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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精彩也在于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战略战术方面极具天赋和极其糟糕的“混合体”——希特勒这个“波士米亚下士”是如何与一群优秀的职业军人在吵吵嚷嚷中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全过程。
关于利德尔·哈特的生平和主要经历,国内研究者和军事爱好者大都已耳熟能详,他的机械化战争思想、间接战略、八项作战原则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已被世界公认为军事学领域的经典。
《山那边》是利德尔·哈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有两个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特点,一是记录了刚刚被俘的德国重要将领的战争叙述和看法,用史学界流行的“口述史”视角看,本书具有“战争口述史”的特点,但形式上又不是完整的、纯粹的口述史,也不是一般的访谈录,它是以德国将领的口述材料为依据的分析和研究。二是在将领们叙述时间的把握上具有“原汁原味”的真实性,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言,如果几年过去后再去找德国将领们进行访谈,那么他们必定会受到战后形成的各种思潮、社会舆论、社会价值观、个人利益得失的影响和干扰,所言所论将失去刚刚被俘时的“原汁原味”,许多观点和想法会永不为人所知,总而言之,历史的另一种“真相”永远被埋葬了。
《山那边》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二战许多次重大会战的德国方面的决策过程提供了第一手权威性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会发现德国将领们的军事素养确实很高,他们的战略判断多数是非常准确的,由此可解释为什么近现代的德国军事教育、总参谋部和作战体制成为了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包括近现代的中国、日本都曾模仿过。在培养现代化第一流军事将领方面,德国的经验为各国所公认,尤其在“希克特时代”,在战胜国的压制下,德国军事建设反而因祸得福,创建了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国防军,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经验至今仍可借鉴。
利德尔·哈特战史著作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专业视角而心无旁骛,力求还原真相、总结真正有价值的军事经验,而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把强烈的道德审判意识同专业研究纠缠在一起。他几乎丝毫没有沾染上那种每时每刻,甚至遣词造句都渗透着伦理批判意识的现象,这就使他对二战的研究在军事价值领域获得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道德立场和伦理判断。但在习惯于“春秋笔法”的人看来,利德尔·哈特对德国将领评价近乎吹捧了。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的对战争事件的深刻见解也在《山那边》中得到充分显示,他分析精到、观察敏锐、评价客观、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一个军事学大师的学识和风采。
他在研究了隆美尔大量战例后认为:“当他独当一面时,他的军事天才和战场表现,足以使他有资格跻身于历史‘名将’行列。”这种评价可谓精微中肯,并不受隆美尔兵败诺曼底的影响,因为在诺曼底战场他被人严格节制,不能像北非战场那样按自己的战略战术意图自由发挥。
他对苏德战场形势演变的概括可谓精要准确:“但总的来说,德军利用战场宽度发动攻势的胜利,被俄军利用战场深度成功地实施撤退给抵消了,后者避免了被彻底围歼的厄运,在会战进行的过程中,不利的天秤向德国人倾斜。”
他评价蒙哥马利和隆美尔的将才时,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体现了大师的睿智和一贯的精微准确:“当同优势之敌交手时,弱势一方任何细小的闪失都可能导致失败,而同劣势之敌交手时,指挥官实际上所犯的许多错误,都因拥有雄厚实力而被掩盖了。”这就指出了蒙哥马利战胜隆美尔的现象属于二流军事家战胜一流军事家的性质。
他用笔冼练,一两句画龙点睛的话便使人物个性鲜明、神形具备。比如他描绘托马将军与希特勒交谈的情景:“希特勒对意大利人的判断似乎来自他在餐桌上与意大利将军们的交谈。当希特勒问我怎么看意大利人时,我反驳道:‘我在战场上见识过他们而不只是在军官食堂里。’(如果托马(Thoma)是这样对希特勒说话,一点也不奇怪,自那以后,他就失宠了。)”“失宠”一句是极为精炼的点睛之笔,把托马将军耿直、坦荡、无畏的军人品性和希特勒气量狭窄、心机叵测的秉性全部揭示出来,也把古今中外官场升降与得宠失宠之道彻底点破。
