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冷战后所著，在这部书中，他声称在苏联解体后，文明将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与国之间新的冲突根源。在这部书中，关于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是重要的一部分。亨廷顿通过论述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运动证明西方的普世价值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和非西方国家受本土文明的影响与西方化注定对立。然而，我认为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刻板印象，并没有深入分析其客观因素。所以，我将通过分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里关于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的观点内容及其实质和新加坡，韩国这两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
关键词：《文明的冲突》;非西方化;刻板印象
《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于冷战后所著。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无力与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相抗衡。一方面，西方认为冷战苏联的解体，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是最优良的意识形态，是谓“历史的终结”。然而，非西方国家似乎并没有接受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这个优良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这对西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自冷战开始到苏联解体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建立在冷战体系的基础之上，如沃尔兹所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两极格局是最稳定的体系。然而他们都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因而这些理论在解释力上就大打折扣，也无法解释冷战后爆发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所以，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急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诠释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亨廷顿则以《文明的冲突》展示了新的思路。亨廷顿指出冷战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文明的冲突，其中他通过论述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的运动对西方价值观能适用于全世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而我对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运动产生了兴趣，因为有段时间特别强调所谓的“东亚/东南亚模式”“后发优势”，即十分强调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的成功更多是这些国家地区大力弘扬本土文明而非拥抱西方价值观，似乎证明东亚东南亚的本土文明更优于西方文明，更加需要西方文明从中汲取一些因素以解决自身问题。所以，我要通过分析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的内容及其本质和新加坡和韩国的例子来证明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观点是刻板印象。
一、 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的内容及其本质
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是书中的重要部分。在书中，他把非西方国家面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方式分为三种：完全拒绝，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其中基马尔主义是“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回应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当初很多非西方国家都采取了基马尔主义。如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改革过程中大力推行世俗化，力图将伊斯兰文明因素排除在外。俄国彼得大帝在游历西欧后，“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贵族们的胡须，并禁止他们穿长袍。戴尖顶帽。尽管彼得没有废除西里尔字母表，但确实对它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引进了西方的单词和短语……彼得大帝决心使俄国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他放弃了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另一个则是改良主义，就是将现代化与实践和本土文明相结合。亨廷顿就发现这些后发国家一开始都是搞全盘西化，可到后来就开始将本土文明与现代化相结合。一些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原本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是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拥趸。亨廷顿在书中列举了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他们都毕业于英国的名校，真纳是一个世俗主义者，而李光耀则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然而在他们当政后，都转而宣扬本土文明。真纳开始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之基础并大力宣扬，李光耀则开始宣扬儒家文明，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华文学校。并且随着以四小龙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和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他们更加视本土文明为自己成功之利器。“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而西方则因为非西方社会的崛起导致其相对权力的削弱，进而他的价值观的吸引力也就相对较小。“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更加促使非西方世界对西方价值观的抗拒，努力推行“非西方化”的运动。
