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主观贫困是指以贫困者作为主体，以贫困者视角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当前打赢脱贫攻坚战已进入“深水区”，如何防止返贫问题发生，使政府财政能够制定出保障脱贫果实的政策仍然值得商榷。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对比，通过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全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主观贫困与防止返贫财政机制的内在机理进行解释，明确主观贫困这一较新的研究视角;第二部分对主观贫困视角下探寻防止返贫的财政机制面临的挑战做说明，关注返贫问题的紧迫性;第三部分写主观观贫困角度下防止返贫的一般财政机制，提出了可供政府借鉴的防止返贫的财政政策制定策略。第四部分写主观贫困视角下防止返贫的特殊财政机制设计——随机对照实验，从方法论的角度探索了制定体现脱贫者真实意愿的财政机制的可行性。希望以此文为防止返贫工作的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主观贫困;主体性;返贫问题;财政机制;随机对照实验
一、引言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绝对贫困问题也终于被尘封在已经度过的奋斗历史中。全国人民都要坚决捍卫攻坚战的胜利果实，坚决防止发生返贫问题。财政供给应体现贫困者的自觉需要，由此，构建体现贫困者主体性的财政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马玉林（2014）写到布坎南遵循的契约主义观点和个体主义方法最终导向了其正义观的主观主义，相比较于客观、机械化的分析范式，这种观点启发了笔者对于主观视角的关注。罗必良、赵琪琪和杨善发（2020）等学者都对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题，即“在全球扶贫问题上使用的实验型方法”做了阐释，这从方法论角度为主观贫困的测度提供了可行性路径思考。
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贫困概念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客观贫困到主观贫困的演进过程，相异的贫困测量方法决定了各贫困概念不同的本质和内涵。之前一系列对贫困指标体系的探索和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当前过渡到主观贫困研究框架的探索更为自然和合理，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也顺应大势。
阿玛蒂亚·森（ 1985）创新地使用可行能力视角观察贫困问题，拓展了贫困测量体系的维度。通过梳理传统经济学功利主义得出结论，以往经济指标的测量对象是无生命的客体，因为这便于度量及做量化分析，有较大的硬性说服力，但这可能存在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合情合理的评价机制应该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自己生活的实际自由，即可行能力。他通过以确定个人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为逻辑起点，提出了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贫困维度。
此后，国内外学者以森的理论为依据，使用A-F指数、MPI指数等指标测量多维贫困程度，将收入、健康、教育、医保、资产等都作为基本物质生活的测量方向，通过广泛、切实、较易得的普查数据，推测不同的消费方向和项目带给主体的效用水平及满意度，构建了一种客观贫困框架下的多维贫困测量法。
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贫困问题的思维逐渐转轨，将更多的研究重心放在了主观贫困上，添加主观贫困作为辅助，当前作为主流的客观贫困评价体系就能更加科学化，这显然更为合宜。在多维贫困监测的指标设置上，王小林（ 2012）构建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了健康状况、教育、社会活动、个人态度、医疗保险五个指标，这是将贫困者的主观感受融入贫困测量体系的有益尝试。综合以上学者的学术成果，笔者认为，如何能让贫困者充分发挥主体性，使我国财政机制少一些“家长定制”的色彩，使财政供给以可实现的手段更加契合贫困者的精神需求，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主观贫困与防止返贫财政机制的内在机理
（一）主觀贫困的概念
主观贫困即指充分尊重贫困者的主观意愿，以其自身对贫困状况的感知结果作为衡量其贫困程度的指标，是客观测评指标体系下具体、详细、科学的主观体验衡量结果。这场对贫困衡量指标体系的认知变革，始于19世纪70年代西方，在90年代传入我国。它打破了传统的绝对贫困理论对于衡量贫困状况的桎梏，转而构建了一套全方位的、体现民众参与度的主观指标体系。
（二）主观贫困：贫困概念内涵的外延
要了解主观贫困存在的依据，可以先从更深入地了解贫困概念入手。贫困，从字面意思来拆解的话，“贫”，上下结构，意为“分贝”，即钱财分散的意思，究其原因，不外乎客观环境的恶劣和主观个体能力的欠缺。“困”，象形字，看起来是一块木头被框定，指在经济或精神上的贫乏窘困，包含两层涵义的界定，从维持最低生活资料的要求难以满足发展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导致个人陷入消极低迷的精神状态中的一种现象。
