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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简述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基础上，分析了跨国公司成功避税占据博弈优势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策略性博弈论模型，分析上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策略的影响，分析结论是稽核手段越成熟，成功率越高，处罚越严厉，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的风险就越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控制其对转移定价的滥用。最后，结合我国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管制的现状，提出完善我国对转移定价管制的五点建议，分别是创造有效外部市场、立法纳税人举证责任制、合理运用税收筹划、完善预约定价制度、扩大国际合作，以此在博弈中和跨国公司取得双赢的局面。
【关键词】博弈 转移定价 跨国公司 避税 反避税
一、引言
为寻求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中运用多种方法实施避税，虽然种类繁多却未变根本，其总是在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转移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尽管大多数国家都相互签订双边税收协定，通过税收饶让减免所得税。但是，实际办理已纳税款抵免手续繁琐，加之我国税率若低于其母国税率反而会令其补征少缴的税款。为其全球一体化利益的需要，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即跨国公司结合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实现整个集团的税收最小化。如图所示：
二、跨国公司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原因
我们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自1988年至2000年，据商务部宏观数据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连年亏损，且亏损面从35%～70%逐年扩大，致使我国每年损失的税额至少300亿元。为何跨国公司在我国能够大规模成功避税，总是占据博弈的有利方，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国公司利用内部化优势，使转移价格运用信息处于商业保密状态，致使征纳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税务机关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居于劣势地位。
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可知，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可最大限度转移生产要素，这样既减少外部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我国政府的干预，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率风险，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在其内部化形成的子公司网络中，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子公司分别服务于不同市场、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差异，获得利润最大化的机会。这些内部化优势致使跨国公司买卖生产要素的商业信息处于保密地位，税务机关并无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得对自己有利于的证据进行税务稽核，致使自身处于这场博弈的劣势地位。
第二，跨国公司利用我国税收制度差异和税收优惠政策，为其避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致使税务机关无法有效进行反避税政策实施。
尽管我国于2008年1月1日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仍可延续至期满为止。例如：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从获利年度起，第一、二年免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①“从获利年度起”这一税收优惠供跨国公司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可为宽广。在2013年期满之前，跨国公司不断利用这一优惠推迟获利年度享受“二免三减半”，致使多年来在华投资外国企业账面亏损面长期高居60%～70%。另外享受“五免五減半”的在华投资外国企业也有类似的避税方法。既有优惠政策这道“王牌”，税务机关也难以有效实施反避税政策。
第三，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饥渴症为其提供庇护所，使税务机关难以按反避税需要选择转让定价对象进行稽核。
地方政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需求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这恰恰为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在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这场博弈中，若跨国公司通过地方政府的区域优势赚取更多的钱，地方政府通过跨国公司吸引投资繁荣经济，本是双方共赢互相合作的大好局面。但现实残酷，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若渴的心理，占据有利地位，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而当地政府则不得不步步退让，廉价出让土地，争打税收优惠牌，甚至干预税务机关征管稽查工作。加之税务机关自身也难免有畏难情绪，担心影响当地招商引资工作等等，使得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难以选择转让定价对象实施稽核。