1940年克里特岛战役通常都被认为是空降兵开始衰落的标志,因德国空降兵损失惨重,希特勒从此对这个兵种再也打不起精神来。我个人的看法是:利德尔·哈特对司徒登特的访谈揭开了这个长期的谜团和误解。导致德国空降兵损失惨重的并非这个兵种本身的缺陷,而是德军空降兵指挥官司徒登特(Student)制定的空降作战条令被英军缴获,这份绝密文件让英军对德国空降兵的作战程序和战术要点了如指掌,从而导致克里特岛战役德国空降部队损失惨重,于是人们便产生错误的联想,以为空降兵具有不可克服的天然缺陷,它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从当年的希特勒直到今天的军事决策者,包括战后各国在组建空降兵部队时,都因克里特岛战役的教训而心有余悸(包括国内军界对此兵种的看法)。其实,作战条令泄密就会失败,不管你投入什么军兵种。司徒登特直到战后都不知道这份绝密文件早在1940年就落到英国人手中,于是德国人、包括后来人们总结空降教训时思路走进歧途,从空降兵本身去寻找原因,因而最终得出空降兵时代已经过去的错误结论。事实上,空降兵和任何其他兵种一样,它的独特战略战术功能是其他兵种无法取代的,关键是如何克服对手的反空降措施,把自身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当然利德尔·哈特并非完人,在其一生研究战史时亦偶有闪失,某些思想观点亦有争议,如被誉为经典的《间接战略》,有权威人士写信给他说: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但用相反的书名为题,即“直接战略”相信同样可以写得很出色。利德尔·哈特见此评语,想必有点哭笑不得。
再如他对战胜国在一战后撤销德国总参谋部深表惋惜,认为如果保留对德国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的旧总参谋部,加上德国战后的将领反战倾向,很可能会制止希特勒对世界带来的危害。但他可能忘了巴巴拉·W·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的那句名言:“与其说德国的总参谋部,不如说总参谋部的德国”,自普法战争以来,正是德国的总参谋部权力过大,给现代德国埋下了两次大战的祸根。当时的俾斯麦首相颇有远见,不想割取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认为这会成为德国致命的隐患,但老毛奇和总参谋部态度强硬、坚持吞并,结果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德国总参谋部先是不该出手时出手,为未来战争种下祸根,后来是该出手时不出手,没能制止希特勒发动战争,实在是命运的捉弄、造化的无常。
在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为权威性的《新编剑桥近代史》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篇章里,他把古德里安装甲19军进攻波兰的出发点搞错了,古德里安隶属克鲁格第4集团军,由德国本土出发,而不隶属东普鲁士库希勒第3集团军,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瑕疵。
在研究二战远东战场时,他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的作用,因为美国将原定配属给缅甸中国远征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全部调往中东,使得阿拉曼决战时,蒙哥马利对隆美尔享有绝对的制空权优势。而中国远征军因彻底丧失制空权而遭受重大挫折。由于他对中国军队视而不见,因而也没有发现英国在中东战胜德意军队,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有着密切关联,更看不到英军北非的制空权是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为代价的,是中国军队在缅甸的悲壮失败换来了英军在北非的胜利。
有件关于利德尔·哈特的学术诉讼附带提一下,历史学家肯尼士·麦卡锡(Kenneth Macksey)从利德尔·哈特战后给古德里安信函中发现,他曾要求这位“现代坦克战之父”在出版英文版回忆录时插入一段自己创建德国装甲部队和作战思想受其影响的文字,古德里安按其嘱咐做了。而“插入一段”很可能是古德里安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台湾钮先钟的中译本为《闪击英雄》)里面的这段话:“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富勒、利德尔·哈特、马特尔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而供给我以思想上的粮食。……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莱之战。进一步说,那是利德尔·哈特第一个注意到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也建议成立一种装甲师和步兵混合单位的新组织。……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是要感谢利德尔·哈特上尉的建议。”似乎是投桃报李,利德尔·哈特在本书里写道:“他如实地承认自己从英国军事思想里汲取了多少多少东西, 把自己描绘成是他们的‘弟子’。很少有人在运用一种新思想取得如此辉煌成功后, 有如此阔大的胸襟、气度承认成功的思想源泉, 尤其是承认制胜的源泉来自一个敌国。” 一个在坦克战理论创新贡献的归属问题,似乎在互相抬举中敲定了。
