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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原始先民将自己对周围的认知和主观意识融入陶器制作中，创造出了陶塑。各种造型的陶塑是探知古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桥梁，通过对陶塑的分析研究，可以推测原始先民的精神思想、生活情感及夙愿祈求。太谷白燕遗址出土了6件小型动物陶塑，造型生动，形神俱佳，对于探索史前雕塑的造型手法、艺术的发展状况和人们的精神意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太谷白燕遗址;动物陶塑;功能与内涵
白燕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白燕村西北的滨河阶地上，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遗存从仰韶文化时期延续到商代，遗迹种类有房址、灰坑、灰沟、墓葬、陶窑等，出土的遗物以陶、石、骨器为主。发掘者将遗址分为六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遗迹、遗物丰富，引人注意的是出土了6件造型奇特的小型陶塑。
1 史前动物形陶塑的发现概况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陶塑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多见于中国北方地区，数量较少，题材形象主要是人和动物的头部。其中动物形陶塑按照器类大致可以分为单独造型的动物陶塑、附属于陶器皿的动物陶塑、动物形陶器皿以及动物形配饰等。
就动物陶塑而言，分布的时空范围较广，时间贯穿新石器时代早晚，从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均有出土。尤其是仰韶时期的黄河流域，陶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代表当时艺术发展的主流，并向周边辐射。这一时期，关于陶塑的考古资料被广泛发现，题材也扩展到植物和生活用具领域，但最多的仍是人与动物形象，制作手法愈加多样，造型愈加生动。
以中原地区为例，史前单独造型陶塑主要是猪、狗、鸟等常见的动物形象，长度在10厘米以内，也有个别可达到20厘米，大都火候偏低，制作粗糙。太谷白燕遗址出土的6件单独造型的动陶塑无疑丰富了该地区的研究资料。
2 白燕遗址出土的动物陶塑
白燕遗址的6件陶塑属于白燕一期遗存，约为仰韶文化晚期，陶塑均为独立个体，长度为2～6厘米，宽度为2～3.5厘米，高度为1.5～5厘米，个体较小，大部分出于灰坑之中。
标本T120∶19，灰陶，长4厘米，宽3.5厘米，高4厘米，不规则形，吻部向外凸，戳出吻部和双目。烧成温度较低，陶色不匀（图1-1、1-2）。
标本H475∶2，褐陶，长6厘米，宽3.5厘米，高5厘米，不规则形，以头顶两侧凸起为耳朵，面部对称戳印小圆圈为眼睛，口鼻向外凸出，张口，有舌，颈部较短，形似狗头部（图1-3、1-4）。
标本T1③∶9，灰陶，长5厘米，宽2.5厘米，高2厘米，头部近三角形，戳出双目，形似蛇头部（图1-5、1-6）。
标本H4④∶7，灰陶，长4厘米，宽2厘米，高2.5厘米，头部捏至三角形，上扬，张口，着重表现嘴部，头部与颈部呈“S”形（图1-7、1-8）。
标本H351∶1，黄陶，长2厘米，宽2厘米，高1.5厘米，不规则形，头顶与脑后部刻画出毛发形态，戳制出孔状的双耳、双目、鼻孔，眼睛内凹，嘴部外凸，张口，有颈。此件陶塑形小而精致，形似猴头部（图1-9、1-10）。
标本T134，灰陶，长5厘米，宽2厘米，高4厘米，不规则形，头顶两侧微凸作耳，戳出双目与鼻孔，嘴微张，形似羊或猪头部（图1-11、1-12）。
根据上述观察，白燕遗址出土的这6件动物陶塑具有以下特点：
①写实入微。每一件陶塑都力图模仿现实中的动物形象，其面部表现得较为生动，比例相对准确。这需要依靠一定的观察，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中存在的动物的认识融入陶塑的制作中，是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物化表现。陶塑器表均较为光滑，相较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其他陶塑，白燕的陶塑在与动物的相似度、细节处理（比如毛发）等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②技法丰富。新石器时代制陶趋向专业化生产，制作方法日渐熟练，陶器种类日益丰富。捏、堆、塑、贴等制陶技法使用纯熟，圆雕、浮雕、线刻等表现形式广泛运用，每一件陶塑作品都不是单一方法制作的成果。
