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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骥研究员是山西省著名经济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担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多次参与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制定。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发展留下他的深刻烙印。陈家骥先生于1994年离休，现已84岁高龄，我们曾先后5次登门采访。
一、应国家农委约请，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采访人：您是我省经济学界老一辈著名专家，参与过省委、省政府许多重大决策，我们想请您谈一下参与决策的情况。
陈家骥：感谢采访。从农业学大寨运动谈起好吗？
陈家骥在大寨考察
采访人：好啊！1964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直到1978年底结束，持续长达15年之久，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农业学大寨运动成就很大，也有教训。
陈家骥：是的。我今天主要回顾和介绍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情况。那是1980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指示农业部撰写一本总结农业学大寨历史经验的书，配合中央关于农村改革重大决策的实施，派中国农业出版社总编罗涵先来咱们省组稿。罗涵先是我国元老级农业经济专家，当时是全国民盟的秘书长。他到省委，把他的意图说了，省委把任务交给了省农委，农委的领导最后让我来办。他明确告诉我中央要调整政策，让山西配合中央重大决策，写一本小册子，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批判学大寨“左”的一套做法，肃清影响，扫清道路。当时我意识到这件事政治性很强，比较敏感，马上提出，我写这个不适合，当然，我是搞经济学研究的，让我搞也可以，给我一年的时间，经过调查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一下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做一些科学的分析。他说一年时间太长，有时效性，是配合中央的。我跟他讲，农业学大寨是有个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号召农业学大寨是针对全国的形势提出来的，当时，经济很困难，又没有外援，只有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所以就找大寨这个典型，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运动后来出了问题，这个过程很值得总结，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他也理解，觉得我讲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同意按我的思路搞，我就开始当成一件事情来办。
课题组采访陈家骥研究员（左二）
做这件事用的是省农业区划办的钱。此前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定了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搞农业区划。当时万里把何康调去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兼农业区划委员会的主任（后来当了农业部部长）。何康之前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的所长。1979年8月，咱们省农委也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调刘锡田当了省农委的副主任，兼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他是咱们省首席水利专家。我当了农业区划委员会农业经济组的组长，副组长是山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的系主任夏兴农。当时农业经济组第一项任务是搞县域农业经济调查，我们在全省一个地区搞一个试点县，列了七八个县，有太谷、兴县等;我抓的是太谷县，带着省委党校的一些大学生去调查。这个过程中罗涵先找了我，我和夏兴农主任商量，就把昔阳列了进去，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带着党校毕业生王新义、陈克毅等，进驻大寨大队实地调研，时任大寨公社党委书记耿怀英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梁便良支持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历时两年多，1982年底基本完成。
昔阳县调查有两个成果，一个是《昔阳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另一个是《昔阳农村经济史记》。《报告》有五六万字，正式发表在1982年《农村发展探索》第8期，红旗出版社《经济调查》1983年第2辑全文转载。这个调研报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根据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过程写的。当时和太谷县（当时是省里“四化”典型县）的调查报告一起交给了中央，两个县都很有代表性，引起了中央农业区划办的重视，何康在全国大会上提出让全国参考，并印发全国，影响很大。后来，红旗出版社来找我，又做了些压缩就公开发表了。修改过程中，删去了一些专业图表和敏感问题，比如当时虚报产量的问题。我调研时把虚报的计划书底稿都翻出来了，在原来的报告里都有。我和当时昔阳县委书记刘树岗熟悉，让他做顾问;做调查都用昔阳县的人，有昔阳县委宣传部长刘维楼、办公室副主任孔令贤等。材料很实，都是第一手材料，原始档案材料，特别是我的基本观点也都在这个报告里了。
《报告》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三个问题：一是怎样评价农业学大寨运动;二是怎样评价昔阳县农村经济的运行模式;三是怎样进行县域农村经济调查。关于评价农业学大寨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农业学大寨是完全正确的;“四人帮”利用它推行极“左”路线，大寨也是受害者;拨乱反正后大寨和全国一样继续前进。我认为学大寨是一个探索过程，不能完全否定，大寨当时存在平均主义（大寨工），但是初衷不是这样的，因为山区自然环境很复杂，很难计件定额，陈永贵就批判这个定额，也一直在探索这个事，后来一步步发展成“大寨工”，否认这个过程是不对的。
这里头有一个重要问题，怎么评价昔阳县的经济运行，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一开始的立足点，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做科学评价，简单讲就是投入产出，根据这个原则展开探讨。这个当时在全国也是比较新的。我用了很大精力搞清楚了当时的投入量和产出量，衡量下来投入与产出不相适应，成本高，附带损失浪费很大，经济效益很低，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高投入，低产出”。这个结论符合当时大搞农田建设的基本概念，都能接受。
二、论证和解说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 采访人：改革开放初期，山西在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同时，开始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起步。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陈家骥：记得1982年2月春节刚过，省委、省政府想派一些人到农村改革走在前面的先进省、市做调查研究，借鉴一些好的经验。那时，省里专门成立了农业经济和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是虚设机构，聘请我当主任，负责把省里各方面的农业经济人才都聚合到一块，实行人员聘任制，设专项课题，拨专项经费。研究室每次开会，省委书记、省长都参加，十分重视，有名的留美学者张秉新、廖少云，还有财经学院夏兴农、山西农大刘蓉芬都应邀参加。后来，我们组织考察团到川、沪、皖、鲁四个省市，对农村改革进行考察。两个重点，一个是四川广汉县，是赵紫阳负责的点，全国农村改革第一县，也是中央取消公社的试点县。取消公社是当时的一个重大举措。第二个是安徽肥西县，万里负责的点，这里包干到户搞得好。所到之处，省市委书记亲自接待并做情况介绍。后来，我们把考察的录音作了整理，大家又分别写了调研报告，最后把真实情况汇集成一篇十来万字的《川、沪、皖、鲁农村经济考察报告》，报给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得到省领导的重视。
采访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对农村改革非常重视，从1982年开始，每年印发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连续5年。那几年，农村改革的步伐很大很快。
陈家骥：是这样的。当时山西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围绕中央的重大决策办，省里没有单独出台相关决策，全国都是这种情况。为了贯彻中央的决策，省委指定我具体承办，围绕中央一号文件写农村经济改革十个“为什么”，既要理论联系实际，又要通俗易懂。我紧紧张张用了3个月时间完成，印了5万册，发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和一些大的村。那时，咱们省里农村改革的步伐大概比全国慢两到三年，原因就是受农业学大寨的影响很深，从群众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转变起来难度比较大。这一措施，得到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肯定，中央还在全国转发这个小册子，推广我们的经验。
