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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家讲坛》之前，央视还有一档静默却有力的文化节目，叫做《读书时间》。
它并没有走出一个在《百家讲坛》中一夜走红的于丹，但是却让人们记住了一位安静又充满智慧的主持人——李潘。从《读书时间》到《半边天》，再到现在的《子午书简》，李潘所主持的节目始终围绕着人的内心，内心圆满，于是人生丰盈。“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本用来欺哄毛头小子阅读的古训，现在恰好可以形容李潘，谦卑而持久的阅读，终究将她打造成这样一位既美且好的女人，玉般光泽温润。
‘对爱情的期盼自然一直存在，但是爱情这两个字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不容亵渎的神圣词汇，如果谁挂在嘴边就好像跟个流氓一样。那时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书中至纯至真可为之而死去的感情，这种感情我几乎没有想过，会存在于身边。’因此很遗憾，白衣飘飘的年代中，李潘身上并没有发生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现在央视比起我刚去的时候，好像更注重论资排辈了，我多少知道一些网友对央视的看法，而我想说的是，也许央视的主持人是有点‘装孙子’，可他（她）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形象，就好像湖南台的主持人要非主流，成都台的主持人要很市民化一样。
童年大院·红色经典和手抄本的岁月
“小时候我跟伙伴们看到《儿童文学》上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特务用自己的假腿做成了一个发报机，每天偷偷地跟敌人联系。有一天我们在隆昌的火车站玩儿，看见一个男人走得蹒跚，一只假腿走路的时候发出‘踏踏踏’的声响，于是就尾随了他3个小时，一心想着这回抓到一个敌特，我们几个要立大功了！”
取其父姓和母姓，李潘的名字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男孩的名字。她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能够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家庭，似乎是被人所羡慕的。童年李潘浑然不觉，她和所有同龄人一样面对着的，是似乎没有尽头的各种运动以及诸多“学习”。孩子们的天性决定了他们的交友准则中没有“成分”一说，李潘日日混耍在孩子群中，满身是伤，脸上有泥，开心得天地无欺。
成长在那个年代的孩子，虽然物质生活比现在的孩子匮乏，但是幸运之处在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学习上的压力。很难想象，那时的孩子连整日游戏都会觉得腻味，李潘便是如此。她玩儿到昏天黑地觉得无聊了，就跑回家发傻，父母见状就给她订了一堆诸如《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之类的杂志，并打开了自己书柜的一个小格供她打发时间——那一格的书全部都是“革命红书”。
李潘经年累月的阅读便从此开始，她记得杂志上全部都是少年英雄的小故事，红领巾智斗敌特那种。而那时的自己，正处在容易把什么都当真的年纪，于是经常发生她和小朋友们对穿着黑风衣走路鬼祟的陌生人“围追堵截”的事件。至于另外一些控诉旧社会地主恶霸的故事，则被李潘当成是恐怖小说，她读到一个故事说农家小朋友一人在家睡觉，却发现床底下藏着一个地主老财，是来偷翻土改地契的——故事自然以聪明的小朋友找大人来抓住地主结尾，但是对于李潘来讲，这个故事养成了她在漫长童年岁月中的每个夜晚，都要在睡前提心吊胆地先检查一遍床底的习惯。
除了杂志，还有《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一系列红色书籍等着李潘阅读，李潘读得兴味盎然，现在的她会说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感染了自己，而那时的小姑娘，却第一次找到了阅读的乐趣。回忆起当时，李潘说这些书也许是有些千篇一律之嫌，书中过分突出的政治意味可能让许多现代人不感兴趣，可是不能否认，这些书有它们独特的价值，在那个年代，它们用忠诚、坚定、勇敢、单纯等美好的品质，影响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但是再单纯的人，也有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欲求。生活在医院大院儿里的李潘，渐渐发现大院儿里的叔叔阿姨们经常会传看一些所谓的“手抄本”。传看的方式，有一种隐秘却撩人的美感——当时大院儿人家的灶台都在走廊上，邻居们一到饭点，就一起一边做饭一边闲聊，谁家今天买了一斤排骨，谁家今天提回来一壶酒，都是需要互相分享的，手抄本小说也是分享的一种。李潘记得如果在做饭的时候经过走廊，就会听见隔壁叔叔念着手里一本皱巴巴的手抄小说，在他的周围，聚着一群邻居安静地听。有的时候，小说会变成诗歌，念诗的人站在烟雾缭绕的走廊上，好像站在古罗马的广场之中，抑扬顿挫地念着“谁在此刻孤独，便永远孤独”，周围邻里的屏息，加上在灶台吱吱作响的炖菜的声响，也许是对人们不可禁止的求知欲最好的配乐。
