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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遗珍“咸雍通宝”银质小平钱
在中国内地以北的广阔草原上，曾如走马灯般一拨拨地兴起和衰落过许多游牧民族，契丹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自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07年崛起，到公元1125年为金所灭，国号虽在契丹、大辽之间反复变换，但在二百余年间，曾形成与北宋、西夏鼎立之势。除书写属于自己纵横捭阖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也给古今收藏者留下了难觅芳踪的珍稀古钱。
去年冬，笔者像往常一样在古玩市场“赶场”，从一位来自长春市的老人手中购得一枚银质小平“成雍通宝”。该钱钱径24.8毫米，穿径6.4毫米，厚度1.5毫米，重量4.6克，具有明显的辽钱特征及非仿品的时代气息。一、钱文隐起，笔划间断，勾“咸”扁“通”，圆“贝”隶室，楷隶相间，大小错落。二、手写一气呵成，自成一体，古拙自然，按顺时针方向旋读。三、铸制不精，缘廓面宽背润，背较平夷，背内廓略带决文，且略有移范。四、生熟坑厚重包浆，放大镜下，字口及黑褐色包浆上可见灰绿色土锈斑。五、钱体经长年抚玩，突出部位已磨损成圆弧状，银质温润，凹陷处熟旧包浆尚存。六、此钱来自长春，从地域讲没什么问题。
“成雍”是辽道宗继“清宁”之后的第二个纪元年号。而道宗耶律洪基是兴宗长子，辽代的第八位帝王，其汉语水平很高，会做诗。如《题李俨黄花斌》：“昨日吟卿黄花赋，剪碎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道宗在位46年，四次改元。在纪元“成雍”的十年间(公元1065-1074年)，铸有“成雍通宝”小平、折二、折五型三种铜质钱币。三种铜钱的钱文书体不同，尤以小平钱文质朴豪放，不排除由有很高汉语水平的辽道宗亲书的可能。
辽代钱币多铸于现在的东北地区。兴宗二十二年(公元1053年)闰七月，在长春州(今吉林省乾安北)设置了钱帛司。《辽史·食货志》(下)载：“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时“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尤其是道宗朝铸钱达到了五种，“其肉好，铢数亦无新考”。因此，“成雍通宝”小平银钱的铸地，也属长春州钱帛司的坑冶范围。
查阅手边的谱录及资料，未发现道宗朝曾铸过“成雍通宝”银质钱币的记载或报道。华光普先生著《中国古钱大集》丙集第845页拓录了“大康通宝”折五型银钱，并言“大银钱迄今已发现八九品”。既然继“成雍”之后的“大康”有银质铸币，难道“成雍”就未铸制过银钱。小平型“成雍通宝”银质钱币的新发现，不仅为辽代钱币拾遗补缺，而且预示“成雍通宝”也曾铸制过大型的银钱。
辽钱中按年号加通宝形式铸制的银钱，则是非流通钱币，可能是契丹族仿汉族王朝铸制的宫钱，或是用以赏赐王公贵族的赏钱。由于铸制量少，经历战争的毁损，熔币铸银的淘汰，能够在近千年的风雨中遗留下来，已是沧海一粟，弥足珍贵了。
契丹国立国开元大银币
辽钱中以契丹文为币文的钱币不多。即使新见之品，因契丹文已经废弃，要释读契丹文，非专家莫属。笔者不识契丹文，但又集藏有一枚既有契丹文又有汉文的大银钱，经肤浅意释，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建元神册(公元916年)时铸制的开国大银币。现介绍于后，供泉友鉴赏，求专家斧正。
该币银质，传世古熟旧厚重包浆，放大镜下，地章可见曾入土形成的灰白色土锈斑。钱径47.4毫米，穿径10.5毫米，缘厚3.9毫米，重41.6克。银币铸制工整，宽缘宽廓，轮廓周正，字廓竣挺，穿孔经打磨方正干净，钱面地章平整，幕缘、廓之间地章突凸，内廓呈四决文。钱体突出部位磨损自然，银色温润，面背及轮道留有在流传中遗下的不规则划痕和磕碰凹痕。钱文很奇特，穿上及穿左为“神”、“年”楷书汉字，穿右及穿下是两种不同书体的契丹文。经查谱录，穿下是契丹文“天朝万顺”钱币中“万”字的楷行体。穿右的契丹文，笔者意释为隶书体的“册”字。钱文按顺时针方向旋读为“神册万年”。背穿上的契丹文，似“丹”字头上“两点”，意释为“单”字。《康熙字典》“单音蝉音丹”。单是“单于”的省写。“单于”是匈奴首领的称号，全称是“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语“撑犁”是“天”，“孤涂”是“子”，“单于”是“广大”，即广大疆域主宰者的“天子”、“皇帝”之意。面背钱文相衔接，可以理解为由“天子”或“皇帝”铸制的“神册万年”钱。
