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所强调的日本“村社会”概念，一般是指以村落一体为基本单位的集团意识。这涉及日本人的内外观。
　　内外观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定位意识，从个人到群落再到邦国，延伸发展为国家观和世界观。大陆与岛国、沿海与内陆、山地与川原、单一民族与多民族、新兴与古老文明国家之间的内外观，会有很大不同。通过分析一个民族的内外观，可以窥见其部分国民性。

对土地的粘着

　　日本人的内外观，受其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较大。从北海道到冲绳岛，狭长的日本列岛从东北向西南，纬度跨幅巨大。由于七成以上国土为横贯腹地并向两侧延伸的山岗丘陵，日本大部分的居住地位于山麓和沿海地区。
　　日本列岛为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等四大板块对撞挤压而成，虽然只有世界陆地面积的0.28%，却摊上了世界20.5%的大地震和15%的活火山。至少在其考古所及的绳文时代以来，火山、地震、海啸和台风肆虐，几乎无年不有，罹灾死人的事情频繁发生。
　　岛上先民从很早开始，就对大自然的威压产生恐惧畏怖之情。而大陆与海洋交汇形成的岛上气候，带来多样的自然生态。虽然季风性气候时常造成洪水和旱灾，但其丰富的动植水产资源，也给岛民的生存提供无尽的惠泽。岛上先民对自然畏怖之余，又充满感激虔敬之意。
　　绳文人于是给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做了定位，即自我的人的世界属“内”，而自然及其人格化的神的世界属“外”。这种最初的“自他”關系，就反映在原始神道教的泛灵论、对神祇的敬畏，以及对自然的依存和共生态度之上。

　　在很长时间里，绳文人过着狩猎、采集的游牧生活，但其性质与蒙古草原和欧洲平原的游牧民族大相径庭，因为日本列岛很少一望无垠的平川原野，多由较短的河湖港汊分隔成地形繁复的小块土地。从考古发现的1.6万余年前青森陶器碎片看，绳文人很早就开始制作使用陶器，其游牧采集生活大概很早就进入半定居形态。

　　日本列岛很少一望无垠的平川原野，多由较短的河湖港汊分隔成地形繁复的小块土地。

　　内外观的产生，与对土地的黏着有很大关系。弥生人在接受从大陆传来的农耕生活方式后，建立定居部落，整饬周边道路，设置内外交通关卡，合祀共同祖先和神祇，形成“村社会”的雏形。
　　村落的稻作，尤其是水利灌溉，牵涉水路的建筑和水资源的分配，需要村人的共同作业;缺乏共同意识和守则就会导致纷争不断，所以村落内的协调和融和，是村落存续的重要保证。而与此没有直接瓜葛的“外”村落，就如“越肥秦瘠”，视若无睹了。
　　这种基于“村社会”的内外观，以对内同调融和、整齐划一、排除异端，对外惕厉戒惧、狐疑不信、忍从强势等为特征。

不一样的岛国根性

　　在内外观的指涉范围与分际强度上，同样属于岛国的英国、菲律宾等国，以及同样属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等地区，就与日本社会非常不同。至少有下述两个原因，在造就日本人特殊的内外观上，起过重大作用。
　　第一，在日本人内外观的形成时期，其村社会相对闭塞。日本多山林，古时交通极端不便，直到邪马台政权时期，据《三国志·倭人传》的记载，旅行者所目击的仍然是“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
　　从绳文、弥生到古坟时代，日本一直没有类似中国先秦“周道”和秦汉“驰道”等枢纽型交通干线。《日本书纪》所记载的推古天皇21年（613年）建成的“难波大道”，也许是岛国公路建设的开端。
　　考古学家在不少绳文遗址，发现竖在聚集点入口或者路口的立石，推测其为“境界神”或者“路神”。它们既划出内外的分际点，又保佑村民外出劳作时的路途平安。这些立石后来发展成见于日本全土、竖于道端的成千上万“道祖神”塑像，可见古代日本的处处“畏途”和“行路之难”。

　　直到明治时代，日本超稳定、超平安的“村社会”制度一直未被打破。

　　生活在“村社会”的村民，绝大部分一生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落境域，与外界的接触顶多就是去附近的神社寺庙参拜朝圣。他们在安耽于自己村落的同时，对外界冷漠轻忽，知之甚少，其内外观呈内重外轻、恒久不变状态。
　　第二，在日本社会的内外观发展时期，天皇制从古坟时代以来，历千余年未曾改换;除了战国时代几次规模并不太大的南北征战之外，日本史上也很少发生居民大迁徙。
　　由于日本海与太平洋的天然屏障，日本在二战战败后被美军短暂占领之前，绝未受到任何外族势力的成功入侵，而外来的小规模移民，很快就被本土社会与文化吸收同化，从未改变岛国单一的民族构成。

　　这里可以对比英伦三岛，后者从罗马时代起，频繁遭受来自欧洲大陆其他民族的入侵，其国民构成甚至语言，都一直处于生成、变化状态。而中国大陆，从先秦以来，历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元明清，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南北东西的居民大迁徙无代无有。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改朝换代，沧海桑田，很难形成固定不变的内外观。
　　直到明治时代，日本超稳定、超平安的“村社会”制度一直未被打破，所以其相对闭塞的内外观也愈益强化，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明治维新而起的“开国”近代化运动，在衣食住行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村社会”的长年体制，尤其是其严分“自他”的内外观，却被工业近代化的“会社文化”全盘继承。“村社会”脱胎换骨成为“世间”，即一种接受共同守则和具备伙伴意识的共同生活场所。
　　实际上，日本政治上“派阀”运作、“密室”协议，经济上通过“谈合”（密谋利益交换）形成企业联盟与垄断，宗教上门派林立、党同伐异，语言上“因对象而异”实施双重话语系统，待人接物因上下、长幼、亲疏、国族之别而厚内薄外，学校内结成“仲间”（伙伴）集团、服强凌弱流行，都昭示着这种“村社会”内外观的残留与延伸。可以说“世间”就是“村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扩大版，本质上属于一种封闭内向型的集团意识。
　　日本人的内外观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使得日本社会具备超乎其他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和协作机制。由其内外观所形成的内部“共同体”意识，使得日本社会超常稳定与安宁。但是，其中被诟病为“岛国根性”的内外观之弊端，也使得日本在一个开放时代较难与近邻融洽相处，遑论结成更大范围的区域乃至寰宇“共生共荣”共同体。
　　尤其是日本人戒惧、狐疑和不信的保守对外观，还将在长时间内影响其对外政策，当然会在中日关系中投下挥之不去的浓郁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