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是诗人何其芳笔下，1938年初的延安。抗战期间，延安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千千万万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前来寻找光明。
　　无数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打扮成各种模样，风餐露宿，历尽艰难险阻，却矢志不渝地奔赴他们的理想之地——延安。“打断骨头还有筋，剥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大批热血青年沿着泥泞小路，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彼时，作为中国西北的小城，延安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1935年秋，23岁的何其芳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前往天津南开附中教书。当时，整个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何其芳还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对电影比对知识更热心的阔少爷。“我感到我是一个帮助欺骗的从犯”，他说。
　　1936年夏，何其芳辞了教职，离开了天津这个摇摇欲坠的名利场，前往山东莱阳的一所乡村师范。次年，他回到四川老家，与北平认识的好友们相聚。
　　就在这时，何其芳看到了《西行漫記》。
　　《西行漫记》写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苏区访问的见闻。在陕北，斯诺见到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他见到了一批为自由和理想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1937年，斯诺将他的所见所闻所访汇集成《红星照耀中国》，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
　　在书中，斯诺详细描述了延安这座战时“新城”的新气象：“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
　　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组织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1938年初，中译本在上海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在当时的成都，何其芳等人尝试的“革命檄文”受到了诸多非难。“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在这种情况下，何其芳说，我到底不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
　　1938年8月14日，26岁的何其芳也与好友卞之琳、沙汀一起向延安奔去。去延安，是他们一生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
　　四万多名怀揣报国信念的青年知识分子，汇聚在延河之滨、宝塔山下，他们部分直接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机关工作，部分进入干部学校学习后重新安排。
　　为培养青年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鲁艺等30多所干部学校，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广大青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以笔为枪，创作出无数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心怀理想，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