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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重新拨正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使中国从此踏上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民族全面振兴之路。在这场历史转折中，我们党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新局面的思想基础
只有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文革”结束以后，面对“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思想上的僵化，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和目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在思想战线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有两次大的争论：
经济理论的讨论。经济理论界从1977年2月开始启动经济理论的讨论，内容涉及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共举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讨论会。通过一系列的讨论和批判，在经济领域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得到了初步的澄清，改变了干部不敢抓生产、劳动人民不敢生产的局面，对改进实际经济工作、促进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论的虽然是哲学问题，但它的敏感性、尖锐性恰恰在于它的政治意义。通过争论，在政治领域破除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禁锢，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判断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思想解放，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做了充分准备，加速了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在1978年召开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事实来说话，依据实践来判断是非，我们才能够彻底转变观念，消除疑虑，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大胆探索，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局面。
调查研究、了解国情：开创新局面的现实基础
“文革”结束以后，各级领导干部为了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走进基层、走出国门进行广泛调研。通过调查研究，把握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差距，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促使全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深入思考，为开创历史新局面提供了更多的借鉴、更广阔的视野、更坚实的基础。
走出国门：发现差距，把握机遇。邓小平在回顾改革史的时候指出：“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高层出国考察带来了强烈的思想震动。第一个思想震动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第二个思想震动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先进的经验值得学习。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点。如，强调竞争、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第三个思想震动是，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所达到的水准。
通过出国调研，大家形成共识：中国不实行对外开放，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技术以及资金，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另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发展还面临着机遇。1978年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
走进基层：了解国情，把握现实。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多次到地方展开调研。最著名的是1978年他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于9月13日至20日，视察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发表的“北方谈话”。在调研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生产力的落后和群众的贫困也引起地方领导的关注。1977年6月，党中央派万里到安徽担任第一书记。万里上任后，“身先士卒，带头下去调查，看农村，看农民。用三个多月时间，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通过调研，大家普遍感到必须改变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开创新局面的力量基础
邓小平多次讲，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动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尊重群众、尊重实践为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广泛的力量基础和智力支援。
农村改革的实践。对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异军突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等等，邓小平都把它们归功于群众的发明创造。万里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制定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1977年11月，在万里主持下制定《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针对当时农村政策上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敢于突破禁区，作了新的具体规定。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的部分社队再度搞起了包产到户，1978年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实行了包干到户，都得到了省委的支持。这一年，安徽省不但平稳地渡过灾荒，而且一部分地区还取得较好收成。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期间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 企业改革的实践。企业方面的改革主要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坚持按劳分配，设立奖金制度等。放权让利，核心是让利。即改变过去统收统支的制度，给企业一定的财权，以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从地方来讲，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是四川率先搞起来的。对企业中一些改革的经验，邓小平给予了积极支持和肯定，强调要把那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起来。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发展的动力是实践，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也是实践。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尊重群众就是要充分尊重和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正是尊重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的愿望、要求、智慧和经验概括提高，变成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才大大加快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加强党建、转变作风：开创新局面的组织基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文革”结束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为开创新局面提供了组织保证。
恢复党的各职能部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组织系统受到很大的破坏。党的主要职能部门被迫取消，工作陷于停顿状态。1977年以后，在深入揭批“四人帮”中，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中央党校、宣传部等党的中央及各级职能部门陆续恢复了设置并开展工作。党的十一大召开后，根据十一大党章的规定，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与人民团体内重新设置党组，党中央各部委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建立党委。随后，为了加强党对具体领域的对口领导，中央还成立、恢复了对台工作小组、政法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专业领导小组。党的主要职能部门恢复设置并开展工作后，党的组织系统有效地运转起来了，增强了全党抵制“两个凡是”错误和拨乱反正的能力。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一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讲了很多话，发表了很多文章。在转变作风的呼吁中，最为关注的是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传统作风。比如，1977年10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尼古拉·格夫里列斯库时指出：“我们正在抓整风。所谓整风，主要是整顿党风，有三个方面，都是毛主席谈过的。第一是实事求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浮夸，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是群众路线。第三是民主集中制。现在这些优良传统应该得到恢复和发扬。整风问题，有党风、军风、学风、文风，但核心是党风。”
在“文革”结束后，党的建设得到了逐步加强，党风出现重大转变。最为典型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重视教育、发展科技：开创新局面的重要突破口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主动提出管教育、管科学，认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将教育领域的思想解放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口。
针对教育、科技问题，邓小平首先破除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僵化的思想，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指的是“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枷锁。在1977年7月重新工作之前，他就向党中央提出，抓教育和科技工作，首要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以教育部大批判组名义发表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推翻“两个估计”意义决不限于教育战线，它是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主张，使全党从极“左”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采取的一个较早而又重要的步骤。
围绕教育科技问题，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大会相继召开，并在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制度。邓小平在这一系列会议上作了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的决策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教育、科学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对其他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和带动作用。
当前，总结我们党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历史经验意义重大。历史再次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时刻，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把握发展的实际，尊重群众、尊重实践，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领域。唯有如此，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执笔人：张加华）