1.主观贫困的根源在于个人的主体性
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贫困概念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综合体。所以一个社会问题就在此两个矛盾综合体的双向互动中显得错综复杂。
对于个人的微观的视角来看，如果其不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者抓错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受到贫困条件的干扰，作为一个劳动者，没有把提升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作为工作的目的和重心，没有将达到个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作为终极追求目标，而是深陷于当前物质资料的绝对匮乏，或者与他人相比而感受到的相对匮乏中，就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对贫困问题认识不清，将会使个人发展产生一个整体向下的态势。
基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当社会有机体中的每一个小分子——个人，因为贫困产生自卑情结影响到生存及生活，进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减少社会总的劳动产品，即减少了社会总财富，减少了可供分配的劳动产品总数时，从绝对量上考虑，更不利于贫困大众脱离贫困状态。
2.对主观贫困的认知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限制
（1）当前主观思想水平阻碍认识发展到更高阶段
要回答这个问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思考问题的路径，人类的五种基本需要层层递进，当人类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低级需求后，自动进阶到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更为高级的需求，而当人类处于低级需求阶段时，会产生一种难以被当事者觉察的认知屏障，个体思考问题不可能跨越当前的现存的条件的束缚，导致无法准确预估未来事态的发展形势。 经济学上虽有“理性经济人”的主体定位，但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不能也不可能否认自身所带的一定程度的“动物性”，这使得个人的思考框架无形中受原始的情绪及欲望的影响，本性使人倾向于更多地考虑眼前，选择性地忽略或是屏蔽未来事情的影响，这就导致主体并未预知或者潜意识中刻意屏蔽了对未来事件的考虑，自然不会去想到绝对收入贫困问题解决后，居然还是无法得到“人类自由联合体”的结果。
（2）客观环境决定认知不可跨物质层次发展
当前社会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认知，可以说是一次有里程碑意义的跃进。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个体处于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再有思想空间留给诗和远方，而当绝对意义上的脱贫目标实现，绝大部分人的生存环境都得到了改善，给主体的思维空间留出了缝隙，自此思想也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虽然会有一定的迟滞，以及连主体自身都无法清晰认知的这种改变是从何时发生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个体会感到迷惑，为何客观条件都比之前更加舒适，心灵的空虚和不满足却日渐明显。归根结底是，客观环境限制了认知，人类的思想探知水平本来就是循环迭代、螺旋式上升的，只有真正进入了下一层次的客观环境，才有能力和机会去思考下一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进入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进入了更上一层次的客观环境，人們才开始意识到，消除绝对贫困的阶段发展目标达成后，又会涌现相对贫困等更难衡量的新问题。
（三）主观贫困框架的特点
1.评测者转变：由“他者”到“主体”
传统的贫困线划定出自政府高官的办公室，或学者专家的书斋，无论针对贫困户的调研多么详尽真实，此种划线方法的逻辑起点就是“精英视角”，弊端在于以宏观视角和高水平的学识基础出发，本身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对于制定者来说，贫困者更像是无机要素，只需要在“整体大于全部”的思维框架内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最终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效果最大化即可。
在主观贫困视角下，将以贫困者自身的主观感受直接作为衡量指标，充分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最大程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避免了由于视角移位而导致“空中楼阁”般的政策制定路径，这使得各项评测标准的制定在“合理”的基础上能达到更大程度的“合情”，不仅百姓可以获得被尊重感和参与感，政府智囊也可以获得新的需要考虑问题的角度以及制定政策的思路启发点。
2.评测维度转变：由“单维”到“多维”
