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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再印那么多钞票，没地方可用了，有可能成为“以人民币命名的印刷品”。
有人说，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观察三方面的数据即可：用电量、铁路货运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而这三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减速的态势仍在延续。
自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经济第四次出现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低于8%的局面。前三次分别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破裂和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因此，如果单纯从GDP增速数据而言，中国正在经历次贷危机以来的“二次衰退”。
从长期而言，从1978年开启的高速增长的运行轨迹，可能已经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其中集中表现在三个转变：
转变之一：中国货币化进程已行至拐点
截至2012年7月底，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已高达60.1万亿，较2008年底的30.3万亿，翻了一番。但中国特有的危机期间信贷高速增长现象，实际上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曾出现过：1995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左右，到1999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信贷总量4年间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央行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底信贷余额9.37万亿，但若将当年从四大国有银行一次性政策剥离的1.4万亿信贷算上的话，实际信贷总量为10.8万亿）。可见，反危机下信贷的非常规增长实际上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特有现象。
除了上述反危机下的信贷投放特质之外，中国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还源于自身的货币化过程——持续的超额货币供给并没有带来持续通胀，即伴随中国市场经济范围的不断延伸，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货币化进程也相应经历了商品吸纳、资产吸纳两个阶段。
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触发了政府的反危机公共干预，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轮政府反危机干预之下，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表现为原来能够吸纳超额货币的商品领域、资产领域已经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而在新的吸纳货币领域出现之前，即经济运行新的增长点形成之前，超额货币则一定会形成通胀压力。
换句话说，再印那么多钞票，没地方可用了，有可能成为“以人民币命名的印刷品”。
转变之二：中国的外需依赖模式行至拐点
截至2012年2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负向拉动已经连续6个季度，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2008年危机爆发时，成为自1994年中国“双顺差”形成以来，外需最差的时期。
但当前外需对于经济的负拉动，不仅仅是因为欧美国家对于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吸纳的暂时性疲弱，更本质的原因则是维系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本“三低”局面已经结束，即原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消退。伴随居民对于货币实际购买力的诉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保护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过去人为压低资金成本的环境已经很难维持；劳动力成本伴随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未来老龄化的压力，逐渐上升的趋势已经形成（此前“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就是矛盾的极端表现）；环境成本就跟不用说了，各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筹码了（近期的“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就是最鲜明的实例）。
转变之三：中国实体经济规模扩张模式行至拐点
当前经济运行中第三个变化，就是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参考日本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大衰退中表现的研究显示：经济衰退是由于股市以及不动产市场的泡沫破灭后，市场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渡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失衡，企业负债严重超出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会将企业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即实施资产负债表修复工作，而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合成谬误——即便银行愿意放贷，但也找不到借贷对象的异常现象。
可以说，在经历危机爆发下的快速下滑和反危机干预下的快速复苏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即在经济周期性运行、经济结构内在式调整之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开始资产负债修复下的自我调整，这种新情况是自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首次出现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实体经济依赖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进入拐点期。
有人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中国经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20%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编辑陈翔
《商道》杂志QQ⑤群号：184484127
有人说，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观察三方面的数据即可：用电量、铁路货运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而这三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减速的态势仍在延续。
自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中国经济第四次出现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低于8%的局面。前三次分别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破裂和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因此，如果单纯从GDP增速数据而言，中国正在经历次贷危机以来的“二次衰退”。
从长期而言，从1978年开启的高速增长的运行轨迹，可能已经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其中集中表现在三个转变：
转变之一：中国货币化进程已行至拐点
截至2012年7月底，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已高达60.1万亿，较2008年底的30.3万亿，翻了一番。但中国特有的危机期间信贷高速增长现象，实际上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曾出现过：1995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左右，到1999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信贷总量4年间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央行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底信贷余额9.37万亿，但若将当年从四大国有银行一次性政策剥离的1.4万亿信贷算上的话，实际信贷总量为10.8万亿）。可见，反危机下信贷的非常规增长实际上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特有现象。
除了上述反危机下的信贷投放特质之外，中国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还源于自身的货币化过程——持续的超额货币供给并没有带来持续通胀，即伴随中国市场经济范围的不断延伸，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货币化进程也相应经历了商品吸纳、资产吸纳两个阶段。
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触发了政府的反危机公共干预，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轮政府反危机干预之下，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表现为原来能够吸纳超额货币的商品领域、资产领域已经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而在新的吸纳货币领域出现之前，即经济运行新的增长点形成之前，超额货币则一定会形成通胀压力。
换句话说，再印那么多钞票，没地方可用了，有可能成为“以人民币命名的印刷品”。
转变之二：中国的外需依赖模式行至拐点
截至2012年2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负向拉动已经连续6个季度，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2008年危机爆发时，成为自1994年中国“双顺差”形成以来，外需最差的时期。
但当前外需对于经济的负拉动，不仅仅是因为欧美国家对于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吸纳的暂时性疲弱，更本质的原因则是维系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本“三低”局面已经结束，即原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消退。伴随居民对于货币实际购买力的诉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保护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过去人为压低资金成本的环境已经很难维持；劳动力成本伴随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未来老龄化的压力，逐渐上升的趋势已经形成（此前“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就是矛盾的极端表现）；环境成本就跟不用说了，各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筹码了（近期的“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就是最鲜明的实例）。
转变之三：中国实体经济规模扩张模式行至拐点
当前经济运行中第三个变化，就是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参考日本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大衰退中表现的研究显示：经济衰退是由于股市以及不动产市场的泡沫破灭后，市场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渡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失衡，企业负债严重超出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会将企业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即实施资产负债表修复工作，而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合成谬误——即便银行愿意放贷，但也找不到借贷对象的异常现象。
可以说，在经历危机爆发下的快速下滑和反危机干预下的快速复苏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行至新的十字路口，即在经济周期性运行、经济结构内在式调整之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开始资产负债修复下的自我调整，这种新情况是自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首次出现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实体经济依赖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进入拐点期。
有人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中国经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20%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编辑陈翔
《商道》杂志QQ⑤群号：18448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