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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义则，１８６７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１８９０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并赴德国留学。次年被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１８９８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二期，晋升为步兵大尉。１９０９年晋升为陆军大佐，调任步兵第三十四联队联队长。１９１１年６月，任关东军十一师团参谋长，入侵中国东北。１９１３年调任华中派遣部队司令官。其后，他先后晋升为陆军少将、中将，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十一师团师团长、第一师团师团长、陆军省次官兼航空局长官、航空本部部长。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再次入侵中国。１９２５年晋升陆军大将。１９２７年擢升陆军省大臣。１９３２年出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日军进占上海。当年５月２６日因被刺伤势过重而毙命于中国。
关东军司令：干涉郭松龄反戈事件
１９２３年，在白川义则赴任关东军司令官不久，中国奉系军阀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反戈事件。
郭松龄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奉系中新派的代表人物，颇得张学良器重。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时，他为副军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奋力作战，立下战功。战后，郭一无所得，遂生怨恨之心。１１月２２日，郭松龄与冯玉祥密约：冯经营西北，郭开发东北。
２３日，郭松龄在滦州借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乘机监禁了奉军将领裴春生、高维岳等，宣布反奉宗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通电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台，并将所部７万人编为４个军。２４日，郭松龄发出讨张通电。
白川义则知道了郭松龄讨张事后，迅速派人面会郭松龄，探寻郭松龄对日的底线，并逼迫郭松龄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日方的要求，于３０日通电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白川义则于是决定维持亲日的张作霖政权。
１１月底，郭松龄大军威逼奉天省城，张作霖急向白川义则日本关东军求援。白川义则派参谋长斋藤奉会见了张作霖，双方签订了《日奉密约》。“密约”以出卖主权和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方出面阻止郭松龄部或在必要时直接出兵。
关东军于１２月７日奉白川义则之命迅速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于奉天府警戒，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战。１２月８日，白川义则以“中间人”的身份同时警告郭松龄部和奉军，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此即“第一次警告”，其实质是限制郭部的行动。１３日，郭部２０００余人准备渡过辽河进攻营口时，白川义则命令日军禁止郭军渡河。１４日，他又以维持治安名义禁止郭军进入营口。１５日，在白川义则的积极努力下，日本内阁决定：从其本土和朝鲜调动大批日军到满洲，增援张作霖。与此同时，白川义则发出“第二号警告”，严禁在南满铁路两侧以及离铁路１０公里以内有直接战斗行为，并禁止对附属地治安有紊乱之虞的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１８日，白川义则移驻奉天省城，坐镇指挥日军。１９日，关东军援军全部抵奉，代张作霖部守卫奉天省城，张部悉数开往前线作战。２２日，郭军与奉军展开激战。日军一方面以８０架飞机，用重型炸弹实施轰炸，配合奉军正面战场。一方面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同时乔装奉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并掩护奉军骑兵抄袭郭军后方。在日、奉武装的联合打击下，２３日，郭军遭到惨败。郭松龄不久命丧新民。
郭松龄兵败后，白川义则乘机将关东军布至奉天等东北大片地区，同时也开创了关东军不顾日军本部的指示、独断专行的先河。
陆军大臣：济南惨案的幕后关键
在白川义则出任陆军大臣之际，中国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逐渐成为中国的势力中心。１９２７年，宁汉合流。在权力斗争中，蒋介石“以退为进”，通电下野，转赴日本，寻求日本的理解和支持。通过联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等分别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商谈。日本军政界都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但其方针是打拉兼施。在反共的问题上，日本坚决支持蒋。但对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日本坚决反对，因为北伐将威胁到日本在山东及东北的利益。田中内阁也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一意向反映给蒋介石。
１９２７年底，蒋介石通过江浙财阀确立了与美、英的关系。１９２８年４月，复出的蒋介石指挥部队继续北伐。日本原本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狼狈败退。白川义则借口保护日侨，在内阁会议上强烈主张出兵山东，叫嚣“出兵的时机已经到来”。在他的力促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最终决定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十师团之第三十三旅团调往青岛。随后，白川义则再次要求增派兵力，最终促成第六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开赴山东。２５日，第六师团到达青岛，根据武官酒井的要求，又擅自开赴济南。