我以为利德尔·哈特写信要求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加上那段话并非问题关键。关键是古德里安早期是否真正受到英国人的影响,从他的回忆录和早期订阅英国军事杂志的记载来看,古德里安受到富勒、利德尔·哈特影响是比较可信的,更有可能古德里安因为不是现在接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学者,写回忆录时未必像学者那样遵守职业规范,特别要声明那些观点是自己的原创,那些是出自他人的思想。因而当利德尔·哈特看到其回忆录有些观点来自他本人早期著述时,提醒古德里安并要求写上,我想是很自然的。以古德里安的个性,要强迫他把自己原创的东西说成是别人的,恐怕不会轻易就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利德尔·哈特在分析德军因缺乏履带战车而不能快速拿下莫斯科时,曾感叹自己曾在20年前一篇文章里提到过:要有效地使用大规模战车部队,战车必须是能够克服地形、气候障碍的履带式,而非轮式车辆,所引文字皆有出处。这一方面表明他确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可以说明利德尔·哈特很早就对机械化战争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而那时一直关注英国军界观点的古德里安上尉受其思想影响亦在情理之中。
利德尔·哈特为争闪击战理论的历史地位,追求功名的行为瑕疵多少影响了这位20世纪最卓越的军事学家的完美性。从东方儒家风范看,这与孔夫子所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境界相去甚远,但世间读书人中,像司马水镜这样超凡脱俗的高人毕竟罕见稀有,对于抱有远大志向的读书人,他们的思想已经影响了世界、历史和社会,社会实践者已经运用了他们的创新思想成就了事业和名声,而他们作为思想的原创者却苍然鬓发,仍苦守书房,或渭水垂钓,等待着周文王和刘皇叔的光顾。出于不甘心“为他人作嫁衣裳”之故,要求他人给予承认,而为天下人所知,也不能算过分吧?何况这也是还历史以真相。所以利德尔·哈特的行为有理由为人们所谅解。
《山那边》可能是政治家如何处理军事事务最好的教科书,当然不是作为成功的正面教案,而是作为失败的反面教材。因为希特勒热衷干预军事领域的具体细节,于是统帅部、各战区、各军兵种的许多将领同他有了频繁打交道的机会。此书的精彩也在于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战略战术方面极具天赋和极其糟糕的“混合体”——希特勒这个“波士米亚下士”是如何与一群优秀的职业军人在吵吵嚷嚷中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全过程。其中,希特勒借助至高无上的权力拒绝职业军人正确的判断导致德国最终失败的经验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山那边》也是一本难得的政治教科书,一本政治家同军方“协同作战”失败的教科书。评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
关于利德尔·哈特的生平和主要经历,国内研究者和军事爱好者大都已耳熟能详,他的机械化战争思想、间接战略、八项作战原则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已被世界公认为军事学领域的经典。
《山那边》是利德尔·哈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有两个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特点,一是记录了刚刚被俘的德国重要将领的战争叙述和看法,用史学界流行的“口述史”视角看,本书具有“战争口述史”的特点,但形式上又不是完整的、纯粹的口述史,也不是一般的访谈录,它是以德国将领的口述材料为依据的分析和研究。二是在将领们叙述时间的把握上具有“原汁原味”的真实性,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言,如果几年过去后再去找德国将领们进行访谈,那么他们必定会受到战后形成的各种思潮、社会舆论、社会价值观、个人利益得失的影响和干扰,所言所论将失去刚刚被俘时的“原汁原味”,许多观点和想法会永不为人所知,总而言之,历史的另一种“真相”永远被埋葬了。
《山那边》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二战许多次重大会战的德国方面的决策过程提供了第一手权威性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会发现德国将领们的军事素养确实很高,他们的战略判断多数是非常准确的,由此可解释为什么近现代的德国军事教育、总参谋部和作战体制成为了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包括近现代的中国、日本都曾模仿过。在培养现代化第一流军事将领方面,德国的经验为各国所公认,尤其在“希克特时代”,在战胜国的压制下,德国军事建设反而因祸得福,创建了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国防军,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经验至今仍可借鉴。