从发现奇特的“走廊诗会”开始，李潘就尝试着偷偷摸摸地翻出自己家里的“手抄本”来看。她看到了《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通俗类的悬疑言情小说。父母应该不会对女儿的“偷书”行径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的默许，让李潘得以确定，自己可以了解的，还有更多。
少年心气·世界在面前陡然展开
“那时进行的几乎是爆炸式的阅读，从哲学到玄学，从经典到通俗，从诗歌到戏剧剧本，唯一能够形容我当时的感受的，就是激情。但是激情之外，自己又觉得很晕，太多美好的东西连续轰炸，让人有一种站不住脚的巨大幸福感。”
学业上的压力，在高中的时候真正显现了出来。整个小学和初中的9年，李潘笑说是神仙般的日子，她几乎没有将学习真正放在心上过，成绩从未拔尖过，在班上名次中游倒也有得过且过的惬意。进入高中后，全国恢复了高考，一向对李潘的成绩不闻不问的父母，突然在此时神经紧张了起来，要求女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学习备考。
“我真是不喜欢学习啊！”现在的李潘说起这句话，语调中还有一点拧巴的稚气。高中3年，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李潘放下了为自己带来了许多快乐的手抄本，转而抓住枯燥的课本皱着眉头苦读。说是苦读倒也不甚准确，她只是比过去多用了些时间来关心一下学业而已，可这在她看来，已经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了。好在痛苦转瞬即逝，她如父母所愿，考上了一所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大学——重庆师范学院。
虽然看起来重庆与隆昌的距离并不算太远，可实际上对于李潘来讲，大学已经无限拉近了自己与世界的距离。进入大学之后，她的第一感受是轻松，再也没有恼人的数理化，而中文系的课业对于自己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她开始毫无心理负担地重拾起阅读的习惯，此时已经完全不用去寻觅手抄本，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有取之不尽的各种书籍。
让我们陪着李潘来再次歌颂上世纪80年代，那时，全国所有的高等学府都有巨大的阅览室，摆放着的是许多现在都很难找到的经典书籍，而大学校园中，不论白天夜晚，都有各种文学集会和讨论，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和最美妙的诗句，在象牙塔掀起了一场场小规模的启蒙运动。李潘绝不会允许自己置身事外，她把在学习之外的所有清闲时间都用来阅读，那种对阅读的渴求，成为了某种生存的本能，一日三餐般不用刻意记起，却总也没有忘记。
李潘说，自己那时的阅读是爆炸式的，她到了大学才第一次接触到世界经典文学作品，海明威和司汤达让她兴奋不已，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则让她停不下思考，夜不能寐。当然，如同每一个时代的青年一样，李潘也看了一堆“怎么看也看不懂”的哲学类书籍，看不懂也不会放下不读，只觉得那些文字漂亮，便对文字背后的深意弃之不顾，记得了就好，记得了就能够在下一次文学活动中语出惊人——其实这也是可爱的，是走向自主阅读之前的必经之路。
琼瑶和金庸在当时也开始风靡起来，秉承“拿来主义”的精神，李潘来者不拒。通俗文学是经典阅读的调剂，是缓和自己与世界剑拔弩张的互相试探的关系的最好工具。在琼瑶和亦舒的甜蜜青春中，在金庸的江湖儿女里，如果不迸发出一些对爱情的期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李潘却说：“对爱情的期盼自然一直存在，但是‘爱情’这两个字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不容亵渎的神圣词汇，如果谁挂在嘴边就好像跟个流氓一样。那时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书中至纯至真可为之而死去的感情，这种感情我几乎没有想过，会存在于身边。”因此很遗憾，白衣飘飘的年代中，李潘身上并没有发生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与此同时，李潘正在准备考研，她本获得了保送本校研究生的机会，却一心想着要真正走出四川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放弃了。学业此时完全不成为一个难题，她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的文学硕士，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李潘的解释是：因为那里，是鲁迅先生的故乡。