在这场博弈中，我国想要扭转劣势低位，成功实现反避税，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运用就不得不多动脑筋。笔者认为，将稽核作为反避税作为反避税实施最终的环节，也不失为其中一种值得尝试的办法。因为，稽核的健全度和处罚度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转移定价决策策略的选择。本文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建我国和跨国公司避税与反避税策略模型，分析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影响。
三、策略性博弈模型建立及其分析
（一）构建策略性博弈模型
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为参与双方进行博弈，双方的行动策略在事前均不为对方所知。二者选择各自的每种战略的概率，恰好使自身位于选择的无差别点。
在模型中，跨国公司的策略是使用转移定价或不使用转移定价，选用转移定价策略的概率为Pm，不采用的概率为1-Pm。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利润为M，若实施转移定价可将利润M转移国外，对跨国公司整体来说，获益就是M。但若被我国税务机关稽核，会被责令补缴税款，并承担罚款。假设，所得税率是T，则缴纳税款为MT；假设罚款率是f，则罚金为Mf。
税务机关的策略是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稽核和不实施稽核，选择稽核策略的概率是Pt，则不实施稽查的概率为1-Pt。假设稽核成功的概率为Ps，则不成功的概率为1-Ps。税务机关选择稽查时的成本为C，选择不实施稽核时的成本为A，有C=A+B，B是实施稽核时的调查成本。如图所示：
（因为所得税率和罚金的比例是东道国制定，所以可假设税务当局对制定所得税率和罚金比例有重要影响，即T和f在此可看为常量。） （二）策略性博弈模型分析
1.对跨国公司而言，税务机关的稽核成功率与调查成本，是影响其转移定价策略的直接因素。税务当局的稽核成功率越高，越能牵制跨国公司实施转移定价的行为。在税务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我国对转移定价稽核的制度应规范全面，提高可行性，同时降低调查成本，则能在短时间内查获问题，使得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利润，调高工作效率。同时，制度的完善包括增加罚款额和各项处罚措施，会增加转移定价的风险成本，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施转移定价。
2.对税务机关而言，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越是容易成为显眼的稽核对象。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应该列入税务机关的稽核范围，因为他们利用转移定价的概率相对要高，而且给国家带来的税收损失也相对越大。当然在选择这样的跨国公司作为稽核对象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稽核造成的影响，需要税务机关掌握充分的证据，审慎、严格地按照法律规程进行稽核，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四、税务机关管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建议
第一，创造有效外部市场，促使跨国公司从内部化发展向外部化发展转变，促进征纳双方信息公开透明，使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在博弈中处于平等地位。
跨国公司由于内部化优势明显，为其逃避税收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尤其体现在最终产品市场的贸易和服务上更为明显。税务机关应争取在反避税斗争中获取主动权，创造一个有效的、在交易活动中有大量买方和卖方的外部市场，拆除跨国公司优势壁垒。这样，即便跨国公司采取转移定价采购关联企业相关产品，进行暗箱操作也难以成形，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以往所谓的“商业机密”也被公开透明，扭转税务机关在以往反避税博弈中的劣势地位而趋于平等。当然，推行企业大宗物品采购公开招标制度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耐心和政府的支持，才能培育出更为有效的外部市场。
第二，借鉴外国在反避税措施中有效方法，立法明确纳税人负有举证责任，改善税务机关在博弈中的劣势处境。
西方国家为维护各自国际税收权益，先后推出各种转让定价反避税措施。例如，美国税法规定，转移定价应由跨国公司负举证责任，充分行使东道国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在这场博弈中的劣势处境。我国也可以效仿之，建立专门负责处理涉外税收争端的“税务法院”，完善中国税务的行政、立法、司法组织。通过定期的专项税务审计发现转移定价问题并加以控制，进而提出举证的要求。对那些重大项目的举证材料可委托境外的会计公司对境外企业提供的举证材料进行审核公证，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力。
第三，合理运用税收筹划，针对性地选择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跨国公司，约谈与培训双管齐下，增强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的主动地位。
跨国公司经常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从母公司采购比中国同样的原材料高出数十倍价格的原材料和零件，再以低价向母公司出售产品，从而把利润转移到母公司，加大中外合资企业的成本，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利润。对于这些有高进低出嫌疑的跨国公司，税务机关应将其重点监控对象，如若这些跨国公司需进行定价调整，可先对其进行约谈，促使其主动放弃转移定价内部化运用。对约谈后仍不放弃转移定价的跨国公司，应将有关情况通报至国有资产管理局，由其出面维权，实行定价调整。平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可采取定期培训，促使其转变观念，从一开始就放弃内部化转移定价，引导跨国公司走出避税误区。这样既可以使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处于主动地位，还可以化解强化征纳双方的矛盾，促使跨国公司诚信纳税。
第四，进一步完善预约定价协议制度，梳理税收优惠政策，减少跨国公司避税诱因。