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是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因为纵观历史，可以发现非西方國家在论述自己发展成功的原因时，都特别强调其本土文明在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加之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浮现出一些问题。因而亨廷顿认为非西方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代化而拒绝西方化，并且由于西方世界在非西方世界崛起之后相对权力减弱，西方的价值观也没有强烈的吸引力，“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更不用说西方价值观能适用于全世界了。我认为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忽视了客观的分析而只是堆砌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数据。在看亨廷顿对非西方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后发国家的例子及其数据表格，却并没有看到亨廷顿深入分析这些例子及其数据。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第二是西方价值观与其相对权力是否有必要联系。亨廷顿认为西方化与现代化并非一体，他引用了布罗代尔关于现代化并不能消灭文明的多元化来证明非西方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改革时不会抛弃其本土文明。“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然而，他忽视了现代化是脱胎于西方文明，其中必然是以西方文明为主体。而非西方世界在被西方引进其现代国际体系中时，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现代化改革才能弥补与西方的差距进而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后，其本土文明在现代化的帮助下进行了福柯所说的“分割”，排出其文明中不符合现代化的一些因素，而这些被排出的因素恰恰是导致其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立冲突的因素。所以，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改革要想得到好的效果，那么它必须要抛弃自身本土文明的固见而全面吸收西方价值观，即西方化，否则现代化改革必然要与本土文明发生激烈冲突，进而失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现代化改革相对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如新加坡，突尼斯，它们在现代化改革中或是以西方价值观为根本，或者在改革中很好地吸收了西方价值观进而改造其本土文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并没有丧失其本土文明，然而本土文明的基本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并没有太大差异。 至于西方世界权力相对减弱与西方价值观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亨廷顿认为它们有必然的联系。尽管他在书中引用了萨义德关于传统东方学想象东方是一个统一体，但我认为他还是受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的影响。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学形成系统之时正值西方在东西方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所以西方便用把自己对东方的想象来当成真正的东方，进而不断固化形成刻板印象。而亨廷顿则走向了反面。他在西方世界在面对非西方世界崛起时导致相对权力的削弱时，把西方当成了传统东方学的“东方”，加之伴随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非西方世界宣扬其本土文明的行为，导致亨廷顿想象西方价值观的吸引力被削弱，进而成为“沉默的西方”。但是亨廷顿却忽视了权力的相对减弱与其价值观有一定的联系却不是必然的联系，正如同西方传统东方学兴盛之时，东方由于其相对权力不如西方而变成所谓的“沉默的东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文明没有吸引力。本文认为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运动的背景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改革，而不是非西方国家在接受现代化改革之前，因此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运动不可忽视现代化的因素，而现代化正如我前文所说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因而现代化是西方价值观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运动由于其中带有西方价值观的产物——现代化的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价值观对非西方世界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通过对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的内容和本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亨廷顿的观点是一种对非西方化和西方世界和其价值观的刻板印象。他只注重了对非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事例数据的收集，而没有注重对这些数据进行客观深入地分析。下面我将通过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推行非西方化的非西方国家来佐证本文对亨廷顿观点的思考。
二、 新加坡
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行政管理上都是非西方国家发展良好的国家，即使经济得到发展，又因拥有优秀廉洁的公务员群体和完善的法律从而避免了非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所导致的贪污腐败，进而巩固了经济发展之成果。其中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李光耀是一个理想的西方化精英，毕业于剑桥大学，却在担任新加坡领导人后大力推行非西方化政策。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华文学校就读，先是推行“双语制度”，主导复兴华语，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力推行儒学复兴运动，在学校增设儒家伦理课，编写儒家伦理教材。1990年颁布新的华语教育制度以增加华语教育在学校课程的比例。1994年，李光耀在国际儒学基金会开幕式上讲到：“四十年的治国经验，使他相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以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来指导新加坡人行为。而这些非西方化运动发生的背景则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人被现代化中的西方文明因素诸如“自由”“民主”所影响，进而威胁到了新加坡的威权统治。李光耀对这种思潮的评价是：“我们的青少年越来越受到西方腐朽堕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果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平低落，新加坡就会日渐走下坡路。”
通过新加坡非西方化运动的内容可以看到，新加坡的非西方化是维护其威权统治。而威权统治似乎与西方政治文化不符，更加符合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儒家政治文化特别提倡君臣之道、孝道和忠义精神，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观，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绝不允许个人的自由与个性发展。”然而不能忽视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这种威权统治实际上就是由英国殖民新加坡期间所建立的统治制度为主体的。也就是说，新加坡所谓的非西方化运动实质是维护西方化的产物。
