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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维森的彻底解释是否可能的问题其实就是他所描述的证据与好意原则的结合是否足以用来给出意义的问题。而对于证据，戴维森所给予的条件是否足以使得它本身得以成立成为彻底解释的决定性环节之一。戴维森对证据提出非语义学性的这一基本要求。并由此引出证据的基本因素：解释者所认为的说话者的信念与明显事实。而这两个基本因素由于其相互依赖性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恶循环与无限倒退。
关键词：证据；非语义学性的；明显事实；信念；决策论
1 非语义学性的
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决定了对于它们各自的归属不能够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开始，而彻底解释正是为了归属说话者的信念以及他所说的句子的意义，那么，要打破这个僵局，只能够求助于不同于这两者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证据，它不仅决定了彻底解释是否可以开始，而且，当我们给出句子的意义和归属说话者的信念以后也即解释完成之时，它又是确证标准。因此，对它的要求是否适当从彻底解释内部決定了自身是否能够成功。
首先，“非语义学性的”意味着我们不能够以使用意义、信念、愿望和意向行为等意向概念描述的事件作为证据。但是，戴维森这里的不能够使用意向概念只是指不对某一具体的句子赋予直接的信念内容，也就是说，不用这些意向概念描述这一句子的命题内容。在戴维森的解释理论中，证据被描述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认为句子为真，而认为句子为真需要有相关句子的信念。但他一再强调，当认为句子为真时不需要引入语义学事实，即可以在不知道句子意义的情况下，知道某人认为句子为真。在这种情况下，所讨论的是有着详细内容的信念，即一个纯句法描述的句子为真。
其次，“非语义学性的”这一要求固然有逻辑上避免无穷倒退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哲学中长期以来的还原论倾向。还原论认为“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制成直接经验的词项的逻辑构造”。在其1951年的著名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奎因在语言整体论的基础上对还原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指出语言中的句子一方面和直接经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和其它句子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为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但他自己的哲学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还原论，他想把关于整个语言意义的事实还原为关于说话者行为的事实。透过奎因的失误，戴维森通过承认一个意义理论的证据并不完全是非语义学的，拒绝了意义的还原论。语义学事实终究不能从象行为主义者和其它还原论者所希望的那种纯粹的非语义学事实中提取出来。戴维森的观点是更为温和的一种，他主张从人们认为的某些未解释的句子为真的信念的简单结构中建立起这些句子的解释理论。
最后，“非语义学性的”指出了证据所必须采取的形式。
意义理论的证据潜藏在说话者将认为句子为真的条件中。它由大量这种形式的句子构成：
(1)玛丽认为“天在下雨”在语言L中为真当且仅当在她的周围天在下雨。
这以及其它象它一样的句子最终构成了这一理论的T语句的证据，T语句如下：
(2)“天在下雨”在L中为真当且仅当在说话者周围天在下雨
如果(1)为真，则(2)也必须为真，那么，如何构造(1)这样的句子为构成意义理论重要部分的(2)这样的T语句提供证据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1)和(2)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戴维森一再强调：“信念和意义用以共同解释表达。说话者之所以认为某个语句在某个场合下为真，这部分地根据他通过说出那句话所表达(或想表达)的某种意思，部分地根据他的某种信念。如果我们必须进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作出诚实的表达，那么，我们在不知道说话者的话语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由此推出他的信念，并且，我们在不知道说话者信念的情况下，不能推出他的话语的意义。”，也就是说，说话者认为一个句子为真，包含着两个因素；一个是他的信念，一个是句子的意义。因此，如果(2)的证据可以采取的唯一样式是(1)那样的句子，困难将是明显的。如果(1)是真的，那么一方面是因为玛丽有这样一个信念：天在下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玛丽的语言中旬子“天在下雨”的意义是天在下雨，换成戴维森对于意义理论定理的描述，则为在玛丽的语言中，句子“天在下雨”为真当且仅当天在下雨。而(2)只记录了后一方面。