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技术的不断变革使媒体传播发生深刻的革命，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正经历着从传播方式到内容的双重变化。新的传播方式使新媒体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民众生活、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人，其中学生是网民的最大群体，占35.8%，而且大学生是网民重点群体中最为活跃的。新媒体技术承载的是新媒体事件，网络的影响事实上是网络上传播的事件扩散引发的连锁反应，而此类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具有一定的规律，把握分析分类规律，也就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事件对大学生的价值引导发挥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 传播 大学生 价值导向
从“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联动，到“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微博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媒体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功能和舆论影响力，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典型新媒体事件其实是一种新的“书写历史草稿”的传播机制：公民新闻与大众舆论，历史演进也好，回归过去也罢，强调“事件”对大学生教育的关键作用不是要为任何教育的历史观背书，而是要打破常规将难以预料的事情调节成可控的状态，让典型新媒体案例的内涵深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保障舆论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引导大学生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积极思考。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形态不再是卫星电视，而是新兴的网络媒体，包括互联网及手机网络。“新媒体事件”因而又称为“网络事件”，网络媒体成本低，互动性强，可迅速实现跨境传播，方便草根人士使用。可塑性、好奇心较强的大学生更易于接受这种模式。处于现实和理想矛盾中，大学生需要网络媒体平台来实现理想和现实的价值平衡，实现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有效融合。
目前，大学生对网络事件的价值追求呈现内容多元、指向分散的趋势。调查显示，在翻墙的网民中，持本科或大专学历的占到73%，年龄在19岁至28岁之间的占77%，约一半是在校学生。当前，大学生翻墙已经成为无需回避的话题。他们浏览外网信息，在国内网站转发、传播外网信息，将多元的意识形态在校园BBS、社交网站上传播。这成为当下新媒体事件引领大学生价值观重点关注的内容。
一、新媒体事件的定位
（一）新媒体事件的界定
近年来，国内新媒体事件频频发生，不少事件直接影响或改变了公共政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有关研究多是从个案出发，缺少对新媒体事件的整体考量。不少学者仍然以传统媒介事件模式来解析新媒体事件，将其定义为传统媒介事件在网络媒体上的延伸，在对新媒体事件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的理解上，学界还存在分歧。
新媒体事件产生的基本前提是网络技术的变革，而其产生的深层背景则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以及传媒政策的流变。新媒体事件主要指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由网民传播、推动事件进程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权威，带有争议性的社会事件。新媒体事件的“新”特征根本上体现为两点：一是事件的意义并非完全由权力阶层来定义，草根阶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二是事件的社会效果并非是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更多的是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挑战。正如戴扬所说：“传统媒介事件模式是有关整合和共识，新媒体事件则鼓吹异见，甚至创造分化。”
（二）新媒体事件与传统媒介事件的区别
之所以提出新媒体事件的概念，是因为传统媒介事件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解析网络媒体事件的要求，仅仅从技术层面上去界定新媒体事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考虑新媒体事件的种类、特征、价值观、社会效果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都与传统媒介事件有本质差别。新媒体事件是“新”媒体事件，而不是“新媒体”事件，要想准确界定它，必须将其与传统媒介事件进行比较，两者的主要差异见表1。
表1 新媒体事件与传统媒介事件的比较
■
（三）新媒体事件实例解读
2010年2月21日，在天涯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名为《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求亲们人肉详细资料》的帖子。此后，犀利哥迅速走红网络。有网友评价：“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渣子，那帅到无敌的风衣，还有那杂乱的头发，迅速秒杀了观众。”还有很多的新媒体事件，网民对于这些事件也都有一些倾向性的看法。
