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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才书志学家岛田翰小传
载高野静子《苏峰及其时代 续》19章,德富苏峰纪念馆,1998
1907年五六月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文化界的图书案件——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被日本岩崎财团悄然买下,包括价值连城的宋元版珍籍、元明时期的名人手抄手校秘籍,以及大量明清精抄精校本在内的20多万卷珍贵图书,捆载箱装,凌波渡海,归了岩崎财团名下的“静嘉堂文库”。
2007年10月,为纪念“皕宋楼”藏书东去日本100周年,浙江湖州召开“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藏书史研究家、古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家等,从多个角度就皕宋楼藏书在明清江南藏书史上的传承关系,皕宋楼藏书的文化学术价值,以及1907年前后陆家经济困厄无奈卖书的社会历史境遇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论文选读和讨论。其中,自然涉及为陆氏和日本方面牵线搭桥的重要人物——日本人岛田翰(1879—1915)。然而我发现,所有中国学者所谈论到的岛田翰,几乎只将他限定在“有学问的掮客”这一特定身份上。激越者指斥他是蓄谋已久的趁火打劫者,平和者也承认主因在晚清中国的家国贫弱,使得邻人有机可乘。而对于岛田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生平经历、学术造诣如何,却不甚了解,模糊不清。
其实,论及近代中日学术交流、书籍交往的历史,岛田翰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重要存在。他对于中国古代典籍文化具有天才般的修养和造诣,被日本学界誉为“明治校勘学第一人”,“近代日本最懂得中国古籍版本的三人之一”,他的汉文著作《古文旧书考》,更是受到中国宿儒大家如俞樾、叶德辉等人的交口赞誉。但是,“自古书生多遗恨”,在近代日本富国强兵、追赶欧美的西化大潮之下,这叶一味沉迷于汉籍善本故纸堆的扁舟,难免颠簸多舛,终至于倾覆沉没,结束了他壮志未酬的短暂一生。成亦因书,败亦因书也。
一、家藏万卷书
岛田翰的父亲岛田重礼(篁村,1838—1898)是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曾与日本近代商业之父、提倡“论语加算盘”的涩泽荣一为同学,他创设“双桂精舍”,收徒教学,是当时最有名的汉学私塾。由于西学日盛,私塾式微,新教育兴起,岛田篁村不久转入新式学校,长期任职于东京帝国大学,而教授的仍是中国古典经史之学、版本考据学等内容,培养了一批日后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如《史记》研究专家泷川龟太郎、著名新闻记者兼《楚辞》研究家西村时彦、先秦经史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安井小太郎等,还有如林泰辅、市村瓒次郎、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冈田正之、狩野直喜等等,都是日后在东京、京都两大帝国大学执掌中国研究的大家。篁村曾自语“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愿足矣”。篁村喜藏书,只要听闻有善本古籍,必访求之,不惜重金购得之,他很为自己藏书破万卷而自豪。
岛田翰自小浸润于汉学氛围浓重的家庭环境中,万卷汉籍、珍贵善本触手可及,加之父亲昼夜伏案的身影常在左右,养成了他对于中国文献典籍天生的亲近感和研究兴趣。有资料记载,他本人自幼口吃,至9岁不能如常人般利于言辞,也因此,不善交往,不谙世情的他,更加沉醉于书斋古卷之中。在父亲开设双桂精舍的时代,他经常跟随父亲在私塾过从听讲,他与那些年长于他的学生本应是同门师兄弟关系,却因为富有学识,小小年纪被学生们称为“小先生”。他父亲也不由得暗地里称赞他是“汉学神童”。
一味沉湎于古籍,不免耽误其他“时学”的学习,岛田翰中学毕业时,只有汉文汉学一门功课优异,其他科目特别是入大学必考科目英语、数学,成绩极差。这导致功课畸形发展的他,不能像他的兄长那样,跻身于东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只能进了当时不必考试即可升学的高等商业学校附属清语本科,即后来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在读清语本科的第二年,1898年,偏偏又遭父亲的不幸病逝,那一年,他才19岁。
无缘东大和早年失怙,几乎成为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两大打击。
二、书痴与书癖