５月１日，国民党军占领济南。同一天，日军擅捕北伐军士兵，枪杀北伐军运输队长，引起日中冲突。消息传回日本，白川义则再次要求内阁从关东军和驻朝鲜军中抽调两个旅团赴山东。５月４日，内阁批准了白川义则的方案，急调关东军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八旅团及特种部队２０００多人增兵济南。７日，白川义则与参谋本部首脑共同制订了《对华方案》，竟然宣称这次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体表现”，要“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根除中国轻侮日本的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８日，田中义一主持内阁会议，在白川义则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决定采纳《对华方案》，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第二天，参谋本部下达命令，调派三师团及特种部队２万人，第三次增兵山东。
在以白川义则为代表的军界首脑人物的支持下，日军面对奉行妥协的国民党军，迅速于１１日占领济南城。此后，到处奸淫杀掳，无所不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侵略、炫耀与被刺身亡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军发动了上海事变。事变之初，驻沪日军分三路突袭闸北。上海军民义愤填膺，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３万余名官兵，奋起抗战。他们在宪兵第１６团的配合下，于２９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与中方达成暂时停火协议。
此后，日军的几次增兵和两次易帅（指挥官先后由野村吉三郎和植田谦吉接替），均遭到失败，激起了日本军界的强烈不满。在军方强硬派的积极主使下，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由白川义则任司令官，负责统一指挥正在上海作战的九师团、上海派遣混成旅团及准备增派上海的十一、十四师团。
２月２６日，白川义则携同幕僚从东京车站出发，于次日到达德县小松岛，乘第二舰队的“妙高”号旗舰，与第十一师团先遣部队同行驶向中国。２９日，“妙高”号到达长江口。白川义则综合各种情报，迅速发现了中国守军在左侧浏河地区江防不足的弱点。他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计划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他命令第十一师团主力于３月１日在七丫口登陆，同时还对所属各部，包括飞行部队及海军第三舰队、海军航空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
此时，中日双方的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９万人、军舰８０艘、飞机３００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５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补给不足，伤亡比较严重。
３月１日，日军九师团按预定计划开始进攻，十一师团也成功登陆，疾速包抄中国守军后路，白川义则换乘“吹雪”号驱逐舰出发，从吴淞铁路码头登陆。他同时对外发表声明，向中国政府和军队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为其侵略行径开脱罪责。同日１８时３０分，白川义则下达命令：十一师团于３月２日占领浏河镇，并与九师团协同，在海军及飞行队配合下包围攻击中国军队主力。
在白川义则的指挥下，日军疯狂地对中国守军进行攻击。在闸北，中国守军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了数次进攻。在江湾，日军猛攻杨家楼阵地，我七十八师一五五旅官兵浴血抗击，杀伤大批日军，并击毙日军九师团第七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该旅官兵在战斗中伤亡过半。在庙行，白川兵分两路攻击中国守军阵地，战斗异常激烈。在阵地即将失守时，离庙行较近的浏河守军一个团以大部兵力赶来增援。
浏河阵地上，中国守军仅剩不足一个营，在抵抗由正面和背后两面攻击的日军中，官兵们英勇无畏，无一人逃生，直至全部阵亡。浏河失守，使中国守军的侧后方暴露于日军一个师团兵力的威胁之下。
３月２日晚，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做出开战以来最艰难的决定：全军退守位于嘉定、黄渡一线的第二道防线待援。
日军于当晚占领了上海后，白川义则下达了攻占真茹镇、嘉定、南翔镇一线的命令。
由于讨论上海停战问题的国际联盟大会于３月３日在日内瓦召开，日军参谋本部发给白川义则的电报中要求“在三日内最低要在既定作战范围内尽全力急追敌人，给以打击”。因中国军队已经撤退，白川义则遂令日军于嘉定、南翔镇、真茹镇一线停止作战行动。３日，战事结束。
３月１４日，国联调查团抵上海。２４日，上海停战谈判会议在上海英国领事署正式召开。但谈判进行了十多天，终未获得成效。
正当中日双方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下，进行停火谈判期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军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坚持要借４月２９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之机，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以炫耀日军武力，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
日军在上海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等于是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为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决定采取一次暗杀行动，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因当日的活动只允许日本及朝鲜人进入会场，所以他们通过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联络到了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金九正想借机为独立运动增加声势，便欣然接受了使命。