黄金时代·一幸一福皆成都
“在成都经济电视台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安逸的一段时间。那时的我特别容易满足，也被成都这座城市培养出了一堆诸如喝茶摆龙门阵，出太阳就在办公室坐不住的习惯。工作是得心应手的，观众喜欢我，我也喜欢被他们喜欢。针头线脑的小事，在我看来，都好比成都难得一见的艳阳天一样，让人满心感激。”
大学到研究生时代的李潘，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理想主义泛滥在自己的眉间心头，那些形象巨大的文学大师似乎可以成为她一生的伴侣，她可梦想的美好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案头哪怕杂乱堆积的一本本书。
但是李潘也承认，在看过这么多书之后，自己有些找不着北。她说那是自己的“晕时代”，随便抓一本书，就容易跟着作者埋伏下的情绪走，随便看一个理论，都会边看边频频点头。许多观点都是刚刚成型，又被新的理念所推翻、占据，但最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个许多文艺青年都走偏了的年代，李潘站得很稳，她并没有犯大多文青走火入魔的毛病，她只是如饥似渴，每一本好书让她吃饱之后，她就又能生龙活虎地面对生活。
尽管如此，校园内靠着书本提供给养的日子，总是显得有那么点与现实脱节。研究生毕业之后，李潘成为了四川省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的一名职员。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可是一个肥缺，多少人争抢想要得到的位置，在李潘眼中却显得沉闷又无趣。她总觉得自己既然是一个学习中文的，就应该做些跟文学或者艺术有关的工作，而总工会的工作中，最接近她的职业梦想的，就是每个年终要做总结的时候，需要她用相当“八股”的方式写就的总结报告。她说，当时总工会还是很看重自己，说要慢慢培养她成为骨干，可是她在那里的日子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每天喝茶看报，看报喝茶。”
但李潘终究是一个懂得找乐的人，她的伶牙俐齿和持重博学并没有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消失不见。一个夜晚，李潘和几个同事在总工会职工生宿舍听深夜电台广播，主持人磕磕巴巴的窘态让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她们一直以为主持人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必须要综合素养很高的人才可以胜任。于是，同事们怂恿李潘道：“你要去做主持人绝对比广播里这个做得好，你呆在这儿不觉得浪费光阴啊？”
这话说得正是时候，成都经济电视台正巧在那段时间向社会招聘主持人，李潘一时气血上涌就去了。层层考试过后，李潘的成绩高得自己都没有意料到，成都电视台向她发出了邀请，总工会却千方百计把这个人才留了下来。但是李潘经不住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诱惑，又去参加了第二次招聘考试，这一次她又顺利通过，而且，这一次她没有再犹豫，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两次机会，这就是命定一样的事了”。
来到成都经济电视台后，李潘的成长速度让人惊讶。她很快成为了成都经济电视台的当家花旦，主持的是对主持人临场应变和综合能力要求极高的访谈类节目。那时的成都经济电视台才成立不久，李潘的许多想法几乎都能没有太大阻碍地实现，层出不穷的新想法带给她的，是领导的信任和观众的认可。这份工作绝非简单轻松，却因为自己的喜爱而让一切付出都变得值得。
很快，李潘成为了成都家喻户晓的名人，而她出色的工作能力也让她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一位在央视工作的伙伴正准备推出一档读书类的节目，认识了李潘之后，觉得李潘会成为推动这档节目成型的好搭档，于是李潘也就在本职工作之外做起了“兼职”。每周末飞去北京商讨央视这档读书节目的每一个细节，再飞回成都继续下一周的工作，这个状态持续久了，央视那边就对她说：“你还是做一个决定吧，留在成都还是干脆过来，这么飞来飞去的，也不是个事儿啊。”