随着国家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关于贫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对于贫困程度的衡量，不可仅仅局限于收入水平线，这种方法过于单一和刚性，未将复杂的社会因素尽可能全面考虑在内，而贫困本身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糅合而成的复杂矛盾体。
主观贫困视角下，将贫困线的度量因素扩围，从收入维度扩展到福利维度，这是将一维的、平面的、单角度的划贫困线法扩展到了多维的、立体的、全方位的系统测量法则。
（四）主观贫困视角是建立防止返贫财政机制的反向起点
财政机制是财政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特定影响的运行方式。由财政分配手段、财政管理方式、财政组织形式等构成财政要素。从主观贫困视角切入，相当于站在了建立防止返贫财政机制的反向起点，在贫困者具备合格的“道德能力”的前提下，要求立足于贫困者主体性，将此作为一个有机因素纳入精细化的财政供给体制设计的考量中，最终达到深入民心的解决结果。
三、主观贫困视角下探寻防止返贫的财政机制面临的挑战
脱贫攻坚已进入全力冲刺阶段，以具体经济指标标准来看，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的标准。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测算，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在此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至2019年底，贫困人口已减少到600万人左右。当前，全国还剩下5%左右的贫困人口没有脱贫，10%左右的贫困县没有摘帽，这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的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返贫问题也应该同时受到重视，根据十九大的安排部署，脱贫工作已接近最难的深水区，政府目前更加应该向注重脱贫质量的方向转轨。当前我国虽脱贫工作成效显著，但返贫问题又涌现出来，体现了贫困主体的脆弱性。
并且，社会民众普遍提出的质疑之声是防止返贫财政机制推进面临的舆论挑战。质疑点集中在以主观角度去评测贫困水平，是否过于草率，每个个体的三观塑造、生活经历、思想水平、心理健康程度等都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程式去规范“内心”，主观就意味着没有标准答案，那如何去界定个体的贫困性质及如何判断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呢？
面对这个质疑，需要了解的一点是，调查过程可使用的工具有问卷或者心理量表工具，被测者依据真实心理感受状况填写，这完全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测量对象不是确凿固定的，但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信度和效度，使个体的真实贫困情况暴露的更为全面和真实。
四、主观贫困角度下防止返贫的一般财政机制
深入调查民情，以百姓为主体，而不是以政府官员为主体，虽然政府官员也是尽力基于民众的角度考虑，但由于身份背景、阶层所属、生活经历等造成视角不同，当权者不能跳脱出一个个体一定是出自特定阶级的局限性。因此，政府高层要学会适度放弃自己的“精英”思维，站在人民百姓的角度看问题，这是一个信息上溯的过程，是政府打开新的决策视角的重要手段。
（一）建立防返贫政策机制，设立专项资金
一是建议地方政府专门建立防止返贫的专项基金，建立防止返贫发展基金专户，将一些刚迈过贫困线家庭状况还不稳定的、没有稳定的产业或技艺支撑家庭日常运转的、可能遭遇重大疾病或自然灾害的脱贫人员作为重点关注对象，间隔一定时间就做回访调查，一旦发现返贫现象，立刻针对返贫者的原因交代及具体需求，可首先便捷地划用专项基金做应急用途。 至于专项基金的来源，可从非农企业营业收入税收中提取一定的资金，以实现非农经济返哺农业经济的模式;可每年从预算外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扶贫发展基金专户，作为防贫资金使用。
二是建立完善长效防返贫机制，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在返贫对象信息更新的精准快速的获取能力上，应设计更为灵活机动的识别机制，比如将贫困户脱贫后的发展情况联网智能储存，如果脱贫者出现问题，跟村中基层机构进行反映，通过信息联网的举措，更高一级的县乡级政府可快速获取信息，精准高效地针对返贫情况提出改进措施。
（二）建立长效产业体系，保障农户增收的可持续性
再精英的政府智囊团、再博学的专家学者、再权威的国家智囊，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尊重农民的发言权，农民是土地的第一接触人，天时、地利、人的技术和经验，缺一样都不能做好农业建设，这时特别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在防止返贫问题上，听听农民对来年农业的判断，广泛调查农民对当地土地。环境、气候的认知，据此选择合适的种植业、畜牧业或养殖业，才可达到对症下药的效果。
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是产业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跨越的有力跳板，主要是发展特色农业。国家通过制定财政优惠政策，动用财政专项资金、基于特定者税收优惠等多种手段促进当地特色农业发展，促使其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建设给予必要的扶助，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引导规范市场，做出尽量准确的产品供给设计，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产业链，形成分工明确和有专业体系的生产关系。