金九找到于１９３１年８月来到上海的朝鲜热血青年尹奉吉，向他直言在日军“祝捷大会”上发难的重要性，尹奉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９日８时之前，尹奉吉顺利进入会场。他身穿新西服，肩挎特制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药，一副日本阔公子的派头。当天，虹口公园里聚集了近十万的日本军人和侨民。这些人如痴如狂，手舞足蹈，如同在日本国土上一样。
１０时整，大会正式开始。白川义则大将、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以及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鱼贯而入，依次就坐在检阅台上。日军首先鸣礼炮２１响，接着由阅兵总指挥植田谦吉中将下令检阅开始。受阅军队以九师团部队为主，十一、十四师团代表部队及军直属部队、海军和航空兵部队共约１．５万人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的检阅。
１０点半左右，阅兵式完毕，各国领事纷纷退场，日军开始进行军民联欢，庆祝所谓“淞泸战争胜利”。白川义则首先代表军界发表了演讲，无耻地鼓吹“侵略有功”、“侵略有理”论，大肆叫嚣“武运长久”、“圣寿无疆”等等。
尹奉吉见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官员，知道机会来了。
１１时３０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河端、村井先后致辞，台上台下高唱日本国歌。１８架日本飞机在歌声及礼炮声中呼啸飞过。
就在这时，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几米远的地方，将水壶型炸弹奋力掷出。炸弹准确地落在白川义则、重光葵等人的脚下。伴着浓烟，炸弹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震响。台上人物，全部应声倒下。
白川义则被炸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面部被炸伤８处，牙床碎裂，腹部、双臂和两腿被炸伤３０余处，像血人一样；重光葵被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村井仓松面部血肉模糊，眼、鼻、口难分；植田谦吉被炸伤双腿、左手和面部……检阅台上的日军首脑，无一人逃脱。
顿时，园内一片混乱。
尹奉吉为避免日军的报复牵连他人，没有乘机逃走，而是高呼着“大韩独立万岁”而英勇被捕（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在日本壮烈牺牲）。
日军迅速将台上受伤的有关人员分别送到附近医院就治。白川义则被安置在平凉路日本兵站医院。经过军医的紧急手术，前后共从白川义则身上取出２０４块弹片。
５月５日，上海重行会议，中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协议》。协议使日本在上海许多地区获得了长期驻兵的权利，而中国军队反而不能留驻上海。
但这并没有给病危中的白川义则带来什么大的转机，他终难逃罪惩，于５月２６日因伤势过重毙命，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在中国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当消息传到日本国内时，裕仁天皇特地作了一首诗：“少女雏祭日，止战谋和时；丰功不可灭，留取长相忆。”同时，他又封白川义则为男爵。白川义则的尸体被日军盛殓运回国内。当时，有一位中国记者在编发新闻时，赋标题云：“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
关东军司令：干涉郭松龄反戈事件
１９２３年，在白川义则赴任关东军司令官不久，中国奉系军阀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反戈事件。
郭松龄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奉系中新派的代表人物，颇得张学良器重。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时，他为副军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奋力作战，立下战功。战后，郭一无所得，遂生怨恨之心。１１月２２日，郭松龄与冯玉祥密约：冯经营西北，郭开发东北。
２３日，郭松龄在滦州借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乘机监禁了奉军将领裴春生、高维岳等，宣布反奉宗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通电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台，并将所部７万人编为４个军。２４日，郭松龄发出讨张通电。
白川义则知道了郭松龄讨张事后，迅速派人面会郭松龄，探寻郭松龄对日的底线，并逼迫郭松龄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日方的要求，于３０日通电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白川义则于是决定维持亲日的张作霖政权。
１１月底，郭松龄大军威逼奉天省城，张作霖急向白川义则日本关东军求援。白川义则派参谋长斋藤奉会见了张作霖，双方签订了《日奉密约》。“密约”以出卖主权和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方出面阻止郭松龄部或在必要时直接出兵。