那么，除非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个方面的条件已经满足，即我们已经知道玛丽相信天在下雨，否则我们不能用(1)作为(2)的证据。因为，(1)的真与(2)的错并不矛盾。比如，在许多她周围在下雨的场合中，玛丽实际上相信不在下雨，她可能只是错了或者有更为复杂和怪异的一些原因，甚至一个有意念控制能力的外星人喜欢向玛丽的心灵中移植关于天气的错误信念，或者如著名的“缸中之脑”所显示的。但是，对于现在的目的，她的信念为什么是错误的详细说明并不重要。在这一情况中，如果还没有理解她的语言，如果她说出“天在下雨”，按照我们的观察，她就认为句子“天在下雨”为真。但是如果我们有关于她信念的知识，我们就知道在许多天在下雨的情况下，她实际上并不相信天在下雨，那么，(1)作为(2)的证据就不充分，我们不会把当且仅当天在下雨时她认为某一句子为真的事实作为在她的语言中旬子“天在下雨”意谓着天在下雨的证据。
此刻，我们显然陷入了两难：(2)给出了我们的理论必须采取的形式，(1)给出了我们的经验证据必须采用的形式，但是，(1)自身不能作为(2)的证据。克服这个两难的方法就是上面所暗示的按照我们的观察来假设人们的信念。在现在的这个例子里，如果能够假定玛丽相信在下雨当且仅当她的周围在下雨，我们就能够把她认为句子为真当且仅当她的周围在下雨的事实作为证据，说明在她的语言中，这个句子为真当且仅当它的说话者周围在下雨。换句话说，(1)就能够作为(2)的证据了。
2 困难
首先，戴维森以解释者所认为的明显事实作为给出说话者句子意义的证据基础，而解释者与说话者的各自所认为的明显事实并不是绝对重合的。其次，他以解释者认为的真信念作为说话者的真信念，而解释者所具有的真信念可能不是说话者所具有的。这两者显然都是信念问题。“只有另外一个信念才能充当持有一个信念的理由”，而信念与意义又是相互依赖的，这就决定了彻底解释的证据必须包含信念因素，那么，证据不再是完全不同于信念与意义的第三者，信念与意义的循环如何打破?戴维森的处理方法是引入关于信念整体的一般性信念：“信念本来就一般来说是真的”。之所以我们的信念大部分为真，“理由是：引起我们最基本的口头反应的刺激也决定了这些口头反应的意义以及与之相伴的信念的内容。正确解释的本性不仅保证了我们大量最简朴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且保证了这些信念的本性是可以为他人所知的。当然许多信念是由与之联系的更深的信念给予内容的，或者由误导的感知引起；关于周遭世界的任一特殊的信念或者信念集都可能是错的。不能够发生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总体图像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 位是错误的，因为正是这一图像我们能够获悉我们的其余信念并使他们可理解，无论他们是正确或是错误。”这里所谓的“刺激”其实就是明显事实。明显事实保证了信念的正确性。这一理由同时也回答了信念与明显事实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问题：明显事实决定了相应的信念的内容。那么，彻底解释能否成功转而依赖于对于明显事实的处理。
戴维森认为对于明显事实或者刺激有着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近端的(proximal)，一种是远端的(distal)。“意义的近端和远端路向的对立可以看做是以证据为根本的意义理论和以真理为根本的意义理论之间的对立。如我们所见，当奎因不把证据等同于感官刺激的时候，在定义刺激意义时他把感官刺激的作用看做系意义于证据的方法，而远端理论则把意义直接聯系于在主体间使句子为真或假的条件。”戴维森赞成后一种处理方式。这种方法说明了意义、信念与明显事实的联系是直接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中介。但这种方法无法逃避的是对意义的成真条件论的一般责难：它可能是一个恶循环或者是无穷倒退。
关于恶循环。人们不知道意义，所以去观察使句子为真的条件，但如果根本不知道句子的意义，他怎样知道自己应该观察那些条件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句子的意义，我们如何知道句子何时为真何时为假?戴维森的解决方案是直接认为说话者的句子为真，以解释者认为该环境中说话者的句子为真的真值条件作为说话者句子的真值条件。这个循环立即就消失了。但消失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这里只是解释者所认为的真，它还没有达到对于说话者句子的真值条件的真正把握，反过来，它的真正解决又依赖于信念问题的解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戴维森参与了形式决策论的研究，这很明显地影响了他的观点。“决策论力图用有序的方法说明什么变量影响了选择。”它所关注的变量是主观概率和预期效用。这两个理论概念分别对应信念和愿望，一个事件的主观概率就是认为它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预期效用就是评价它的出现有多大的价值。决策论对这些概念以及其它相关概念有许多不同的限制条件，比如偏好的传递性限制。主观概率和预期效用是信念和愿望的量化形式，决策论用它们说明在行为中被显示出来的选择。对此，戴维森写到“我们所必须作的是对’S宁愿A而不愿B拿出一个清楚的行为解释，决策论，即包含起初未解释的’偏好’(prefer)的句子的特定集合，就成为一个有力的经验理论，具有不同寻常的可验证性和明显的可错性。”换句话说，如果偏好被给予了“一个清楚的行为解释”，而且我们用一个特殊行为表明了偏好，而这个经验显示出人们有时候宁愿A而不愿B，宁愿B而不愿C，却又宁愿C而不愿A，那么控制它的限制条件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戴维森并不认为决策论完全是一个经验理论，他提出了理解它的另一种方法：“假设决策论是正确的(这至少看似可信)，就可以用经验来测试偏好的一个或另一个标准有多好”我们假定这个理论对它的理论术语所说的(比如偏好的传递性等)都是正确的，把行为的或其它经验的偏好看作是和理论的异质的东西，那么，除了符合构成偏好的限制条件外，偏好不可能为其它任何东西所说明。决策论提醒戴维森我们的众多的概念以及信念是有一定的理性样式的，它们的组合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在彻底解释中，这一定的理性样式或者限制条件就是好意原则。