白燕陶塑沿用了仰韶文化中镂空五官的手法。镂空赋予泥土以生命，让五官开窍，在表达出五官形状、比例的同时，利用眉目、口角的开合，还可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情绪。随着文化的繁荣，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逐渐成为当时艺术发展的主流，其雕塑造型和技法也随之影响开来。白燕出土这6件陶塑中以H351∶1类猴形象陶塑最为精致，比例协调，用正视对称法表现五官，整体造型勻称，形态逼真，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可谓白燕陶塑的代表作。
③以静示动。白燕出土的动物陶塑都仅有头部，稍微表现了颈部部分，陶塑造型所呈现的都不是静态的样子，而是具有丰富表情的瞬间形象，用捏塑和镂刻方法传达其神态“以静示动”的特点。可以看出，先民对其塑造的形象，重视细节表现，强调其神态的表达，反映出在长期狩猎生产实践与劳动生活中，先民对周围环境的动物具有丰富认识和情感。
但是，由于时代与工艺的局限，白燕出土动物陶塑仍具有浓郁的原始色彩，头像的塑造重视基本形象的准确和五官的比例，细节的表达仍显得原始，只重视面部表现，忽视了其他部分的塑造和表达，缺乏完整性。
3 功用与内涵推测
仰韶文化晚期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采集和渔猎，在生活相对稳定、生活水平有所提升的情况下，便有余力从生活中发现美，并通过艺术创造出美。从陶器出现，到彩绘普及和陶塑艺术品出现，先民们不断从周围的生活中获得创作的灵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物陶塑是白燕地区先民周围生存环境的物质化表现。
在文明的进程中，人类始终与动物相伴，动物题材也成为人类创作的源泉之一。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从山间的岩画、陶器上的彩绘发展到了陶塑，启发了青铜时代造型各异的青铜艺术以及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在这个进程中，能工巧匠手中诞生的各种陶塑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审美特质、造型技术以及周围生存和脑海中的动物形象，这些作品大都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生活与艺术创造结合的产物。结合考古发现与民族志的研究，推测这些陶塑的功能如下。 3.1 娱教功能
3.1.1 玩具
以往研究中不乏将一些小型动物陶塑推测为玩具，这些陶塑多出土于灰坑中，火候较低，可能是成人专门为儿童制作的，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羊、陶鱼等。根据民族志的研究，近现代制陶的民族也常制作一些陶玩具。
3.1.2 教具
其一，传授工艺，陶塑可能是成人教授儿童制陶技艺，或是儿童自己练习的成果。其二，认知环境，陶塑形象多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通过简单塑造出动物的样子，便于儿童借助模型认识这些动物，学习到饲养、狩猎、防御动物的经验。例如：蛇是危险的动物，被咬之后可能有致命的伤害，需要避开;猪、羊、鸡、狗等被饲养，作为人类的食物;猴子可能会在附近的山林出没等。
3.2 宗教功能
3.2.1 祭品
一些研究将陶塑小动物认为是祭祀之物，可能是作为祭品，也可能是作为某种神灵化身的被祭祀对象。例如：红山文化巨石祭坛发现的各种陶塑小动物被认为是祭祀时的象征性贡物;出土于邓家湾遗址祭址边缘的灰坑和洼地、伴随炭末和烧土块的上万件小型动物陶塑被认为是祭祀用品;根据民族学的研究，傣族村寨举行的“祭寨心”活动中，用泥牛、泥马等作为祭品。或作为被祭祀对象，祈祷农业、狩猎、家畜饲养业丰收，如张绪球先生认为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表达了先民祈求家畜饲养或狩猎成功的愿望，出土于辽宁后洼遗址房址内的雕塑品可能也是这种用途。
3.2.2 法器
部分陶塑被推测是权势与财富的象征，作为举行宗教仪式的道具，有可能是沟通天地的法器。以猪为例，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的小山尊形器，器腹部间的图案由奔鹿、飞鸟和生着獠牙的野猪组成，冯时先生认为这里的猪应该是北斗的化身。出土于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炭黑陶钵（编号T243④∶235），其外壁两侧各刻绘一猪，冯时先生认为猪形象的中间是极星，应当是北斗星宫中的天枢星。牛河梁遗址M4中有2件猪形礼玉的首部向外并排倒置于墓主人胸前，根据随葬品推测墓主当是巫师一类的人物，他胸前摆放的2件猪形礼玉就可能是作为沟通天地的法器。