岛田翰对于书,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和执著,对于那些兼具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唐抄宋刻,他的态度,与其说是珍惜敬爱,不如说是熟悉亵玩而意欲占有之。朝夕与善本为伍的他,内心大概滋生了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似乎这些国宝级的古书就是为他而存在的,得遇他这样的天才来研究利用,乃为幸事。他有一大一小两方“岛田翰读书记”的印,大印长5.5厘米宽3厘米,小印长4.5厘米宽2.7厘米,也不算小。对于读过的书,哪怕不是自己的书,也往往会盖上“岛田翰读书记”的朱印,如在一卷日本南北朝时和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上,竟盖有10个大的读书印,位置居中、左上下、右上下不拘,且朱墨淋漓,力透纸背。另在《宋版说文正字》、《宋版文选集注》、《宋版大藏经》等书籍上,也都可见到“岛田翰读书记”,以及他在书端写入的笺语和批注。这六字印章盖在穿越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古书卷上,十分醒目。中国文人学者、藏书家对自己收藏的书籍,一般会在卷首或卷尾盖上印章,如岛田这般张扬而疯狂地在古卷上留下印记,便不仅仅是爱书、书痴的行为,那份借着古书张显自信、自我的意欲,多少就堪称“书癖”了。
作为行家的他,深知古籍善本的巨大价值。在成年后不甚顺遂的生活中,不断可以看到他以书牟利之种种行为。
例之一:岛田翰在其大作《古文旧书考》出版后,仰赖德富苏峰,第二次到中国旅行访书,时间为1905年10月至1906年3月。是德富苏峰帮他支付了旅费,并送给他40部《古文旧书考》,以作为在中国学术界活动的赠品。作为回报,岛田翰曾屡次许诺德富苏峰,要给他珍贵的宋版书。但一直到岛田去世,也没有兑现这个承诺。有一条日后德富苏峰的记载,也印证了他的口是心非:“(内藤湖南恭仁山庄的)藏书中有《宋刊单疏本史记》,故岛田翰之所有,翰屡次约定要让于予,予亦为此常常满足他‘好酒招待’的要求。但最终不知这本书的下落。今偶然于此相遇,为此书得到好主人而衷心祝贺。” 德富苏峰:《上方的春色之八恭仁山庄》,转引自高野静子《鬼才书志学家岛田翰(1879-1915)小传》,载高野静子《苏峰及其时代 续》第19章,德富苏峰纪念馆,1998。以下简称《小传》。354
《宋刊单疏本史记》是内藤湖南藏书中最有价值的四种书之一,他的《恭仁山庄四宝诗》对之曾有吟咏 参钱婉约《从近代日人来华访书看中华典籍的文化意义》,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据此条记载可知,此书内藤湖南乃是得之于岛田翰,而岛田翰一定是为了不菲的酬金,而翻悔了对于有恩于他的德富苏峰的承诺。
例之二:1905年年末,27岁的岛田翰在苏州拜会85岁的俞樾,之前,两人之间曾有岛田赠送《古文旧书考》给俞樾,俞樾为其书题词奖掖的书谊,此次相见,各抒仰慕之情,论学亦颇欢畅 参岛田翰《访余录•春在堂笔谈》,刘玉才整理,《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2007。。末了,俞樾应岛田之请,将自己《春在堂全集》的部分手稿本赠与岛田。俞樾并在稿本上亲笔题签:“岛田君来访,求余旧著各书稿本,余原稿一经刊行,即毁弃之,未留底本。乃命余孙费半日之功,于筐底搜得四卷残稿,以报翰之求。物有幸与不幸者也,想此仅存之手稿,能传播至邻国日本,展览于文化界人士之中,亦可谓物之幸矣。” 俞樾:《春在堂全集手稿本》识语,转引自小传。357
这部得自于自己所敬慕的前辈的手稿,在盖了“岛田翰读书记”之后,却不知何时被岛田翰转售于日本的旧书店了。因为从现存于国会图书馆的这部书稿可以知道,国会图书馆1912年3月从书店购得此书。也真应了书稿主人所说的“物有幸与不幸者也”。
例之三:岛田游历江南时,由驻苏州领事白须直(温卿)介绍,访问了苏州俞樾、苏州顾氏过云楼、湖州的陆氏、杭州丁氏兄弟八千卷楼等学者和藏书家,他曾向白须借过250美元,估计正是用来购买古书的。对于那些买不起或者藏家不愿出售的好书,岛田曾以秋天再来中国时归还为约,“借走”藏书家的珍本古籍。而事实是,岛田此后再没来过中国,那些书就这样有去无回了。
如岛田曾借走苏州顾鹤逸过云楼藏书。张元济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曾述及:“岛田翰来,至顾鹤逸家购去士礼居藏元刊《古今杂剧》,明本杂剧《十段锦》,残宋本《圣宋文选》,闻出资者皆不少,令人为之悚惧耳。” 顾廷龙编《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7
信的上文提及影宋钞《芦川词》和苏天爵《名臣事略》,及疑非宋刊本《朱子大全》三种书的售价,《芦川词》140元已售出,后两者索价1060元。由此推算,岛田买走之元刊《古今杂剧》等三书,合价应在千元乃至数千元,故有“闻出资者皆不少,令人为之悚惧耳”之言。按岛田翰因没有帝国大学的学位,只做着类似文秘、研究助理的工作,一直得不到正式体面的公职,从他仰赖苏峰出游中国,又向白须领事借款看,他本人出手购书是不具备多少经济实力的,若是买下这三书,或也是替人代购。而一条来自顾家后人的陈述,证实了岛田未出资购买而是借走又未归还的真相:“笔者于1997年秋至苏州,辗转得见顾鹤逸之孙、已七十开外的昆曲艺术家顾笃璜先生。据老人后来函告,《古今杂剧》等书并非售出,而是被岛田翰骗走的。岛田翰常来苏州访书,顾鹤逸对他精通版本之学颇为赞赏,以为他是学者而信任于他。当岛田翰商借《古今杂剧》等书时便慨然相借,不想他竟一去不返,此后顾鹤逸托其他日本朋友多次催讨,被告之岛田翰在日本犯案入狱,后因羞愧而在狱中上吊自尽,此事便不了了之。” 刘蔷:《过云楼藏书考》,《昌彼得教授八秩晋五寿庆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5。277—288
顾鹤逸所托向日本多次催讨的日本朋友,应该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白须领事。这些书最终有借无还,不知是否又被岛田翰拿到哪里去换了钱或牟利了。这不免让人想起古代藏书家“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古训。
三、窃书不为偷?
