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或许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中国如此，对世界亦然。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启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潘多拉盒子，但与任何危机一样，在破的过程中也孕育出新科技、新业态等新生事物。
　　以下判断即使不会全剧本上演，至少会有部分落地，因其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具有相当的强健性。
　　第一，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但在结构和具体政策上会出现重大调整。
　　全球化的病灶在于财富分配和发展共享机制的严重扭曲甚至缺失。新的全球化會在退与进的权衡中前进，国家政策和国际协调的重中之重将是公平机制和分配方式的建设和优化，与民生相关的政策会主导国内政治经济议题，与贸易均衡化和产业互惠化相关的政策将主导国际议题，贸易摩擦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国家间竞合现象，并且会在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展开。
　　第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广泛共识基础上进入实践角力阶段，这个权力游戏的主角是中、美、欧、日。
　　新经济的无形资产占比不断提升，对科技的依托效应不断加大，而重要的科技领域不外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可再生能源等，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芯片、通讯、新动力和数据等。国家与国家之间对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尤其是主要经济体。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经济冲突是技术竞争的表象，实际是对经济核心驱动力的话语权之争，而科技的根本属性是1%的引领和99%的跟随，甚至具体比例的量化差异更大。
　　第三，传统GDP增长在绝对量和增幅上都会趋势性放缓。
　　即便是新兴经济体，在国家间贸易经济关系重塑、人口老龄化以及供应链在岸化等约束下，GDP增长也不会一直走高。主要经济体的衰退也非小概率事件。
　　以上是国际上大的确定性，以下则是针对国内的一些判断：
　　第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GDP增速下降伴随结构性要素变化。
　　传统三驾马车的作用同步趋缓，幅度有所差异。消费作用超预期彰显，消费能力的培育是个长期的过程，而GDP增长短期内从中高速到中速是必然出现的情景。
　　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重量转为重质，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制造业高端化和消费提振是重点。
　　第五，在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对核心技术或卡脖子技术的系统性研发和应用都不应片刻停歇或放松。
　　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的匮乏和落后将阻滞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初创企业一味追求上市退出实现价值的路径选择必然指向月活用户等弱价值指标，结果是批量制造出虚胖的独角兽。政府在基础技术的投入要不惜本钱，在核心技术领域积极运用支持性政策，筑牢基础技术底板，补齐关键技术短板，在全产业链制造业体系的坚实基础上实现全价值链的技术体系建设。
　　第六，尽早建立数据治理体系和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新经济与数字经济是可以互换的时代标签，第一时间启动数据标准、数据使用规则等的制定十分必要，数据治理是最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制度体系，其建立还应兼顾国际标准。
　　第七，中国经济动能的向外传递须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合作，学会用中国方式讲中国故事。
　　“一带一路”倡议会更进一步，气候变化、疾病防控、减贫等世界性难题亦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站在2020的坐标上，虽然有如此多的确定性，不可否认的是，不确定性才是主体，但至少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假设框架，在挑战接踵而至时不至于惊慌失措，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亦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