采访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各界引起巨大震撼。农民欢欣鼓舞，农村一片喜气洋洋，农民由衷拥护这一改革。这一改革顺应了民心，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
陈家骥：是的。在1981年冬天到1982年春天，省委安排了一次全省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我的调查结果是，60% 以上的农户拥护责任制。实际上的比例应该更高。老百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主要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而不是其他因素。
在1981年12月9日到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昆明联合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这次会议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问题上召开的第一次讨论包干到户的大会，包干到户也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会上提出了3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包干到户是符合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也就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种认为包干到户使生产资料所有制起了质的变化，丧失了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条件;第三种认为从静态看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从动态看它滑向个体经济性质。我的发言《包产包干到户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和社会主义属性》被列为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作。这次讨论会反映了当时学术理论界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看法。
三、主持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农业规划的制定
采访人：山西最大的特点是煤多。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定把山西建设成全国重要能源基地。省委、省政府多次组织专家研究论证。省社科院（当时还是社科所）还主持召开过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省政府先后制定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纲要》和《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对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山西自身也发生了深刻影响。从“煤炭能源基地”变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也有一个过程。请您谈一下参与决策的情况。
陈家骥：我参与了这一决策里农业规划部分的制定，组织完成了《山西农业投资的方向、体制与政策的研究报告》，提出山西农业现代化应该选择高投入高效益的发展途径的观点，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采纳。报告一开头我就说，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不管搞什么基地，都要重视农业。我用了很大篇幅论证了农业投资问题，提出了几个重要数字：第一个是山西省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这个数字当时各类统计都没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建国后30年全省农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总投资为180.6亿元，年均5.64亿元，这个数字对山西搞了一辈子农业的人来说此前都一直没弄清楚，这次搞清楚了。第二个是区别开了国家投资是多少、集体投资是多少、个人投资是多少，这个也是多少年没搞清楚的问题，这次搞清楚了，就是农业总投资的结构，国家占28%，集体占70.5%，集体投资的70.5%里头有50%是劳动积累。劳动积累就是把老百姓的劳动投入积累起来。我用这个统计说明，这些年来，国家投资很少，集体投资也很少，主要靠劳动积累。第三个数字是全省农业平均动态盈利率（加上劳动积累部分）为0.88，小于1，这是反映传统农业的“高劳低效”的典型数据。这几个数字是我们这个报告最大的一个成果。别小看这几个数字，这几个数字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山西农业收成每年都在下降，原因就是基本建设投资太少，就像一个企业一样，不投资、不扩大再生产，慢慢就萎缩了。这个报告很长，数字很翔实，也是我本人作的第一个农业投资的报告，省里头也是第一个，之前从这个角度研究问题的没有。我认为这个报告有3个破旧立新的成果：第一，是把山西建国以来形成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改变了，这是很重要的。建国以来，山西农业在山西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中的比重始终在8%以下，我们这个建议使它提高到10%。不要小看这两个百分点啊，这是一个大台阶。我们当时建议是必须达到10%或10%以上，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要求。第二，是农业基本建设当中国家投资的比例提高了。现在说农业投资的两个比例，一个是大比例，在基本建设中的比例提高了两个百分点;一个是小比例，即农业投资中国家投资占的比例，原来国家投资是28%，现在要求国家增长到34.1%，增加6个百分点，这个幅度也是很大的，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另外就是把集体投资当中的劳动积累由50%降低到7.6%，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说将来集体投资不能光靠劳动积累。第三，就是改变了农业内部的投资结构，也就是其本身农、林、水、气、机的资金投资比例。过去60%的农业基本建设资金投在了水利上，这次我给它改了，把水利投资减少了，增加到了农业和林业当中。水利投资压缩到50%左右，减少了10个百分点还多，然后增加了林业和农业投资这两块，这样农业和林业基本投资一下子就多了。这个对咱们省里部门之间的结构也是一个破旧立新，我刚才说的那个结构30来年没变过，我们这个报告写得有突破，总的来说就是加强了农业基础建设。这个报告，省里从书记到部门领导都赞成，最后采纳了，体现在能源重化工建设的规划中。 搞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挖了那么多煤炭，但最后把自己的环境破坏了，谁来管？我说国家应该管。当时为煤炭价格问题开过两次会，大家讨论。山西到底是越挖越富还是越挖越穷？结论是越挖越穷，因为连成本都不够，国家调拨很厉害的。所以，后来我和王森浩省长最大的分歧就是这个问题，直到他离开山西也没解决。
采访人：您刚才讲了，主张把水利建设的投资降一点，提高农业、林业投资。水利建设的很大部分是水库建设。建国前，山西没有一座水库。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修了很多水库。五六十年代修建了汾河水库、文峪河水库、漳泽水库、册田水库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库，70年代又修建了几百座小型水库。应该说，这些水库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陈家骥：省里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个大块。农业上主要是水利，主要是修水库。水利建设在咱们国家是受重视的，十年九旱，山西花好多钱办这个事儿，过去修水库的目的就是灌溉。对修水库，我保持疑虑，不赞成。我在山西农业的特殊性当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主张建立节土节水的种植业，后来在钱学森科学思维指导下做过旱作农业的研究。在古代，山西的农业比较稳定，清代山西的农业还排在前头，我们的传统农业节水抗旱，主要就是靠旱作农业，利用雨水，后来在雁北地区做的研究也证实把雨水保存好了就够用。比如咱们的万荣县，是个给馍馍吃都不给碗水喝的地方，那地方的确旱，但种的小麦都很好，就是因为长期形成一种旱作技术，叫雨养农业，这是对传统思路的再利用，在耕作上打主意，专门有一套技术把雨水都蓄存在地里头，可以节约很多地面水。这个跟修水库的效果截然不同，修水库第一投资很多，第二破坏很多土地，第三把下游的水切断，把天然水域切断，出现许多新的旱地。山西很多农业投资都投在水利上，结果效果不佳。山西的水库都偏小，不能发电，水库容积量小，再加上黄土高原地质结构，慢慢就渗透蒸发了，存不住水。我不是绝对排斥水库，但指导思想是不能靠它。我们院里搞旅游研究的杨晓国，对水库做过调查，说现在很多水库都年久失修，报废了。要解决农业问题，我认为光靠修水库就像在一棵树上吊死，在山西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不应该主要靠修水库，而应该走雨养农业的路。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都是沙漠，没地方修水库，人家走了一条独到的雨养农业的路，很成功。