1901年10月,23岁的岛田翰因私藏足利学校藏书《论语》而被起诉,开庭审理。这是他涉嫌“窃书”,损坏名声的第一步。关于这件事,从其父生前好友竹添进一郎在二度开庭审理岛田盗书案之前4日,写给当时司法大臣清浦奎吾的说情信,可以略知一斑:
……却说岛田重礼二男翰之事,重礼死后遵遗命师事于拙夫,弱冠之年而校勘之学深湛,当今硕儒恐无出其上者。拙夫爱怜其才,奖励其志,欲使其力尽用于校勘之学,自家藏书自不必说,至如秘阁及他家所藏古书,凡拙夫力所能及,尽量提供借览之便。目下拙夫正撰述《左传》之校勘,亦将足利学校的藏书借来供他阅读。未想即引起这桩意外事件。要而言之,其为父母老年得子,幼年病弱,更受双亲怜爱而疏于严整管教,至于弱冠而疏于人情世故,竟将足利学校的书籍私自无端带归,于书上校勘之余,如对待自家父兄门下及拙夫的藏书一样,盖上自己的印章,视为自己的珍藏。或写上“行年二十”的字样。(中国文人往往有此等事,后世以古书上有私记或印章,认为是增加书的光彩。)岛田亦有“若干年后为这本书增加光彩”的自负心。(在其父兄和拙夫的书上,也有过此等事。前年冬天我遇此事,苦笑了之,如当时能够严厉叱责之,亦不致有今日,深为后悔。)援此通例,其癖发作,后来受到“盗窃”之嫌疑,狼狈之余,因其一贯暴躁的脾气,况态度倨傲,口吐狂言,终至于被有罪告发。17日再度开庭,拙夫将作为证人被召唤到庭,拙夫也做好了出庭之准备。惟拙夫目下的病情,医生有言,冒着严寒出乡,万万不可。不得已拒绝了出庭作证。放心不下,故而写此信汇报于阁下。
希望藉您之权职,在不紊乱官纪的前提下,为少见的一颗读书种子,倾注一点怜爱之情。岛田所犯之罪迹,实出于疏阔世故、自命不凡二途,恳请谅察。 1901年10月13日竹添进一郎致清浦奎吾书简,转引自《小传》。304,305
竹添和清浦是熊本老乡,且年长于清浦9岁,凭着其在政界和文教界的威望,这封信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此后,岛田并未入狱服刑,而是继续做竹添的助手,完成《左传》的校勘工作。至于是不是罚了款,是不是归还了那本私藏回家的《论语》,不得而知。
这次风波侥幸过去了,而岛田翰并未警醒悔悟,却将“窃书之癖”愈演愈烈。终至于1915年,岛田翰因盗卖称名寺金泽文库书籍文物,被刑事起诉,畏罪自杀。
金泽文库是“称名寺国宝库”的一部分,是与足利学校并称为日本中世纪典籍收藏的宝库之一。文库多收藏宋元刊本和明初期刊本、手写本,以及同时代日本的“和刊本”与“和写本”,其中不少汉籍是中国已经亡佚了的,被日本称为“国宝”“重要文化财”。1915年5月13日,日本《报知新闻》上披露了岛田翰涉嫌与称名寺住持勾结盗取金泽文库国宝的事件,称名寺丢失价值5000日元的《国宝罗汉十六》、每卷值2000余日元的《宋版文选集注》以及金泽文库最重要的收藏《宋版大藏经》等一百数十件文物典籍,总价值在二万日元以上。
中村真1908年任职称名寺住持,授命整顿当时寺内十分紊乱的内务和收藏状况,在与旧住持交接期间,岛田翰曾带着中国人来寺中参观。此后,岛田频频涉足称名寺,在前后7年的时间内,与中村达成默契,一步步将国宝《文选集注》、十六罗汉等上述文物典籍带出寺外出售,作为回报,岛田曾给住持及相关管理者以巨额金额,并带他们到新桥、横滨一带艺妓馆豪游。中村住持的罪行业已认定,同时,与中村往来共犯的岛田贯亦被收押,警视厅的数名刑警正向其审问调查国宝出卖的下家,其中《文选集注》的下落已经知晓。
据日本学者研究,岛田翰将《文选集注》拿出来应在1909年年底之前。他随后转手给了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又拿了在日本兜售,全书120卷,一卷要价在2000日元,称名寺无力购回,被岩崎氏购得5卷 这个岩崎氏是买入皕宋楼的静嘉堂主人岩崎弥之助的侄子岩崎久弥。,现存东洋文库,上面有“岛田翰读书记”印章及岛田翰的识语;京都的小川氏购得3卷,其中第93卷的末尾有“宣统元年十一月得于日本彦洁(岛田翰字彦桢)记”,这是1909年的事。更有甚者,这120卷《文选集注》,还被故意一整卷分割为二,甚至单页出售,以谋高价。 关靖:《金泽文库的研究》,《小传》。374
1915年7月28日零点五十五分,岛田翰在自家的屋内开枪自杀。
四、文献学成就
标志岛田翰汉学造诣和文献学成就的,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项,协助竹添进一郎出版《左氏会笺》。竹添进一郎对于《春秋左氏传》的校勘集解工作,起始于1890年,1898年后岛田翰加入,岛田翰丰富的版本学知识和对于古籍鉴别的敏锐洞察力,为此书的最后完成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包括《左传会笺》的书名,也是由岛田翰定的。1903年,34万多字的《左传会笺》出版,为竹添在日本学界赢得重大声誉,3年后,竹添因此得到日本学士院奖赏和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称号。
第二项,《古文旧书考》的撰著及出版。《古文旧书考》汉语写就,对日本所藏中、日、韩古籍珍本52种,以旧抄本15种、宋刊本14种、旧刊本12种、元明清及韩刊本11种分为四卷,一一进行版本源流、传布流播、校勘考释等工作,于考镜源流、点勘校雠、纠谬匡误中,显示了作者于经史子集四部博览群书,识见深广,学问渊博的学术功力。
岛田翰完成此书稿时才只是25岁的青年,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成长和为学经历中与书籍的缘分,以及诸多“得书之便”。第一,在家庭中,得益于父亲丰富的藏书。第二,在从学竹添进一郎时,得益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的藏书。由于他出色的学养赢得宫内大臣田中光显的赏识,特别许可他进入宫内省图书寮,遍观群书,利用其中宋元古刊本和日本古写本等进行校勘工作。第三,作为德富苏峰的藏书助手,得益于苏峰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优厚的购书能力,进一步增加了对于中日汉籍交流史实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弟自幼究心于校勘,家多藏坟索,师门亦举其书以读。弟已长又得遍读内府之书而校勘之,……因不自揣量,勒成《古文旧书考》《群书点校》二书”。〔3〕