这枚银币是新见大钱，无谱录可比对，又缺乏契丹国及其后改为大辽的铸币史料可查，为何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时的立国开元币呢?据相关史料记载及银币所承载的特征和信息，理由如下：
一、钱文“神册”是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的第一个纪元年号。年号限定了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纪元年限，与史载年号相符，非辽太祖莫属。另外，对一个游牧民族短时间内过渡到封建社会，在疆域日趋扩大、国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开天辟地第一次建国立号，铸制立国开元并祈祝万年的大银币，既是庆祝又是期盼，完全合乎情理。
二、契丹族源于东胡，曾先后被匈奴、突厥所破而臣服，与匈奴有深厚的历史渊缘，故《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一·契丹》有“契丹者，古匈奴之种也，代居辽泽之中，潢水南岸”的记载。银币背文铭“单”，意为“单于”，就得到合理的诠释。
三、符合辽钱的钱文均为顺时针方向旋读，钱文书法自成一体，大小错落，隶、楷相间，具有质朴豪放的特点。而且钱文的书写一气呵成，古拙自然，并非假借旧钱文字，也不像近现代人笔迹。特别是契丹文已废弃800余年，除契丹文专家能识读和书写外，现在一般人无法神似仿制。
四、耶律阿保机于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建旗鼓以统八部”，在“其立九年”期间，任用汉人韩延徽为谋士，接受其改革习俗，建筑城廓，发展农业和商业，建立法度，加强君权，兼并奚国、室韦，控制女贞、渤海，取突厥地等建议，并付诸实施，使其势渐强，疆域大张，与汉人、蒙古人、女贞人相融洽。正因此，汉人教契丹人突不吕等“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木刻之约”，在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创制成“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又让其弟迭刺制作了“契丹小字”。阿保机不仅“吾能汉语”，而且将汉文、契丹文定为国家的法定文字，并一直延续于整个辽代。辽被金灭后，金初仍延续使用契丹文，到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才下令停用，后逐渐废弃。在一枚钱币上既用汉字又用契丹字，恰好表明契丹字在神册初元尚未创制完成，“神”字和“年”字须用汉字来表述，同时也印证了汉字、契丹字都是契丹国法定通用文字，并在契丹国全面推行的史实，其中也有笼络汉人之意。钱文上出现多种书体，证明契丹字当时还未完全定型，也是契丹人学写汉字、契丹字的真实再现。当然也不排除书写钱文者，因位高权重，任何人均不能改写书体的可能。
五、银币形制总体类唐不类辽钱。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归附于唐，遂即设松漠都督府，辖十州，从此接触汉族先进文化。天宝四年(745年)，契丹大酋李怀秀拜松都督，封崇顺王。唐末，藩镇割据，契丹乘势崛起，但唐朝及五代十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一直影响着契丹。其辖境内“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唐朝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契丹国开元铸制的“神册万年”银币，从形制、铸制、钱文、背文等都有唐朝及五代十国钱币的特征，明显有别于辽中后期钱币。同时，“神册万年”大银钱的钱背内廓带决文，又具有辽钱自身的特点。
六、此钱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通辽远郊农村，通辽位于西辽河中游。耶律阿保机的创业地，立国两年后建立的皇都“临潢”(即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公元926年病死后修建成的“辽太祖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都位于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在这一区域的巴林右旗，尚有辽太宗和穆宗怀陵，圣宗、兴宗、道宗庆陵。巴林左、右旗距通辽直线仅200余公里，同处于西辽河的上中游。从地域上讲，“神册万年”银币出自契丹国发祥地及陵园区的一隅。
七、契丹国境内多铜、铁、金、银、盐、皮张、牛羊，大宗交易多用银结算。如史载有“以银两市酒”。因此，铸制银币不缺银料。
