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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陳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被查封，他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人，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责编：何建娇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陳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被查封，他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人，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