《古文旧书考》四卷出版后,在日中学术界很是得到好评,一些一流大学者对之不惜奖励之至。德富苏峰曰:“任何人在论及中国、日本的书籍时,都不可能越过《古文旧书考》。……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在现代日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第一,这绝不溢美。……《古文旧书考》是他二十五岁的著作,其学问的渊博,见解的透彻,论辩的精悍,文字的俊锐,令中国大儒俞樾赞美不止。……如有公正的审查者,一部《古文旧书考》即可获得文学博士而绰绰有余。” 德富苏峰:《岛田翰与〈古文旧书考〉》,转引自《小传》。315
年逾八旬的俞樾亲自写序,虽出于鼓励奖掖,亦不无真心赞叹,甚至将曾国藩赠予自己的“真读书人”的誉称,题赠岛田翰。他写道:“余略一浏览,既叹其雠校之精,又叹其所见之富也。……余闻见浅陋,精力衰颓,读先生书,唯有望洋向客而叹已矣。往者,曾文正公尝许余为‘真读书人’,余何人?敢当斯语?请移此字为先生赠。” 俞樾:《古文旧书考•序》,《汉籍善本考》,北京图书馆,2003。3—5
京师大学堂总办黄绍箕 黄绍箕(1850-1908),浙江瑞安人,光绪进士,为晚清清流健将、维新名士,政变后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富藏书,藏书处曰“蓼绥阁”,对史志目录深有研究,有《汉书艺文志辑略》。是另一作序人,黄序写得很长,首赞作者所见版本之善,次赞作者考据之善:“至于考书册之源流变迁,辨文字之异同得失,表彰幽隐,申畅疑滞,皆碻有据依,绝无肊说。……于我中土校勘家之旧说,订譌补逸,符验灼然,使乾嘉诸老见之,当有入室操戈之叹。”继而对这位未及壮年的后生,寄予厚望:“他日覃精研思,网罗放失,整齐百家,镜学术之源流,定群言之得失,于以轶轨兰台,追踪都水 兰台、都水,分别为古代中央藏书机构、刻书机构。,不难矣。” 黄绍箕《古文旧书考•序》,《汉籍善本考》,北京图书馆,2003。
《古文旧书考》至今在学术史上,仍被视为比我国叶德辉《书林清话》(1921年刻印)早16年的“中国书史的开创之作”。 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词典》,齐鲁书社,1999。91
第三项,促使静嘉堂买入归安陆氏藏书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写作。这方面情况,已为藏书史方面研究者多所论述,本文开头所述“皕宋楼藏书东去日本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亦有再论,本文于此从略 可参顾志兴《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载《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陆氏后人徐桢基著《藏书家陆心源》第三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巴兆祥《陆心源所藏方志流失日本考》,载《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6期。165—182。
五、余论:关于书与人
1921年,德富苏峰在新版岛田翰遗著《访余录》上,写了如下文字:“是旧知岛田生翰遗著也,翰篁村老儒儿子,弱冠才气焕发,颇通校勘之学,挥翰如飞,用笔带舌,其博弁鸿辞,使人惊服叹服也。但意志薄弱,品性卑下,竟毙非命,可悼夫。”〔3〕383。
这可以看做是一个长辈兼知遇之人,对于岛田翰的盖棺定论。用现代语言换一个角度来表述的话,不妨说,时势造英雄,故而江山代有人才出;时势也造悲剧,总让一些人生不逢时、空怀才志,一生在逼仄的狭道末路上跌宕坎坷。把岛田翰说成一个悲剧性人物,应该不算是替他的“书癖心理”“盗书行径”回护,时至今日,与其停留在对他知书盗书的道德审判上——事实上,他的决然自毙,已经是最严厉的自我审判,——毋宁通过他传奇的一生,来加深对于促使他走上不归路的日本社会以及他个人的因素的认识。
岛田翰是日本江户汉学发达的最后一粒种子,他肆意发展着自己的汉学爱好,钻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故纸堆里渐行渐远而不知返顾。而那时的日本,正是日益走上近代化、一切以西方文化为标的的时代,在他以少年的身心沉醉于唐抄宋刻的时候,身外的世界已然是日益洋化的“鹿鸣馆时代”。他的偏科弃学成了他进入帝国大学的障碍,也使他坐失走上如他兄长和姐夫那样人生康庄道路的机会。
还有同样出生名门,与他同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永井荷风、二叶亭四迷,日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界获得成果,显然,岛田也缺乏像他们那样成为小说家的文学天赋。