关东军于１２月７日奉白川义则之命迅速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于奉天府警戒，并“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战。１２月８日，白川义则以“中间人”的身份同时警告郭松龄部和奉军，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此即“第一次警告”，其实质是限制郭部的行动。１３日，郭部２０００余人准备渡过辽河进攻营口时，白川义则命令日军禁止郭军渡河。１４日，他又以维持治安名义禁止郭军进入营口。１５日，在白川义则的积极努力下，日本内阁决定：从其本土和朝鲜调动大批日军到满洲，增援张作霖。与此同时，白川义则发出“第二号警告”，严禁在南满铁路两侧以及离铁路１０公里以内有直接战斗行为，并禁止对附属地治安有紊乱之虞的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１８日，白川义则移驻奉天省城，坐镇指挥日军。１９日，关东军援军全部抵奉，代张作霖部守卫奉天省城，张部悉数开往前线作战。２２日，郭军与奉军展开激战。日军一方面以８０架飞机，用重型炸弹实施轰炸，配合奉军正面战场。一方面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同时乔装奉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并掩护奉军骑兵抄袭郭军后方。在日、奉武装的联合打击下，２３日，郭军遭到惨败。郭松龄不久命丧新民。
郭松龄兵败后，白川义则乘机将关东军布至奉天等东北大片地区，同时也开创了关东军不顾日军本部的指示、独断专行的先河。
陆军大臣：济南惨案的幕后关键
在白川义则出任陆军大臣之际，中国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逐渐成为中国的势力中心。１９２７年，宁汉合流。在权力斗争中，蒋介石“以退为进”，通电下野，转赴日本，寻求日本的理解和支持。通过联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等分别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商谈。日本军政界都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但其方针是打拉兼施。在反共的问题上，日本坚决支持蒋。但对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日本坚决反对，因为北伐将威胁到日本在山东及东北的利益。田中内阁也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一意向反映给蒋介石。
１９２７年底，蒋介石通过江浙财阀确立了与美、英的关系。１９２８年４月，复出的蒋介石指挥部队继续北伐。日本原本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狼狈败退。白川义则借口保护日侨，在内阁会议上强烈主张出兵山东，叫嚣“出兵的时机已经到来”。在他的力促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最终决定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十师团之第三十三旅团调往青岛。随后，白川义则再次要求增派兵力，最终促成第六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开赴山东。２５日，第六师团到达青岛，根据武官酒井的要求，又擅自开赴济南。
５月１日，国民党军占领济南。同一天，日军擅捕北伐军士兵，枪杀北伐军运输队长，引起日中冲突。消息传回日本，白川义则再次要求内阁从关东军和驻朝鲜军中抽调两个旅团赴山东。５月４日，内阁批准了白川义则的方案，急调关东军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八旅团及特种部队２０００多人增兵济南。７日，白川义则与参谋本部首脑共同制订了《对华方案》，竟然宣称这次济南事件是“中国人日积月累轻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体表现”，要“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根除中国轻侮日本的观念，“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８日，田中义一主持内阁会议，在白川义则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决定采纳《对华方案》，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第二天，参谋本部下达命令，调派三师团及特种部队２万人，第三次增兵山东。
在以白川义则为代表的军界首脑人物的支持下，日军面对奉行妥协的国民党军，迅速于１１日占领济南城。此后，到处奸淫杀掳，无所不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侵略、炫耀与被刺身亡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军发动了上海事变。事变之初，驻沪日军分三路突袭闸北。上海军民义愤填膺，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３万余名官兵，奋起抗战。他们在宪兵第１６团的配合下，于２９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与中方达成暂时停火协议。
此后，日军的几次增兵和两次易帅（指挥官先后由野村吉三郎和植田谦吉接替），均遭到失败，激起了日本军界的强烈不满。在军方强硬派的积极主使下，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由白川义则任司令官，负责统一指挥正在上海作战的九师团、上海派遣混成旅团及准备增派上海的十一、十四师团。
２月２６日，白川义则携同幕僚从东京车站出发，于次日到达德县小松岛，乘第二舰队的“妙高”号旗舰，与第十一师团先遣部队同行驶向中国。２９日，“妙高”号到达长江口。白川义则综合各种情报，迅速发现了中国守军在左侧浏河地区江防不足的弱点。他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计划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他命令第十一师团主力于３月１日在七丫口登陆，同时还对所属各部，包括飞行部队及海军第三舰队、海军航空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
此时，中日双方的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９万人、军舰８０艘、飞机３００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５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补给不足，伤亡比较严重。
３月１日，日军九师团按预定计划开始进攻，十一师团也成功登陆，疾速包抄中国守军后路，白川义则换乘“吹雪”号驱逐舰出发，从吴淞铁路码头登陆。他同时对外发表声明，向中国政府和军队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为其侵略行径开脱罪责。同日１８时３０分，白川义则下达命令：十一师团于３月２日占领浏河镇，并与九师团协同，在海军及飞行队配合下包围攻击中国军队主力。