利德尔·哈特战史著作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专业视角而心无旁骛,力求还原真相、总结真正有价值的军事经验,而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把强烈的道德审判意识同专业研究纠缠在一起。他几乎丝毫没有沾染上那种每时每刻,甚至遣词造句都渗透着伦理批判意识的现象,这就使他对二战的研究在军事价值领域获得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道德立场和伦理判断。但在习惯于“春秋笔法”的人看来,利德尔·哈特对德国将领评价近乎吹捧了。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的对战争事件的深刻见解也在《山那边》中得到充分显示,他分析精到、观察敏锐、评价客观、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一个军事学大师的学识和风采。
他在研究了隆美尔大量战例后认为:“当他独当一面时,他的军事天才和战场表现,足以使他有资格跻身于历史‘名将’行列。”这种评价可谓精微中肯,并不受隆美尔兵败诺曼底的影响,因为在诺曼底战场他被人严格节制,不能像北非战场那样按自己的战略战术意图自由发挥。
他对苏德战场形势演变的概括可谓精要准确:“但总的来说,德军利用战场宽度发动攻势的胜利,被俄军利用战场深度成功地实施撤退给抵消了,后者避免了被彻底围歼的厄运,在会战进行的过程中,不利的天秤向德国人倾斜。”
他评价蒙哥马利和隆美尔的将才时,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体现了大师的睿智和一贯的精微准确:“当同优势之敌交手时,弱势一方任何细小的闪失都可能导致失败,而同劣势之敌交手时,指挥官实际上所犯的许多错误,都因拥有雄厚实力而被掩盖了。”这就指出了蒙哥马利战胜隆美尔的现象属于二流军事家战胜一流军事家的性质。
他用笔冼练,一两句画龙点睛的话便使人物个性鲜明、神形具备。比如他描绘托马将军与希特勒交谈的情景:“希特勒对意大利人的判断似乎来自他在餐桌上与意大利将军们的交谈。当希特勒问我怎么看意大利人时,我反驳道:‘我在战场上见识过他们而不只是在军官食堂里。’(如果托马(Thoma)是这样对希特勒说话,一点也不奇怪,自那以后,他就失宠了。)”“失宠”一句是极为精炼的点睛之笔,把托马将军耿直、坦荡、无畏的军人品性和希特勒气量狭窄、心机叵测的秉性全部揭示出来,也把古今中外官场升降与得宠失宠之道彻底点破。
1940年克里特岛战役通常都被认为是空降兵开始衰落的标志,因德国空降兵损失惨重,希特勒从此对这个兵种再也打不起精神来。我个人的看法是:利德尔·哈特对司徒登特的访谈揭开了这个长期的谜团和误解。导致德国空降兵损失惨重的并非这个兵种本身的缺陷,而是德军空降兵指挥官司徒登特(Student)制定的空降作战条令被英军缴获,这份绝密文件让英军对德国空降兵的作战程序和战术要点了如指掌,从而导致克里特岛战役德国空降部队损失惨重,于是人们便产生错误的联想,以为空降兵具有不可克服的天然缺陷,它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从当年的希特勒直到今天的军事决策者,包括战后各国在组建空降兵部队时,都因克里特岛战役的教训而心有余悸(包括国内军界对此兵种的看法)。其实,作战条令泄密就会失败,不管你投入什么军兵种。司徒登特直到战后都不知道这份绝密文件早在1940年就落到英国人手中,于是德国人、包括后来人们总结空降教训时思路走进歧途,从空降兵本身去寻找原因,因而最终得出空降兵时代已经过去的错误结论。事实上,空降兵和任何其他兵种一样,它的独特战略战术功能是其他兵种无法取代的,关键是如何克服对手的反空降措施,把自身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当然利德尔·哈特并非完人,在其一生研究战史时亦偶有闪失,某些思想观点亦有争议,如被誉为经典的《间接战略》,有权威人士写信给他说: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但用相反的书名为题,即“直接战略”相信同样可以写得很出色。利德尔·哈特见此评语,想必有点哭笑不得。
再如他对战胜国在一战后撤销德国总参谋部深表惋惜,认为如果保留对德国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的旧总参谋部,加上德国战后的将领反战倾向,很可能会制止希特勒对世界带来的危害。但他可能忘了巴巴拉·W·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的那句名言:“与其说德国的总参谋部,不如说总参谋部的德国”,自普法战争以来,正是德国的总参谋部权力过大,给现代德国埋下了两次大战的祸根。当时的俾斯麦首相颇有远见,不想割取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认为这会成为德国致命的隐患,但老毛奇和总参谋部态度强硬、坚持吞并,结果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德国总参谋部先是不该出手时出手,为未来战争种下祸根,后来是该出手时不出手,没能制止希特勒发动战争,实在是命运的捉弄、造化的无常。
在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为权威性的《新编剑桥近代史》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篇章里,他把古德里安装甲19军进攻波兰的出发点搞错了,古德里安隶属克鲁格第4集团军,由德国本土出发,而不隶属东普鲁士库希勒第3集团军,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瑕疵。