此外，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大多数地处生态环境原始或恶劣之处，自然灾害是主要的导致返贫的因素。因此，在建设当地特色农业时，一是充分利用现代化自然灾害检测系统，尽可能及时检测并通知农民做好一定的防范措施。二是走可持续、精细化发展道路，可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避免走入扶贫开发手法粗放导致自然环境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又反过来成为新的返贫因素的怪圈。
（三）规划财政资金用途，加强易返贫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易返贫地区因为之前多为贫困农村，所以会存在着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立刻完全随着脱贫工作的进程就达到相应的匹配进阶程度。因病致贫和因灾致贫是当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财政资金就可以充当一个安全网的作用，为返贫工作多加一层保护。
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防返贫机制中，搭建精准社会扶贫众筹公益平台，以政策优惠鼓励电商扶贫业务，将易返贫地区的脱贫户具体情况大数据化。全方位打造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救助等方面，收集足够量的问卷数据，在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加持之下，探索更加量化、细化、实化的制度设计。
五、主观贫困视角下防止返贫的特殊财政机制设计——随机对照实验
了解一般的防止返贫的财政机制后，更为重要的是特殊的财政机制设计方法的补充。要将主观贫困以量化、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随机对照实验是一种真实、信度高的测量范式。这种方法通过人为地模拟出近似平行宇宙的情况，将个体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使得干扰因子也平均分布在两组之中，消除了不同组别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这是最接近真实状况的试验设置。通过关注微观问题，将大问题拆解为易于理解和衡量的小问题，对贫困者的行为和心理进行研究。
具体执行层面上，试验的基本过程可以分为五个步骤。一是确定不同脱贫地区的试验人群，划定范围。二是随机分组。将脱贫者随机分成一个控制组以及一个干预组。三是试验干预。控制组的脱贫者接受正常的政策照顾，而干预组的脱贫者实行主观贫困视角调查后制定的政策。四是数据收集。政府可以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深入了解他们对于脱贫状态的感受和评价。五是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由此对防止返贫的财政机制做出“量体裁衣”式的改进。
基于主观贫困视角下的测量方法，是最直接、有效、可靠的将百姓的真实视角纳入政府决策机制的路径，不仅尊重并发挥了百姓的表达权，也让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多了一股新的、可供矫正的真实力量。这是政府愿意开放“精英决策”的权限空间，让人民参与成为决策过程的一份子，这使得官民关系进入一个互依互矫的良性的互动机制。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从而使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趋向于最大化，增大社会福利和人民的幸福感。
六、结语
以主观贫困视角去了解民众的心声和想法，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以此为依据，政府可在防止返贫的战略决策及工作进程中减少失误，这不仅是视角的转变，更是使政策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有效路径。
注释：
①数据来自：百度百科
参考文献：
[1]赵琪琪，杨善发.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成就与我国的健康扶贫[J].中国卫生经济，2020，39（03）：5-7.
[2]罗必良.贫困、RCTs及其争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1-8+161.
[3]丁赛，李克强.农村家庭特征对收入贫困标准的影响——基于主观贫困的研究视角[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01）：77-85.
[4]贾海彦，韩祎祎.认知能力，心理状态与主观贫困——基于CFPS（2016年）的实证研究[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9（11）：52-60.
[5]孙兆洋，咸奎桐，王志强，程越，刘贺，安鑫.大数据精准扶贫标准体系框架初探[J].标准科学，2019（11）：99-103.
[6]黄晓野，高一兰.主观贫困框架下多维贫困测量——基于海南扶贫调查数[J].稅务与经济，2019（04）：29-34.