此外，郭立新先生认为陶塑动物体积小，种类齐全，家畜家禽等水陆生动物皆有，可握于手中，它们是巫师灵力的源泉，作为法器使用。根据民族志研究，一些少数民族的巫术中也会使用小雕塑作为道具，如拉祜族的一支“黄拉祜”和四川木里普米族都会制作小陶塑用以举行“驱鬼”仪式。
3.2.3 崇拜物
陶塑可能作为崇拜意识的物化表现，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和生产力虽然在蓬勃发展，但影响种植业和渔猎采集的最主要因素仍是自然环境，气候冷暖、旱涝虫灾不停发生，先民赖以维系的农业基础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信仰力量，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缓解对大自然的恐惧感。比如牛河梁女神庙的泥猪龙、禽明显是作为神祇被人崇拜的。还有推测作为图腾崇拜，出土于黑龙江莺歌岭的陶熊和西藏拉萨曲贡村的陶猴面像，被认为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因为当地的鄂伦春人认为熊是自己的祖先，而藏族人也认为自己是猕猴的后代。
3.3 装饰功能
黄河中游地区地貌类型多样，环境复杂多变，生物资源丰富，猪、狗、蛇、鸟、猴、羊等都是先民常见的动物，相对于人类艰难的求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这些生物，在先民眼中可能是自由、快乐、不愁温饱的，出于内心的喜爱或羡慕，先民塑造出这些动物形象，摆放在家中或佩戴在身上，希望能够被赋予矫健的身手、强壮的体魄、翱翔的能力等。
4 结语
陶塑动物的出现，不管其功能如何，都是先民在种植、采集、狩猎的复合经济形态下，原始生产力水平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先民精神思想的反映。
根据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陶塑动物的题材多为人和猪、鸟等熟知的动物，到了晚期，题材扩展到生活用品、植物，越来越多的动物形象比如狗、鸡、羊等被广泛应用到创作中。太谷白燕遗址出土的6件陶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史前人们艺术思维的形成、认知意识的扩展，乃至环境变化引发的物种变化等重要信息。
参考文献
[1]许伟，杨建华.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J].文物，1989（3）：1-21，98-99.
[2]杨建华，许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J].文物，1989（3）：22-34.
[3]郭梦.中国史前动物陶塑[J].西部考古，2008（00）：51-64.
[4]杨晓能.中国原始社会雕塑艺术概述[J].文物，1989（3）：63-70，93，97，103.
[5]宋兆麟.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6]罗梅.新平县嘎洒土锅寨傣族制陶工艺调查报告[J].民族艺术研究，2002（2）：73-80.
[7]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J].江汉考古，1991（3）：55-60.
[8]杨虎，朱延平.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J].考古，1987（6）：481-506，577-580.
[9]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0]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6（8）：1-17，97-101.
[11]郭立新.解读邓家湾[J].江汉考古，2009（3）：45-57.
[12]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13]张太湘，朱国忱，杨虎.黑龙江宁安县莺歌岭遗址[J].考古，1981（6）：481-491，577-578.
[14]刘鲜.西藏原始时期工艺美术研究[D].拉萨：西藏大学，2018.
[15]王劲.浅议石家河文化陶塑艺术[J].华夏考古，2011（4）：51-64，78.
[16]伍秋鵬.黄河流域史前动物雕塑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
[17]吴诗池，吴宏辉，林莉丽.仰韶文化的原始艺术[J].史前研究，2004（00）：122-151.
[18]申芝茹.黄河流域史前雕塑艺术概述[J].史前研究，2002（00）：428-434.