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殖民统治制度也是由英国打造的，所以其制度不可避免受到英国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的影响。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偏向保守，同样是启蒙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重理性分析，凡是不符合理性分析的就无条件的改变它，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则是重经验，他们强调人是自利的，人在社会的一切行为产生都出于维护或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既积极伸张公民‘法律下的自由’同时又对‘反抗权’与政治革新甚为谨慎。”在保守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下，英国的政治制度也倾向于保守，自颁布《权利法案》后，虽然建立了君主立宪民主，然而无论议会，内阁还是司法部门都是由大贵族把持，直到1832年才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但到19世纪末的索尔兹伯里内阁里面依旧全是贵族。因此英国保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肯定会影响到英国在其殖民地建立的统治制度。而传统东方学中对东方人的偏见也更加使英国政府认为必须由受过良好训练的英国官员实行威权统治。新加坡变为殖民地后，建立了行政，司法，立法机构，但是三权互相重叠，权力集中在总督手里。1867年，英国在新加坡的两个重要机构，“一是行政会议，它由总督、负责海峡防务的军官和6名高级官员组成。二是立法会议，由总督和12名官吏议员和12名非官吏议员（由总督指定）组成，总督任议长。”这两个机构，一个由总督及其下属官员群体掌控，另一个则是由总督担任议长，并有权指定议员，因此新加坡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是威权统治。二战后，英国恢复了战前体制，并且新加坡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強化了英国文官制度，为了应对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压力而扩大了立法会的人数及其选民资格。但其中依旧保留了威权统治的一些因素，如精英主义，这在英国文官制度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文官制度下的公务员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和专业训练的精英，新加坡继承了英国文官制度，从大学就开始选拔各个专业的精英进入政府，在各中小学实行“天才教育”计划。所以，新加坡现行的政治制度都是英国殖民时期根据自己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加上东方学中对东方人的偏见所建立的。而新加坡所推行的非西方化运动，只是一种解释方式。正如前文所说，新加坡所推行的非西方化运动是为了维护从英国继承的威权统治体制，然而由于新加坡大部分是华人，虽然英国殖民时期大力推行西化政策，华人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于华人的生活之中。因此需要通过传统儒家概念来解释，这样人民才能更好地接受新加坡的威权统治。 由此，本文认为新加坡的威权统治是西方价值观的产物，而他们所进行的非西方化运动也是为西方价值观的产物的解释。
三、 韩国
韩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新加坡一样是以威权政府作为主体参与，并且在威权政府内部也都流行着非西方化思潮。韩国著名的威权统治者有两人：李承晚，朴正熙。李承晚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而朴正熙二战曾在日军中服役，后来又接受了美国人的军事培训，并到美国留学。然而这两人都成了威权统治者，并且都或多或少进行非西方化运动，李承晚时期的韩国虽然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建立了三权分立政治，然而李承晚个人独裁加之受韩国士林政治，朋党政治的影响，实质还是威权统治。而朴正熙则是将非西方化发展到最高潮，朴正熙在政变上台后建立威权政府，并以集权形式发展经济，成功创建“漢江奇迹”。然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朴正熙也大力镇压异议者，侵犯公民人权，并且拒绝反驳了美国要求韩国改善人权，废除应急措施第九条，释放更多的政治犯。从李承晚和朴正熙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威权时期的韩国存在很浓厚的传统儒家因素，这也是这两人推行非西方化的原因。韩国的士林政治本身就源自儒家且地位比东亚其他国家都高，其表现是韩国威权时期的有一些政治人物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如李承晚是出身于全州李氏。而朴正熙认为的稳定是国家发展前提和认为政府应该管制公民的权利又恰恰源自儒家政治思想，而且韩国曾被日本殖民，因此与曾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比，韩国所受的西方化的影响更少。
然而，韩国由于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导致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也很大。最主要的阻碍就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在任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其关键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没有全面接受西方化。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现代化就是半吊子的现代化，它势必会受到本土文明中不符合现代化因素的消极影响。就像韩国的腐败问题就与士林政治有很大的关系。李承晚当政期间，大肆用金钱收买他人，进行贿选，伪造选票，控制计票过程。而朴正熙虽然当政期间全力反贪，然而韩国的腐败依旧没有消除，成为结构性腐败。20世纪60年代，一位驻韩美军军官曾说：“如果不通过贿赂和收买，根本就无法获取当地的物资和服务。”并且在朴正熙集权统治时期，军官在政府中的比例就很大，这也形成小集团腐败的温床。并且这种结构性腐败还影响到了韩国民主化时期，其主要形式就是政企关系腐败。韩国的政治受士林政治影响，形成许多小团体，而韩国的大型企业如三星，现代是家族经营。“如国我们谈起‘现代’或者‘三星’，事实上相对地就是在谈论郑周永家族和李秉哲家族。”而这种家族传统则是受儒家传统伦理影响，儒家重视家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排在第二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在于它并没有全面吸收西方化，过分强调非西方化，进而被本土文明中一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所阻碍。
四、 结论
通过对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非西方化的观点内容及其本质的分析加上以新加坡韩国这两个非西方国家杰出代表的非西方化运动的佐证，我们可以得出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是他的刻板印象，他忽视了对这些事例和数据的客观深入的分析。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出不要对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过于乐观。这并不代表民族自信，相反会对自身的现代化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KLITGAARD R. Controlling corrup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2]陈蓓蓓.西化与儒化：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3]陈雅慧.现代化进程中腐败问题：亚洲五国的比较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