在这一看似偶然、无规则可循的事件背后，却有一种无形的、向善的力量在引导、聚集，这就是人类共有的同情心、社会良知以及不断成熟的公民意识。这恰恰是网络公共空间中对公共事件的一种特殊的关注和参与方式。
二、新媒体事件的分类及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随着新媒体事件的发展演变，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因为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事件，其传播机制、社会影响差异极大，不同的议题参与主体不同，争论的热度也有差别，权力和资本的介入方式也不一样，不对它们进行准确的分类，就无法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将传统媒介事件分为竞赛、征服、加冕三种类型，而新媒体事件与传统媒介事件在技术手段和传播权力机制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虽说电视直播式的“媒体事件”仍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复制，如网上传播的奥运赛事或载人航天，但这都是精英主导、预先策划的仪式性传播，未涉及话语权的结构性变迁，不宜与新媒体事件混为一谈。
如前言所述，新媒体事件比传统媒介事件所涉及的传播主体在数量上更多，在种类上更复杂。直接介入者包括使用新型网络媒体手段的草根民众、公民记者、商业机构、政府组织，同时大众媒体无论属于官方背景还是市场导向，都对新媒体事件起到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上面说的都是可直接观察的事件组织者，但是在他们背后，是否有其他层面的“幕后黑手”？经济上的“看不见的手”？甚至政治经济手段相结合？如果说电视直播的传统媒介事件是正史，而新媒体事件是野史，背后操纵力的问题就更重要，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再是对单一事件的微调，而是对众多事件的“宏观调控”。 对于大学生而言，新媒体事件对其价值导向的影响在于事件的内容，传播模式也脱离不了网络平台，这就产生了新媒体事件异质性较高、事件发展及解读过程不可预测等因子。为了分类更贴近现实，本文采用如下分类原则：一是类似事件经常出现，或者说它们一般被允许存在；二是它们中不乏相当社会影响者；三是事件的关键性内容有相似性，因而可以归入同一类。
（一）民族主义事件及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对策
民族主义是当代身份政治在华人社会的主要体现形式，是要凸显“我们”和“他者”内外有别。这种事件的源头往往与国际冲突及外交事务有关。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无不是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与西方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的碰撞而复兴繁荣。从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使爱国网民迅速集结成立“强国论坛”，到2003年一系列中日矛盾引发万人网络抗日签名，到2005年网络汉服运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突破传统防卫性思维崛起中国文化定位，再到2008年灾难事件频发极大地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而Anti-CNN网站的建立，“四月青年”的涌现为则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掀起新篇章。
2010年世博会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和文化集中展示的平台，而世博会期间的“6.9圣战”却在这一背景下再次引爆民族主义的浪潮。点击6.9圣战纪念页，曾经的AK558军团暂定官方主页，艾青那句广为流传的诗句陈列页首，《我爱这土地》所表现的爱国情怀这一次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网络感染了数十万中国青年大学生。这批“爱国者”更是打着“圣战”的旗帜，用语言和网络技术狂热的谩骂与攻击，引发爱国危机。
在无数大学生网民为此次“爱国行为”叫好的同时，亦有无数大学生用理性的声音呼吁，也有激进分子趁机造势，在互联网上再一次实践了所谓“自由表达”的众声喧哗。然而，这场被认为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也被定义为激烈的网络文化冲突，也可称为网络民族主义绝佳案例的网络混战，在网络舆论层面上究竟呈现怎样的状态，即大学生作为此次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对该事件的认识如何、态度如何，多大程度影响他们的现实行为？而这一场全国上下年轻人的欢快盛宴体现的终究是爱国主义的胜利，是网络“义和团”，是网络极端民族主义的肆虐，还是网络推手顺应网民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次市场营销？面对如此网络事件，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应作出怎样的回应？
当代大学生民族主义情绪或爱国情绪的表达，在当下现实环境中受到诸多限制，而互联网其低门槛准入性、虚拟性为广大学生提供了绝佳的表达平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网络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教育，避免大学生思想观念混乱，导致非理性政治参与。发挥思想政治课的主渠道育人效用，加强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学习国家的战略新思路，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使大学生理性地思考网络民族主义问题，自觉抵制网络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民族主义的网络引导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息息相关，实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网络化势必成为主流，这要求身在工作前线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国际国内形势有完整的剖析解读能力，辅助“两课”核心教师做好大学生的价值引导工作，形成课上课下、网上网下的联动机制，鼓励辅导员参与核心教师课堂，完善互动的连续性。当然，在多元化思潮的环境下，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价值观点在大学生中是不太可能统一的，引导学生在价值辩论中发现、接受主流价值，经过“抗争”收获到的往往更能记忆深刻。