空怀才学不为世用,就只能借着为父辈大学者作书俑或秘书,来获得自己立足于世的经济保障。这时,他优越而清高的家庭背景,他的盖世才学,反而成为给他带来自卑和痛苦的所在吧。岛田翰26岁娶秩父安为妻,是个能够与他“奇书共雠,疑义相析”的有学问女子,在共同生活了6年后,身染重病,遗下二男一女而亡;次年与新井时子再婚,又陆续生有三女。11年家庭生活中,他曾是二男四女的父亲,不能不有养家口之忧。1914年6月,他曾给静嘉堂二代主人岩崎小弥太写信,描写自己生活之窘迫,恳请岩崎氏能够月给150日元,以4年为期,继续为静嘉堂作《韩非子校注》,并完成《古文旧书考》之第二辑。称这是“起酸魂落魄于沟渠墙壁之间,使仆无内顾之忧,一意著作,成此未了之绪,足以立大正校勘学”。〔3〕可惜这封言辞恳切的“干谒信”,似乎并没有得到回应。真可谓“有才无命,有学无行”,一个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畸形人才传奇的一生,就这样逐渐走近末路。
〔17〕转引自《小传》。
载高野静子《苏峰及其时代 续》19章,德富苏峰纪念馆,1998
1907年五六月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文化界的图书案件——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被日本岩崎财团悄然买下,包括价值连城的宋元版珍籍、元明时期的名人手抄手校秘籍,以及大量明清精抄精校本在内的20多万卷珍贵图书,捆载箱装,凌波渡海,归了岩崎财团名下的“静嘉堂文库”。
2007年10月,为纪念“皕宋楼”藏书东去日本100周年,浙江湖州召开“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藏书史研究家、古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家等,从多个角度就皕宋楼藏书在明清江南藏书史上的传承关系,皕宋楼藏书的文化学术价值,以及1907年前后陆家经济困厄无奈卖书的社会历史境遇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论文选读和讨论。其中,自然涉及为陆氏和日本方面牵线搭桥的重要人物——日本人岛田翰(1879—1915)。然而我发现,所有中国学者所谈论到的岛田翰,几乎只将他限定在“有学问的掮客”这一特定身份上。激越者指斥他是蓄谋已久的趁火打劫者,平和者也承认主因在晚清中国的家国贫弱,使得邻人有机可乘。而对于岛田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生平经历、学术造诣如何,却不甚了解,模糊不清。
其实,论及近代中日学术交流、书籍交往的历史,岛田翰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重要存在。他对于中国古代典籍文化具有天才般的修养和造诣,被日本学界誉为“明治校勘学第一人”,“近代日本最懂得中国古籍版本的三人之一”,他的汉文著作《古文旧书考》,更是受到中国宿儒大家如俞樾、叶德辉等人的交口赞誉。但是,“自古书生多遗恨”,在近代日本富国强兵、追赶欧美的西化大潮之下,这叶一味沉迷于汉籍善本故纸堆的扁舟,难免颠簸多舛,终至于倾覆沉没,结束了他壮志未酬的短暂一生。成亦因书,败亦因书也。
一、家藏万卷书
岛田翰的父亲岛田重礼(篁村,1838—1898)是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曾与日本近代商业之父、提倡“论语加算盘”的涩泽荣一为同学,他创设“双桂精舍”,收徒教学,是当时最有名的汉学私塾。由于西学日盛,私塾式微,新教育兴起,岛田篁村不久转入新式学校,长期任职于东京帝国大学,而教授的仍是中国古典经史之学、版本考据学等内容,培养了一批日后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如《史记》研究专家泷川龟太郎、著名新闻记者兼《楚辞》研究家西村时彦、先秦经史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安井小太郎等,还有如林泰辅、市村瓒次郎、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冈田正之、狩野直喜等等,都是日后在东京、京都两大帝国大学执掌中国研究的大家。篁村曾自语“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愿足矣”。篁村喜藏书,只要听闻有善本古籍,必访求之,不惜重金购得之,他很为自己藏书破万卷而自豪。
岛田翰自小浸润于汉学氛围浓重的家庭环境中,万卷汉籍、珍贵善本触手可及,加之父亲昼夜伏案的身影常在左右,养成了他对于中国文献典籍天生的亲近感和研究兴趣。有资料记载,他本人自幼口吃,至9岁不能如常人般利于言辞,也因此,不善交往,不谙世情的他,更加沉醉于书斋古卷之中。在父亲开设双桂精舍的时代,他经常跟随父亲在私塾过从听讲,他与那些年长于他的学生本应是同门师兄弟关系,却因为富有学识,小小年纪被学生们称为“小先生”。他父亲也不由得暗地里称赞他是“汉学神童”。
一味沉湎于古籍,不免耽误其他“时学”的学习,岛田翰中学毕业时,只有汉文汉学一门功课优异,其他科目特别是入大学必考科目英语、数学,成绩极差。这导致功课畸形发展的他,不能像他的兄长那样,跻身于东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只能进了当时不必考试即可升学的高等商业学校附属清语本科,即后来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在读清语本科的第二年,1898年,偏偏又遭父亲的不幸病逝,那一年,他才19岁。
无缘东大和早年失怙,几乎成为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两大打击。
二、书痴与书癖