[4]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6]项松林.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
作者简介：
张睿佳，上海市，上海师范大学。
关键词：《文明的冲突》;非西方化;刻板印象
《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于冷战后所著。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无力与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相抗衡。一方面，西方认为冷战苏联的解体，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是最优良的意识形态，是谓“历史的终结”。然而，非西方国家似乎并没有接受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这个优良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这对西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自冷战开始到苏联解体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建立在冷战体系的基础之上，如沃尔兹所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两极格局是最稳定的体系。然而他们都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因而这些理论在解释力上就大打折扣，也无法解释冷战后爆发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所以，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急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诠释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亨廷顿则以《文明的冲突》展示了新的思路。亨廷顿指出冷战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文明的冲突，其中他通过论述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的运动对西方价值观能适用于全世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而我对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运动产生了兴趣，因为有段时间特别强调所谓的“东亚/东南亚模式”“后发优势”，即十分强调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的成功更多是这些国家地区大力弘扬本土文明而非拥抱西方价值观，似乎证明东亚东南亚的本土文明更优于西方文明，更加需要西方文明从中汲取一些因素以解决自身问题。所以，我要通过分析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的内容及其本质和新加坡和韩国的例子来证明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观点是刻板印象。
一、 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的内容及其本质
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是书中的重要部分。在书中，他把非西方国家面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方式分为三种：完全拒绝，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其中基马尔主义是“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回应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当初很多非西方国家都采取了基马尔主义。如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改革过程中大力推行世俗化，力图将伊斯兰文明因素排除在外。俄国彼得大帝在游历西欧后，“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贵族们的胡须，并禁止他们穿长袍。戴尖顶帽。尽管彼得没有废除西里尔字母表，但确实对它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引进了西方的单词和短语……彼得大帝决心使俄国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他放弃了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另一个则是改良主义，就是将现代化与实践和本土文明相结合。亨廷顿就发现这些后发国家一开始都是搞全盘西化，可到后来就开始将本土文明与现代化相结合。一些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原本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是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拥趸。亨廷顿在书中列举了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他们都毕业于英国的名校，真纳是一个世俗主义者，而李光耀则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然而在他们当政后，都转而宣扬本土文明。真纳开始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之基础并大力宣扬，李光耀则开始宣扬儒家文明，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华文学校。并且随着以四小龙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和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他们更加视本土文明为自己成功之利器。“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而西方则因为非西方社会的崛起导致其相对权力的削弱，进而他的价值观的吸引力也就相对较小。“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更加促使非西方世界对西方价值观的抗拒，努力推行“非西方化”的运动。