在白川义则的指挥下，日军疯狂地对中国守军进行攻击。在闸北，中国守军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了数次进攻。在江湾，日军猛攻杨家楼阵地，我七十八师一五五旅官兵浴血抗击，杀伤大批日军，并击毙日军九师团第七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该旅官兵在战斗中伤亡过半。在庙行，白川兵分两路攻击中国守军阵地，战斗异常激烈。在阵地即将失守时，离庙行较近的浏河守军一个团以大部兵力赶来增援。
浏河阵地上，中国守军仅剩不足一个营，在抵抗由正面和背后两面攻击的日军中，官兵们英勇无畏，无一人逃生，直至全部阵亡。浏河失守，使中国守军的侧后方暴露于日军一个师团兵力的威胁之下。
３月２日晚，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做出开战以来最艰难的决定：全军退守位于嘉定、黄渡一线的第二道防线待援。
日军于当晚占领了上海后，白川义则下达了攻占真茹镇、嘉定、南翔镇一线的命令。
由于讨论上海停战问题的国际联盟大会于３月３日在日内瓦召开，日军参谋本部发给白川义则的电报中要求“在三日内最低要在既定作战范围内尽全力急追敌人，给以打击”。因中国军队已经撤退，白川义则遂令日军于嘉定、南翔镇、真茹镇一线停止作战行动。３日，战事结束。
３月１４日，国联调查团抵上海。２４日，上海停战谈判会议在上海英国领事署正式召开。但谈判进行了十多天，终未获得成效。
正当中日双方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下，进行停火谈判期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军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坚持要借４月２９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之机，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以炫耀日军武力，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
日军在上海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等于是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为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决定采取一次暗杀行动，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因当日的活动只允许日本及朝鲜人进入会场，所以他们通过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联络到了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金九正想借机为独立运动增加声势，便欣然接受了使命。
金九找到于１９３１年８月来到上海的朝鲜热血青年尹奉吉，向他直言在日军“祝捷大会”上发难的重要性，尹奉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９日８时之前，尹奉吉顺利进入会场。他身穿新西服，肩挎特制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药，一副日本阔公子的派头。当天，虹口公园里聚集了近十万的日本军人和侨民。这些人如痴如狂，手舞足蹈，如同在日本国土上一样。
１０时整，大会正式开始。白川义则大将、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以及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鱼贯而入，依次就坐在检阅台上。日军首先鸣礼炮２１响，接着由阅兵总指挥植田谦吉中将下令检阅开始。受阅军队以九师团部队为主，十一、十四师团代表部队及军直属部队、海军和航空兵部队共约１．５万人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的检阅。
１０点半左右，阅兵式完毕，各国领事纷纷退场，日军开始进行军民联欢，庆祝所谓“淞泸战争胜利”。白川义则首先代表军界发表了演讲，无耻地鼓吹“侵略有功”、“侵略有理”论，大肆叫嚣“武运长久”、“圣寿无疆”等等。
尹奉吉见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官员，知道机会来了。
１１时３０分左右，“祝捷大会”进入高潮。河端、村井先后致辞，台上台下高唱日本国歌。１８架日本飞机在歌声及礼炮声中呼啸飞过。
就在这时，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几米远的地方，将水壶型炸弹奋力掷出。炸弹准确地落在白川义则、重光葵等人的脚下。伴着浓烟，炸弹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震响。台上人物，全部应声倒下。
白川义则被炸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面部被炸伤８处，牙床碎裂，腹部、双臂和两腿被炸伤３０余处，像血人一样；重光葵被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村井仓松面部血肉模糊，眼、鼻、口难分；植田谦吉被炸伤双腿、左手和面部……检阅台上的日军首脑，无一人逃脱。
顿时，园内一片混乱。
尹奉吉为避免日军的报复牵连他人，没有乘机逃走，而是高呼着“大韩独立万岁”而英勇被捕（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在日本壮烈牺牲）。
日军迅速将台上受伤的有关人员分别送到附近医院就治。白川义则被安置在平凉路日本兵站医院。经过军医的紧急手术，前后共从白川义则身上取出２０４块弹片。
５月５日，上海重行会议，中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协议》。协议使日本在上海许多地区获得了长期驻兵的权利，而中国军队反而不能留驻上海。
但这并没有给病危中的白川义则带来什么大的转机，他终难逃罪惩，于５月２６日因伤势过重毙命，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在中国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当消息传到日本国内时，裕仁天皇特地作了一首诗：“少女雏祭日，止战谋和时；丰功不可灭，留取长相忆。”同时，他又封白川义则为男爵。白川义则的尸体被日军盛殓运回国内。当时，有一位中国记者在编发新闻时，赋标题云：“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