责任编辑：苏胜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新局面的思想基础
只有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文革”结束以后，面对“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思想上的僵化，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和目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在思想战线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有两次大的争论：
经济理论的讨论。经济理论界从1977年2月开始启动经济理论的讨论，内容涉及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共举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讨论会。通过一系列的讨论和批判，在经济领域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得到了初步的澄清，改变了干部不敢抓生产、劳动人民不敢生产的局面，对改进实际经济工作、促进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论的虽然是哲学问题，但它的敏感性、尖锐性恰恰在于它的政治意义。通过争论，在政治领域破除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禁锢，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判断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思想解放，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做了充分准备，加速了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在1978年召开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事实来说话，依据实践来判断是非，我们才能够彻底转变观念，消除疑虑，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大胆探索，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局面。
调查研究、了解国情：开创新局面的现实基础
“文革”结束以后，各级领导干部为了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走进基层、走出国门进行广泛调研。通过调查研究，把握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差距，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促使全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深入思考，为开创历史新局面提供了更多的借鉴、更广阔的视野、更坚实的基础。
走出国门：发现差距，把握机遇。邓小平在回顾改革史的时候指出：“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高层出国考察带来了强烈的思想震动。第一个思想震动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第二个思想震动是，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先进的经验值得学习。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点。如，强调竞争、优胜劣汰，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第三个思想震动是，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所达到的水准。
通过出国调研，大家形成共识：中国不实行对外开放，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技术以及资金，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另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发展还面临着机遇。1978年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
走进基层：了解国情，把握现实。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多次到地方展开调研。最著名的是1978年他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于9月13日至20日，视察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发表的“北方谈话”。在调研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生产力的落后和群众的贫困也引起地方领导的关注。1977年6月，党中央派万里到安徽担任第一书记。万里上任后，“身先士卒，带头下去调查，看农村，看农民。用三个多月时间，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通过调研，大家普遍感到必须改变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开创新局面的力量基础
邓小平多次讲，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动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尊重群众、尊重实践为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广泛的力量基础和智力支援。
农村改革的实践。对于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异军突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等等，邓小平都把它们归功于群众的发明创造。万里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制定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1977年11月，在万里主持下制定《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针对当时农村政策上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敢于突破禁区，作了新的具体规定。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的部分社队再度搞起了包产到户，1978年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实行了包干到户，都得到了省委的支持。这一年，安徽省不但平稳地渡过灾荒，而且一部分地区还取得较好收成。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期间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 企业改革的实践。企业方面的改革主要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坚持按劳分配，设立奖金制度等。放权让利，核心是让利。即改变过去统收统支的制度，给企业一定的财权，以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从地方来讲，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是四川率先搞起来的。对企业中一些改革的经验，邓小平给予了积极支持和肯定，强调要把那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起来。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发展的动力是实践，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也是实践。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尊重群众就是要充分尊重和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正是尊重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的愿望、要求、智慧和经验概括提高，变成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才大大加快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加强党建、转变作风：开创新局面的组织基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文革”结束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为开创新局面提供了组织保证。
恢复党的各职能部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组织系统受到很大的破坏。党的主要职能部门被迫取消，工作陷于停顿状态。1977年以后，在深入揭批“四人帮”中，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中央党校、宣传部等党的中央及各级职能部门陆续恢复了设置并开展工作。党的十一大召开后，根据十一大党章的规定，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与人民团体内重新设置党组，党中央各部委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建立党委。随后，为了加强党对具体领域的对口领导，中央还成立、恢复了对台工作小组、政法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专业领导小组。党的主要职能部门恢复设置并开展工作后，党的组织系统有效地运转起来了，增强了全党抵制“两个凡是”错误和拨乱反正的能力。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一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讲了很多话，发表了很多文章。在转变作风的呼吁中，最为关注的是倡导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传统作风。比如，1977年10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尼古拉·格夫里列斯库时指出：“我们正在抓整风。所谓整风，主要是整顿党风，有三个方面，都是毛主席谈过的。第一是实事求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浮夸，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是群众路线。第三是民主集中制。现在这些优良传统应该得到恢复和发扬。整风问题，有党风、军风、学风、文风，但核心是党风。”
在“文革”结束后，党的建设得到了逐步加强，党风出现重大转变。最为典型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重视教育、发展科技：开创新局面的重要突破口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主动提出管教育、管科学，认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将教育领域的思想解放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口。
针对教育、科技问题，邓小平首先破除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僵化的思想，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指的是“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枷锁。在1977年7月重新工作之前，他就向党中央提出，抓教育和科技工作，首要之举是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以教育部大批判组名义发表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推翻“两个估计”意义决不限于教育战线，它是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主张，使全党从极“左”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采取的一个较早而又重要的步骤。
围绕教育科技问题，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大会相继召开，并在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制度。邓小平在这一系列会议上作了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的决策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教育、科学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对其他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和带动作用。
当前，总结我们党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历史经验意义重大。历史再次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时刻，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把握发展的实际，尊重群众、尊重实践，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领域。唯有如此，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执笔人：张加华）
责任编辑：苏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