岛田翰对于书,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和执著,对于那些兼具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唐抄宋刻,他的态度,与其说是珍惜敬爱,不如说是熟悉亵玩而意欲占有之。朝夕与善本为伍的他,内心大概滋生了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似乎这些国宝级的古书就是为他而存在的,得遇他这样的天才来研究利用,乃为幸事。他有一大一小两方“岛田翰读书记”的印,大印长5.5厘米宽3厘米,小印长4.5厘米宽2.7厘米,也不算小。对于读过的书,哪怕不是自己的书,也往往会盖上“岛田翰读书记”的朱印,如在一卷日本南北朝时和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上,竟盖有10个大的读书印,位置居中、左上下、右上下不拘,且朱墨淋漓,力透纸背。另在《宋版说文正字》、《宋版文选集注》、《宋版大藏经》等书籍上,也都可见到“岛田翰读书记”,以及他在书端写入的笺语和批注。这六字印章盖在穿越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古书卷上,十分醒目。中国文人学者、藏书家对自己收藏的书籍,一般会在卷首或卷尾盖上印章,如岛田这般张扬而疯狂地在古卷上留下印记,便不仅仅是爱书、书痴的行为,那份借着古书张显自信、自我的意欲,多少就堪称“书癖”了。
作为行家的他,深知古籍善本的巨大价值。在成年后不甚顺遂的生活中,不断可以看到他以书牟利之种种行为。
例之一:岛田翰在其大作《古文旧书考》出版后,仰赖德富苏峰,第二次到中国旅行访书,时间为1905年10月至1906年3月。是德富苏峰帮他支付了旅费,并送给他40部《古文旧书考》,以作为在中国学术界活动的赠品。作为回报,岛田翰曾屡次许诺德富苏峰,要给他珍贵的宋版书。但一直到岛田去世,也没有兑现这个承诺。有一条日后德富苏峰的记载,也印证了他的口是心非:“(内藤湖南恭仁山庄的)藏书中有《宋刊单疏本史记》,故岛田翰之所有,翰屡次约定要让于予,予亦为此常常满足他‘好酒招待’的要求。但最终不知这本书的下落。今偶然于此相遇,为此书得到好主人而衷心祝贺。” 德富苏峰:《上方的春色之八恭仁山庄》,转引自高野静子《鬼才书志学家岛田翰(1879-1915)小传》,载高野静子《苏峰及其时代 续》第19章,德富苏峰纪念馆,1998。以下简称《小传》。354
《宋刊单疏本史记》是内藤湖南藏书中最有价值的四种书之一,他的《恭仁山庄四宝诗》对之曾有吟咏 参钱婉约《从近代日人来华访书看中华典籍的文化意义》,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据此条记载可知,此书内藤湖南乃是得之于岛田翰,而岛田翰一定是为了不菲的酬金,而翻悔了对于有恩于他的德富苏峰的承诺。
例之二:1905年年末,27岁的岛田翰在苏州拜会85岁的俞樾,之前,两人之间曾有岛田赠送《古文旧书考》给俞樾,俞樾为其书题词奖掖的书谊,此次相见,各抒仰慕之情,论学亦颇欢畅 参岛田翰《访余录•春在堂笔谈》,刘玉才整理,《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2007。。末了,俞樾应岛田之请,将自己《春在堂全集》的部分手稿本赠与岛田。俞樾并在稿本上亲笔题签:“岛田君来访,求余旧著各书稿本,余原稿一经刊行,即毁弃之,未留底本。乃命余孙费半日之功,于筐底搜得四卷残稿,以报翰之求。物有幸与不幸者也,想此仅存之手稿,能传播至邻国日本,展览于文化界人士之中,亦可谓物之幸矣。” 俞樾:《春在堂全集手稿本》识语,转引自小传。357
这部得自于自己所敬慕的前辈的手稿,在盖了“岛田翰读书记”之后,却不知何时被岛田翰转售于日本的旧书店了。因为从现存于国会图书馆的这部书稿可以知道,国会图书馆1912年3月从书店购得此书。也真应了书稿主人所说的“物有幸与不幸者也”。
例之三:岛田游历江南时,由驻苏州领事白须直(温卿)介绍,访问了苏州俞樾、苏州顾氏过云楼、湖州的陆氏、杭州丁氏兄弟八千卷楼等学者和藏书家,他曾向白须借过250美元,估计正是用来购买古书的。对于那些买不起或者藏家不愿出售的好书,岛田曾以秋天再来中国时归还为约,“借走”藏书家的珍本古籍。而事实是,岛田此后再没来过中国,那些书就这样有去无回了。
如岛田曾借走苏州顾鹤逸过云楼藏书。张元济在给缪荃孙的信中曾述及:“岛田翰来,至顾鹤逸家购去士礼居藏元刊《古今杂剧》,明本杂剧《十段锦》,残宋本《圣宋文选》,闻出资者皆不少,令人为之悚惧耳。” 顾廷龙编《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7
信的上文提及影宋钞《芦川词》和苏天爵《名臣事略》,及疑非宋刊本《朱子大全》三种书的售价,《芦川词》140元已售出,后两者索价1060元。由此推算,岛田买走之元刊《古今杂剧》等三书,合价应在千元乃至数千元,故有“闻出资者皆不少,令人为之悚惧耳”之言。按岛田翰因没有帝国大学的学位,只做着类似文秘、研究助理的工作,一直得不到正式体面的公职,从他仰赖苏峰出游中国,又向白须领事借款看,他本人出手购书是不具备多少经济实力的,若是买下这三书,或也是替人代购。而一条来自顾家后人的陈述,证实了岛田未出资购买而是借走又未归还的真相:“笔者于1997年秋至苏州,辗转得见顾鹤逸之孙、已七十开外的昆曲艺术家顾笃璜先生。据老人后来函告,《古今杂剧》等书并非售出,而是被岛田翰骗走的。岛田翰常来苏州访书,顾鹤逸对他精通版本之学颇为赞赏,以为他是学者而信任于他。当岛田翰商借《古今杂剧》等书时便慨然相借,不想他竟一去不返,此后顾鹤逸托其他日本朋友多次催讨,被告之岛田翰在日本犯案入狱,后因羞愧而在狱中上吊自尽,此事便不了了之。” 刘蔷:《过云楼藏书考》,《昌彼得教授八秩晋五寿庆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5。277—288
顾鹤逸所托向日本多次催讨的日本朋友,应该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白须领事。这些书最终有借无还,不知是否又被岛田翰拿到哪里去换了钱或牟利了。这不免让人想起古代藏书家“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古训。
三、窃书不为偷?