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崇的预约定价（APA）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的最有效方式。其核心在于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事先加以确认，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尽管我国已经引入APA制度，但由于APA对法制健度、市场透明度，信息公开度有较高的要求，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的条件。因此，可结合我国国情，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贯彻到实践中，采取重点突破的策略，有选择地稽核某个行业中较大型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通过审计一家公司，警示一批企业，规范一个行业。另外，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可以不断调整跨国公司享受的优惠政策，逐步使我国从以税收优惠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向以市场引力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转变。
第五，扩大国际反避税合作，建立“一个中心，两个着力点”的涉外税收征管机制，使税务机关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缺乏全球性的操作规范和监督，由于各国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千差万别，所以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税务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对国际转移价格的监管。可以考虑设立“国际税收管理中心”，负责国际税收决策、立法、司法管理以及税收协定的情报交换，从组织上保证国际税收管理健康运行；再设置中心在副省级以上城市派出机构“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和“反避税调查机构”，前者负责监管反避税工作，如双边税收协定的执行情况、预约定价协议的签订、执行、调整以及覆盖情况，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后者从事专门的反避税调查工作，并负责所在局与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的沟通工作，收集并上报所在局需要专员办协助解决的情报资料。通过这样的合作，推动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发展，使税务部门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五、结束语
总之，在与跨国公司的避税和反避税博弈中，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资本相对匮乏，反避税工作应以不妨碍正常引资为度，讲究策略。我国制定的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是为了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与投资者母国分享资本带来的税收增加额。但是我们应有限度地允许外商投资者从国际避税中获得投资回报，这样才能带来更多投资实现。如此，我们在这场博弈中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注释
①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废止）。
参考文献
[1]Jack Bernstein. Transfer Pricing in Canad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1999，（12）：67.
[2]常秀芳. 关联方交易及转移定价浅析[J]，2011，（11）：44-45.
[3]王其乐.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治理[D]，南京师范大学，2010.
[4]朱佳.防范外商投资企业在华避税实践中的难题及对策[J]，集团经济研究，2007，（7）：143-144.
[5]李波.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研究[D]，2006，华中科技大学.
【关键词】博弈 转移定价 跨国公司 避税 反避税
一、引言
为寻求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中运用多种方法实施避税，虽然种类繁多却未变根本，其总是在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转移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尽管大多数国家都相互签订双边税收协定，通过税收饶让减免所得税。但是，实际办理已纳税款抵免手续繁琐，加之我国税率若低于其母国税率反而会令其补征少缴的税款。为其全球一体化利益的需要，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即跨国公司结合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实现整个集团的税收最小化。如图所示：
二、跨国公司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原因
我们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自1988年至2000年，据商务部宏观数据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连年亏损，且亏损面从35%～70%逐年扩大，致使我国每年损失的税额至少300亿元。为何跨国公司在我国能够大规模成功避税，总是占据博弈的有利方，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国公司利用内部化优势，使转移价格运用信息处于商业保密状态，致使征纳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税务机关在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居于劣势地位。