四、主张大户治理小流域，有关部门据此制定了实施方案
采访人：山西山多。大部分地区是山区，千沟万壑。户包治理小流域是山西农民的一大创举。上世纪80年代初，山西吕梁、忻州地区出现，后在全省推广，也得到中央的肯定，在陕西、内蒙古等地推广，发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山西农业的一件大事。请您谈谈参与决策的情况。
陈家骥：山西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小流域治理。小流域治理最早是王庭栋提出的，他提出让“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小流域面积很大，怎么治理呢？分家分户治理吗？这是包干到户以后提出的方针，我也曾经肯定过这个东西，到了上世纪90年代，直到本世纪初，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一治理方式逐渐显露出历史局限性，发展几近停顿，治理速度明显减慢，包而不治情况突出。后来提出了大户治理，这个最早是我主持搞的调查报告提出来的，《山西日报》上都登了。中央来人也跟我一块考察交流过，我主张大户治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当时调查了很多大户，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大户”占有较多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能解决单家独户农民无力治理的问题，治理速度快、效果好，能起到带动示范作用。所以我就提出小流域治理方针应该改变，要由一家一户的小户治理变成大户治理，写过文章，写过建议，2002年5月还组织在晋中开了个会，规模很大，最后形成了一个关于大户治理小流域的书面建议报给省委，省委批了。霍泛副省长当时跟我说过，他对大户治理有怀疑。现在看来，大户治理也有很多困难。搞治理三年五年都没有收入，比如搞林业，种树，有些树木不成材就不能卖，种水果交通也不方便;另外，需要追加投资，没人给贷款，这些都没有配套解决，所以有些人干不成，半道就垮了，自生自灭。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应该解决。小流域治理实际搞起来后，对国家的生态起很大作用，咱们省里的小流域有6000多万亩，咱们的耕地才8000多万亩，几乎相当于耕地面积，这么大面积没有利用，不是损失吗？另外对农村一部分人就业能起很大作用，还能增加一部分生产收入，养鹿、鸡等一些动物，养得多了就厉害了。这些问题都是山西自个儿该认真考虑的问题，我认为山西农业潜力很大。
五、推动山西在全国率先试办农业专业合作社
采访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新鲜事物，在这一问题上，省委、省政府是怎么决策的？
陈家骥：记得在中央决策出台之前，是各省搞各省的，百花齐放。1995年5月21日根据省政府安排，通过个人署名的方式，在《山西日报》发表了我和省体改办主任的联合调查报告，题目是“农民进入市场的一种中介组织形式”，副标题是“关于山西省建立农民服务协会试点情况的调查”。同日，在头版头条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明确肯定了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专业合作社的做法。当然，当时不叫专业合作社，而叫农民服务协会。
早在1990年我国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日本“农协”的经济研究会。“农协”是日本农业的一个特色，在国际上都是公认的。这个专业研究会是我的一位老师负责，当时他提议，并且经山西省委同意，在定襄召开了专门研究“农协”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确定定襄县为日本“农协”经验的实验基地。在这个前提下，省里开始试验。这件事比全国提出专业合作社早了3年。
1994年以后，全国确定了若干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试点省，山西省争取了一个试点名额。当时，王文学副省长很重视，在省内搞了5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试验点。第一个是由我负责的定襄“农民服务协会”，有1900多户参加，办了8个专业协会。第二个是省农业厅厅长负责，在祁县，名称直接学日本叫“协同组合”，搞了一个奶业，一个果业。第三、第四个分别是在临汾和霍州，叫“农民服务协会”。再一个是省供销社主任负责的，在万荣县，叫“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供销社牵头，老百姓种大葱、药材等，供销社负责卖。万荣定的名称和中央后来定的是一致的。王文学副省长为了管理好这几个试点，专门成立了“协调联络组”，组长是省农业厅的厅长刘耀宗，各试点单位的领导定期汇报进展情况，调拨专项经费。同一年，王文学还带着试点单位的领导及相关人员，去日本岩手县做了一次关于农民合作的考察，考察团规模很大。经过考察，省政府下决心，确定咱们省叫“农民服务协会”。 改革开放以来，专业合作社是全国一个大的决策。中央针对农村的重大问题制定了一个章程，省里头就是围绕这个开展相关工作。我认为，中央这个章程不完整，也不成熟，直到现在遗留问题很多。从开始起步直到最后决策，大约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在农村新事物中时间拉得最长的一个。为什么？因为举棋不定。决策的形成过程有3个思想来源，也是当时国际上对农民合作问题的3种观点：一是国际上称“农民合作社联盟”，起初是由英国纺织工人自发形成的一个消费互助组织，即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这是一种传统的模式，也是一大主流派，现在西方国家就按照这种模式，形成了国际合作社联盟。二是美国的“农庄联盟”。三是日本的“农协”。最后中央选择了英国的罗虚戴尔模式。我个人认为，这个模式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因为，他们的合作社强调的是生产，咱们强调的是服务。搞生产，土地一集中，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别人拿走了，这恰恰是老百姓最反对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六、领导编制“14888”工程，在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路上竖立了一块丰碑
采访人：随着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推进，山西逐步形成了单一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对市场波动的抵御能力很差。全国煤炭市场需求旺盛，山西经济就红红火火;煤炭需求疲软，山西经济就萎靡不振。所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元支柱产业，是山西的一个大问题，山西也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请您谈谈参与决策的情况。
陈家骥：我很早就注意了山西经济结构的问题。早在1984年，我就撰写了《山西经济结构研究》的论文。这年3月，省政府召开研究山西经济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设想会议，提出了这一课题。王森浩省长把这个课题委托给山西省社科院的刘贯文院长，要求尽快提出一个研究报告，作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参考。这个任务在当时没有做过，不光山西，据我所知全国其他各省也没有做过。当时研究山西的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问题缺乏资料，尤其是对山西全面情况，没有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的参考资料。当时部门分割，煤炭说煤炭，石油说石油，要对整个的社会经济全面进行综合研究，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后来，这个课题被省社科院列为1984年的重点课题，指定由经济研究所来承担。我作为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个任务，组织全所力量，齐心协力完成了70万字的报告。报告里有一个总论，是我亲自写的，大概10万字。
这个报告，我认为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总论里开头部分提出的“山西的总体结构属于哪种类型”。这是咱们省里关于山西整体经济研究第一次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收获。属于什么类型？就其基本特征，山西的产业部门结构及其分配、交换和消费结构都是建立在得天独厚的矿藏资源基础上，是属于资源优势型的经济结构。这个结论从山西到全国也是第一次提出来。1979年5月薄一波来山西，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随后8月18日，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来山西，在省委党校作了关于山西经济结构问题的报告，讲山西是重型经济结构，并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提出把山西建成全国的煤炭基地，后来的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就是从这儿来的。此后，到1983年以前，在酝酿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方案的过程中，山西重型经济结构的提法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我认为山西是资源优势型结构，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分歧点。