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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暂住证、样式各异的劳动合同、字迹模糊的请假条、锈迹斑斑的修理工具、破烂陈旧的煎饼车……没有人会将这些物件与博物馆联系在一起。然而如今，它们却被整齐地陈列在宽敞明亮的展厅里，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印记、一本时代变迁的真实影集，吸引着慕名前来的参观者。
农民工博物馆——这个名称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可谓字字千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务工潮”，到每年春运的“返乡潮”；从建筑工地上的挥汗如雨，到年底讨薪时的步步维艰；从最初的“盲流”，到日前提出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
这一段流动着的奋斗史、创业史，最终凝固成一笔沉甸甸的文化和精神财富，被永久地封存、纪念。
北京：民间样本
兴建农民工博物馆，这一创意既非官方决定，也不是专家的提议，而是一群青年打工者的“想法”。
2008年5月1日，一个记录着打工人群30年奋斗史、由农民工自己创建的打工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北京东郊皮村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而它的主创者和策划者，正是住在这个城乡结合部里的一群外来务工青年，曾经的地铁歌手、河南小伙孙恒和他“打工青年艺术团”的伙伴们。
一个外观上毫不起眼的四合院，在冬日的阳光里显得有几分破旧和寒酸。比起宽敞明亮的博物馆，这里更像是由几间库房连起来的陈列室。然而走进室内，却是别有洞天。这里共有“打工群体历史变迁”、“女工”、“儿童”、“劳工NGO团体”、“工人居住状况”5个专题展厅、2000余件展品。照片、信件、工资单、欠条、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打工文艺作品……仿佛在眼前展开了一幅真实具体的打工者发展历史和日常生活的画卷。
“我们只是想记录自己的历史。历史是需要有载体的，要形成文字、档案、形成可看的东西才能够流传和传承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虽然我们创造了历史也不会进入历史。”孙恒的一番话，道出了这群青年打工者创办博物馆的初衷，他们希望通过打工博物馆来纪录当代农民工的文化历史变迁，倡导对劳动价值的尊重与认可。
如今，这群怀揣理想的打工青年已经在这里坚守好几年。在朝阳区政府和一些社会机构的帮助下，博物馆的规模日益壮大，目前还在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与打工群体生活工作相关的各类物品。
然而谈到博物馆的发展，馆长许多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作为城乡结合部的皮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将面临拆迁的命运。到那时，几年辛苦经营起来的博物馆又将迁往何处呢？
与其他很多民间收藏博物馆类似，他们尚未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博物馆的全部运转成本也来自于社会各基金会的援助。馆长许多正在为举办各类打工文化历史研讨交流与培训等活动而努力，而小有名气的孙恒还在为自己的巡回演出四处奔波。他们希望通过与政府机构、新闻媒体、相关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合作，扩大影响，使博物馆成为打工文化历史的教育研究及培训基地。
四川金堂：政府主持
尽管少为人知甚至被外界误读为“山寨博物馆”，皮村的打工者默默坚守在京城的一隅，为农民工博物馆的兴建提供了一个民间的样本。
2011年，官方兴建农民工博物馆的呼声此起彼伏。6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意大利进行文化建设考察时提出，广州可选择保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以留下城市快速发展的印记。他建议研究并建立一个农民工博物馆，集中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发展状况及其对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
7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与全省杰出（优秀）青年农民工代表座谈时指出，“如果把湖南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比作一首交响乐，那么，农民工群体的参与、奉献，就是其中最激昂、最雄浑的乐章之一。”他建议，在湖南建一个农民工博物馆，以此见证并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进步。
如果说湖南兴建农民工博物馆还停留在构想阶段，广东的农民工博物馆则迅速完成了方案制定和选址工作。而位于西部省区的另一个中等城市——四川省金堂县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农民工博物馆的所有筹建工作，并于10月13日正式开馆迎客。由于此前开放的皮村“打工艺术博物馆”和深圳“劳务工博馆”都没有冠以“农民工博物馆”的称谓，金堂这个博物馆堪称我国第一个由政府主持兴建的农民工主题博物馆。
金堂的农民工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他们第一个由政府组织输出农民工，第一个在劳务输出地建立就业社保服务站，第一个为农民工在乡镇开通可视电话，第一个探索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甚至建立了国内首个“打工者回乡创业园区”。2010年，金堂被国家人社部评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