通过转移定价原理可知，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可最大限度转移生产要素，这样既减少外部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我国政府的干预，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率风险，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在其内部化形成的子公司网络中，跨国公司利用不同子公司分别服务于不同市场、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差异，获得利润最大化的机会。这些内部化优势致使跨国公司买卖生产要素的商业信息处于保密地位，税务机关并无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得对自己有利于的证据进行税务稽核，致使自身处于这场博弈的劣势地位。
第二，跨国公司利用我国税收制度差异和税收优惠政策，为其避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致使税务机关无法有效进行反避税政策实施。
尽管我国于2008年1月1日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仍可延续至期满为止。例如：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从获利年度起，第一、二年免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①“从获利年度起”这一税收优惠供跨国公司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可为宽广。在2013年期满之前，跨国公司不断利用这一优惠推迟获利年度享受“二免三减半”，致使多年来在华投资外国企业账面亏损面长期高居60%～70%。另外享受“五免五減半”的在华投资外国企业也有类似的避税方法。既有优惠政策这道“王牌”，税务机关也难以有效实施反避税政策。
第三，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饥渴症为其提供庇护所，使税务机关难以按反避税需要选择转让定价对象进行稽核。
地方政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需求更多更大规模的投资，这恰恰为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在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这场博弈中，若跨国公司通过地方政府的区域优势赚取更多的钱，地方政府通过跨国公司吸引投资繁荣经济，本是双方共赢互相合作的大好局面。但现实残酷，跨国公司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若渴的心理，占据有利地位，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而当地政府则不得不步步退让，廉价出让土地，争打税收优惠牌，甚至干预税务机关征管稽查工作。加之税务机关自身也难免有畏难情绪，担心影响当地招商引资工作等等，使得反避税工作困难重重，难以选择转让定价对象实施稽核。
在这场博弈中，我国想要扭转劣势低位，成功实现反避税，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运用就不得不多动脑筋。笔者认为，将稽核作为反避税作为反避税实施最终的环节，也不失为其中一种值得尝试的办法。因为，稽核的健全度和处罚度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转移定价决策策略的选择。本文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建我国和跨国公司避税与反避税策略模型，分析我国稽核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影响。
三、策略性博弈模型建立及其分析
（一）构建策略性博弈模型
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为参与双方进行博弈，双方的行动策略在事前均不为对方所知。二者选择各自的每种战略的概率，恰好使自身位于选择的无差别点。
在模型中，跨国公司的策略是使用转移定价或不使用转移定价，选用转移定价策略的概率为Pm，不采用的概率为1-Pm。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利润为M，若实施转移定价可将利润M转移国外，对跨国公司整体来说，获益就是M。但若被我国税务机关稽核，会被责令补缴税款，并承担罚款。假设，所得税率是T，则缴纳税款为MT；假设罚款率是f，则罚金为Mf。
税务机关的策略是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稽核和不实施稽核，选择稽核策略的概率是Pt，则不实施稽查的概率为1-Pt。假设稽核成功的概率为Ps，则不成功的概率为1-Ps。税务机关选择稽查时的成本为C，选择不实施稽核时的成本为A，有C=A+B，B是实施稽核时的调查成本。如图所示：
（因为所得税率和罚金的比例是东道国制定，所以可假设税务当局对制定所得税率和罚金比例有重要影响，即T和f在此可看为常量。） （二）策略性博弈模型分析
1.对跨国公司而言，税务机关的稽核成功率与调查成本，是影响其转移定价策略的直接因素。税务当局的稽核成功率越高，越能牵制跨国公司实施转移定价的行为。在税务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我国对转移定价稽核的制度应规范全面，提高可行性，同时降低调查成本，则能在短时间内查获问题，使得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利润，调高工作效率。同时，制度的完善包括增加罚款额和各项处罚措施，会增加转移定价的风险成本，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施转移定价。
2.对税务机关而言，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越是容易成为显眼的稽核对象。收益越高的跨国公司，应该列入税务机关的稽核范围，因为他们利用转移定价的概率相对要高，而且给国家带来的税收损失也相对越大。当然在选择这样的跨国公司作为稽核对象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稽核造成的影响，需要税务机关掌握充分的证据，审慎、严格地按照法律规程进行稽核，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四、税务机关管制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建议
第一，创造有效外部市场，促使跨国公司从内部化发展向外部化发展转变，促进征纳双方信息公开透明，使跨国公司和税务机关在博弈中处于平等地位。