这里“资源优势型结构”的提法与“重型结构”一说，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其实我说的这个结构，是对山西经济资源物质特征（不可再生的矿藏资源）的概括，是从实质说的;而他们说的结构是对山西产业部门结构（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50%以上）特征的概括，是从表面说的。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说的，但是，两种不同认识引申出来的决策分歧是根本性的，两者的发展导向和前景截然不同。重型结构是个调整政策的问题，其方向是把它调整为接近重轻型，或是轻重型的结构;而资源优势型结构是个转型发展的问题，其方向是把它转变为接近技术优势型，或是资本优势型的经济。调整产业政策，是策略性的阶段预期措施，而促进经济转型则是战略性的发展远景目标。我认为山西资源优势型的经济结构是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古老的经济模型，太落后了，煤炭产业是以采掘当地自然资源获取廉价的矿产资源为目的的产业，这种产业在资源储备和市场需求都充足的条件下，能够继续发展。当时的背景是，1979年，国家最需要的是人吃的粮食和工业需要的煤炭。而山西有资源储备，能继续发展。可是我认为，一旦资源枯竭或因为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而失去市场的时候，随时会萎缩下去;最后，煤挖完，一片荒凉，连人吃的水都没有，是个悲剧。我曾经去过国内的江浙和日本考察，人家都是资金优势型和技术优势型的产业结构，是以雄厚的资本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受当地的传统原料资源影响。这种产业结构具有适应市场需求、好调头的产业灵活性，更接近现代化的需求。所以，要走江浙地区的路子。充分认识山西经济结构的局限性是一回事，加强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又是一回事，要统一起来。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只有认识它的局限性，才能从战略上、决策上构制好它的建设蓝图。
关于经济结构主要就是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涉及全面、长远的重大问题。当时我个人观点是不赞同山西继续挖煤，我专门作过论证，并明确提出了转型。我的指导思想是利用国家急需煤炭的时候继续挖煤，长远目标是为我们的转型服务。怎么转型呢？咱们省基础好，有煤炭，煤炭可作为手段，挖煤由国家投资，我们山西应利用国家投资，争取一些高新技术的产业，发展新的支柱产业，发展未来可替代煤炭的产业，把山西建设成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机械加工业大省。
采访人：从上世纪以来，山西曾先后提出几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文件。1987年一个，1989年一个，1991年一个。1991年制定的“14888”工程影响很大。后来，田成平时期开展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强调调整产业结构。请您谈一些参与制定的情况。
陈家骥：“14888”工程的缘起，是1990年2月王茂林提出来的，当时他是省委副书记，分别给省委政研室和省社科院写了信，内容是关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信中要求我们拿出一个有科学依据的、适合山西经济实际的、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经过组织论证，然后纳入“八五”规划实施。两部门接到信后，商定由我具体负责。在短时间里搞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方案，涉及那么多部门，难度太大，怕完成不了。我提出只搞工业结构，理由很简单，山西结构最不合理的就是工业。王茂林同意了，集中了七八个部门的骨干一起完成这件事，任命我为课题组组长。 我们先后考察了西北5个省，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1990年9月向省委提交了《山西省工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研究报告——关于实施“14888”工程的建议》，包括1个主报告和8个分报告，约18万字。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回答了山西工业结构究竟合理不合理的问题，结论是基本合理，但是存在产业素质低的问题，主要是煤炭产业，干这个产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能办，没技术含量。第二，针对煤炭支柱产业单一和产品初级化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多元支柱产业体系的战略构想。第三，解决了怎样把调整思路转化成政策并付诸实施的问题，提出搞“14888”工程，即：1个传统重点支柱产业——煤炭工业;4个新的支柱产业——冶金、机电、化工和轻工食品;8个产业链;88个新产品。这样，就把调整方案变成一个系统的配套工程项目，直接纳入中长期发展计划，具体贯彻实施。
报告于1991年3月正式面向全省各地市、各厅局印发，广泛征求意见。同年4月省委、省政府在北京举行了更高决策层次的讨论会，邀请了50多位过去在山西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或山西籍的老同志、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和著名的专家学者参加。像这种性质的、大规模的规划讨论会在山西还是首次。参会的领导和专家，对“14888”方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经过反复论证，最后省委省政府全部采纳了这一工程方案，将其列入“八五”规划。1994年4月，报告获得了山西省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
采访人：您曾提出 “把未来山西建设成为能源大省+文化生态经济大省”的构想，请问当时您是如何设想的？
陈家骥：在1994年山西省政协七届二次全会上，我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个建议。当时胡富国书记参加了会议，政协常务副主席张长珍主持。我的大会发言是《关于要下好全国和山西“两盘棋”的建议》。我具体讲了3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提出下好两盘棋。我提出一组数字，1985年，山西国民经济占全国的比重是2.47%，山西人均国民收入比全国差10元，可是到了1990年，山西国民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为2.16%，降得很厉害，山西人均国民收入比全国差了224元，差距拉大了。这是怎么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一是中央政府实施的地区倾斜政策，总体来说对于东西部有利，对中部不利;二是山西地方政府实施的地区改革与发展战略和策略有问题，比如，应该从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既符合全国统一战略布置，又符合本地区长远发展的目标战略和规划，把这个搞好了，才有可能避免出现区域增长发展的较大差异。第二，能不能下好两盘棋？我认为“能”。第三，怎么才能下好两盘棋？我明确提出，山西不能只发挥煤炭资源这一个优势，山西还有另外的优势。山西积累了大量华夏文明人文古迹，这些都是稀世珍宝，其价值和数量堪称中国之最。经陕西、山西、河南3个省勘查证明，人文资源山西第一，但是开发落后，所以只需必要的投资和采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加以保护、修缮和开发，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无限增值的资本。从长远意义上说，它是比煤炭资源更有开发价值的宝贵资源。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并用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项建设来支撑中国之最的人文资源优势，创造一个三足鼎立的支柱产业格局，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未来山西远景。后来，我连续发表了《加速发展山西经济，努力赶上发达地区》《山西由能源大省迈向文化生态经济大省的构想》两篇文章，还主编出版了《新世纪发展之路》一书，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山西建设文化生态经济大省的构想。书中设想未来的山西将以大文化为龙头产业，带动相关产业体系发展，形成“巨人型”经济结构。“巨人”的头就是大文化产业，“巨人”的两条腿是绿色产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巨人”的双脚踏在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上。在山西这是第一次提出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
2015年3月，我接受了《中国环境报》“关于山西转型”的专访。我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山西转型没有抓住实质问题——产业，没有脱开原来的资源基础，这个资源都是有限的，产业的原料都是不可再生的。如煤炭及由煤炭转化的电力。我的主张也包含了在国际上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它实质的问题是产业、生活等都建立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我建议山西的经济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园区，比如，阳泉搞了一个煤矸石再利用工厂，我认为这是个好典型，变废为宝，这才是转型。另外一类是新能源，植物性能源，如乙醇等，植物可代替石油，忻州有个甜玉米基地，大量的玉米秆可以利用。再一个是畜牧业，雁北搞了个畜牧基地，养猪，利用粪便搞沼气，很成功。太钢的不锈钢，就地加工，增值数倍。所以我觉得要利用现有的原料和经验，利用国家的有利政策，建立若干园区、群落，逐步扩大，逐步转型，最终脱开煤炭。山西是大有作为，也是大有前途的。