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李潘却有点下不了决心。用她的话来说：“我在成都有房有车有名气，出去吃饭还有人买单——在小馆子吃饭遇到认识我的观众，就莫名其妙被请了，连请我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北京多人生地不熟啊，水深堂子野，让我放弃现有的去追求一个没影儿的，还是有些慌乱。”最后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一个关于“十年之痒”的道理——十年后，如果自己还留在成都，做着已经无甚发展空间的工作，是不是会后悔当时错过的机会？
于是，李潘打包进京，“贱卖”了全部家当给朋友同事，自己带走的是一个新买的29寸彩电，因为“舍不得”。
最好的光阴·在全国影响力最大的荧屏上关注内心
“现在央视比起我刚去的时候，好像更注重论资排辈了，我多少知道一些网友对央视的看法，而我想说的是，也许央视的主持人是有点‘装孙子’，可他（她）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形象，就好像湖南台的主持人要非主流，成都台的主持人要很市民化一样。央视主持人其实台上台下大多是很不同的，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宅女，看书看碟与朋友相聚，享受很私人的愉悦，也为自己如一杯水一般平凡却不可或缺的家庭和爱情而感到幸福。”
90年代中后期的央视，广招全国各地方台的优秀主持人，如今央视的几个台柱，如白岩松、水均益都是与李潘差不多同期进入央视的。当时央视开放的、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让李潘并没有受太多北漂之苦，她甫一进入央视，就热火朝天地开始工作，《读书时间》也在不久后正式推出了。
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李潘必须每天大量地阅读，阅读之后将自己认为值得推荐的书籍放在选题会上与大家讨论。节目的推荐少有被干预的情况，李潘说自己几乎不记得有哪一期推荐的书目是自己不认可的。而节目的形式，是与作家进行访谈，龙应台、王世襄、陈忠实等都曾经是与她对话的对象，与这些人的交流并没有让她感到有任何压力，因为“我并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富五车、无事不晓的主持人，端着架子代表中央电视台去跟人家做一个平等的、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采访，而且还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灭’对方，顺便抬一抬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读者，我相信跟我一样的读者可能也会有许多相同的问题，我希望代表观众来向他们发问”。这个节目是安静的，却也存在着思想的交锋，能够将自己最喜爱的阅读与工作结合，是李潘梦寐以求的。
可是，由于电视节目的市场化，收视率这个“万恶之源”使得《读书时间》最终停播，还来不及为之而可惜，李潘就又马不停蹄地去做了《半边天》的主持人。当年在成都主持《女人有约》的经验让她在《半边天》很快适应，她一下从书山跳入俗世，开始关注起普通女人的生活。不过由于节目需要，她在节目中接触的除了名女人之外，更多的是命运悲惨的女性，她们可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能被伤害被凌辱，而李潘能做的，是把她们的故事放到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女性节目中，希望能够引起关注和反思。
“那段时间接触了太多几乎可以用‘可怕’来形容的故事，那些女人连基本的做人的尊严可能都没有，我的情绪就长期跟随她们跌倒谷底。”那时李潘每做完一档这样的节目，都要给自己提出许多关于人性、公平、正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之类的天问，弄得她几乎要去看心理医生。现在问起她在那段经历中所得出的结论，问起她如何看待现今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比较低！我们只说两项硬指标——国内从政的女性人数远远低于国际水平，比如说女市长多半都是副职，即使是副职也大多是分管卫生教育的；而国内女性的退休年龄比男性要早5年！有人说，这是为了照顾你们女同志，我就想问一句，那我们也想照顾你们男同志，你们同意不？”
离开《半边天》的原因之一，是李潘觉得继续做这档节目自己的精神会受不了，她从来都是一个容易在别人的故事里流泪的人，第二个原因，是《子午书简》这档节目的开播，这一次，李潘第一次当上了制片人。依然是熟悉的读书类节目，李潘为节目加入了更多的可看性元素，比如诵读书中某些简短却意味深长的故事，比如更多的观众参与与互动环节，她相信，阅读之美好，是可以让更多人产生共鸣的，因为阅读始终关乎心灵。