[19]何周德，李润泉.陕西史前雕塑艺术概述[J].文博，1990（4）：76-86，48，63.
[20]张瑞岭.仰韶文化陶塑艺术浅议[J].中原文物，1989（1）：30-34.
关键词：太谷白燕遗址;动物陶塑;功能与内涵
白燕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白燕村西北的滨河阶地上，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遗存从仰韶文化时期延续到商代，遗迹种类有房址、灰坑、灰沟、墓葬、陶窑等，出土的遗物以陶、石、骨器为主。发掘者将遗址分为六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遗迹、遗物丰富，引人注意的是出土了6件造型奇特的小型陶塑。
1 史前动物形陶塑的发现概况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陶塑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多见于中国北方地区，数量较少，题材形象主要是人和动物的头部。其中动物形陶塑按照器类大致可以分为单独造型的动物陶塑、附属于陶器皿的动物陶塑、动物形陶器皿以及动物形配饰等。
就动物陶塑而言，分布的时空范围较广，时间贯穿新石器时代早晚，从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均有出土。尤其是仰韶时期的黄河流域，陶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代表当时艺术发展的主流，并向周边辐射。这一时期，关于陶塑的考古资料被广泛发现，题材也扩展到植物和生活用具领域，但最多的仍是人与动物形象，制作手法愈加多样，造型愈加生动。
以中原地区为例，史前单独造型陶塑主要是猪、狗、鸟等常见的动物形象，长度在10厘米以内，也有个别可达到20厘米，大都火候偏低，制作粗糙。太谷白燕遗址出土的6件单独造型的动陶塑无疑丰富了该地区的研究资料。
2 白燕遗址出土的动物陶塑
白燕遗址的6件陶塑属于白燕一期遗存，约为仰韶文化晚期，陶塑均为独立个体，长度为2～6厘米，宽度为2～3.5厘米，高度为1.5～5厘米，个体较小，大部分出于灰坑之中。
标本T120∶19，灰陶，长4厘米，宽3.5厘米，高4厘米，不规则形，吻部向外凸，戳出吻部和双目。烧成温度较低，陶色不匀（图1-1、1-2）。
标本H475∶2，褐陶，长6厘米，宽3.5厘米，高5厘米，不规则形，以头顶两侧凸起为耳朵，面部对称戳印小圆圈为眼睛，口鼻向外凸出，张口，有舌，颈部较短，形似狗头部（图1-3、1-4）。
标本T1③∶9，灰陶，长5厘米，宽2.5厘米，高2厘米，头部近三角形，戳出双目，形似蛇头部（图1-5、1-6）。
标本H4④∶7，灰陶，长4厘米，宽2厘米，高2.5厘米，头部捏至三角形，上扬，张口，着重表现嘴部，头部与颈部呈“S”形（图1-7、1-8）。
标本H351∶1，黄陶，长2厘米，宽2厘米，高1.5厘米，不规则形，头顶与脑后部刻画出毛发形态，戳制出孔状的双耳、双目、鼻孔，眼睛内凹，嘴部外凸，张口，有颈。此件陶塑形小而精致，形似猴头部（图1-9、1-10）。
标本T134，灰陶，长5厘米，宽2厘米，高4厘米，不规则形，头顶两侧微凸作耳，戳出双目与鼻孔，嘴微张，形似羊或猪头部（图1-11、1-12）。
根据上述观察，白燕遗址出土的这6件动物陶塑具有以下特点：
①写实入微。每一件陶塑都力图模仿现实中的动物形象，其面部表现得较为生动，比例相对准确。这需要依靠一定的观察，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中存在的动物的认识融入陶塑的制作中，是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物化表现。陶塑器表均较为光滑，相较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其他陶塑，白燕的陶塑在与动物的相似度、细节处理（比如毛发）等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②技法丰富。新石器时代制陶趋向专业化生产，制作方法日渐熟练，陶器种类日益丰富。捏、堆、塑、贴等制陶技法使用纯熟，圆雕、浮雕、线刻等表现形式广泛运用，每一件陶塑作品都不是单一方法制作的成果。
白燕陶塑沿用了仰韶文化中镂空五官的手法。镂空赋予泥土以生命，让五官开窍，在表达出五官形状、比例的同时，利用眉目、口角的开合，还可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情绪。随着文化的繁荣，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逐渐成为当时艺术发展的主流，其雕塑造型和技法也随之影响开来。白燕出土这6件陶塑中以H351∶1类猴形象陶塑最为精致，比例协调，用正视对称法表现五官，整体造型勻称，形态逼真，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可谓白燕陶塑的代表作。