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是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因为纵观历史，可以发现非西方國家在论述自己发展成功的原因时，都特别强调其本土文明在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加之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浮现出一些问题。因而亨廷顿认为非西方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代化而拒绝西方化，并且由于西方世界在非西方世界崛起之后相对权力减弱，西方的价值观也没有强烈的吸引力，“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更不用说西方价值观能适用于全世界了。我认为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忽视了客观的分析而只是堆砌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数据。在看亨廷顿对非西方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后发国家的例子及其数据表格，却并没有看到亨廷顿深入分析这些例子及其数据。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第二是西方价值观与其相对权力是否有必要联系。亨廷顿认为西方化与现代化并非一体，他引用了布罗代尔关于现代化并不能消灭文明的多元化来证明非西方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改革时不会抛弃其本土文明。“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然而，他忽视了现代化是脱胎于西方文明，其中必然是以西方文明为主体。而非西方世界在被西方引进其现代国际体系中时，开始意识到只有进行现代化改革才能弥补与西方的差距进而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后，其本土文明在现代化的帮助下进行了福柯所说的“分割”，排出其文明中不符合现代化的一些因素，而这些被排出的因素恰恰是导致其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立冲突的因素。所以，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改革要想得到好的效果，那么它必须要抛弃自身本土文明的固见而全面吸收西方价值观，即西方化，否则现代化改革必然要与本土文明发生激烈冲突，进而失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现代化改革相对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如新加坡，突尼斯，它们在现代化改革中或是以西方价值观为根本，或者在改革中很好地吸收了西方价值观进而改造其本土文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并没有丧失其本土文明，然而本土文明的基本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并没有太大差异。 至于西方世界权力相对减弱与西方价值观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亨廷顿认为它们有必然的联系。尽管他在书中引用了萨义德关于传统东方学想象东方是一个统一体，但我认为他还是受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的影响。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学形成系统之时正值西方在东西方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所以西方便用把自己对东方的想象来当成真正的东方，进而不断固化形成刻板印象。而亨廷顿则走向了反面。他在西方世界在面对非西方世界崛起时导致相对权力的削弱时，把西方当成了传统东方学的“东方”，加之伴随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非西方世界宣扬其本土文明的行为，导致亨廷顿想象西方价值观的吸引力被削弱，进而成为“沉默的西方”。但是亨廷顿却忽视了权力的相对减弱与其价值观有一定的联系却不是必然的联系，正如同西方传统东方学兴盛之时，东方由于其相对权力不如西方而变成所谓的“沉默的东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文明没有吸引力。本文认为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运动的背景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改革，而不是非西方国家在接受现代化改革之前，因此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运动不可忽视现代化的因素，而现代化正如我前文所说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因而现代化是西方价值观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运动由于其中带有西方价值观的产物——现代化的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价值观对非西方世界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通过对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化的观点的内容和本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亨廷顿的观点是一种对非西方化和西方世界和其价值观的刻板印象。他只注重了对非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事例数据的收集，而没有注重对这些数据进行客观深入地分析。下面我将通过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推行非西方化的非西方国家来佐证本文对亨廷顿观点的思考。
二、 新加坡
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行政管理上都是非西方国家发展良好的国家，即使经济得到发展，又因拥有优秀廉洁的公务员群体和完善的法律从而避免了非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所导致的贪污腐败，进而巩固了经济发展之成果。其中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李光耀是一个理想的西方化精英，毕业于剑桥大学，却在担任新加坡领导人后大力推行非西方化政策。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华文学校就读，先是推行“双语制度”，主导复兴华语，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力推行儒学复兴运动，在学校增设儒家伦理课，编写儒家伦理教材。1990年颁布新的华语教育制度以增加华语教育在学校课程的比例。1994年，李光耀在国际儒学基金会开幕式上讲到：“四十年的治国经验，使他相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以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来指导新加坡人行为。而这些非西方化运动发生的背景则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人被现代化中的西方文明因素诸如“自由”“民主”所影响，进而威胁到了新加坡的威权统治。李光耀对这种思潮的评价是：“我们的青少年越来越受到西方腐朽堕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果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平低落，新加坡就会日渐走下坡路。”
通过新加坡非西方化运动的内容可以看到，新加坡的非西方化是维护其威权统治。而威权统治似乎与西方政治文化不符，更加符合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儒家政治文化特别提倡君臣之道、孝道和忠义精神，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观，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绝不允许个人的自由与个性发展。”然而不能忽视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这种威权统治实际上就是由英国殖民新加坡期间所建立的统治制度为主体的。也就是说，新加坡所谓的非西方化运动实质是维护西方化的产物。