（责编 孟红）
一、应国家农委约请，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采访人：您是我省经济学界老一辈著名专家，参与过省委、省政府许多重大决策，我们想请您谈一下参与决策的情况。
陈家骥：感谢采访。从农业学大寨运动谈起好吗？
采访人：好啊！1964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直到1978年底结束，持续长达15年之久，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农业学大寨运动成就很大，也有教训。
陈家骥：是的。我今天主要回顾和介绍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参与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情况。那是1980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指示农业部撰写一本总结农业学大寨历史经验的书，配合中央关于农村改革重大决策的实施，派中国农业出版社总编罗涵先来咱们省组稿。罗涵先是我国元老级农业经济专家，当时是全国民盟的秘书长。他到省委，把他的意图说了，省委把任务交给了省农委，农委的领导最后让我来办。他明确告诉我中央要调整政策，让山西配合中央重大决策，写一本小册子，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批判学大寨“左”的一套做法，肃清影响，扫清道路。当时我意识到这件事政治性很强，比较敏感，马上提出，我写这个不适合，当然，我是搞经济学研究的，让我搞也可以，给我一年的时间，经过调查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一下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做一些科学的分析。他说一年时间太长，有时效性，是配合中央的。我跟他讲，农业学大寨是有个过程的，毛泽东同志号召农业学大寨是针对全国的形势提出来的，当时，经济很困难，又没有外援，只有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所以就找大寨这个典型，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运动后来出了问题，这个过程很值得总结，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他也理解，觉得我讲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同意按我的思路搞，我就开始当成一件事情来办。
做这件事用的是省农业区划办的钱。此前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定了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搞农业区划。当时万里把何康调去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兼农业区划委员会的主任（后来当了农业部部长）。何康之前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的所长。1979年8月，咱们省农委也成立了农业区划委员会，调刘锡田当了省农委的副主任，兼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他是咱们省首席水利专家。我当了农业区划委员会农业经济组的组长，副组长是山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的系主任夏兴农。当时农业经济组第一项任务是搞县域农业经济调查，我们在全省一个地区搞一个试点县，列了七八个县，有太谷、兴县等;我抓的是太谷县，带着省委党校的一些大学生去调查。这个过程中罗涵先找了我，我和夏兴农主任商量，就把昔阳列了进去，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带着党校毕业生王新义、陈克毅等，进驻大寨大队实地调研，时任大寨公社党委书记耿怀英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梁便良支持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历时两年多，1982年底基本完成。
昔阳县调查有两个成果，一个是《昔阳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另一个是《昔阳农村经济史记》。《报告》有五六万字，正式发表在1982年《农村发展探索》第8期，红旗出版社《经济调查》1983年第2辑全文转载。这个调研报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根据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过程写的。当时和太谷县（当时是省里“四化”典型县）的调查报告一起交给了中央，两个县都很有代表性，引起了中央农业区划办的重视，何康在全国大会上提出让全国参考，并印发全国，影响很大。后来，红旗出版社来找我，又做了些压缩就公开发表了。修改过程中，删去了一些专业图表和敏感问题，比如当时虚报产量的问题。我调研时把虚报的计划书底稿都翻出来了，在原来的报告里都有。我和当时昔阳县委书记刘树岗熟悉，让他做顾问;做调查都用昔阳县的人，有昔阳县委宣传部长刘维楼、办公室副主任孔令贤等。材料很实，都是第一手材料，原始档案材料，特别是我的基本观点也都在这个报告里了。
《报告》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三个问题：一是怎样评价农业学大寨运动;二是怎样评价昔阳县农村经济的运行模式;三是怎样进行县域农村经济调查。关于评价农业学大寨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农业学大寨是完全正确的;“四人帮”利用它推行极“左”路线，大寨也是受害者;拨乱反正后大寨和全国一样继续前进。我认为学大寨是一个探索过程，不能完全否定，大寨当时存在平均主义（大寨工），但是初衷不是这样的，因为山区自然环境很复杂，很难计件定额，陈永贵就批判这个定额，也一直在探索这个事，后来一步步发展成“大寨工”，否认这个过程是不对的。
这里头有一个重要问题，怎么评价昔阳县的经济运行，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一开始的立足点，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做科学评价，简单讲就是投入产出，根据这个原则展开探讨。这个当时在全国也是比较新的。我用了很大精力搞清楚了当时的投入量和产出量，衡量下来投入与产出不相适应，成本高，附带损失浪费很大，经济效益很低，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高投入，低产出”。这个结论符合当时大搞农田建设的基本概念，都能接受。
二、论证和解说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 采访人：改革开放初期，山西在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同时，开始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起步。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陈家骥：记得1982年2月春节刚过，省委、省政府想派一些人到农村改革走在前面的先进省、市做调查研究，借鉴一些好的经验。那时，省里专门成立了农业经济和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是虚设机构，聘请我当主任，负责把省里各方面的农业经济人才都聚合到一块，实行人员聘任制，设专项课题，拨专项经费。研究室每次开会，省委书记、省长都参加，十分重视，有名的留美学者张秉新、廖少云，还有财经学院夏兴农、山西农大刘蓉芬都应邀参加。后来，我们组织考察团到川、沪、皖、鲁四个省市，对农村改革进行考察。两个重点，一个是四川广汉县，是赵紫阳负责的点，全国农村改革第一县，也是中央取消公社的试点县。取消公社是当时的一个重大举措。第二个是安徽肥西县，万里负责的点，这里包干到户搞得好。所到之处，省市委书记亲自接待并做情况介绍。后来，我们把考察的录音作了整理，大家又分别写了调研报告，最后把真实情况汇集成一篇十来万字的《川、沪、皖、鲁农村经济考察报告》，报给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得到省领导的重视。
采访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对农村改革非常重视，从1982年开始，每年印发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连续5年。那几年，农村改革的步伐很大很快。
陈家骥：是这样的。当时山西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围绕中央的重大决策办，省里没有单独出台相关决策，全国都是这种情况。为了贯彻中央的决策，省委指定我具体承办，围绕中央一号文件写农村经济改革十个“为什么”，既要理论联系实际，又要通俗易懂。我紧紧张张用了3个月时间完成，印了5万册，发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和一些大的村。那时，咱们省里农村改革的步伐大概比全国慢两到三年，原因就是受农业学大寨的影响很深，从群众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转变起来难度比较大。这一措施，得到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肯定，中央还在全国转发这个小册子，推广我们的经验。