[7]田雅娟，刘强，冯亮.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J].统计研究，2019，36（01）：92-103.
[8]庞柏林.我国扶贫开发中返贫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2019（01）：110-111.
[9]Dell’Angelo，Jean-Philippe Platteau，Arun Agrawal.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in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J]. World Development，2020，127.
作者简介：
李冬歌（1996-），女，汉族，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在读硕士，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研究方向：财政学。
关键词：主观贫困;主体性;返贫问题;财政机制;随机对照实验
一、引言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绝对贫困问题也终于被尘封在已经度过的奋斗历史中。全国人民都要坚决捍卫攻坚战的胜利果实，坚决防止发生返贫问题。财政供给应体现贫困者的自觉需要，由此，构建体现贫困者主体性的财政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马玉林（2014）写到布坎南遵循的契约主义观点和个体主义方法最终导向了其正义观的主观主义，相比较于客观、机械化的分析范式，这种观点启发了笔者对于主观视角的关注。罗必良、赵琪琪和杨善发（2020）等学者都对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题，即“在全球扶贫问题上使用的实验型方法”做了阐释，这从方法论角度为主观贫困的测度提供了可行性路径思考。
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贫困概念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客观贫困到主观贫困的演进过程，相异的贫困测量方法决定了各贫困概念不同的本质和内涵。之前一系列对贫困指标体系的探索和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当前过渡到主观贫困研究框架的探索更为自然和合理，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也顺应大势。
阿玛蒂亚·森（ 1985）创新地使用可行能力视角观察贫困问题，拓展了贫困测量体系的维度。通过梳理传统经济学功利主义得出结论，以往经济指标的测量对象是无生命的客体，因为这便于度量及做量化分析，有较大的硬性说服力，但这可能存在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合情合理的评价机制应该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自己生活的实际自由，即可行能力。他通过以确定个人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为逻辑起点，提出了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贫困维度。
此后，国内外学者以森的理论为依据，使用A-F指数、MPI指数等指标测量多维贫困程度，将收入、健康、教育、医保、资产等都作为基本物质生活的测量方向，通过广泛、切实、较易得的普查数据，推测不同的消费方向和项目带给主体的效用水平及满意度，构建了一种客观贫困框架下的多维贫困测量法。
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贫困问题的思维逐渐转轨，将更多的研究重心放在了主观贫困上，添加主观贫困作为辅助，当前作为主流的客观贫困评价体系就能更加科学化，这显然更为合宜。在多维贫困监测的指标设置上，王小林（ 2012）构建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了健康状况、教育、社会活动、个人态度、医疗保险五个指标，这是将贫困者的主观感受融入贫困测量体系的有益尝试。综合以上学者的学术成果，笔者认为，如何能让贫困者充分发挥主体性，使我国财政机制少一些“家长定制”的色彩，使财政供给以可实现的手段更加契合贫困者的精神需求，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主观贫困与防止返贫财政机制的内在机理
（一）主觀贫困的概念
主观贫困即指充分尊重贫困者的主观意愿，以其自身对贫困状况的感知结果作为衡量其贫困程度的指标，是客观测评指标体系下具体、详细、科学的主观体验衡量结果。这场对贫困衡量指标体系的认知变革，始于19世纪70年代西方，在90年代传入我国。它打破了传统的绝对贫困理论对于衡量贫困状况的桎梏，转而构建了一套全方位的、体现民众参与度的主观指标体系。
（二）主观贫困：贫困概念内涵的外延
要了解主观贫困存在的依据，可以先从更深入地了解贫困概念入手。贫困，从字面意思来拆解的话，“贫”，上下结构，意为“分贝”，即钱财分散的意思，究其原因，不外乎客观环境的恶劣和主观个体能力的欠缺。“困”，象形字，看起来是一块木头被框定，指在经济或精神上的贫乏窘困，包含两层涵义的界定，从维持最低生活资料的要求难以满足发展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导致个人陷入消极低迷的精神状态中的一种现象。
1.主观贫困的根源在于个人的主体性
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贫困概念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综合体。所以一个社会问题就在此两个矛盾综合体的双向互动中显得错综复杂。