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殖民统治制度也是由英国打造的，所以其制度不可避免受到英国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的影响。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偏向保守，同样是启蒙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重理性分析，凡是不符合理性分析的就无条件的改变它，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则是重经验，他们强调人是自利的，人在社会的一切行为产生都出于维护或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既积极伸张公民‘法律下的自由’同时又对‘反抗权’与政治革新甚为谨慎。”在保守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下，英国的政治制度也倾向于保守，自颁布《权利法案》后，虽然建立了君主立宪民主，然而无论议会，内阁还是司法部门都是由大贵族把持，直到1832年才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但到19世纪末的索尔兹伯里内阁里面依旧全是贵族。因此英国保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肯定会影响到英国在其殖民地建立的统治制度。而传统东方学中对东方人的偏见也更加使英国政府认为必须由受过良好训练的英国官员实行威权统治。新加坡变为殖民地后，建立了行政，司法，立法机构，但是三权互相重叠，权力集中在总督手里。1867年，英国在新加坡的两个重要机构，“一是行政会议，它由总督、负责海峡防务的军官和6名高级官员组成。二是立法会议，由总督和12名官吏议员和12名非官吏议员（由总督指定）组成，总督任议长。”这两个机构，一个由总督及其下属官员群体掌控，另一个则是由总督担任议长，并有权指定议员，因此新加坡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是威权统治。二战后，英国恢复了战前体制，并且新加坡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強化了英国文官制度，为了应对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压力而扩大了立法会的人数及其选民资格。但其中依旧保留了威权统治的一些因素，如精英主义，这在英国文官制度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文官制度下的公务员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和专业训练的精英，新加坡继承了英国文官制度，从大学就开始选拔各个专业的精英进入政府，在各中小学实行“天才教育”计划。所以，新加坡现行的政治制度都是英国殖民时期根据自己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加上东方学中对东方人的偏见所建立的。而新加坡所推行的非西方化运动，只是一种解释方式。正如前文所说，新加坡所推行的非西方化运动是为了维护从英国继承的威权统治体制，然而由于新加坡大部分是华人，虽然英国殖民时期大力推行西化政策，华人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于华人的生活之中。因此需要通过传统儒家概念来解释，这样人民才能更好地接受新加坡的威权统治。 由此，本文认为新加坡的威权统治是西方价值观的产物，而他们所进行的非西方化运动也是为西方价值观的产物的解释。
三、 韩国
韩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新加坡一样是以威权政府作为主体参与，并且在威权政府内部也都流行着非西方化思潮。韩国著名的威权统治者有两人：李承晚，朴正熙。李承晚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而朴正熙二战曾在日军中服役，后来又接受了美国人的军事培训，并到美国留学。然而这两人都成了威权统治者，并且都或多或少进行非西方化运动，李承晚时期的韩国虽然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建立了三权分立政治，然而李承晚个人独裁加之受韩国士林政治，朋党政治的影响，实质还是威权统治。而朴正熙则是将非西方化发展到最高潮，朴正熙在政变上台后建立威权政府，并以集权形式发展经济，成功创建“漢江奇迹”。然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朴正熙也大力镇压异议者，侵犯公民人权，并且拒绝反驳了美国要求韩国改善人权，废除应急措施第九条，释放更多的政治犯。从李承晚和朴正熙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威权时期的韩国存在很浓厚的传统儒家因素，这也是这两人推行非西方化的原因。韩国的士林政治本身就源自儒家且地位比东亚其他国家都高，其表现是韩国威权时期的有一些政治人物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如李承晚是出身于全州李氏。而朴正熙认为的稳定是国家发展前提和认为政府应该管制公民的权利又恰恰源自儒家政治思想，而且韩国曾被日本殖民，因此与曾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比，韩国所受的西方化的影响更少。
然而，韩国由于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导致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也很大。最主要的阻碍就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在任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其关键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没有全面接受西方化。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现代化就是半吊子的现代化，它势必会受到本土文明中不符合现代化因素的消极影响。就像韩国的腐败问题就与士林政治有很大的关系。李承晚当政期间，大肆用金钱收买他人，进行贿选，伪造选票，控制计票过程。而朴正熙虽然当政期间全力反贪，然而韩国的腐败依旧没有消除，成为结构性腐败。20世纪60年代，一位驻韩美军军官曾说：“如果不通过贿赂和收买，根本就无法获取当地的物资和服务。”并且在朴正熙集权统治时期，军官在政府中的比例就很大，这也形成小集团腐败的温床。并且这种结构性腐败还影响到了韩国民主化时期，其主要形式就是政企关系腐败。韩国的政治受士林政治影响，形成许多小团体，而韩国的大型企业如三星，现代是家族经营。“如国我们谈起‘现代’或者‘三星’，事实上相对地就是在谈论郑周永家族和李秉哲家族。”而这种家族传统则是受儒家传统伦理影响，儒家重视家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排在第二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在于它并没有全面吸收西方化，过分强调非西方化，进而被本土文明中一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所阻碍。
四、 结论
通过对亨廷顿关于非西方世界非西方化的观点内容及其本质的分析加上以新加坡韩国这两个非西方国家杰出代表的非西方化运动的佐证，我们可以得出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是他的刻板印象，他忽视了对这些事例和数据的客观深入的分析。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出不要对非西方国家的非西方化过于乐观。这并不代表民族自信，相反会对自身的现代化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KLITGAARD R. Controlling corrup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2]陈蓓蓓.西化与儒化：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3]陈雅慧.现代化进程中腐败问题：亚洲五国的比较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
[4]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6]项松林.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
作者简介：
张睿佳，上海市，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