决策论用主观概率(信念)和预期效用(愿望)来解释行动者(agent)的行为，而彻底解释用语言的意义和信念来说明在特定条件下人们为什么认为特定句子为真。在决策论里，主体面临着语言所描述的选择，因此必须说明主体对选择的理解。如果意义与信念是相互依赖的，信念和愿望也是相互依赖的，那么，最终这三个概念必然是相互依赖的。因此，戴维森力图寻求意义和行为的统一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意义、信念和愿望将被看作理解行为的完全同等的元素。用来完成这一整合的主要方法是作为意义、信念和愿望的理论证据的东西不仅是关于人们在什么条件下认为什么句子为真的信息，而且是在什么条件下他们宁愿一个句子为真而不愿是另一个。
认为句子为真是信念和意义理论的证据基础I通过在证据基础中引入偏好，我们能够把愿望整合进统一理论。通过人们在句子对(pairs of sentences)中的选择，戴维森提纲挈领说明了给人们归属信念和愿望以及给他们做选择的句子对归属意义的方法。比如，当一个教练不断地对他的队员说着“左!右!左!右!”时，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在不同时刻他对句子对“左!”“右!”的真值偏好，通过这一事实，再利用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可能样式的限制条件，根据好意原则对信念、意义等概念的限制条件，我们就可以知道教练的信念、愿望以及他的句子对的意义是什么。
在实指环境中，对“钢笔!”这个单字句的解释，解释者同样面临众多句子对的选择，譬如“这是钢笔!”“这是圆柱形!”这样一个句子对，解释者通过想象、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以及人类的一般兴趣与态度，并结合自己的愿望，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句子作为“钢笔!”的解释。无穷倒退可以终结于实指学习，但是实指学习本身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彻底解释的目标决不仅是实指学习，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条件以满足解释更复杂句子的需要。
关键词：证据；非语义学性的；明显事实；信念；决策论
1 非语义学性的
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决定了对于它们各自的归属不能够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开始，而彻底解释正是为了归属说话者的信念以及他所说的句子的意义，那么，要打破这个僵局，只能够求助于不同于这两者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证据，它不仅决定了彻底解释是否可以开始，而且，当我们给出句子的意义和归属说话者的信念以后也即解释完成之时，它又是确证标准。因此，对它的要求是否适当从彻底解释内部決定了自身是否能够成功。
首先，“非语义学性的”意味着我们不能够以使用意义、信念、愿望和意向行为等意向概念描述的事件作为证据。但是，戴维森这里的不能够使用意向概念只是指不对某一具体的句子赋予直接的信念内容，也就是说，不用这些意向概念描述这一句子的命题内容。在戴维森的解释理论中，证据被描述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认为句子为真，而认为句子为真需要有相关句子的信念。但他一再强调，当认为句子为真时不需要引入语义学事实，即可以在不知道句子意义的情况下，知道某人认为句子为真。在这种情况下，所讨论的是有着详细内容的信念，即一个纯句法描述的句子为真。
其次，“非语义学性的”这一要求固然有逻辑上避免无穷倒退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哲学中长期以来的还原论倾向。还原论认为“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制成直接经验的词项的逻辑构造”。在其1951年的著名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奎因在语言整体论的基础上对还原论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指出语言中的句子一方面和直接经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和其它句子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为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但他自己的哲学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还原论，他想把关于整个语言意义的事实还原为关于说话者行为的事实。透过奎因的失误，戴维森通过承认一个意义理论的证据并不完全是非语义学的，拒绝了意义的还原论。语义学事实终究不能从象行为主义者和其它还原论者所希望的那种纯粹的非语义学事实中提取出来。戴维森的观点是更为温和的一种，他主张从人们认为的某些未解释的句子为真的信念的简单结构中建立起这些句子的解释理论。