采访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各界引起巨大震撼。农民欢欣鼓舞，农村一片喜气洋洋，农民由衷拥护这一改革。这一改革顺应了民心，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
陈家骥：是的。在1981年冬天到1982年春天，省委安排了一次全省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我的调查结果是，60% 以上的农户拥护责任制。实际上的比例应该更高。老百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主要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而不是其他因素。
在1981年12月9日到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昆明联合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这次会议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问题上召开的第一次讨论包干到户的大会，包干到户也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会上提出了3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包干到户是符合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也就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种认为包干到户使生产资料所有制起了质的变化，丧失了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条件;第三种认为从静态看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从动态看它滑向个体经济性质。我的发言《包产包干到户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和社会主义属性》被列为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作。这次讨论会反映了当时学术理论界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看法。
三、主持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农业规划的制定
采访人：山西最大的特点是煤多。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定把山西建设成全国重要能源基地。省委、省政府多次组织专家研究论证。省社科院（当时还是社科所）还主持召开过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省政府先后制定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纲要》和《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对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山西自身也发生了深刻影响。从“煤炭能源基地”变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也有一个过程。请您谈一下参与决策的情况。
陈家骥：我参与了这一决策里农业规划部分的制定，组织完成了《山西农业投资的方向、体制与政策的研究报告》，提出山西农业现代化应该选择高投入高效益的发展途径的观点，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采纳。报告一开头我就说，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不管搞什么基地，都要重视农业。我用了很大篇幅论证了农业投资问题，提出了几个重要数字：第一个是山西省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这个数字当时各类统计都没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建国后30年全省农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总投资为180.6亿元，年均5.64亿元，这个数字对山西搞了一辈子农业的人来说此前都一直没弄清楚，这次搞清楚了。第二个是区别开了国家投资是多少、集体投资是多少、个人投资是多少，这个也是多少年没搞清楚的问题，这次搞清楚了，就是农业总投资的结构，国家占28%，集体占70.5%，集体投资的70.5%里头有50%是劳动积累。劳动积累就是把老百姓的劳动投入积累起来。我用这个统计说明，这些年来，国家投资很少，集体投资也很少，主要靠劳动积累。第三个数字是全省农业平均动态盈利率（加上劳动积累部分）为0.88，小于1，这是反映传统农业的“高劳低效”的典型数据。这几个数字是我们这个报告最大的一个成果。别小看这几个数字，这几个数字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山西农业收成每年都在下降，原因就是基本建设投资太少，就像一个企业一样，不投资、不扩大再生产，慢慢就萎缩了。这个报告很长，数字很翔实，也是我本人作的第一个农业投资的报告，省里头也是第一个，之前从这个角度研究问题的没有。我认为这个报告有3个破旧立新的成果：第一，是把山西建国以来形成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改变了，这是很重要的。建国以来，山西农业在山西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中的比重始终在8%以下，我们这个建议使它提高到10%。不要小看这两个百分点啊，这是一个大台阶。我们当时建议是必须达到10%或10%以上，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要求。第二，是农业基本建设当中国家投资的比例提高了。现在说农业投资的两个比例，一个是大比例，在基本建设中的比例提高了两个百分点;一个是小比例，即农业投资中国家投资占的比例，原来国家投资是28%，现在要求国家增长到34.1%，增加6个百分点，这个幅度也是很大的，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另外就是把集体投资当中的劳动积累由50%降低到7.6%，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说将来集体投资不能光靠劳动积累。第三，就是改变了农业内部的投资结构，也就是其本身农、林、水、气、机的资金投资比例。过去60%的农业基本建设资金投在了水利上，这次我给它改了，把水利投资减少了，增加到了农业和林业当中。水利投资压缩到50%左右，减少了10个百分点还多，然后增加了林业和农业投资这两块，这样农业和林业基本投资一下子就多了。这个对咱们省里部门之间的结构也是一个破旧立新，我刚才说的那个结构30来年没变过，我们这个报告写得有突破，总的来说就是加强了农业基础建设。这个报告，省里从书记到部门领导都赞成，最后采纳了，体现在能源重化工建设的规划中。 搞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挖了那么多煤炭，但最后把自己的环境破坏了，谁来管？我说国家应该管。当时为煤炭价格问题开过两次会，大家讨论。山西到底是越挖越富还是越挖越穷？结论是越挖越穷，因为连成本都不够，国家调拨很厉害的。所以，后来我和王森浩省长最大的分歧就是这个问题，直到他离开山西也没解决。
采访人：您刚才讲了，主张把水利建设的投资降一点，提高农业、林业投资。水利建设的很大部分是水库建设。建国前，山西没有一座水库。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修了很多水库。五六十年代修建了汾河水库、文峪河水库、漳泽水库、册田水库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库，70年代又修建了几百座小型水库。应该说，这些水库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陈家骥：省里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个大块。农业上主要是水利，主要是修水库。水利建设在咱们国家是受重视的，十年九旱，山西花好多钱办这个事儿，过去修水库的目的就是灌溉。对修水库，我保持疑虑，不赞成。我在山西农业的特殊性当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主张建立节土节水的种植业，后来在钱学森科学思维指导下做过旱作农业的研究。在古代，山西的农业比较稳定，清代山西的农业还排在前头，我们的传统农业节水抗旱，主要就是靠旱作农业，利用雨水，后来在雁北地区做的研究也证实把雨水保存好了就够用。比如咱们的万荣县，是个给馍馍吃都不给碗水喝的地方，那地方的确旱，但种的小麦都很好，就是因为长期形成一种旱作技术，叫雨养农业，这是对传统思路的再利用，在耕作上打主意，专门有一套技术把雨水都蓄存在地里头，可以节约很多地面水。这个跟修水库的效果截然不同，修水库第一投资很多，第二破坏很多土地，第三把下游的水切断，把天然水域切断，出现许多新的旱地。山西很多农业投资都投在水利上，结果效果不佳。山西的水库都偏小，不能发电，水库容积量小，再加上黄土高原地质结构，慢慢就渗透蒸发了，存不住水。我不是绝对排斥水库，但指导思想是不能靠它。我们院里搞旅游研究的杨晓国，对水库做过调查，说现在很多水库都年久失修，报废了。要解决农业问题，我认为光靠修水库就像在一棵树上吊死，在山西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不应该主要靠修水库，而应该走雨养农业的路。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都是沙漠，没地方修水库，人家走了一条独到的雨养农业的路，很成功。
四、主张大户治理小流域，有关部门据此制定了实施方案
采访人：山西山多。大部分地区是山区，千沟万壑。户包治理小流域是山西农民的一大创举。上世纪80年代初，山西吕梁、忻州地区出现，后在全省推广，也得到中央的肯定，在陕西、内蒙古等地推广，发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山西农业的一件大事。请您谈谈参与决策的情况。