1901年10月,23岁的岛田翰因私藏足利学校藏书《论语》而被起诉,开庭审理。这是他涉嫌“窃书”,损坏名声的第一步。关于这件事,从其父生前好友竹添进一郎在二度开庭审理岛田盗书案之前4日,写给当时司法大臣清浦奎吾的说情信,可以略知一斑:
……却说岛田重礼二男翰之事,重礼死后遵遗命师事于拙夫,弱冠之年而校勘之学深湛,当今硕儒恐无出其上者。拙夫爱怜其才,奖励其志,欲使其力尽用于校勘之学,自家藏书自不必说,至如秘阁及他家所藏古书,凡拙夫力所能及,尽量提供借览之便。目下拙夫正撰述《左传》之校勘,亦将足利学校的藏书借来供他阅读。未想即引起这桩意外事件。要而言之,其为父母老年得子,幼年病弱,更受双亲怜爱而疏于严整管教,至于弱冠而疏于人情世故,竟将足利学校的书籍私自无端带归,于书上校勘之余,如对待自家父兄门下及拙夫的藏书一样,盖上自己的印章,视为自己的珍藏。或写上“行年二十”的字样。(中国文人往往有此等事,后世以古书上有私记或印章,认为是增加书的光彩。)岛田亦有“若干年后为这本书增加光彩”的自负心。(在其父兄和拙夫的书上,也有过此等事。前年冬天我遇此事,苦笑了之,如当时能够严厉叱责之,亦不致有今日,深为后悔。)援此通例,其癖发作,后来受到“盗窃”之嫌疑,狼狈之余,因其一贯暴躁的脾气,况态度倨傲,口吐狂言,终至于被有罪告发。17日再度开庭,拙夫将作为证人被召唤到庭,拙夫也做好了出庭之准备。惟拙夫目下的病情,医生有言,冒着严寒出乡,万万不可。不得已拒绝了出庭作证。放心不下,故而写此信汇报于阁下。
希望藉您之权职,在不紊乱官纪的前提下,为少见的一颗读书种子,倾注一点怜爱之情。岛田所犯之罪迹,实出于疏阔世故、自命不凡二途,恳请谅察。 1901年10月13日竹添进一郎致清浦奎吾书简,转引自《小传》。304,305
竹添和清浦是熊本老乡,且年长于清浦9岁,凭着其在政界和文教界的威望,这封信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此后,岛田并未入狱服刑,而是继续做竹添的助手,完成《左传》的校勘工作。至于是不是罚了款,是不是归还了那本私藏回家的《论语》,不得而知。
这次风波侥幸过去了,而岛田翰并未警醒悔悟,却将“窃书之癖”愈演愈烈。终至于1915年,岛田翰因盗卖称名寺金泽文库书籍文物,被刑事起诉,畏罪自杀。
金泽文库是“称名寺国宝库”的一部分,是与足利学校并称为日本中世纪典籍收藏的宝库之一。文库多收藏宋元刊本和明初期刊本、手写本,以及同时代日本的“和刊本”与“和写本”,其中不少汉籍是中国已经亡佚了的,被日本称为“国宝”“重要文化财”。1915年5月13日,日本《报知新闻》上披露了岛田翰涉嫌与称名寺住持勾结盗取金泽文库国宝的事件,称名寺丢失价值5000日元的《国宝罗汉十六》、每卷值2000余日元的《宋版文选集注》以及金泽文库最重要的收藏《宋版大藏经》等一百数十件文物典籍,总价值在二万日元以上。
中村真1908年任职称名寺住持,授命整顿当时寺内十分紊乱的内务和收藏状况,在与旧住持交接期间,岛田翰曾带着中国人来寺中参观。此后,岛田频频涉足称名寺,在前后7年的时间内,与中村达成默契,一步步将国宝《文选集注》、十六罗汉等上述文物典籍带出寺外出售,作为回报,岛田曾给住持及相关管理者以巨额金额,并带他们到新桥、横滨一带艺妓馆豪游。中村住持的罪行业已认定,同时,与中村往来共犯的岛田贯亦被收押,警视厅的数名刑警正向其审问调查国宝出卖的下家,其中《文选集注》的下落已经知晓。
据日本学者研究,岛田翰将《文选集注》拿出来应在1909年年底之前。他随后转手给了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又拿了在日本兜售,全书120卷,一卷要价在2000日元,称名寺无力购回,被岩崎氏购得5卷 这个岩崎氏是买入皕宋楼的静嘉堂主人岩崎弥之助的侄子岩崎久弥。,现存东洋文库,上面有“岛田翰读书记”印章及岛田翰的识语;京都的小川氏购得3卷,其中第93卷的末尾有“宣统元年十一月得于日本彦洁(岛田翰字彦桢)记”,这是1909年的事。更有甚者,这120卷《文选集注》,还被故意一整卷分割为二,甚至单页出售,以谋高价。 关靖:《金泽文库的研究》,《小传》。374
1915年7月28日零点五十五分,岛田翰在自家的屋内开枪自杀。
四、文献学成就
标志岛田翰汉学造诣和文献学成就的,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项,协助竹添进一郎出版《左氏会笺》。竹添进一郎对于《春秋左氏传》的校勘集解工作,起始于1890年,1898年后岛田翰加入,岛田翰丰富的版本学知识和对于古籍鉴别的敏锐洞察力,为此书的最后完成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包括《左传会笺》的书名,也是由岛田翰定的。1903年,34万多字的《左传会笺》出版,为竹添在日本学界赢得重大声誉,3年后,竹添因此得到日本学士院奖赏和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称号。
第二项,《古文旧书考》的撰著及出版。《古文旧书考》汉语写就,对日本所藏中、日、韩古籍珍本52种,以旧抄本15种、宋刊本14种、旧刊本12种、元明清及韩刊本11种分为四卷,一一进行版本源流、传布流播、校勘考释等工作,于考镜源流、点勘校雠、纠谬匡误中,显示了作者于经史子集四部博览群书,识见深广,学问渊博的学术功力。
岛田翰完成此书稿时才只是25岁的青年,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成长和为学经历中与书籍的缘分,以及诸多“得书之便”。第一,在家庭中,得益于父亲丰富的藏书。第二,在从学竹添进一郎时,得益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的藏书。由于他出色的学养赢得宫内大臣田中光显的赏识,特别许可他进入宫内省图书寮,遍观群书,利用其中宋元古刊本和日本古写本等进行校勘工作。第三,作为德富苏峰的藏书助手,得益于苏峰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优厚的购书能力,进一步增加了对于中日汉籍交流史实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弟自幼究心于校勘,家多藏坟索,师门亦举其书以读。弟已长又得遍读内府之书而校勘之,……因不自揣量,勒成《古文旧书考》《群书点校》二书”。〔3〕
