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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市再说，折价也没问题。”一家焦急等待IPO的城商行高管直言不讳，市场悲观和银行股估值日下，拦不住他们的上市激情，“毕竟苦等七年，才终见上市曙光”。
2014年6月的最后一天，上海银行、杭州银行等11家城商行、农商行在最后一刻，公布预披露文件，祭出限价减持、三年内回购等稳定股价的手法，“诚意满满”地排队IPO。
继2013年重庆银行、哈尔滨银行和徽商银行相继登陆H股遭遇破发、破净之后，经济增速减缓、利率市场化推进、互联网金融冲击和不良率高企，让整个银行业人心思危——选择此刻密集上市，显然时机欠佳。
然而，醉翁之意或不在酒。
“上市是手段，而非目的。”麦肯锡全球董事曲向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政策良机绝不可失，更不可计较眼前利益——借助A股平台助力资本扩张才是初衷。
但是，近来被曝出资产规模和净利润增速“折半”，资产质量堪忧、地方债占比偏高的诸多“排队者”，其运营机制被诟病为“千疮百孔”，即便上市又能卖出几何身价？其股东们惯用的股权质押和信托融资，又将在这轮上市潮中演绎出怎样的资本传奇？而甘愿折价贱卖血拼上市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地方政府金融龙头的角色所致，还是身后神秘资本系的套利所需？
集体性近忧
城商行经历了长达10年的高速扩张期。截至2013年底，140多家城商行总资产达15.18万亿元，占据中国银行业总资产10.3%，同比增速22.9%，净资产收益率（ROE）约20%。去年第四季度，其资产规模增速甚至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城商行的资产与净利润增速开始“跳水”。
此次参与IPO排队的江苏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就从2012年的26.47%降至17.38%，上海银行也从2012年的24.57%降至19.69%。剩余9家中，近一半低于15%，另一半则在个位数徘徊。杭州银行、盛京银行、成都银行的增速跌幅已超过了20个百分点。
净利润增速上，杭州银行、贵阳银行分别下滑了23.41和15.91个百分点，无锡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和张家港农商行更是低至个位数，分别为6.98%、2.56%和2.92%。
其中，数家城商行营收增速低于10%，杭州银行、江阴农商行营收分别负增长0.13%和3.24%。杭州银行2013年投资收益亏损3.47亿元，总体营收减少1260万元。
“财报即便被包装过，也难掩自身结构问题。”曲向军说，城商行普遍营收乏力、业务增长堪忧，已是共识。
杭州银行还在预披露文件中表示，长三角金融风波“可能导致本行不良贷款增加、贷款损失准备不足，对本行资产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除上海银行和常熟农商行外，其他9家去年底的不良率均高于1%，高于全国城商行均值。
不仅如此，地方债在其业务中的高占比也饱受诟病。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地方债饱受管控，但部分城商行非但未减少地方政府项目信贷，反以“投资”挂钩于政府项目的信托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曲线救国”。
曲向军表示，经济增速下行和实体企业困境，城商行利润增速将进一步下滑，“高速成长期已然结束”。
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不良率主要源于区域经济问题，整个银行业都未能幸免。因而，不能仅以风险论高低，而应结合盈利能力和客户结构来评判——城商行立足于区域发展，贷款议价能力普遍高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而高收益必定伴随高风险，如何选择应交由投资者自行决定。
差别性远虑
在曾刚看来，城商行应该分为四类，差别看待。
诸如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元的为第一类，具备较高管理水平和规范的运营机制；第二类是二线城市的城商行，资产规模中等偏上，通常存在过度扩张的历史问题；第三类是东部地区密集丛生的中小型城商行，以信贷业务为主，还处在效仿大银行资产业务与同业业务的学习阶段；第四类，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小型城商行，金融生态较差，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落后，IT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四类城商行，各有远虑。