它并没有走出一个在《百家讲坛》中一夜走红的于丹，但是却让人们记住了一位安静又充满智慧的主持人——李潘。从《读书时间》到《半边天》，再到现在的《子午书简》，李潘所主持的节目始终围绕着人的内心，内心圆满，于是人生丰盈。“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本用来欺哄毛头小子阅读的古训，现在恰好可以形容李潘，谦卑而持久的阅读，终究将她打造成这样一位既美且好的女人，玉般光泽温润。
‘对爱情的期盼自然一直存在，但是爱情这两个字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不容亵渎的神圣词汇，如果谁挂在嘴边就好像跟个流氓一样。那时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书中至纯至真可为之而死去的感情，这种感情我几乎没有想过，会存在于身边。’因此很遗憾，白衣飘飘的年代中，李潘身上并没有发生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现在央视比起我刚去的时候，好像更注重论资排辈了，我多少知道一些网友对央视的看法，而我想说的是，也许央视的主持人是有点‘装孙子’，可他（她）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形象，就好像湖南台的主持人要非主流，成都台的主持人要很市民化一样。
童年大院·红色经典和手抄本的岁月
“小时候我跟伙伴们看到《儿童文学》上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特务用自己的假腿做成了一个发报机，每天偷偷地跟敌人联系。有一天我们在隆昌的火车站玩儿，看见一个男人走得蹒跚，一只假腿走路的时候发出‘踏踏踏’的声响，于是就尾随了他3个小时，一心想着这回抓到一个敌特，我们几个要立大功了！”
取其父姓和母姓，李潘的名字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男孩的名字。她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能够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家庭，似乎是被人所羡慕的。童年李潘浑然不觉，她和所有同龄人一样面对着的，是似乎没有尽头的各种运动以及诸多“学习”。孩子们的天性决定了他们的交友准则中没有“成分”一说，李潘日日混耍在孩子群中，满身是伤，脸上有泥，开心得天地无欺。
成长在那个年代的孩子，虽然物质生活比现在的孩子匮乏，但是幸运之处在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学习上的压力。很难想象，那时的孩子连整日游戏都会觉得腻味，李潘便是如此。她玩儿到昏天黑地觉得无聊了，就跑回家发傻，父母见状就给她订了一堆诸如《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之类的杂志，并打开了自己书柜的一个小格供她打发时间——那一格的书全部都是“革命红书”。
李潘经年累月的阅读便从此开始，她记得杂志上全部都是少年英雄的小故事，红领巾智斗敌特那种。而那时的自己，正处在容易把什么都当真的年纪，于是经常发生她和小朋友们对穿着黑风衣走路鬼祟的陌生人“围追堵截”的事件。至于另外一些控诉旧社会地主恶霸的故事，则被李潘当成是恐怖小说，她读到一个故事说农家小朋友一人在家睡觉，却发现床底下藏着一个地主老财，是来偷翻土改地契的——故事自然以聪明的小朋友找大人来抓住地主结尾，但是对于李潘来讲，这个故事养成了她在漫长童年岁月中的每个夜晚，都要在睡前提心吊胆地先检查一遍床底的习惯。
除了杂志，还有《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一系列红色书籍等着李潘阅读，李潘读得兴味盎然，现在的她会说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感染了自己，而那时的小姑娘，却第一次找到了阅读的乐趣。回忆起当时，李潘说这些书也许是有些千篇一律之嫌，书中过分突出的政治意味可能让许多现代人不感兴趣，可是不能否认，这些书有它们独特的价值，在那个年代，它们用忠诚、坚定、勇敢、单纯等美好的品质，影响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但是再单纯的人，也有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欲求。生活在医院大院儿里的李潘，渐渐发现大院儿里的叔叔阿姨们经常会传看一些所谓的“手抄本”。传看的方式，有一种隐秘却撩人的美感——当时大院儿人家的灶台都在走廊上，邻居们一到饭点，就一起一边做饭一边闲聊，谁家今天买了一斤排骨，谁家今天提回来一壶酒，都是需要互相分享的，手抄本小说也是分享的一种。李潘记得如果在做饭的时候经过走廊，就会听见隔壁叔叔念着手里一本皱巴巴的手抄小说，在他的周围，聚着一群邻居安静地听。有的时候，小说会变成诗歌，念诗的人站在烟雾缭绕的走廊上，好像站在古罗马的广场之中，抑扬顿挫地念着“谁在此刻孤独，便永远孤独”，周围邻里的屏息，加上在灶台吱吱作响的炖菜的声响，也许是对人们不可禁止的求知欲最好的配乐。