对于个人的微观的视角来看，如果其不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者抓错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受到贫困条件的干扰，作为一个劳动者，没有把提升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作为工作的目的和重心，没有将达到个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作为终极追求目标，而是深陷于当前物质资料的绝对匮乏，或者与他人相比而感受到的相对匮乏中，就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对贫困问题认识不清，将会使个人发展产生一个整体向下的态势。
基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看，当社会有机体中的每一个小分子——个人，因为贫困产生自卑情结影响到生存及生活，进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减少社会总的劳动产品，即减少了社会总财富，减少了可供分配的劳动产品总数时，从绝对量上考虑，更不利于贫困大众脱离贫困状态。
2.对主观贫困的认知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限制
（1）当前主观思想水平阻碍认识发展到更高阶段
要回答这个问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思考问题的路径，人类的五种基本需要层层递进，当人类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低级需求后，自动进阶到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更为高级的需求，而当人类处于低级需求阶段时，会产生一种难以被当事者觉察的认知屏障，个体思考问题不可能跨越当前的现存的条件的束缚，导致无法准确预估未来事态的发展形势。 经济学上虽有“理性经济人”的主体定位，但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不能也不可能否认自身所带的一定程度的“动物性”，这使得个人的思考框架无形中受原始的情绪及欲望的影响，本性使人倾向于更多地考虑眼前，选择性地忽略或是屏蔽未来事情的影响，这就导致主体并未预知或者潜意识中刻意屏蔽了对未来事件的考虑，自然不会去想到绝对收入贫困问题解决后，居然还是无法得到“人类自由联合体”的结果。
（2）客观环境决定认知不可跨物质层次发展
当前社会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认知，可以说是一次有里程碑意义的跃进。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个体处于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再有思想空间留给诗和远方，而当绝对意义上的脱贫目标实现，绝大部分人的生存环境都得到了改善，给主体的思维空间留出了缝隙，自此思想也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虽然会有一定的迟滞，以及连主体自身都无法清晰认知的这种改变是从何时发生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个体会感到迷惑，为何客观条件都比之前更加舒适，心灵的空虚和不满足却日渐明显。归根结底是，客观环境限制了认知，人类的思想探知水平本来就是循环迭代、螺旋式上升的，只有真正进入了下一层次的客观环境，才有能力和机会去思考下一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进入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进入了更上一层次的客观环境，人們才开始意识到，消除绝对贫困的阶段发展目标达成后，又会涌现相对贫困等更难衡量的新问题。
（三）主观贫困框架的特点
1.评测者转变：由“他者”到“主体”
传统的贫困线划定出自政府高官的办公室，或学者专家的书斋，无论针对贫困户的调研多么详尽真实，此种划线方法的逻辑起点就是“精英视角”，弊端在于以宏观视角和高水平的学识基础出发，本身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对于制定者来说，贫困者更像是无机要素，只需要在“整体大于全部”的思维框架内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最终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效果最大化即可。
在主观贫困视角下，将以贫困者自身的主观感受直接作为衡量指标，充分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最大程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避免了由于视角移位而导致“空中楼阁”般的政策制定路径，这使得各项评测标准的制定在“合理”的基础上能达到更大程度的“合情”，不仅百姓可以获得被尊重感和参与感，政府智囊也可以获得新的需要考虑问题的角度以及制定政策的思路启发点。
2.评测维度转变：由“单维”到“多维”
随着国家扶贫工作的不断推进，关于贫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对于贫困程度的衡量，不可仅仅局限于收入水平线，这种方法过于单一和刚性，未将复杂的社会因素尽可能全面考虑在内，而贫困本身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糅合而成的复杂矛盾体。
主观贫困视角下，将贫困线的度量因素扩围，从收入维度扩展到福利维度，这是将一维的、平面的、单角度的划贫困线法扩展到了多维的、立体的、全方位的系统测量法则。
（四）主观贫困视角是建立防止返贫财政机制的反向起点