在研究二战远东战场时,他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的作用,因为美国将原定配属给缅甸中国远征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全部调往中东,使得阿拉曼决战时,蒙哥马利对隆美尔享有绝对的制空权优势。而中国远征军因彻底丧失制空权而遭受重大挫折。由于他对中国军队视而不见,因而也没有发现英国在中东战胜德意军队,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有着密切关联,更看不到英军北非的制空权是以放弃缅甸战场制空权为代价的,是中国军队在缅甸的悲壮失败换来了英军在北非的胜利。
有件关于利德尔·哈特的学术诉讼附带提一下,历史学家肯尼士·麦卡锡(Kenneth Macksey)从利德尔·哈特战后给古德里安信函中发现,他曾要求这位“现代坦克战之父”在出版英文版回忆录时插入一段自己创建德国装甲部队和作战思想受其影响的文字,古德里安按其嘱咐做了。而“插入一段”很可能是古德里安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台湾钮先钟的中译本为《闪击英雄》)里面的这段话:“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富勒、利德尔·哈特、马特尔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而供给我以思想上的粮食。……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莱之战。进一步说,那是利德尔·哈特第一个注意到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也建议成立一种装甲师和步兵混合单位的新组织。……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是要感谢利德尔·哈特上尉的建议。”似乎是投桃报李,利德尔·哈特在本书里写道:“他如实地承认自己从英国军事思想里汲取了多少多少东西, 把自己描绘成是他们的‘弟子’。很少有人在运用一种新思想取得如此辉煌成功后, 有如此阔大的胸襟、气度承认成功的思想源泉, 尤其是承认制胜的源泉来自一个敌国。” 一个在坦克战理论创新贡献的归属问题,似乎在互相抬举中敲定了。
我以为利德尔·哈特写信要求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加上那段话并非问题关键。关键是古德里安早期是否真正受到英国人的影响,从他的回忆录和早期订阅英国军事杂志的记载来看,古德里安受到富勒、利德尔·哈特影响是比较可信的,更有可能古德里安因为不是现在接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学者,写回忆录时未必像学者那样遵守职业规范,特别要声明那些观点是自己的原创,那些是出自他人的思想。因而当利德尔·哈特看到其回忆录有些观点来自他本人早期著述时,提醒古德里安并要求写上,我想是很自然的。以古德里安的个性,要强迫他把自己原创的东西说成是别人的,恐怕不会轻易就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利德尔·哈特在分析德军因缺乏履带战车而不能快速拿下莫斯科时,曾感叹自己曾在20年前一篇文章里提到过:要有效地使用大规模战车部队,战车必须是能够克服地形、气候障碍的履带式,而非轮式车辆,所引文字皆有出处。这一方面表明他确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可以说明利德尔·哈特很早就对机械化战争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而那时一直关注英国军界观点的古德里安上尉受其思想影响亦在情理之中。
利德尔·哈特为争闪击战理论的历史地位,追求功名的行为瑕疵多少影响了这位20世纪最卓越的军事学家的完美性。从东方儒家风范看,这与孔夫子所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境界相去甚远,但世间读书人中,像司马水镜这样超凡脱俗的高人毕竟罕见稀有,对于抱有远大志向的读书人,他们的思想已经影响了世界、历史和社会,社会实践者已经运用了他们的创新思想成就了事业和名声,而他们作为思想的原创者却苍然鬓发,仍苦守书房,或渭水垂钓,等待着周文王和刘皇叔的光顾。出于不甘心“为他人作嫁衣裳”之故,要求他人给予承认,而为天下人所知,也不能算过分吧?何况这也是还历史以真相。所以利德尔·哈特的行为有理由为人们所谅解。
《山那边》可能是政治家如何处理军事事务最好的教科书,当然不是作为成功的正面教案,而是作为失败的反面教材。因为希特勒热衷干预军事领域的具体细节,于是统帅部、各战区、各军兵种的许多将领同他有了频繁打交道的机会。此书的精彩也在于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战略战术方面极具天赋和极其糟糕的“混合体”——希特勒这个“波士米亚下士”是如何与一群优秀的职业军人在吵吵嚷嚷中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全过程。其中,希特勒借助至高无上的权力拒绝职业军人正确的判断导致德国最终失败的经验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山那边》也是一本难得的政治教科书,一本政治家同军方“协同作战”失败的教科书。评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