曲向军指出，第一、二类城商行的收益中，接近1/3来自同业业务等非信贷资产，当下同业业务遭遇监管重拳，ROE也将因此大打折扣，“上半年财报就会有较明显的感受”。
第二、三类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基本不足10%，个别甚至低于5%，远低于招商、民生等股份制银行20%以上的水平，产品种类少、服务能力差使其竞争力欠缺，利差为最主要收入来源。而单一的收入结构，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而愈发拉低其竞争力。
第三、四类机构的燃眉之急，是薄弱的风控能力和人员素质、IT系统投入不足。它们对当地的金融生态高度依赖，最易一损俱损。
“缺人才，最头疼。”温州鹿城农商行董事长陈宏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最缺的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贵阳银行一位信贷部人士也坦言，成立分支行时，除行长和一两位副行长外，其他人员多缺乏金融从业经验，“让一批应届生担任信贷尽职调查员，不良率能不飙升吗？”
而这四类城商行的通病，一是收入结构严重不合理，对公业务和非信贷业务收入占比普遍高达50%以上，使得原本最应该深耕的小微业务成为点缀。并且，作为其主要存款来源的地方财政性存款一旦实现市场化，则原有的存款优势将消失殆尽。
二是欠发达地区的储蓄率偏高，城商行因此具有储蓄成本低的竞争优势，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存款搬家”、利差收窄和成本翻番，使得ROE从现有的20%降至10%左右，投资价值尽失。
“ROE降至10%就基本不会有人问津。”前述高管说。
去年以来，成都银行、天津银行等十余家城商行，均在多家股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股权时遭遇冷落，其中天津银行两年内屡次挂牌，屡次无疾而终。 而最冲击城商行的，还有新金融抢食。
陈宏强表示，鹿城农商行一直立足于小微和零售业务，户均贷款仅40多万元。但如今国有大行也开始抢食小微“蛋糕”，尤其余额宝的兴盛，让该行3万多名客户的存款“搬了家”。
他算了一笔账，其银行综合存款成本甚至高于去年该行8.33%的平均贷款利率，利差已接近负值。
醉翁之意：打造同业兼并平台
“不仅自身问题很多，上市时机也不好。”哈尔滨银行一位人士说，无论A股或H股，目前都是弱市场、低估值。
3月31日H股上市首日，哈尔滨银行就险些跌破发行价，以2.91港元微涨0.35%收盘，不到半月就跌破了发行价。另外两家H股城商行中，重庆银行上市首日便破发；徽商银行股价跌宕不断，交投清淡，截至去年底，两者股价折合人民币分别约3.97元和2.72元，均处破净状态。
“市场非常悲观。”前述拟上市城商行高管说。整个银行业都饱受冲击，城商行这一最弱小的梯队，破发、破净实属正常。并且，H股募集资金至多能用于海外并购，对国内市场并无直接影响，“顶多是弄了个好名声，因而我们要排队A股”。
但他也坦言，逆势上市的真正深意，在于打造日后的扩张平台。
“低谷期就是抄底期。”他说，中国银行业尚未建立退出机制，且城商行大多是地方政府“心头肉”，短期内不可能股权出清。在经济下行和不良率攀升态势下，竞争愈加明朗，弱势机构很快会被蚕食。一旦体制成熟，最有机会发起并购的就是上市银行——“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对于意欲跨省、跨区铺开全国性业务的优质城商行来说，既能满足银监会禁止跨省区申设分支机构的要求，又能免去铺设网点等人力物力投入，同时打通融资和资本运作渠道，顺理成章地增发扩股、参股并购，何乐而不为？
事实上，一些市净率不到1倍的小银行，已经被虎视眈眈。
“正在谈判和已经达成意向的，有好几家。”知情人士透露，不少机构已然盯上去年净利润大幅下滑78.37%的广西北部湾银行。
资本系“小卒过河”
小卒过河胜似车。
城商行上市背后，还隐现资本系的身影。
从2007年首批城商行上市潮起，非上市城商行股权质押信托产品就开始畅行，半年内曾一度密集发近行60款产品。其中，徽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就曾于2011年期间频推信托计划。
彼时，机构投资者曾大手笔跟进，但由于此后数年城商行IPO的关闸，加之城商行差强人意的分红和2010年银根紧缩，信托融资生意直到去年才又重新盛行。很快，不忍割舍股权远期价值的投资人，就将这种标准玩法作为既解资金压力，又能放水养鱼的两全之策。
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大股东多为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资本大鳄”。
例如，“明天系”多年来就频频通过旗下ST明科、华资实业、西水股份等企业参股包商银行、潍坊银行和哈尔滨银行，曲线参股天津银行、厦门银行、温州银行、泰安商业银行、内蒙古银行、大连银行、锦州银行等，参控股银行高达十多家。
在哈尔滨银行的股东构成中，包括了黑龙江同达投资、黑龙江拓凯经贸、黑龙江科软软件科技等“明天系”公司，合计持股比例超过了政府背景的哈尔滨开发投资公司。