从发现奇特的“走廊诗会”开始，李潘就尝试着偷偷摸摸地翻出自己家里的“手抄本”来看。她看到了《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通俗类的悬疑言情小说。父母应该不会对女儿的“偷书”行径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的默许，让李潘得以确定，自己可以了解的，还有更多。
少年心气·世界在面前陡然展开
“那时进行的几乎是爆炸式的阅读，从哲学到玄学，从经典到通俗，从诗歌到戏剧剧本，唯一能够形容我当时的感受的，就是激情。但是激情之外，自己又觉得很晕，太多美好的东西连续轰炸，让人有一种站不住脚的巨大幸福感。”
学业上的压力，在高中的时候真正显现了出来。整个小学和初中的9年，李潘笑说是神仙般的日子，她几乎没有将学习真正放在心上过，成绩从未拔尖过，在班上名次中游倒也有得过且过的惬意。进入高中后，全国恢复了高考，一向对李潘的成绩不闻不问的父母，突然在此时神经紧张了起来，要求女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学习备考。
“我真是不喜欢学习啊！”现在的李潘说起这句话，语调中还有一点拧巴的稚气。高中3年，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李潘放下了为自己带来了许多快乐的手抄本，转而抓住枯燥的课本皱着眉头苦读。说是苦读倒也不甚准确，她只是比过去多用了些时间来关心一下学业而已，可这在她看来，已经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了。好在痛苦转瞬即逝，她如父母所愿，考上了一所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大学——重庆师范学院。
虽然看起来重庆与隆昌的距离并不算太远，可实际上对于李潘来讲，大学已经无限拉近了自己与世界的距离。进入大学之后，她的第一感受是轻松，再也没有恼人的数理化，而中文系的课业对于自己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她开始毫无心理负担地重拾起阅读的习惯，此时已经完全不用去寻觅手抄本，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有取之不尽的各种书籍。
让我们陪着李潘来再次歌颂上世纪80年代，那时，全国所有的高等学府都有巨大的阅览室，摆放着的是许多现在都很难找到的经典书籍，而大学校园中，不论白天夜晚，都有各种文学集会和讨论，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和最美妙的诗句，在象牙塔掀起了一场场小规模的启蒙运动。李潘绝不会允许自己置身事外，她把在学习之外的所有清闲时间都用来阅读，那种对阅读的渴求，成为了某种生存的本能，一日三餐般不用刻意记起，却总也没有忘记。
李潘说，自己那时的阅读是爆炸式的，她到了大学才第一次接触到世界经典文学作品，海明威和司汤达让她兴奋不已，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则让她停不下思考，夜不能寐。当然，如同每一个时代的青年一样，李潘也看了一堆“怎么看也看不懂”的哲学类书籍，看不懂也不会放下不读，只觉得那些文字漂亮，便对文字背后的深意弃之不顾，记得了就好，记得了就能够在下一次文学活动中语出惊人——其实这也是可爱的，是走向自主阅读之前的必经之路。
琼瑶和金庸在当时也开始风靡起来，秉承“拿来主义”的精神，李潘来者不拒。通俗文学是经典阅读的调剂，是缓和自己与世界剑拔弩张的互相试探的关系的最好工具。在琼瑶和亦舒的甜蜜青春中，在金庸的江湖儿女里，如果不迸发出一些对爱情的期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李潘却说：“对爱情的期盼自然一直存在，但是‘爱情’这两个字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不容亵渎的神圣词汇，如果谁挂在嘴边就好像跟个流氓一样。那时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书中至纯至真可为之而死去的感情，这种感情我几乎没有想过，会存在于身边。”因此很遗憾，白衣飘飘的年代中，李潘身上并没有发生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与此同时，李潘正在准备考研，她本获得了保送本校研究生的机会，却一心想着要真正走出四川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放弃了。学业此时完全不成为一个难题，她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的文学硕士，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李潘的解释是：因为那里，是鲁迅先生的故乡。
