中引述并评论这段话道：“颜之推虽为亡国之人，但并未抛弃传统的华夷之辨和民族气节。在他看来，当时的利禄之士摹仿鲜卑的言语习尚以求仕进，置礼义廉耻和民族气节于不顾，其媚时之态实不足取，他对此深为鄙视，以示气节之重。”
　　其实，颜之推写这段话的本意并不是为抨击世风，以示民族气节之重。而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鄙弃学习鲜卑语及弹琵琶，因为这些都不是儒家所提倡的正业，而属于一些世俗杂艺。《北齐书·颜之推传》载：“世善周官左氏学，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南北朝儒、释、道三家思想混杂之时期，颜之推因受家学之影响最终选择了儒家。因此，我们在《颜氏家训》中可以找到大量颜之推推崇儒家正业，鄙弃世俗杂艺的例子。如《杂艺篇》云：“真草书迹，微须留意。……然则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冑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众所周知，儒家所提倡的正业就是读经书以便将来成圣成贤留名青史，而书法属于世俗杂艺，故颜氏教育儿子们不要精于书法，其原因就是精通书法将来不会如读儒家经书一样高高在上，而会有“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之忧。再如同篇又言：“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囊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在这里，颜之推又教育儿子们不要精于绘画，其原因与不要精于书法同。另外，颜氏在《杂艺篇》中还教育儿子们：“算术……可以兼明，不可以为业”、“琴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等等。相反，他在《颜氏家训》中却往往以儒家经书勉励子孙，故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论是书道：“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此评价是相当精准的，今聊举一例以资印证，如其《勉学篇》中即明言：“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两相比较，可见颜之推自始至终是推崇儒家正业，鄙弃世俗杂艺的，上文他说若儿子们以鲜卑语和弹琵琶为业，自致卿相也不愿儿辈为之，正是此思想的流露，并不是在显示什么民族气节。
　　因此，顾炎武对上述《教子篇》中的一段话的理解是一种曲解，是其在不愿臣顺于满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曲解，今天的学者们应看清这一点，不可再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