“这是公开的秘密。”前述知情人士说，山东、内蒙的城商行股东更是不乏“明天系”，“一步步取得股权并等待最终的资本盛宴，是惯常做法”。
2014年6月的最后一天，上海银行、杭州银行等11家城商行、农商行在最后一刻，公布预披露文件，祭出限价减持、三年内回购等稳定股价的手法，“诚意满满”地排队IPO。
继2013年重庆银行、哈尔滨银行和徽商银行相继登陆H股遭遇破发、破净之后，经济增速减缓、利率市场化推进、互联网金融冲击和不良率高企，让整个银行业人心思危——选择此刻密集上市，显然时机欠佳。
然而，醉翁之意或不在酒。
“上市是手段，而非目的。”麦肯锡全球董事曲向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政策良机绝不可失，更不可计较眼前利益——借助A股平台助力资本扩张才是初衷。
但是，近来被曝出资产规模和净利润增速“折半”，资产质量堪忧、地方债占比偏高的诸多“排队者”，其运营机制被诟病为“千疮百孔”，即便上市又能卖出几何身价？其股东们惯用的股权质押和信托融资，又将在这轮上市潮中演绎出怎样的资本传奇？而甘愿折价贱卖血拼上市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地方政府金融龙头的角色所致，还是身后神秘资本系的套利所需？
集体性近忧
城商行经历了长达10年的高速扩张期。截至2013年底，140多家城商行总资产达15.18万亿元，占据中国银行业总资产10.3%，同比增速22.9%，净资产收益率（ROE）约20%。去年第四季度，其资产规模增速甚至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城商行的资产与净利润增速开始“跳水”。
此次参与IPO排队的江苏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就从2012年的26.47%降至17.38%，上海银行也从2012年的24.57%降至19.69%。剩余9家中，近一半低于15%，另一半则在个位数徘徊。杭州银行、盛京银行、成都银行的增速跌幅已超过了20个百分点。
净利润增速上，杭州银行、贵阳银行分别下滑了23.41和15.91个百分点，无锡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和张家港农商行更是低至个位数，分别为6.98%、2.56%和2.92%。
其中，数家城商行营收增速低于10%，杭州银行、江阴农商行营收分别负增长0.13%和3.24%。杭州银行2013年投资收益亏损3.47亿元，总体营收减少1260万元。
“财报即便被包装过，也难掩自身结构问题。”曲向军说，城商行普遍营收乏力、业务增长堪忧，已是共识。
杭州银行还在预披露文件中表示，长三角金融风波“可能导致本行不良贷款增加、贷款损失准备不足，对本行资产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除上海银行和常熟农商行外，其他9家去年底的不良率均高于1%，高于全国城商行均值。
不仅如此，地方债在其业务中的高占比也饱受诟病。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地方债饱受管控，但部分城商行非但未减少地方政府项目信贷，反以“投资”挂钩于政府项目的信托产品和券商理财产品“曲线救国”。
曲向军表示，经济增速下行和实体企业困境，城商行利润增速将进一步下滑，“高速成长期已然结束”。
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不良率主要源于区域经济问题，整个银行业都未能幸免。因而，不能仅以风险论高低，而应结合盈利能力和客户结构来评判——城商行立足于区域发展，贷款议价能力普遍高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而高收益必定伴随高风险，如何选择应交由投资者自行决定。
差别性远虑
在曾刚看来，城商行应该分为四类，差别看待。
诸如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元的为第一类，具备较高管理水平和规范的运营机制；第二类是二线城市的城商行，资产规模中等偏上，通常存在过度扩张的历史问题；第三类是东部地区密集丛生的中小型城商行，以信贷业务为主，还处在效仿大银行资产业务与同业业务的学习阶段；第四类，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小型城商行，金融生态较差，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落后，IT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四类城商行，各有远虑。
曲向军指出，第一、二类城商行的收益中，接近1/3来自同业业务等非信贷资产，当下同业业务遭遇监管重拳，ROE也将因此大打折扣，“上半年财报就会有较明显的感受”。