陈家骥：山西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小流域治理。小流域治理最早是王庭栋提出的，他提出让“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小流域面积很大，怎么治理呢？分家分户治理吗？这是包干到户以后提出的方针，我也曾经肯定过这个东西，到了上世纪90年代，直到本世纪初，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一治理方式逐渐显露出历史局限性，发展几近停顿，治理速度明显减慢，包而不治情况突出。后来提出了大户治理，这个最早是我主持搞的调查报告提出来的，《山西日报》上都登了。中央来人也跟我一块考察交流过，我主张大户治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当时调查了很多大户，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大户”占有较多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能解决单家独户农民无力治理的问题，治理速度快、效果好，能起到带动示范作用。所以我就提出小流域治理方针应该改变，要由一家一户的小户治理变成大户治理，写过文章，写过建议，2002年5月还组织在晋中开了个会，规模很大，最后形成了一个关于大户治理小流域的书面建议报给省委，省委批了。霍泛副省长当时跟我说过，他对大户治理有怀疑。现在看来，大户治理也有很多困难。搞治理三年五年都没有收入，比如搞林业，种树，有些树木不成材就不能卖，种水果交通也不方便;另外，需要追加投资，没人给贷款，这些都没有配套解决，所以有些人干不成，半道就垮了，自生自灭。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应该解决。小流域治理实际搞起来后，对国家的生态起很大作用，咱们省里的小流域有6000多万亩，咱们的耕地才8000多万亩，几乎相当于耕地面积，这么大面积没有利用，不是损失吗？另外对农村一部分人就业能起很大作用，还能增加一部分生产收入，养鹿、鸡等一些动物，养得多了就厉害了。这些问题都是山西自个儿该认真考虑的问题，我认为山西农业潜力很大。
五、推动山西在全国率先试办农业专业合作社
采访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新鲜事物，在这一问题上，省委、省政府是怎么决策的？
陈家骥：记得在中央决策出台之前，是各省搞各省的，百花齐放。1995年5月21日根据省政府安排，通过个人署名的方式，在《山西日报》发表了我和省体改办主任的联合调查报告，题目是“农民进入市场的一种中介组织形式”，副标题是“关于山西省建立农民服务协会试点情况的调查”。同日，在头版头条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明确肯定了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专业合作社的做法。当然，当时不叫专业合作社，而叫农民服务协会。
早在1990年我国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日本“农协”的经济研究会。“农协”是日本农业的一个特色，在国际上都是公认的。这个专业研究会是我的一位老师负责，当时他提议，并且经山西省委同意，在定襄召开了专门研究“农协”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确定定襄县为日本“农协”经验的实验基地。在这个前提下，省里开始试验。这件事比全国提出专业合作社早了3年。
1994年以后，全国确定了若干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试点省，山西省争取了一个试点名额。当时，王文学副省长很重视，在省内搞了5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试验点。第一个是由我负责的定襄“农民服务协会”，有1900多户参加，办了8个专业协会。第二个是省农业厅厅长负责，在祁县，名称直接学日本叫“协同组合”，搞了一个奶业，一个果业。第三、第四个分别是在临汾和霍州，叫“农民服务协会”。再一个是省供销社主任负责的，在万荣县，叫“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供销社牵头，老百姓种大葱、药材等，供销社负责卖。万荣定的名称和中央后来定的是一致的。王文学副省长为了管理好这几个试点，专门成立了“协调联络组”，组长是省农业厅的厅长刘耀宗，各试点单位的领导定期汇报进展情况，调拨专项经费。同一年，王文学还带着试点单位的领导及相关人员，去日本岩手县做了一次关于农民合作的考察，考察团规模很大。经过考察，省政府下决心，确定咱们省叫“农民服务协会”。 改革开放以来，专业合作社是全国一个大的决策。中央针对农村的重大问题制定了一个章程，省里头就是围绕这个开展相关工作。我认为，中央这个章程不完整，也不成熟，直到现在遗留问题很多。从开始起步直到最后决策，大约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在农村新事物中时间拉得最长的一个。为什么？因为举棋不定。决策的形成过程有3个思想来源，也是当时国际上对农民合作问题的3种观点：一是国际上称“农民合作社联盟”，起初是由英国纺织工人自发形成的一个消费互助组织，即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这是一种传统的模式，也是一大主流派，现在西方国家就按照这种模式，形成了国际合作社联盟。二是美国的“农庄联盟”。三是日本的“农协”。最后中央选择了英国的罗虚戴尔模式。我个人认为，这个模式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因为，他们的合作社强调的是生产，咱们强调的是服务。搞生产，土地一集中，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别人拿走了，这恰恰是老百姓最反对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六、领导编制“14888”工程，在山西经济结构调整路上竖立了一块丰碑
采访人：随着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推进，山西逐步形成了单一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对市场波动的抵御能力很差。全国煤炭市场需求旺盛，山西经济就红红火火;煤炭需求疲软，山西经济就萎靡不振。所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元支柱产业，是山西的一个大问题，山西也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请您谈谈参与决策的情况。
陈家骥：我很早就注意了山西经济结构的问题。早在1984年，我就撰写了《山西经济结构研究》的论文。这年3月，省政府召开研究山西经济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设想会议，提出了这一课题。王森浩省长把这个课题委托给山西省社科院的刘贯文院长，要求尽快提出一个研究报告，作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参考。这个任务在当时没有做过，不光山西，据我所知全国其他各省也没有做过。当时研究山西的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问题缺乏资料，尤其是对山西全面情况，没有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的参考资料。当时部门分割，煤炭说煤炭，石油说石油，要对整个的社会经济全面进行综合研究，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后来，这个课题被省社科院列为1984年的重点课题，指定由经济研究所来承担。我作为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个任务，组织全所力量，齐心协力完成了70万字的报告。报告里有一个总论，是我亲自写的，大概10万字。
这个报告，我认为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总论里开头部分提出的“山西的总体结构属于哪种类型”。这是咱们省里关于山西整体经济研究第一次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收获。属于什么类型？就其基本特征，山西的产业部门结构及其分配、交换和消费结构都是建立在得天独厚的矿藏资源基础上，是属于资源优势型的经济结构。这个结论从山西到全国也是第一次提出来。1979年5月薄一波来山西，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随后8月18日，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来山西，在省委党校作了关于山西经济结构问题的报告，讲山西是重型经济结构，并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提出把山西建成全国的煤炭基地，后来的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就是从这儿来的。此后，到1983年以前，在酝酿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方案的过程中，山西重型经济结构的提法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我认为山西是资源优势型结构，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分歧点。这里“资源优势型结构”的提法与“重型结构”一说，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其实我说的这个结构，是对山西经济资源物质特征（不可再生的矿藏资源）的概括，是从实质说的;而他们说的结构是对山西产业部门结构（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50%以上）特征的概括，是从表面说的。