（二）权益抗争事件及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对策
与民族主义事件不同，权益抗争事件强调的不是内外有别，而是强弱之争，尤其是弱者争取和捍卫权益的过程。最典型的是，无助与愤怒导致社会底层年轻人以血腥的生命代价去博取媒体曝光、网民讨论的机会，如黄静、孙志刚，这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与死”事件。
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面对网络权益抗争事件时，一般不会直接使用身体暴力，而是使用“香港巴士阿叔”类的语言暴力，来同样表达底层民众的无助与怨愤，这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和社会脱节有关。权益抗争事件属于典型的“抗争性谈话”，这是蒂利（Tilly，1998）提出的概念。一般来说，不能调动感情的“抗争性谈话”难以发展成有影响的权益抗争事件。反之，能让人感动，给人震撼的“谈话”，容易发展成有影响的权益抗争事件。这个过程就是情感动员的过程。
笔者认为，权益抗争事件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感表达上，方式概括起来分为两种。一种以悲情为主，常伴有同情和义愤。2007年的黑砖窑事件，涉及拐卖少年儿童在砖窑做童工的黑幕。该网络事件形成的情感逻辑是悲情与愤怒，其愤怒的背后是良知对社会底层民众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慨。师曾志和杨伯溆（2008）对该权益抗争事件的分析，关注的是公民性的体现，但他们也注意到案例中的悲情特征，说“黑砖窑灾难与人权践踏的事实表达，赋予了议题良知、关怀等悲情民意的意义，达到了唤醒民众的目的”。大学生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同时，社会阅历相对较弱，正面教育的良知容易被悲情“抗争性谈话”唤醒，普世价值带动网络民意的汹涌，在大学生的价值观引导中应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他们可以在网络表达愤怒，但需解除网络“语言暴力”，切忌盲目跟风，利用大学生好奇心和创新意识去等待悲情事件的句号，看到事件本身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无所目的地去“谈话”。另一种情感表达以戏谑为主，戏谑的背后所反映的是草根文化与霸权文化的价值冲突。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网民通过表达对小人物胡戈的认同，一方面表达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表达了对精英文化的批判。它之所以成为有影响的网络事件，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戏谑性质，给网民提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所调动的情感因素是滑稽和愉悦。另一方面，它也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机会，是网民有感而发，而且感触不限于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对大人物的不满，涉及当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价值。戏谑也好，悲情也罢，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投入，很难想象大学生会有如此的参与程度。目前，在大学教育中，不少教师强调草根文化，而对霸权文化嗤之以鼻，这也是为了迎合当代大学生适应网络的需求，如果课堂中能够适当客观地权衡霸权价值和草根价值，引导学生学会看待霸权文化的存在价值，减少大学生在网络上对霸权文化的本能厌恶感。 （三）道德隐私事件及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对策
道德隐私事件的核心特征是挑战公域和私域间的界限，如虐猫案和众多涉及男女关系的人肉搜索事件。最典型的是当年的木子美、璩美凤、新“2·28”事件，“艳照门”事件更是巅峰之作。性、道德、八卦，被糅合到“群众书写”的形式里，再加上传统媒体大举介入，就会构成爆炸性效果，大学生也深受影响，成为舆论诟病的对象，指责大学生缺乏思想。
新“2·28”事件，原名“东海大学劈腿事件”，一篇恨文，万人进板，然后大众媒体也跟着搅和，种种背后揭露了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个信息流通的环境，人们习惯于批判媒体，只要记者有不经查证、不懂自律的行为，都会被指称缺乏专业修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资讯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媒体，大众媒体应有的规范，网络媒体可以自外于批判对象而不需遵守吗？网络媒体与大众媒体不同，这绝不仅止于科技层次，更在于我们从一个读者为本的文化迈向一个以书写者为本的文化，这使得大学生进一步从书本转战网络，以期逃避追求道德隐私的责任。