每一枚钱币，都是时代的产物，必然凝聚着时代的气息及特征。因此，“神册万年”大银钱是契丹国的立国开元币。
在中国内地以北的广阔草原上，曾如走马灯般一拨拨地兴起和衰落过许多游牧民族，契丹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自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07年崛起，到公元1125年为金所灭，国号虽在契丹、大辽之间反复变换，但在二百余年间，曾形成与北宋、西夏鼎立之势。除书写属于自己纵横捭阖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也给古今收藏者留下了难觅芳踪的珍稀古钱。
去年冬，笔者像往常一样在古玩市场“赶场”，从一位来自长春市的老人手中购得一枚银质小平“成雍通宝”。该钱钱径24.8毫米，穿径6.4毫米，厚度1.5毫米，重量4.6克，具有明显的辽钱特征及非仿品的时代气息。一、钱文隐起，笔划间断，勾“咸”扁“通”，圆“贝”隶室，楷隶相间，大小错落。二、手写一气呵成，自成一体，古拙自然，按顺时针方向旋读。三、铸制不精，缘廓面宽背润，背较平夷，背内廓略带决文，且略有移范。四、生熟坑厚重包浆，放大镜下，字口及黑褐色包浆上可见灰绿色土锈斑。五、钱体经长年抚玩，突出部位已磨损成圆弧状，银质温润，凹陷处熟旧包浆尚存。六、此钱来自长春，从地域讲没什么问题。
“成雍”是辽道宗继“清宁”之后的第二个纪元年号。而道宗耶律洪基是兴宗长子，辽代的第八位帝王，其汉语水平很高，会做诗。如《题李俨黄花斌》：“昨日吟卿黄花赋，剪碎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道宗在位46年，四次改元。在纪元“成雍”的十年间(公元1065-1074年)，铸有“成雍通宝”小平、折二、折五型三种铜质钱币。三种铜钱的钱文书体不同，尤以小平钱文质朴豪放，不排除由有很高汉语水平的辽道宗亲书的可能。
辽代钱币多铸于现在的东北地区。兴宗二十二年(公元1053年)闰七月，在长春州(今吉林省乾安北)设置了钱帛司。《辽史·食货志》(下)载：“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时“钱不胜多，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尤其是道宗朝铸钱达到了五种，“其肉好，铢数亦无新考”。因此，“成雍通宝”小平银钱的铸地，也属长春州钱帛司的坑冶范围。
查阅手边的谱录及资料，未发现道宗朝曾铸过“成雍通宝”银质钱币的记载或报道。华光普先生著《中国古钱大集》丙集第845页拓录了“大康通宝”折五型银钱，并言“大银钱迄今已发现八九品”。既然继“成雍”之后的“大康”有银质铸币，难道“成雍”就未铸制过银钱。小平型“成雍通宝”银质钱币的新发现，不仅为辽代钱币拾遗补缺，而且预示“成雍通宝”也曾铸制过大型的银钱。
辽钱中按年号加通宝形式铸制的银钱，则是非流通钱币，可能是契丹族仿汉族王朝铸制的宫钱，或是用以赏赐王公贵族的赏钱。由于铸制量少，经历战争的毁损，熔币铸银的淘汰，能够在近千年的风雨中遗留下来，已是沧海一粟，弥足珍贵了。
契丹国立国开元大银币
辽钱中以契丹文为币文的钱币不多。即使新见之品，因契丹文已经废弃，要释读契丹文，非专家莫属。笔者不识契丹文，但又集藏有一枚既有契丹文又有汉文的大银钱，经肤浅意释，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建元神册(公元916年)时铸制的开国大银币。现介绍于后，供泉友鉴赏，求专家斧正。
该币银质，传世古熟旧厚重包浆，放大镜下，地章可见曾入土形成的灰白色土锈斑。钱径47.4毫米，穿径10.5毫米，缘厚3.9毫米，重41.6克。银币铸制工整，宽缘宽廓，轮廓周正，字廓竣挺，穿孔经打磨方正干净，钱面地章平整，幕缘、廓之间地章突凸，内廓呈四决文。钱体突出部位磨损自然，银色温润，面背及轮道留有在流传中遗下的不规则划痕和磕碰凹痕。钱文很奇特，穿上及穿左为“神”、“年”楷书汉字，穿右及穿下是两种不同书体的契丹文。经查谱录，穿下是契丹文“天朝万顺”钱币中“万”字的楷行体。穿右的契丹文，笔者意释为隶书体的“册”字。钱文按顺时针方向旋读为“神册万年”。背穿上的契丹文，似“丹”字头上“两点”，意释为“单”字。《康熙字典》“单音蝉音丹”。单是“单于”的省写。“单于”是匈奴首领的称号，全称是“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语“撑犁”是“天”，“孤涂”是“子”，“单于”是“广大”，即广大疆域主宰者的“天子”、“皇帝”之意。面背钱文相衔接，可以理解为由“天子”或“皇帝”铸制的“神册万年”钱。
这枚银币是新见大钱，无谱录可比对，又缺乏契丹国及其后改为大辽的铸币史料可查，为何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时的立国开元币呢?据相关史料记载及银币所承载的特征和信息，理由如下：