财政机制是财政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特定影响的运行方式。由财政分配手段、财政管理方式、财政组织形式等构成财政要素。从主观贫困视角切入，相当于站在了建立防止返贫财政机制的反向起点，在贫困者具备合格的“道德能力”的前提下，要求立足于贫困者主体性，将此作为一个有机因素纳入精细化的财政供给体制设计的考量中，最终达到深入民心的解决结果。
三、主观贫困视角下探寻防止返贫的财政机制面临的挑战
脱贫攻坚已进入全力冲刺阶段，以具体经济指标标准来看，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的标准。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测算，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在此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至2019年底，贫困人口已减少到600万人左右。当前，全国还剩下5%左右的贫困人口没有脱贫，10%左右的贫困县没有摘帽，这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的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返贫问题也应该同时受到重视，根据十九大的安排部署，脱贫工作已接近最难的深水区，政府目前更加应该向注重脱贫质量的方向转轨。当前我国虽脱贫工作成效显著，但返贫问题又涌现出来，体现了贫困主体的脆弱性。
并且，社会民众普遍提出的质疑之声是防止返贫财政机制推进面临的舆论挑战。质疑点集中在以主观角度去评测贫困水平，是否过于草率，每个个体的三观塑造、生活经历、思想水平、心理健康程度等都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程式去规范“内心”，主观就意味着没有标准答案，那如何去界定个体的贫困性质及如何判断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呢？
面对这个质疑，需要了解的一点是，调查过程可使用的工具有问卷或者心理量表工具，被测者依据真实心理感受状况填写，这完全是依据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测量对象不是确凿固定的，但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信度和效度，使个体的真实贫困情况暴露的更为全面和真实。
四、主观贫困角度下防止返贫的一般财政机制
深入调查民情，以百姓为主体，而不是以政府官员为主体，虽然政府官员也是尽力基于民众的角度考虑，但由于身份背景、阶层所属、生活经历等造成视角不同，当权者不能跳脱出一个个体一定是出自特定阶级的局限性。因此，政府高层要学会适度放弃自己的“精英”思维，站在人民百姓的角度看问题，这是一个信息上溯的过程，是政府打开新的决策视角的重要手段。
（一）建立防返贫政策机制，设立专项资金
一是建议地方政府专门建立防止返贫的专项基金，建立防止返贫发展基金专户，将一些刚迈过贫困线家庭状况还不稳定的、没有稳定的产业或技艺支撑家庭日常运转的、可能遭遇重大疾病或自然灾害的脱贫人员作为重点关注对象，间隔一定时间就做回访调查，一旦发现返贫现象，立刻针对返贫者的原因交代及具体需求，可首先便捷地划用专项基金做应急用途。 至于专项基金的来源，可从非农企业营业收入税收中提取一定的资金，以实现非农经济返哺农业经济的模式;可每年从预算外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扶贫发展基金专户，作为防贫资金使用。
二是建立完善长效防返贫机制，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在返贫对象信息更新的精准快速的获取能力上，应设计更为灵活机动的识别机制，比如将贫困户脱贫后的发展情况联网智能储存，如果脱贫者出现问题，跟村中基层机构进行反映，通过信息联网的举措，更高一级的县乡级政府可快速获取信息，精准高效地针对返贫情况提出改进措施。
（二）建立长效产业体系，保障农户增收的可持续性
再精英的政府智囊团、再博学的专家学者、再权威的国家智囊，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尊重农民的发言权，农民是土地的第一接触人，天时、地利、人的技术和经验，缺一样都不能做好农业建设，这时特别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在防止返贫问题上，听听农民对来年农业的判断，广泛调查农民对当地土地。环境、气候的认知，据此选择合适的种植业、畜牧业或养殖业，才可达到对症下药的效果。
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是产业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跨越的有力跳板，主要是发展特色农业。国家通过制定财政优惠政策，动用财政专项资金、基于特定者税收优惠等多种手段促进当地特色农业发展，促使其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建设给予必要的扶助，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引导规范市场，做出尽量准确的产品供给设计，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产业链，形成分工明确和有专业体系的生产关系。
此外，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大多数地处生态环境原始或恶劣之处，自然灾害是主要的导致返贫的因素。因此，在建设当地特色农业时，一是充分利用现代化自然灾害检测系统，尽可能及时检测并通知农民做好一定的防范措施。二是走可持续、精细化发展道路，可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避免走入扶贫开发手法粗放导致自然环境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又反过来成为新的返贫因素的怪圈。