黄金时代·一幸一福皆成都
“在成都经济电视台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安逸的一段时间。那时的我特别容易满足，也被成都这座城市培养出了一堆诸如喝茶摆龙门阵，出太阳就在办公室坐不住的习惯。工作是得心应手的，观众喜欢我，我也喜欢被他们喜欢。针头线脑的小事，在我看来，都好比成都难得一见的艳阳天一样，让人满心感激。”
大学到研究生时代的李潘，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理想主义泛滥在自己的眉间心头，那些形象巨大的文学大师似乎可以成为她一生的伴侣，她可梦想的美好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案头哪怕杂乱堆积的一本本书。
但是李潘也承认，在看过这么多书之后，自己有些找不着北。她说那是自己的“晕时代”，随便抓一本书，就容易跟着作者埋伏下的情绪走，随便看一个理论，都会边看边频频点头。许多观点都是刚刚成型，又被新的理念所推翻、占据，但最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个许多文艺青年都走偏了的年代，李潘站得很稳，她并没有犯大多文青走火入魔的毛病，她只是如饥似渴，每一本好书让她吃饱之后，她就又能生龙活虎地面对生活。
尽管如此，校园内靠着书本提供给养的日子，总是显得有那么点与现实脱节。研究生毕业之后，李潘成为了四川省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的一名职员。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可是一个肥缺，多少人争抢想要得到的位置，在李潘眼中却显得沉闷又无趣。她总觉得自己既然是一个学习中文的，就应该做些跟文学或者艺术有关的工作，而总工会的工作中，最接近她的职业梦想的，就是每个年终要做总结的时候，需要她用相当“八股”的方式写就的总结报告。她说，当时总工会还是很看重自己，说要慢慢培养她成为骨干，可是她在那里的日子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每天喝茶看报，看报喝茶。”
但李潘终究是一个懂得找乐的人，她的伶牙俐齿和持重博学并没有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消失不见。一个夜晚，李潘和几个同事在总工会职工生宿舍听深夜电台广播，主持人磕磕巴巴的窘态让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她们一直以为主持人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必须要综合素养很高的人才可以胜任。于是，同事们怂恿李潘道：“你要去做主持人绝对比广播里这个做得好，你呆在这儿不觉得浪费光阴啊？”
这话说得正是时候，成都经济电视台正巧在那段时间向社会招聘主持人，李潘一时气血上涌就去了。层层考试过后，李潘的成绩高得自己都没有意料到，成都电视台向她发出了邀请，总工会却千方百计把这个人才留了下来。但是李潘经不住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诱惑，又去参加了第二次招聘考试，这一次她又顺利通过，而且，这一次她没有再犹豫，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两次机会，这就是命定一样的事了”。
来到成都经济电视台后，李潘的成长速度让人惊讶。她很快成为了成都经济电视台的当家花旦，主持的是对主持人临场应变和综合能力要求极高的访谈类节目。那时的成都经济电视台才成立不久，李潘的许多想法几乎都能没有太大阻碍地实现，层出不穷的新想法带给她的，是领导的信任和观众的认可。这份工作绝非简单轻松，却因为自己的喜爱而让一切付出都变得值得。
很快，李潘成为了成都家喻户晓的名人，而她出色的工作能力也让她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一位在央视工作的伙伴正准备推出一档读书类的节目，认识了李潘之后，觉得李潘会成为推动这档节目成型的好搭档，于是李潘也就在本职工作之外做起了“兼职”。每周末飞去北京商讨央视这档读书节目的每一个细节，再飞回成都继续下一周的工作，这个状态持续久了，央视那边就对她说：“你还是做一个决定吧，留在成都还是干脆过来，这么飞来飞去的，也不是个事儿啊。”
