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他的这套话语体系是诚实的学术诉求，还是政治投机。
　　
　　最初，何新并不是以一个政论家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的。1980年代初期，他不但撰写文学评论，也创作小说，发表于1983年的获奖作品《蓝色的雪》是他“北大荒”知青生活的写照，小说叙述“我”和一位被押解的思想犯在严冬路上的遭遇，高尔泰的厄运是小说的原型，何新用优美且哲思性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人格独立、完整的知识分子形象。
　　但何新的主要才华在于对现实世界的跟踪、描述和解释上，他几乎参与了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所有思想运动，虽说谈不上是主力干将，却是特立独行的支脉。他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写于1979年，发表于1981年，此文专门论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高度评价这部“不朽杰作”；1980年代中期，他深入于古史、古汉语等领域，陆续发表了一组颇具新意的《文史新考》，同时写作了影响广泛的《诸神的起源》。在何新开始受人注目的最初几年里，他虽价值观彷徨摇摆、时“左”时“右”，但基本置身于自由主义和主流知识界的队列中。
　　
　　他和后者的第一道裂痕发生在1985年，这一年，何新发表了《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由对徐星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的评价，引发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整个新潮文学的全面抨击，在该文中，何新呼唤“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等传统文学价值。裂痕没有弥合，反而越拉越大，1988年，何新发表《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对包括文学、历史、中西文化比较和经济学等在内的全部知识界的新潮理论和激进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同时表达了对“新的巨大民族灾难势将不可避免”的预感。
　　1989年，是转折点，一种突兀的、牵强的、何新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逐渐成型。他说民主并不是单纯的价值问题，也不是抽象的文化问题，而是帝国主义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他说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他认为，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
　　在学术上，何新出身“蛮夷”，自学成才，是个勤勉多产的思考者，但他并没有打算——甚至有点瞧不起——把它们发到学术刊物上。他受人引荐，受宠若惊，成为高层领导者们的座上宾，从此开始学术和政治搅浑的一生。何新的争议或者说悲剧在于，他固执坚持的解释现实的这套话语，和生动的中国现实之间，渐行渐远，“资本主义”这个他所有叙事中的“假想敌”，正温柔可亲地接近我们的生活。
　　除了何新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的这套话语体系是诚实的学术诉求，还是政治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