（三）规划财政资金用途，加强易返贫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易返贫地区因为之前多为贫困农村，所以会存在着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立刻完全随着脱贫工作的进程就达到相应的匹配进阶程度。因病致贫和因灾致贫是当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财政资金就可以充当一个安全网的作用，为返贫工作多加一层保护。
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进入防返贫机制中，搭建精准社会扶贫众筹公益平台，以政策优惠鼓励电商扶贫业务，将易返贫地区的脱贫户具体情况大数据化。全方位打造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救助等方面，收集足够量的问卷数据，在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加持之下，探索更加量化、细化、实化的制度设计。
五、主观贫困视角下防止返贫的特殊财政机制设计——随机对照实验
了解一般的防止返贫的财政机制后，更为重要的是特殊的财政机制设计方法的补充。要将主观贫困以量化、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随机对照实验是一种真实、信度高的测量范式。这种方法通过人为地模拟出近似平行宇宙的情况，将个体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使得干扰因子也平均分布在两组之中，消除了不同组别之间的系统性差异，这是最接近真实状况的试验设置。通过关注微观问题，将大问题拆解为易于理解和衡量的小问题，对贫困者的行为和心理进行研究。
具体执行层面上，试验的基本过程可以分为五个步骤。一是确定不同脱贫地区的试验人群，划定范围。二是随机分组。将脱贫者随机分成一个控制组以及一个干预组。三是试验干预。控制组的脱贫者接受正常的政策照顾，而干预组的脱贫者实行主观贫困视角调查后制定的政策。四是数据收集。政府可以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深入了解他们对于脱贫状态的感受和评价。五是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由此对防止返贫的财政机制做出“量体裁衣”式的改进。
基于主观贫困视角下的测量方法，是最直接、有效、可靠的将百姓的真实视角纳入政府决策机制的路径，不仅尊重并发挥了百姓的表达权，也让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多了一股新的、可供矫正的真实力量。这是政府愿意开放“精英决策”的权限空间，让人民参与成为决策过程的一份子，这使得官民关系进入一个互依互矫的良性的互动机制。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从而使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趋向于最大化，增大社会福利和人民的幸福感。
六、结语
以主观贫困视角去了解民众的心声和想法，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以此为依据，政府可在防止返贫的战略决策及工作进程中减少失误，这不仅是视角的转变，更是使政策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有效路径。
注释：
①数据来自：百度百科
参考文献：
[1]赵琪琪，杨善发.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成就与我国的健康扶贫[J].中国卫生经济，2020，39（03）：5-7.
[2]罗必良.贫困、RCTs及其争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1-8+161.
[3]丁赛，李克强.农村家庭特征对收入贫困标准的影响——基于主观贫困的研究视角[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01）：77-85.
[4]贾海彦，韩祎祎.认知能力，心理状态与主观贫困——基于CFPS（2016年）的实证研究[J].社会福利（理论版），2019（11）：52-60.
[5]孙兆洋，咸奎桐，王志强，程越，刘贺，安鑫.大数据精准扶贫标准体系框架初探[J].标准科学，2019（11）：99-103.
[6]黄晓野，高一兰.主观贫困框架下多维贫困测量——基于海南扶贫调查数[J].稅务与经济，2019（04）：29-34.
[7]田雅娟，刘强，冯亮.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J].统计研究，2019，36（01）：92-103.
[8]庞柏林.我国扶贫开发中返贫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2019（01）：110-111.
[9]Dell’Angelo，Jean-Philippe Platteau，Arun Agrawal.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in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J]. World Development，2020，127.
作者简介：
李冬歌（1996-），女，汉族，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在读硕士，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研究方向：财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