③以静示动。白燕出土的动物陶塑都仅有头部，稍微表现了颈部部分，陶塑造型所呈现的都不是静态的样子，而是具有丰富表情的瞬间形象，用捏塑和镂刻方法传达其神态“以静示动”的特点。可以看出，先民对其塑造的形象，重视细节表现，强调其神态的表达，反映出在长期狩猎生产实践与劳动生活中，先民对周围环境的动物具有丰富认识和情感。
但是，由于时代与工艺的局限，白燕出土动物陶塑仍具有浓郁的原始色彩，头像的塑造重视基本形象的准确和五官的比例，细节的表达仍显得原始，只重视面部表现，忽视了其他部分的塑造和表达，缺乏完整性。
3 功用与内涵推测
仰韶文化晚期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采集和渔猎，在生活相对稳定、生活水平有所提升的情况下，便有余力从生活中发现美，并通过艺术创造出美。从陶器出现，到彩绘普及和陶塑艺术品出现，先民们不断从周围的生活中获得创作的灵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物陶塑是白燕地区先民周围生存环境的物质化表现。
在文明的进程中，人类始终与动物相伴，动物题材也成为人类创作的源泉之一。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从山间的岩画、陶器上的彩绘发展到了陶塑，启发了青铜时代造型各异的青铜艺术以及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在这个进程中，能工巧匠手中诞生的各种陶塑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审美特质、造型技术以及周围生存和脑海中的动物形象，这些作品大都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生活与艺术创造结合的产物。结合考古发现与民族志的研究，推测这些陶塑的功能如下。 3.1 娱教功能
3.1.1 玩具
以往研究中不乏将一些小型动物陶塑推测为玩具，这些陶塑多出土于灰坑中，火候较低，可能是成人专门为儿童制作的，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羊、陶鱼等。根据民族志的研究，近现代制陶的民族也常制作一些陶玩具。
3.1.2 教具
其一，传授工艺，陶塑可能是成人教授儿童制陶技艺，或是儿童自己练习的成果。其二，认知环境，陶塑形象多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通过简单塑造出动物的样子，便于儿童借助模型认识这些动物，学习到饲养、狩猎、防御动物的经验。例如：蛇是危险的动物，被咬之后可能有致命的伤害，需要避开;猪、羊、鸡、狗等被饲养，作为人类的食物;猴子可能会在附近的山林出没等。
3.2 宗教功能
3.2.1 祭品
一些研究将陶塑小动物认为是祭祀之物，可能是作为祭品，也可能是作为某种神灵化身的被祭祀对象。例如：红山文化巨石祭坛发现的各种陶塑小动物被认为是祭祀时的象征性贡物;出土于邓家湾遗址祭址边缘的灰坑和洼地、伴随炭末和烧土块的上万件小型动物陶塑被认为是祭祀用品;根据民族学的研究，傣族村寨举行的“祭寨心”活动中，用泥牛、泥马等作为祭品。或作为被祭祀对象，祈祷农业、狩猎、家畜饲养业丰收，如张绪球先生认为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表达了先民祈求家畜饲养或狩猎成功的愿望，出土于辽宁后洼遗址房址内的雕塑品可能也是这种用途。
3.2.2 法器
部分陶塑被推测是权势与财富的象征，作为举行宗教仪式的道具，有可能是沟通天地的法器。以猪为例，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的小山尊形器，器腹部间的图案由奔鹿、飞鸟和生着獠牙的野猪组成，冯时先生认为这里的猪应该是北斗的化身。出土于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炭黑陶钵（编号T243④∶235），其外壁两侧各刻绘一猪，冯时先生认为猪形象的中间是极星，应当是北斗星宫中的天枢星。牛河梁遗址M4中有2件猪形礼玉的首部向外并排倒置于墓主人胸前，根据随葬品推测墓主当是巫师一类的人物，他胸前摆放的2件猪形礼玉就可能是作为沟通天地的法器。
此外，郭立新先生认为陶塑动物体积小，种类齐全，家畜家禽等水陆生动物皆有，可握于手中，它们是巫师灵力的源泉，作为法器使用。根据民族志研究，一些少数民族的巫术中也会使用小雕塑作为道具，如拉祜族的一支“黄拉祜”和四川木里普米族都会制作小陶塑用以举行“驱鬼”仪式。