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说的，但是，两种不同认识引申出来的决策分歧是根本性的，两者的发展导向和前景截然不同。重型结构是个调整政策的问题，其方向是把它调整为接近重轻型，或是轻重型的结构;而资源优势型结构是个转型发展的问题，其方向是把它转变为接近技术优势型，或是资本优势型的经济。调整产业政策，是策略性的阶段预期措施，而促进经济转型则是战略性的发展远景目标。我认为山西资源优势型的经济结构是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古老的经济模型，太落后了，煤炭产业是以采掘当地自然资源获取廉价的矿产资源为目的的产业，这种产业在资源储备和市场需求都充足的条件下，能够继续发展。当时的背景是，1979年，国家最需要的是人吃的粮食和工业需要的煤炭。而山西有资源储备，能继续发展。可是我认为，一旦资源枯竭或因为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而失去市场的时候，随时会萎缩下去;最后，煤挖完，一片荒凉，连人吃的水都没有，是个悲剧。我曾经去过国内的江浙和日本考察，人家都是资金优势型和技术优势型的产业结构，是以雄厚的资本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受当地的传统原料资源影响。这种产业结构具有适应市场需求、好调头的产业灵活性，更接近现代化的需求。所以，要走江浙地区的路子。充分认识山西经济结构的局限性是一回事，加强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又是一回事，要统一起来。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只有认识它的局限性，才能从战略上、决策上构制好它的建设蓝图。
关于经济结构主要就是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涉及全面、长远的重大问题。当时我个人观点是不赞同山西继续挖煤，我专门作过论证，并明确提出了转型。我的指导思想是利用国家急需煤炭的时候继续挖煤，长远目标是为我们的转型服务。怎么转型呢？咱们省基础好，有煤炭，煤炭可作为手段，挖煤由国家投资，我们山西应利用国家投资，争取一些高新技术的产业，发展新的支柱产业，发展未来可替代煤炭的产业，把山西建设成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机械加工业大省。
采访人：从上世纪以来，山西曾先后提出几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文件。1987年一个，1989年一个，1991年一个。1991年制定的“14888”工程影响很大。后来，田成平时期开展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强调调整产业结构。请您谈一些参与制定的情况。
陈家骥：“14888”工程的缘起，是1990年2月王茂林提出来的，当时他是省委副书记，分别给省委政研室和省社科院写了信，内容是关于山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信中要求我们拿出一个有科学依据的、适合山西经济实际的、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经过组织论证，然后纳入“八五”规划实施。两部门接到信后，商定由我具体负责。在短时间里搞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方案，涉及那么多部门，难度太大，怕完成不了。我提出只搞工业结构，理由很简单，山西结构最不合理的就是工业。王茂林同意了，集中了七八个部门的骨干一起完成这件事，任命我为课题组组长。 我们先后考察了西北5个省，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1990年9月向省委提交了《山西省工业结构调整战略的研究报告——关于实施“14888”工程的建议》，包括1个主报告和8个分报告，约18万字。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回答了山西工业结构究竟合理不合理的问题，结论是基本合理，但是存在产业素质低的问题，主要是煤炭产业，干这个产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能办，没技术含量。第二，针对煤炭支柱产业单一和产品初级化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多元支柱产业体系的战略构想。第三，解决了怎样把调整思路转化成政策并付诸实施的问题，提出搞“14888”工程，即：1个传统重点支柱产业——煤炭工业;4个新的支柱产业——冶金、机电、化工和轻工食品;8个产业链;88个新产品。这样，就把调整方案变成一个系统的配套工程项目，直接纳入中长期发展计划，具体贯彻实施。
报告于1991年3月正式面向全省各地市、各厅局印发，广泛征求意见。同年4月省委、省政府在北京举行了更高决策层次的讨论会，邀请了50多位过去在山西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或山西籍的老同志、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和著名的专家学者参加。像这种性质的、大规模的规划讨论会在山西还是首次。参会的领导和专家，对“14888”方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经过反复论证，最后省委省政府全部采纳了这一工程方案，将其列入“八五”规划。1994年4月，报告获得了山西省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
采访人：您曾提出 “把未来山西建设成为能源大省+文化生态经济大省”的构想，请问当时您是如何设想的？
陈家骥：在1994年山西省政协七届二次全会上，我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个建议。当时胡富国书记参加了会议，政协常务副主席张长珍主持。我的大会发言是《关于要下好全国和山西“两盘棋”的建议》。我具体讲了3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提出下好两盘棋。我提出一组数字，1985年，山西国民经济占全国的比重是2.47%，山西人均国民收入比全国差10元，可是到了1990年，山西国民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为2.16%，降得很厉害，山西人均国民收入比全国差了224元，差距拉大了。这是怎么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一是中央政府实施的地区倾斜政策，总体来说对于东西部有利，对中部不利;二是山西地方政府实施的地区改革与发展战略和策略有问题，比如，应该从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既符合全国统一战略布置，又符合本地区长远发展的目标战略和规划，把这个搞好了，才有可能避免出现区域增长发展的较大差异。第二，能不能下好两盘棋？我认为“能”。第三，怎么才能下好两盘棋？我明确提出，山西不能只发挥煤炭资源这一个优势，山西还有另外的优势。山西积累了大量华夏文明人文古迹，这些都是稀世珍宝，其价值和数量堪称中国之最。经陕西、山西、河南3个省勘查证明，人文资源山西第一，但是开发落后，所以只需必要的投资和采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加以保护、修缮和开发，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无限增值的资本。从长远意义上说，它是比煤炭资源更有开发价值的宝贵资源。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并用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项建设来支撑中国之最的人文资源优势，创造一个三足鼎立的支柱产业格局，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未来山西远景。后来，我连续发表了《加速发展山西经济，努力赶上发达地区》《山西由能源大省迈向文化生态经济大省的构想》两篇文章，还主编出版了《新世纪发展之路》一书，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山西建设文化生态经济大省的构想。书中设想未来的山西将以大文化为龙头产业，带动相关产业体系发展，形成“巨人型”经济结构。“巨人”的头就是大文化产业，“巨人”的两条腿是绿色产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巨人”的双脚踏在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上。在山西这是第一次提出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
2015年3月，我接受了《中国环境报》“关于山西转型”的专访。我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山西转型没有抓住实质问题——产业，没有脱开原来的资源基础，这个资源都是有限的，产业的原料都是不可再生的。如煤炭及由煤炭转化的电力。我的主张也包含了在国际上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它实质的问题是产业、生活等都建立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我建议山西的经济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园区，比如，阳泉搞了一个煤矸石再利用工厂，我认为这是个好典型，变废为宝，这才是转型。另外一类是新能源，植物性能源，如乙醇等，植物可代替石油，忻州有个甜玉米基地，大量的玉米秆可以利用。再一个是畜牧业，雁北搞了个畜牧基地，养猪，利用粪便搞沼气，很成功。太钢的不锈钢，就地加工，增值数倍。所以我觉得要利用现有的原料和经验，利用国家的有利政策，建立若干园区、群落，逐步扩大，逐步转型，最终脱开煤炭。山西是大有作为，也是大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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