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年来已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从康菲集团的渤海湾漏油污染事件到云南省铬渣倾倒事故再引环境污染大波澜，由此引发的损害赔偿和被污染环境的修复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污染事件发生后，通常采取的企业被罚、百姓受害、政府买单的处理机制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为了构建多元化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2012年2月21日，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将2006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内容改为“强制责任保险”，要求各地在涉重金属企业和石油化工等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体现出我国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以及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笔者就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推行的难点及相关建议作初步探析。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挥积极作用
　　自2006年《意见》出台以来，全国先后有广东、浙江、重庆、云南等12个省市开展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并在损害赔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保险报》披露，在2008年12月，环保部向媒体发布了全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案例，当年9月，农药生产企业株洲昊华公司发生氯化氢气体泄漏事件，污染了附近村民的菜田，该企业赔偿部分村民后，又有120户村民要求赔偿。之后，该企业联系了承保该险种的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经核查属实后，该公司及时将1.1万元赔款支付到位。2013年3月，鄞州一家电镀加工厂内的废水处理池地基沉降，导致池底出现裂缝，部分污水渗漏排入附近水域内一网箱水产养殖基地，进而出现鱼苗大面积死亡现象。接到报案后，人保财险鄞州支公司立即派专家赶赴现场了解情况。经查证，确系企业意外造成此次环境污染损害。在结合当地环保主管部门事故鉴定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很快与企业达成赔偿协议，并向该企业兑现了环境污染损害赔款5000元。由此可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将是污染事故的有力处理者。投保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若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保险公司会进行勘察，勘察属实后，再进行理赔，这样有助于投保方解决环境污染事故，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负担。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工作难点及成因
　　（一）企业投保意识不强
　　据资料显示，平安产险作为较早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之一的保险公司，2008年4月，平安产险向保监会备案并正式推出了自行开发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当年9月开始接到保单，当月就签下了3笔保单。但截至目前，根据平安产险统计的综合投保率来看，全国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数量占排污企业的比率一直偏低。另外，深圳作为全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首批试点城市之一，从2008年开始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09年，全市仅有8家企业与人保财险、平安产险等保险公司签单；2010年，此8家企业中7家续保。企业投保率偏低已成现实难题，究其原因，首先是企业经营者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漠视态度。在缺乏法律和行政强制的情况下，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其次，企业规避责任风险意识不强，污染事件发生后，一方面要接受环保部门的经济处罚，另一方面与受害方的损害赔偿、矛盾纠纷有政府兜底协调，致使其抱有侥幸心态；其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偏高，企业难以承受。
　　（二）保险公司承保意愿不高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作为一项新险种，具有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大的特点，其推行存在“三难一缺乏”：一是保险费率确定难，需要大量的环境污染侵权事实作为基础，来确定每个企业污染风险的等级；二是环境污染损失的评估和责任认定难，同时，环境污染责任制度不健全，污染损害赔偿的标准不明确，保险定损和理赔机制不清楚，这些不健全和不确定的因素加剧了环境保险市场的不稳定性；三是缺乏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其实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车险、财产险等等大同小异，但主要是它的风险特殊性决定了其推行的难度。环境污染的风险大，往往超过了保险公司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向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保险公司考虑到承担的风险大，而不得不提高投保费率，这就造成了投保人的投保压力；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考虑到环境污染的风险特殊性，而对此选择避而不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积极性不高。
　　三、加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推行工作相关建议
　　在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工业三废排放、矿产资源开采对地质和水资源的损害等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在所难免，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作为一项环境损害赔偿的处理机制，对增强企业环保责任意识，缓解政府处理受害百姓与污染企业的矛盾纠纷具有积极作用。结合环境责任保险发展中面临投保企业积极性不高、赔偿标准尚未完善等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使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能够顺利推行，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尽快完善环境侵权责任相关法律法规，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我国关于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云南颁发过《云南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办法》还仅仅停留在环境污染防治、资源保护、责任处罚层面，涉及环境污染责任赔偿方面的法律少之又少，更没有关于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专项法律法规。对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环境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尽早制定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相关法律，明确环境侵权的法律责任，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二，清晰定位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积极引导理念上的环保。当前，企业对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理解还停留在损失补偿上，即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由保险公司来买单，这样就大大扭曲了其设立的目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在履行对企业的补偿责任外，更强调的是激励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责。在这方面，国家可以对企业进行积极的政策宣导，在对此险种宣传和推广的过程中，扶正企业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错误定位。同时，保险公司可以发挥自身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长，帮助企业做好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工作，不定期对企业进行环境安全培训，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环境污染风险排查工作，督促企业及时整改，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的环境污染风险。环保部门也应在政策规定、宣传导向上积极配合保险公司。总之，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应联合起来，引导企业不仅在实践中环保，更在理念上环保。 　　第三，各方携手共同解决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技术上的难题。由于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累积性、滞后性、转化性等特征，环境污染责任的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大，加之保险公司首次“试水”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缺乏相关的经验，这一险种在推行之初有诸多难题需要解决。对此，国家应加快制定明确的环境污染损失认定和评估标准，加强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建设，设立专业的第三方责任鉴定机构，为环境污染责任和损失确定提供统一的标准。保险公司应在条款和费率制定上加大马力，充分权衡各方利益关系，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类别设立不同的条款合同和费率标准，保证定价的公平合理。同时，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还应积极探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如对环境污染可能造成损失特别巨大的项目推介再保险公司介入，为原投保保险公司提供巨额赔款保障。
　　第四，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为经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由于这一险种在推行之初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较大的风险。国家应通过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限制责任险项目，扩大市场主体。二是保险公司通过费率优惠、安全培训等手段鼓励企业主动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由于企业认识不够，投保积极性不高，即使强制投保，也未能从本质上认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保险公司通过费率优惠，如前一年未发生污染事件的企业，在第二年续保时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优惠，以及定期为企业提供安全培训、风险排查等，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强化企业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本质认识，推动企业达成环境保护共识。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虽不能确保环境不受污染，也不能全力抵制风险，但它的推行将有助于运用保险机制改变企业或个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形成“保险后再完善”的绿色发展道路。结合华坪县情况，虽然目前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开办污染责任保险，但随着该险种试点推行且条件成熟后将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向更宽泛的高污染行业、企业延伸，煤炭、石灰石两大矿产资源的深度开采加工对生态及水资源环境污染将逐步显现（并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畴），由此发生的损害赔偿和矛盾纠纷在所难免，届时推行开办该险种既能缓解政府、企业的压力，也拓宽了保险行业保费收入来源。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未来市场发展的前景不可估量，这一保险在促进我们更加注重环保、创建和谐文明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和政府的负担。
　　人民银行华坪县支行课题组负责人：冯迎华
　　成员：王和平（执笔） 陈红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