3.2.3 崇拜物
陶塑可能作为崇拜意识的物化表现，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和生产力虽然在蓬勃发展，但影响种植业和渔猎采集的最主要因素仍是自然环境，气候冷暖、旱涝虫灾不停发生，先民赖以维系的农业基础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信仰力量，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缓解对大自然的恐惧感。比如牛河梁女神庙的泥猪龙、禽明显是作为神祇被人崇拜的。还有推测作为图腾崇拜，出土于黑龙江莺歌岭的陶熊和西藏拉萨曲贡村的陶猴面像，被认为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因为当地的鄂伦春人认为熊是自己的祖先，而藏族人也认为自己是猕猴的后代。
3.3 装饰功能
黄河中游地区地貌类型多样，环境复杂多变，生物资源丰富，猪、狗、蛇、鸟、猴、羊等都是先民常见的动物，相对于人类艰难的求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这些生物，在先民眼中可能是自由、快乐、不愁温饱的，出于内心的喜爱或羡慕，先民塑造出这些动物形象，摆放在家中或佩戴在身上，希望能够被赋予矫健的身手、强壮的体魄、翱翔的能力等。
4 结语
陶塑动物的出现，不管其功能如何，都是先民在种植、采集、狩猎的复合经济形态下，原始生产力水平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先民精神思想的反映。
根据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陶塑动物的题材多为人和猪、鸟等熟知的动物，到了晚期，题材扩展到生活用品、植物，越来越多的动物形象比如狗、鸡、羊等被广泛应用到创作中。太谷白燕遗址出土的6件陶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史前人们艺术思维的形成、认知意识的扩展，乃至环境变化引发的物种变化等重要信息。
参考文献
[1]许伟，杨建华.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J].文物，1989（3）：1-21，98-99.
[2]杨建华，许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J].文物，1989（3）：22-34.
[3]郭梦.中国史前动物陶塑[J].西部考古，2008（00）：51-64.
[4]杨晓能.中国原始社会雕塑艺术概述[J].文物，1989（3）：63-70，93，97，103.
[5]宋兆麟.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6]罗梅.新平县嘎洒土锅寨傣族制陶工艺调查报告[J].民族艺术研究，2002（2）：73-80.
[7]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J].江汉考古，1991（3）：55-60.
[8]杨虎，朱延平.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J].考古，1987（6）：481-506，57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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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13]张太湘，朱国忱，杨虎.黑龙江宁安县莺歌岭遗址[J].考古，1981（6）：481-491，577-578.
[14]刘鲜.西藏原始时期工艺美术研究[D].拉萨：西藏大学，2018.
[15]王劲.浅议石家河文化陶塑艺术[J].华夏考古，2011（4）：51-64，78.
[16]伍秋鵬.黄河流域史前动物雕塑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
[17]吴诗池，吴宏辉，林莉丽.仰韶文化的原始艺术[J].史前研究，2004（00）：122-151.
[18]申芝茹.黄河流域史前雕塑艺术概述[J].史前研究，2002（00）：428-434.
[19]何周德，李润泉.陕西史前雕塑艺术概述[J].文博，1990（4）：76-86，48，63.
[20]张瑞岭.仰韶文化陶塑艺术浅议[J].中原文物，1989（1）：3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