最后，“非语义学性的”指出了证据所必须采取的形式。
意义理论的证据潜藏在说话者将认为句子为真的条件中。它由大量这种形式的句子构成：
(1)玛丽认为“天在下雨”在语言L中为真当且仅当在她的周围天在下雨。
这以及其它象它一样的句子最终构成了这一理论的T语句的证据，T语句如下：
(2)“天在下雨”在L中为真当且仅当在说话者周围天在下雨
如果(1)为真，则(2)也必须为真，那么，如何构造(1)这样的句子为构成意义理论重要部分的(2)这样的T语句提供证据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1)和(2)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戴维森一再强调：“信念和意义用以共同解释表达。说话者之所以认为某个语句在某个场合下为真，这部分地根据他通过说出那句话所表达(或想表达)的某种意思，部分地根据他的某种信念。如果我们必须进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作出诚实的表达，那么，我们在不知道说话者的话语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由此推出他的信念，并且，我们在不知道说话者信念的情况下，不能推出他的话语的意义。”，也就是说，说话者认为一个句子为真，包含着两个因素；一个是他的信念，一个是句子的意义。因此，如果(2)的证据可以采取的唯一样式是(1)那样的句子，困难将是明显的。如果(1)是真的，那么一方面是因为玛丽有这样一个信念：天在下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玛丽的语言中旬子“天在下雨”的意义是天在下雨，换成戴维森对于意义理论定理的描述，则为在玛丽的语言中，句子“天在下雨”为真当且仅当天在下雨。而(2)只记录了后一方面。那么，除非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个方面的条件已经满足，即我们已经知道玛丽相信天在下雨，否则我们不能用(1)作为(2)的证据。因为，(1)的真与(2)的错并不矛盾。比如，在许多她周围在下雨的场合中，玛丽实际上相信不在下雨，她可能只是错了或者有更为复杂和怪异的一些原因，甚至一个有意念控制能力的外星人喜欢向玛丽的心灵中移植关于天气的错误信念，或者如著名的“缸中之脑”所显示的。但是，对于现在的目的，她的信念为什么是错误的详细说明并不重要。在这一情况中，如果还没有理解她的语言，如果她说出“天在下雨”，按照我们的观察，她就认为句子“天在下雨”为真。但是如果我们有关于她信念的知识，我们就知道在许多天在下雨的情况下，她实际上并不相信天在下雨，那么，(1)作为(2)的证据就不充分，我们不会把当且仅当天在下雨时她认为某一句子为真的事实作为在她的语言中旬子“天在下雨”意谓着天在下雨的证据。
此刻，我们显然陷入了两难：(2)给出了我们的理论必须采取的形式，(1)给出了我们的经验证据必须采用的形式，但是，(1)自身不能作为(2)的证据。克服这个两难的方法就是上面所暗示的按照我们的观察来假设人们的信念。在现在的这个例子里，如果能够假定玛丽相信在下雨当且仅当她的周围在下雨，我们就能够把她认为句子为真当且仅当她的周围在下雨的事实作为证据，说明在她的语言中，这个句子为真当且仅当它的说话者周围在下雨。换句话说，(1)就能够作为(2)的证据了。
2 困难
首先，戴维森以解释者所认为的明显事实作为给出说话者句子意义的证据基础，而解释者与说话者的各自所认为的明显事实并不是绝对重合的。其次，他以解释者认为的真信念作为说话者的真信念，而解释者所具有的真信念可能不是说话者所具有的。这两者显然都是信念问题。“只有另外一个信念才能充当持有一个信念的理由”，而信念与意义又是相互依赖的，这就决定了彻底解释的证据必须包含信念因素，那么，证据不再是完全不同于信念与意义的第三者，信念与意义的循环如何打破?戴维森的处理方法是引入关于信念整体的一般性信念：“信念本来就一般来说是真的”。之所以我们的信念大部分为真，“理由是：引起我们最基本的口头反应的刺激也决定了这些口头反应的意义以及与之相伴的信念的内容。正确解释的本性不仅保证了我们大量最简朴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且保证了这些信念的本性是可以为他人所知的。当然许多信念是由与之联系的更深的信念给予内容的，或者由误导的感知引起；关于周遭世界的任一特殊的信念或者信念集都可能是错的。不能够发生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总体图像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 位是错误的，因为正是这一图像我们能够获悉我们的其余信念并使他们可理解，无论他们是正确或是错误。”这里所谓的“刺激”其实就是明显事实。明显事实保证了信念的正确性。这一理由同时也回答了信念与明显事实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问题：明显事实决定了相应的信念的内容。那么，彻底解释能否成功转而依赖于对于明显事实的处理。