第二、三类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基本不足10%，个别甚至低于5%，远低于招商、民生等股份制银行20%以上的水平，产品种类少、服务能力差使其竞争力欠缺，利差为最主要收入来源。而单一的收入结构，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而愈发拉低其竞争力。
第三、四类机构的燃眉之急，是薄弱的风控能力和人员素质、IT系统投入不足。它们对当地的金融生态高度依赖，最易一损俱损。
“缺人才，最头疼。”温州鹿城农商行董事长陈宏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最缺的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贵阳银行一位信贷部人士也坦言，成立分支行时，除行长和一两位副行长外，其他人员多缺乏金融从业经验，“让一批应届生担任信贷尽职调查员，不良率能不飙升吗？”
而这四类城商行的通病，一是收入结构严重不合理，对公业务和非信贷业务收入占比普遍高达50%以上，使得原本最应该深耕的小微业务成为点缀。并且，作为其主要存款来源的地方财政性存款一旦实现市场化，则原有的存款优势将消失殆尽。
二是欠发达地区的储蓄率偏高，城商行因此具有储蓄成本低的竞争优势，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存款搬家”、利差收窄和成本翻番，使得ROE从现有的20%降至10%左右，投资价值尽失。
“ROE降至10%就基本不会有人问津。”前述高管说。
去年以来，成都银行、天津银行等十余家城商行，均在多家股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股权时遭遇冷落，其中天津银行两年内屡次挂牌，屡次无疾而终。 而最冲击城商行的，还有新金融抢食。
陈宏强表示，鹿城农商行一直立足于小微和零售业务，户均贷款仅40多万元。但如今国有大行也开始抢食小微“蛋糕”，尤其余额宝的兴盛，让该行3万多名客户的存款“搬了家”。
他算了一笔账，其银行综合存款成本甚至高于去年该行8.33%的平均贷款利率，利差已接近负值。
醉翁之意：打造同业兼并平台
“不仅自身问题很多，上市时机也不好。”哈尔滨银行一位人士说，无论A股或H股，目前都是弱市场、低估值。
3月31日H股上市首日，哈尔滨银行就险些跌破发行价，以2.91港元微涨0.35%收盘，不到半月就跌破了发行价。另外两家H股城商行中，重庆银行上市首日便破发；徽商银行股价跌宕不断，交投清淡，截至去年底，两者股价折合人民币分别约3.97元和2.72元，均处破净状态。
“市场非常悲观。”前述拟上市城商行高管说。整个银行业都饱受冲击，城商行这一最弱小的梯队，破发、破净实属正常。并且，H股募集资金至多能用于海外并购，对国内市场并无直接影响，“顶多是弄了个好名声，因而我们要排队A股”。
但他也坦言，逆势上市的真正深意，在于打造日后的扩张平台。
“低谷期就是抄底期。”他说，中国银行业尚未建立退出机制，且城商行大多是地方政府“心头肉”，短期内不可能股权出清。在经济下行和不良率攀升态势下，竞争愈加明朗，弱势机构很快会被蚕食。一旦体制成熟，最有机会发起并购的就是上市银行——“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对于意欲跨省、跨区铺开全国性业务的优质城商行来说，既能满足银监会禁止跨省区申设分支机构的要求，又能免去铺设网点等人力物力投入，同时打通融资和资本运作渠道，顺理成章地增发扩股、参股并购，何乐而不为？
事实上，一些市净率不到1倍的小银行，已经被虎视眈眈。
“正在谈判和已经达成意向的，有好几家。”知情人士透露，不少机构已然盯上去年净利润大幅下滑78.37%的广西北部湾银行。
资本系“小卒过河”
小卒过河胜似车。
城商行上市背后，还隐现资本系的身影。
从2007年首批城商行上市潮起，非上市城商行股权质押信托产品就开始畅行，半年内曾一度密集发近行60款产品。其中，徽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就曾于2011年期间频推信托计划。
彼时，机构投资者曾大手笔跟进，但由于此后数年城商行IPO的关闸，加之城商行差强人意的分红和2010年银根紧缩，信托融资生意直到去年才又重新盛行。很快，不忍割舍股权远期价值的投资人，就将这种标准玩法作为既解资金压力，又能放水养鱼的两全之策。
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大股东多为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资本大鳄”。
例如，“明天系”多年来就频频通过旗下ST明科、华资实业、西水股份等企业参股包商银行、潍坊银行和哈尔滨银行，曲线参股天津银行、厦门银行、温州银行、泰安商业银行、内蒙古银行、大连银行、锦州银行等，参控股银行高达十多家。
在哈尔滨银行的股东构成中，包括了黑龙江同达投资、黑龙江拓凯经贸、黑龙江科软软件科技等“明天系”公司，合计持股比例超过了政府背景的哈尔滨开发投资公司。
“这是公开的秘密。”前述知情人士说，山东、内蒙的城商行股东更是不乏“明天系”，“一步步取得股权并等待最终的资本盛宴，是惯常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