跨国公司由于内部化优势明显，为其逃避税收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尤其体现在最终产品市场的贸易和服务上更为明显。税务机关应争取在反避税斗争中获取主动权，创造一个有效的、在交易活动中有大量买方和卖方的外部市场，拆除跨国公司优势壁垒。这样，即便跨国公司采取转移定价采购关联企业相关产品，进行暗箱操作也难以成形，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以往所谓的“商业机密”也被公开透明，扭转税务机关在以往反避税博弈中的劣势地位而趋于平等。当然，推行企业大宗物品采购公开招标制度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耐心和政府的支持，才能培育出更为有效的外部市场。
第二，借鉴外国在反避税措施中有效方法，立法明确纳税人负有举证责任，改善税务机关在博弈中的劣势处境。
西方国家为维护各自国际税收权益，先后推出各种转让定价反避税措施。例如，美国税法规定，转移定价应由跨国公司负举证责任，充分行使东道国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在这场博弈中的劣势处境。我国也可以效仿之，建立专门负责处理涉外税收争端的“税务法院”，完善中国税务的行政、立法、司法组织。通过定期的专项税务审计发现转移定价问题并加以控制，进而提出举证的要求。对那些重大项目的举证材料可委托境外的会计公司对境外企业提供的举证材料进行审核公证，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力。
第三，合理运用税收筹划，针对性地选择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跨国公司，约谈与培训双管齐下，增强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的主动地位。
跨国公司经常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从母公司采购比中国同样的原材料高出数十倍价格的原材料和零件，再以低价向母公司出售产品，从而把利润转移到母公司，加大中外合资企业的成本，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利润。对于这些有高进低出嫌疑的跨国公司，税务机关应将其重点监控对象，如若这些跨国公司需进行定价调整，可先对其进行约谈，促使其主动放弃转移定价内部化运用。对约谈后仍不放弃转移定价的跨国公司，应将有关情况通报至国有资产管理局，由其出面维权，实行定价调整。平时，对外商投资企业可采取定期培训，促使其转变观念，从一开始就放弃内部化转移定价，引导跨国公司走出避税误区。这样既可以使税务机关在定价调整中处于主动地位，还可以化解强化征纳双方的矛盾，促使跨国公司诚信纳税。
第四，进一步完善预约定价协议制度，梳理税收优惠政策，减少跨国公司避税诱因。
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崇的预约定价（APA）被认为是解决转移定价反避税的最有效方式。其核心在于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事先加以确认，将转移定价的事后税务审计变为事前约定。尽管我国已经引入APA制度，但由于APA对法制健度、市场透明度，信息公开度有较高的要求，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的条件。因此，可结合我国国情，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贯彻到实践中，采取重点突破的策略，有选择地稽核某个行业中较大型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通过审计一家公司，警示一批企业，规范一个行业。另外，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可以不断调整跨国公司享受的优惠政策，逐步使我国从以税收优惠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向以市场引力为主打的吸引外资时代转变。
第五，扩大国际反避税合作，建立“一个中心，两个着力点”的涉外税收征管机制，使税务机关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缺乏全球性的操作规范和监督，由于各国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千差万别，所以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税务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对国际转移价格的监管。可以考虑设立“国际税收管理中心”，负责国际税收决策、立法、司法管理以及税收协定的情报交换，从组织上保证国际税收管理健康运行；再设置中心在副省级以上城市派出机构“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和“反避税调查机构”，前者负责监管反避税工作，如双边税收协定的执行情况、预约定价协议的签订、执行、调整以及覆盖情况，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后者从事专门的反避税调查工作，并负责所在局与国际税收管理专员办的沟通工作，收集并上报所在局需要专员办协助解决的情报资料。通过这样的合作，推动我国反避税工作的发展，使税务部门在反避税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五、结束语
总之，在与跨国公司的避税和反避税博弈中，我国目前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资本相对匮乏，反避税工作应以不妨碍正常引资为度，讲究策略。我国制定的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是为了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与投资者母国分享资本带来的税收增加额。但是我们应有限度地允许外商投资者从国际避税中获得投资回报，这样才能带来更多投资实现。如此，我们在这场博弈中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注释
①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废止）。
参考文献
[1]Jack Bernstein. Transfer Pricing in Canad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1999，（12）：67.
[2]常秀芳. 关联方交易及转移定价浅析[J]，2011，（11）：44-45.
[3]王其乐.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治理[D]，南京师范大学，2010.
[4]朱佳.防范外商投资企业在华避税实践中的难题及对策[J]，集团经济研究，2007，（7）：143-144.
[5]李波.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研究[D]，2006，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