戴维森认为对于明显事实或者刺激有着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近端的(proximal)，一种是远端的(distal)。“意义的近端和远端路向的对立可以看做是以证据为根本的意义理论和以真理为根本的意义理论之间的对立。如我们所见，当奎因不把证据等同于感官刺激的时候，在定义刺激意义时他把感官刺激的作用看做系意义于证据的方法，而远端理论则把意义直接聯系于在主体间使句子为真或假的条件。”戴维森赞成后一种处理方式。这种方法说明了意义、信念与明显事实的联系是直接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中介。但这种方法无法逃避的是对意义的成真条件论的一般责难：它可能是一个恶循环或者是无穷倒退。
关于恶循环。人们不知道意义，所以去观察使句子为真的条件，但如果根本不知道句子的意义，他怎样知道自己应该观察那些条件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句子的意义，我们如何知道句子何时为真何时为假?戴维森的解决方案是直接认为说话者的句子为真，以解释者认为该环境中说话者的句子为真的真值条件作为说话者句子的真值条件。这个循环立即就消失了。但消失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这里只是解释者所认为的真，它还没有达到对于说话者句子的真值条件的真正把握，反过来，它的真正解决又依赖于信念问题的解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戴维森参与了形式决策论的研究，这很明显地影响了他的观点。“决策论力图用有序的方法说明什么变量影响了选择。”它所关注的变量是主观概率和预期效用。这两个理论概念分别对应信念和愿望，一个事件的主观概率就是认为它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预期效用就是评价它的出现有多大的价值。决策论对这些概念以及其它相关概念有许多不同的限制条件，比如偏好的传递性限制。主观概率和预期效用是信念和愿望的量化形式，决策论用它们说明在行为中被显示出来的选择。对此，戴维森写到“我们所必须作的是对’S宁愿A而不愿B拿出一个清楚的行为解释，决策论，即包含起初未解释的’偏好’(prefer)的句子的特定集合，就成为一个有力的经验理论，具有不同寻常的可验证性和明显的可错性。”换句话说，如果偏好被给予了“一个清楚的行为解释”，而且我们用一个特殊行为表明了偏好，而这个经验显示出人们有时候宁愿A而不愿B，宁愿B而不愿C，却又宁愿C而不愿A，那么控制它的限制条件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戴维森并不认为决策论完全是一个经验理论，他提出了理解它的另一种方法：“假设决策论是正确的(这至少看似可信)，就可以用经验来测试偏好的一个或另一个标准有多好”我们假定这个理论对它的理论术语所说的(比如偏好的传递性等)都是正确的，把行为的或其它经验的偏好看作是和理论的异质的东西，那么，除了符合构成偏好的限制条件外，偏好不可能为其它任何东西所说明。决策论提醒戴维森我们的众多的概念以及信念是有一定的理性样式的，它们的组合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在彻底解释中，这一定的理性样式或者限制条件就是好意原则。
决策论用主观概率(信念)和预期效用(愿望)来解释行动者(agent)的行为，而彻底解释用语言的意义和信念来说明在特定条件下人们为什么认为特定句子为真。在决策论里，主体面临着语言所描述的选择，因此必须说明主体对选择的理解。如果意义与信念是相互依赖的，信念和愿望也是相互依赖的，那么，最终这三个概念必然是相互依赖的。因此，戴维森力图寻求意义和行为的统一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意义、信念和愿望将被看作理解行为的完全同等的元素。用来完成这一整合的主要方法是作为意义、信念和愿望的理论证据的东西不仅是关于人们在什么条件下认为什么句子为真的信息，而且是在什么条件下他们宁愿一个句子为真而不愿是另一个。
认为句子为真是信念和意义理论的证据基础I通过在证据基础中引入偏好，我们能够把愿望整合进统一理论。通过人们在句子对(pairs of sentences)中的选择，戴维森提纲挈领说明了给人们归属信念和愿望以及给他们做选择的句子对归属意义的方法。比如，当一个教练不断地对他的队员说着“左!右!左!右!”时，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在不同时刻他对句子对“左!”“右!”的真值偏好，通过这一事实，再利用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可能样式的限制条件，根据好意原则对信念、意义等概念的限制条件，我们就可以知道教练的信念、愿望以及他的句子对的意义是什么。
在实指环境中，对“钢笔!”这个单字句的解释，解释者同样面临众多句子对的选择，譬如“这是钢笔!”“这是圆柱形!”这样一个句子对，解释者通过想象、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以及人类的一般兴趣与态度，并结合自己的愿望，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句子作为“钢笔!”的解释。无穷倒退可以终结于实指学习，但是实指学习本身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彻底解释的目标决不仅是实指学习，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条件以满足解释更复杂句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