一、钱文“神册”是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的第一个纪元年号。年号限定了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纪元年限，与史载年号相符，非辽太祖莫属。另外，对一个游牧民族短时间内过渡到封建社会，在疆域日趋扩大、国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开天辟地第一次建国立号，铸制立国开元并祈祝万年的大银币，既是庆祝又是期盼，完全合乎情理。
二、契丹族源于东胡，曾先后被匈奴、突厥所破而臣服，与匈奴有深厚的历史渊缘，故《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一·契丹》有“契丹者，古匈奴之种也，代居辽泽之中，潢水南岸”的记载。银币背文铭“单”，意为“单于”，就得到合理的诠释。
三、符合辽钱的钱文均为顺时针方向旋读，钱文书法自成一体，大小错落，隶、楷相间，具有质朴豪放的特点。而且钱文的书写一气呵成，古拙自然，并非假借旧钱文字，也不像近现代人笔迹。特别是契丹文已废弃800余年，除契丹文专家能识读和书写外，现在一般人无法神似仿制。
四、耶律阿保机于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建旗鼓以统八部”，在“其立九年”期间，任用汉人韩延徽为谋士，接受其改革习俗，建筑城廓，发展农业和商业，建立法度，加强君权，兼并奚国、室韦，控制女贞、渤海，取突厥地等建议，并付诸实施，使其势渐强，疆域大张，与汉人、蒙古人、女贞人相融洽。正因此，汉人教契丹人突不吕等“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木刻之约”，在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创制成“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又让其弟迭刺制作了“契丹小字”。阿保机不仅“吾能汉语”，而且将汉文、契丹文定为国家的法定文字，并一直延续于整个辽代。辽被金灭后，金初仍延续使用契丹文，到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才下令停用，后逐渐废弃。在一枚钱币上既用汉字又用契丹字，恰好表明契丹字在神册初元尚未创制完成，“神”字和“年”字须用汉字来表述，同时也印证了汉字、契丹字都是契丹国法定通用文字，并在契丹国全面推行的史实，其中也有笼络汉人之意。钱文上出现多种书体，证明契丹字当时还未完全定型，也是契丹人学写汉字、契丹字的真实再现。当然也不排除书写钱文者，因位高权重，任何人均不能改写书体的可能。
五、银币形制总体类唐不类辽钱。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归附于唐，遂即设松漠都督府，辖十州，从此接触汉族先进文化。天宝四年(745年)，契丹大酋李怀秀拜松都督，封崇顺王。唐末，藩镇割据，契丹乘势崛起，但唐朝及五代十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一直影响着契丹。其辖境内“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唐朝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契丹国开元铸制的“神册万年”银币，从形制、铸制、钱文、背文等都有唐朝及五代十国钱币的特征，明显有别于辽中后期钱币。同时，“神册万年”大银钱的钱背内廓带决文，又具有辽钱自身的特点。
六、此钱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通辽远郊农村，通辽位于西辽河中游。耶律阿保机的创业地，立国两年后建立的皇都“临潢”(即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公元926年病死后修建成的“辽太祖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都位于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在这一区域的巴林右旗，尚有辽太宗和穆宗怀陵，圣宗、兴宗、道宗庆陵。巴林左、右旗距通辽直线仅200余公里，同处于西辽河的上中游。从地域上讲，“神册万年”银币出自契丹国发祥地及陵园区的一隅。
七、契丹国境内多铜、铁、金、银、盐、皮张、牛羊，大宗交易多用银结算。如史载有“以银两市酒”。因此，铸制银币不缺银料。
每一枚钱币，都是时代的产物，必然凝聚着时代的气息及特征。因此，“神册万年”大银钱是契丹国的立国开元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