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李潘却有点下不了决心。用她的话来说：“我在成都有房有车有名气，出去吃饭还有人买单——在小馆子吃饭遇到认识我的观众，就莫名其妙被请了，连请我的人是谁都不知道。北京多人生地不熟啊，水深堂子野，让我放弃现有的去追求一个没影儿的，还是有些慌乱。”最后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一个关于“十年之痒”的道理——十年后，如果自己还留在成都，做着已经无甚发展空间的工作，是不是会后悔当时错过的机会？
于是，李潘打包进京，“贱卖”了全部家当给朋友同事，自己带走的是一个新买的29寸彩电，因为“舍不得”。
最好的光阴·在全国影响力最大的荧屏上关注内心
“现在央视比起我刚去的时候，好像更注重论资排辈了，我多少知道一些网友对央视的看法，而我想说的是，也许央视的主持人是有点‘装孙子’，可他（她）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电视台的形象，就好像湖南台的主持人要非主流，成都台的主持人要很市民化一样。央视主持人其实台上台下大多是很不同的，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宅女，看书看碟与朋友相聚，享受很私人的愉悦，也为自己如一杯水一般平凡却不可或缺的家庭和爱情而感到幸福。”
90年代中后期的央视，广招全国各地方台的优秀主持人，如今央视的几个台柱，如白岩松、水均益都是与李潘差不多同期进入央视的。当时央视开放的、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让李潘并没有受太多北漂之苦，她甫一进入央视，就热火朝天地开始工作，《读书时间》也在不久后正式推出了。
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李潘必须每天大量地阅读，阅读之后将自己认为值得推荐的书籍放在选题会上与大家讨论。节目的推荐少有被干预的情况，李潘说自己几乎不记得有哪一期推荐的书目是自己不认可的。而节目的形式，是与作家进行访谈，龙应台、王世襄、陈忠实等都曾经是与她对话的对象，与这些人的交流并没有让她感到有任何压力，因为“我并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富五车、无事不晓的主持人，端着架子代表中央电视台去跟人家做一个平等的、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采访，而且还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灭’对方，顺便抬一抬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读者，我相信跟我一样的读者可能也会有许多相同的问题，我希望代表观众来向他们发问”。这个节目是安静的，却也存在着思想的交锋，能够将自己最喜爱的阅读与工作结合，是李潘梦寐以求的。
可是，由于电视节目的市场化，收视率这个“万恶之源”使得《读书时间》最终停播，还来不及为之而可惜，李潘就又马不停蹄地去做了《半边天》的主持人。当年在成都主持《女人有约》的经验让她在《半边天》很快适应，她一下从书山跳入俗世，开始关注起普通女人的生活。不过由于节目需要，她在节目中接触的除了名女人之外，更多的是命运悲惨的女性，她们可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能被伤害被凌辱，而李潘能做的，是把她们的故事放到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女性节目中，希望能够引起关注和反思。
“那段时间接触了太多几乎可以用‘可怕’来形容的故事，那些女人连基本的做人的尊严可能都没有，我的情绪就长期跟随她们跌倒谷底。”那时李潘每做完一档这样的节目，都要给自己提出许多关于人性、公平、正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之类的天问，弄得她几乎要去看心理医生。现在问起她在那段经历中所得出的结论，问起她如何看待现今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比较低！我们只说两项硬指标——国内从政的女性人数远远低于国际水平，比如说女市长多半都是副职，即使是副职也大多是分管卫生教育的；而国内女性的退休年龄比男性要早5年！有人说，这是为了照顾你们女同志，我就想问一句，那我们也想照顾你们男同志，你们同意不？”
离开《半边天》的原因之一，是李潘觉得继续做这档节目自己的精神会受不了，她从来都是一个容易在别人的故事里流泪的人，第二个原因，是《子午书简》这档节目的开播，这一次，李潘第一次当上了制片人。依然是熟悉的读书类节目，李潘为节目加入了更多的可看性元素，比如诵读书中某些简短却意味深长的故事，比如更多的观众参与与互动环节，她相信，阅读之美好，是可以让更多人产生共鸣的，因为阅读始终关乎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