《古文旧书考》四卷出版后,在日中学术界很是得到好评,一些一流大学者对之不惜奖励之至。德富苏峰曰:“任何人在论及中国、日本的书籍时,都不可能越过《古文旧书考》。……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在现代日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第一,这绝不溢美。……《古文旧书考》是他二十五岁的著作,其学问的渊博,见解的透彻,论辩的精悍,文字的俊锐,令中国大儒俞樾赞美不止。……如有公正的审查者,一部《古文旧书考》即可获得文学博士而绰绰有余。” 德富苏峰:《岛田翰与〈古文旧书考〉》,转引自《小传》。315
年逾八旬的俞樾亲自写序,虽出于鼓励奖掖,亦不无真心赞叹,甚至将曾国藩赠予自己的“真读书人”的誉称,题赠岛田翰。他写道:“余略一浏览,既叹其雠校之精,又叹其所见之富也。……余闻见浅陋,精力衰颓,读先生书,唯有望洋向客而叹已矣。往者,曾文正公尝许余为‘真读书人’,余何人?敢当斯语?请移此字为先生赠。” 俞樾:《古文旧书考•序》,《汉籍善本考》,北京图书馆,2003。3—5
京师大学堂总办黄绍箕 黄绍箕(1850-1908),浙江瑞安人,光绪进士,为晚清清流健将、维新名士,政变后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富藏书,藏书处曰“蓼绥阁”,对史志目录深有研究,有《汉书艺文志辑略》。是另一作序人,黄序写得很长,首赞作者所见版本之善,次赞作者考据之善:“至于考书册之源流变迁,辨文字之异同得失,表彰幽隐,申畅疑滞,皆碻有据依,绝无肊说。……于我中土校勘家之旧说,订譌补逸,符验灼然,使乾嘉诸老见之,当有入室操戈之叹。”继而对这位未及壮年的后生,寄予厚望:“他日覃精研思,网罗放失,整齐百家,镜学术之源流,定群言之得失,于以轶轨兰台,追踪都水 兰台、都水,分别为古代中央藏书机构、刻书机构。,不难矣。” 黄绍箕《古文旧书考•序》,《汉籍善本考》,北京图书馆,2003。
《古文旧书考》至今在学术史上,仍被视为比我国叶德辉《书林清话》(1921年刻印)早16年的“中国书史的开创之作”。 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词典》,齐鲁书社,1999。91
第三项,促使静嘉堂买入归安陆氏藏书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写作。这方面情况,已为藏书史方面研究者多所论述,本文开头所述“皕宋楼藏书东去日本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亦有再论,本文于此从略 可参顾志兴《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载《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陆氏后人徐桢基著《藏书家陆心源》第三章,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巴兆祥《陆心源所藏方志流失日本考》,载《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6期。165—182。
五、余论:关于书与人
1921年,德富苏峰在新版岛田翰遗著《访余录》上,写了如下文字:“是旧知岛田生翰遗著也,翰篁村老儒儿子,弱冠才气焕发,颇通校勘之学,挥翰如飞,用笔带舌,其博弁鸿辞,使人惊服叹服也。但意志薄弱,品性卑下,竟毙非命,可悼夫。”〔3〕383。
这可以看做是一个长辈兼知遇之人,对于岛田翰的盖棺定论。用现代语言换一个角度来表述的话,不妨说,时势造英雄,故而江山代有人才出;时势也造悲剧,总让一些人生不逢时、空怀才志,一生在逼仄的狭道末路上跌宕坎坷。把岛田翰说成一个悲剧性人物,应该不算是替他的“书癖心理”“盗书行径”回护,时至今日,与其停留在对他知书盗书的道德审判上——事实上,他的决然自毙,已经是最严厉的自我审判,——毋宁通过他传奇的一生,来加深对于促使他走上不归路的日本社会以及他个人的因素的认识。
岛田翰是日本江户汉学发达的最后一粒种子,他肆意发展着自己的汉学爱好,钻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故纸堆里渐行渐远而不知返顾。而那时的日本,正是日益走上近代化、一切以西方文化为标的的时代,在他以少年的身心沉醉于唐抄宋刻的时候,身外的世界已然是日益洋化的“鹿鸣馆时代”。他的偏科弃学成了他进入帝国大学的障碍,也使他坐失走上如他兄长和姐夫那样人生康庄道路的机会。
还有同样出生名门,与他同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永井荷风、二叶亭四迷,日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界获得成果,显然,岛田也缺乏像他们那样成为小说家的文学天赋。
空怀才学不为世用,就只能借着为父辈大学者作书俑或秘书,来获得自己立足于世的经济保障。这时,他优越而清高的家庭背景,他的盖世才学,反而成为给他带来自卑和痛苦的所在吧。岛田翰26岁娶秩父安为妻,是个能够与他“奇书共雠,疑义相析”的有学问女子,在共同生活了6年后,身染重病,遗下二男一女而亡;次年与新井时子再婚,又陆续生有三女。11年家庭生活中,他曾是二男四女的父亲,不能不有养家口之忧。1914年6月,他曾给静嘉堂二代主人岩崎小弥太写信,描写自己生活之窘迫,恳请岩崎氏能够月给150日元,以4年为期,继续为静嘉堂作《韩非子校注》,并完成《古文旧书考》之第二辑。称这是“起酸魂落魄于沟渠墙壁之间,使仆无内顾之忧,一意著作,成此未了之绪,足以立大正校勘学”。〔3〕可惜这封言辞恳切的“干谒信”,似乎并没有得到回应。真可谓“有才无命,有学无行”,一个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畸形人才传奇的一生,就这样逐渐走近末路。
〔17〕转引自《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