1000余平方米的建筑面积、6个分馆，400多件实物，1000余张图片和來自全国各地的影像资料，叙说着农民工辉煌而又辛酸的三十余年。
广州：未来蓝本
作为农民工的集中输入地，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重要的一页。而由政府主持、即将开建的广东农民工博物馆，自然成为最吸引眼球的焦点。
在广州，农民工博物馆的建设是和城中村改造联系在一起的。广州市“三旧办”的工作人员汪中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次农民工博物馆选址所在的白云区马务村是计划中的综合整治村。该村位于城乡结合部，属于较早建成并出租给农民工居住、工作的典型“城中村”，该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聚集于此工作和居住；此外，该村外来农民工工作涵盖了市场服务、工业生产、小商品零售等多个领域，与村民关系融洽，具有代表意义。
“农民工博物馆建设，不仅将成为发掘、整理、展示历史的重要机会，更将成为在城中村改造中保护、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的一个标杆。” 广州市“三旧办”新闻发言人谢晖表示，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城中村”改造模式，不大拆大建，尽量保留原有风貌，通过综合整治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改善村居环境。如打通交通道路和消防通道，实现“三线”下地和“雨污分流”等。
由政府主持、通过网上公投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同时探索“城中村”改造模式，广东的“农民工博物馆”既没有皮村面临拆迁的后顾之忧，也比金堂具有更大的规模。
然而，想法既出，难无争议。有学者指出，如果农民工博物馆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最后弄成一份官方正史的叙述和展览，失去了农民工博物馆的真谛，反而不如皮村的民间样本那么真实而厚重。
将农民工博物馆搞成一屋子血泪史，显然“不合时宜”；但若一味展示农民工的幸福生活和时代进步，显然与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存在巨大落差，显得不够真实。因此，有专家提出，农民工博物馆真正的棘手问题就在于其展品。
对此，广州市“三旧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主办方正在向社会各界开展博物馆展品的征集工作，任何有关农民工生产生活的图片、手稿、影像，以及反映农民工在穗生活经历、人生轨迹的人和事都在征集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借鉴民间博物馆的模式，发动公众的参与，尤其是广大农民工朋友，只有他们的参与，农民工博物馆的建设才能多一些视角，才能真实而完整。”广州市“三旧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农民工博物馆——这个名称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可谓字字千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务工潮”，到每年春运的“返乡潮”；从建筑工地上的挥汗如雨，到年底讨薪时的步步维艰；从最初的“盲流”，到日前提出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
这一段流动着的奋斗史、创业史，最终凝固成一笔沉甸甸的文化和精神财富，被永久地封存、纪念。
北京：民间样本
兴建农民工博物馆，这一创意既非官方决定，也不是专家的提议，而是一群青年打工者的“想法”。
2008年5月1日，一个记录着打工人群30年奋斗史、由农民工自己创建的打工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北京东郊皮村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而它的主创者和策划者，正是住在这个城乡结合部里的一群外来务工青年，曾经的地铁歌手、河南小伙孙恒和他“打工青年艺术团”的伙伴们。
一个外观上毫不起眼的四合院，在冬日的阳光里显得有几分破旧和寒酸。比起宽敞明亮的博物馆，这里更像是由几间库房连起来的陈列室。然而走进室内，却是别有洞天。这里共有“打工群体历史变迁”、“女工”、“儿童”、“劳工NGO团体”、“工人居住状况”5个专题展厅、2000余件展品。照片、信件、工资单、欠条、生活用品、工作服、劳动工具、打工文艺作品……仿佛在眼前展开了一幅真实具体的打工者发展历史和日常生活的画卷。
“我们只是想记录自己的历史。历史是需要有载体的，要形成文字、档案、形成可看的东西才能够流传和传承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虽然我们创造了历史也不会进入历史。”孙恒的一番话，道出了这群青年打工者创办博物馆的初衷，他们希望通过打工博物馆来纪录当代农民工的文化历史变迁，倡导对劳动价值的尊重与认可。
如今，这群怀揣理想的打工青年已经在这里坚守好几年。在朝阳区政府和一些社会机构的帮助下，博物馆的规模日益壮大，目前还在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与打工群体生活工作相关的各类物品。
然而谈到博物馆的发展，馆长许多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作为城乡结合部的皮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将面临拆迁的命运。到那时，几年辛苦经营起来的博物馆又将迁往何处呢？
与其他很多民间收藏博物馆类似，他们尚未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博物馆的全部运转成本也来自于社会各基金会的援助。馆长许多正在为举办各类打工文化历史研讨交流与培训等活动而努力，而小有名气的孙恒还在为自己的巡回演出四处奔波。他们希望通过与政府机构、新闻媒体、相关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合作，扩大影响，使博物馆成为打工文化历史的教育研究及培训基地。
四川金堂：政府主持
尽管少为人知甚至被外界误读为“山寨博物馆”，皮村的打工者默默坚守在京城的一隅，为农民工博物馆的兴建提供了一个民间的样本。
2011年，官方兴建农民工博物馆的呼声此起彼伏。6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意大利进行文化建设考察时提出，广州可选择保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以留下城市快速发展的印记。他建议研究并建立一个农民工博物馆，集中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发展状况及其对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
7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与全省杰出（优秀）青年农民工代表座谈时指出，“如果把湖南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比作一首交响乐，那么，农民工群体的参与、奉献，就是其中最激昂、最雄浑的乐章之一。”他建议，在湖南建一个农民工博物馆，以此见证并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进步。
如果说湖南兴建农民工博物馆还停留在构想阶段，广东的农民工博物馆则迅速完成了方案制定和选址工作。而位于西部省区的另一个中等城市——四川省金堂县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农民工博物馆的所有筹建工作，并于10月13日正式开馆迎客。由于此前开放的皮村“打工艺术博物馆”和深圳“劳务工博馆”都没有冠以“农民工博物馆”的称谓，金堂这个博物馆堪称我国第一个由政府主持兴建的农民工主题博物馆。
金堂的农民工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他们第一个由政府组织输出农民工，第一个在劳务输出地建立就业社保服务站，第一个为农民工在乡镇开通可视电话，第一个探索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甚至建立了国内首个“打工者回乡创业园区”。2010年，金堂被国家人社部评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
1000余平方米的建筑面积、6个分馆，400多件实物，1000余张图片和來自全国各地的影像资料，叙说着农民工辉煌而又辛酸的三十余年。
广州：未来蓝本
作为农民工的集中输入地，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重要的一页。而由政府主持、即将开建的广东农民工博物馆，自然成为最吸引眼球的焦点。
在广州，农民工博物馆的建设是和城中村改造联系在一起的。广州市“三旧办”的工作人员汪中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次农民工博物馆选址所在的白云区马务村是计划中的综合整治村。该村位于城乡结合部，属于较早建成并出租给农民工居住、工作的典型“城中村”，该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聚集于此工作和居住；此外，该村外来农民工工作涵盖了市场服务、工业生产、小商品零售等多个领域，与村民关系融洽，具有代表意义。
“农民工博物馆建设，不仅将成为发掘、整理、展示历史的重要机会，更将成为在城中村改造中保护、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的一个标杆。” 广州市“三旧办”新闻发言人谢晖表示，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城中村”改造模式，不大拆大建，尽量保留原有风貌，通过综合整治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改善村居环境。如打通交通道路和消防通道，实现“三线”下地和“雨污分流”等。
由政府主持、通过网上公投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同时探索“城中村”改造模式，广东的“农民工博物馆”既没有皮村面临拆迁的后顾之忧，也比金堂具有更大的规模。
然而，想法既出，难无争议。有学者指出，如果农民工博物馆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最后弄成一份官方正史的叙述和展览，失去了农民工博物馆的真谛，反而不如皮村的民间样本那么真实而厚重。
将农民工博物馆搞成一屋子血泪史，显然“不合时宜”；但若一味展示农民工的幸福生活和时代进步，显然与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存在巨大落差，显得不够真实。因此，有专家提出，农民工博物馆真正的棘手问题就在于其展品。
对此，广州市“三旧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主办方正在向社会各界开展博物馆展品的征集工作，任何有关农民工生产生活的图片、手稿、影像，以及反映农民工在穗生活经历、人生轨迹的人和事都在征集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借鉴民间博物馆的模式，发动公众的参与，尤其是广大农民工朋友，只有他们的参与，农民工博物馆的建设才能多一些视角，才能真实而完整。”广州市“三旧办”的工作人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