就如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宏观调控一样，网络包含公域和私域空间内容，大学生不仅仅作为网络的参与者，很大程度上还是网络道德隐私事件的书写者，缺乏假以思索的意识和对网络事件的责任感。对于道德隐私事件，在价值观教育中，应鼓励学生力争保持读者的身份，一味对道德隐私进行挖掘，一方面会为本身虚拟的事件增添不确定色彩，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对真实个体的伤害，避免大学生被推上价值的风口浪尖。其实，网络道德隐私事件是大学价值观教育良好的素材，从“杜撰”的虚拟事件中，高校教育者可以分析事件潜在的价值，让学生通过案例的学习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和人权观。
（四）公权滥用事件及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对策
公权滥用事件主要指公权力的腐败，尤其在地方政府层面则有大众媒体穷追猛打，不用依赖新媒体，诸如陕西劳力士名表门、深圳猥亵门这样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官员腐败的证据被不断放到网上“晒”。公权滥用事件一般为期较短，舆论控制收得较快。笔者认为，网民对于公权滥用事件的参与与政治功效感有关，根据班杜拉的理论（Bandura，1986），在影响个人自我功效感的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基于个体经验的亲身成就——即行为成功的经历会提高对自身功效感的评价，反而失败则会挫伤自我功效感。然而，在网络平台上，替代性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自我功效感，即他人的成功示范——特别是与自己相似的人的示范，会提高自己关于行动能否产生效果的信念（Muller，1972；Bandura，1986）。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调查统计，有23.4%的中国网民在网络论坛/BBS上发帖，42.3%的网民更有自己的博客微博或个人空间，而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已经有接近55%的网民在网络论坛/BBS、博客微博等Web2.0渠道表达自己对于新闻时事的意见。在这一系列公权事件中，大学生网民的网络参与表现都极为抢眼，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自我功效感的重要表现。“厦门PX事件”作为中国标志性公权事件之一的实质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目前少见的经由公众参与而改变了政府决策的案例，其中网络参与贯穿始终，网民的参与成功限制了公权，极大提高了公众政治功效感，不少人仿而效之，其中大学生是活跃的群体。
前文中已经提到，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缺少社会价值的实践，但是对于政治价值观的引导贯穿在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在无法全员直接参与政治实践的大环境下，不少大学生倾向于“纸上谈兵”。网络参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再加上教育网络的相对滞后性，大学生很快能够在网络上找到对公权滥用事件抗争的替代经验。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缺少制度化的参与途径，即便是大学生，也能普遍感受到强大的政府权力，在他们朝气蓬勃、文化气息浓厚却无法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前提下，网络参与成为维他人权的主渠道。基层党组织如学生党支部、学生党员与政治权力的“沟通”相对紧密，与其让背后看不见的“黑手”目的性地提供替代经验，不如让基层党支部、党员主动出击，在网络平台搭建针对公权滥用事件的“发泄区”“吐槽区”，让大学生参与政治决策，提升政治价值主见，让他们感到基层党组织开放政治讨论的博大情怀，重新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公权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大学生开放决策项目的比重，让学生的政治思想能够渗入项目研究中，为政府公权力的导向提供学生群体的价值因子，学生自然而然也就能为维护公权力主动出击，因为他们网上网下都参与了。
本文主要从新媒体事件（网络事件）的内容出发，结合贴近大学生的典型网络事件，初步完成大学生参与四类事件的分析和动因，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研究新媒体事件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希望能够站在前人和网络的肩上，推进影响规律的分析。当然，这需要了解网络背后的传播过程以及社会变迁的深层次特征，要不断追问新的网络事件背后的新议题、新矛盾、新趋势，调研大学生的价值需求和共性特征。大学生群体是动态发展的，研究新媒体事件对大学生的影响要基于信息时代网络的背景，不能新瓶旧酒，只有不断采用比较的历史视角，研究才能实现有意义的突破，对高校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借鉴。新媒体事件与大学生的价值观的研究，本文还只是一个开始。
本文系2012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实践研究课题“易班网络舆情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2012-D-110。
（责编 张敬亚）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 传播 大学生 价值导向
从“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联动，到“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微博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媒体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功能和舆论影响力，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典型新媒体事件其实是一种新的“书写历史草稿”的传播机制：公民新闻与大众舆论，历史演进也好，回归过去也罢，强调“事件”对大学生教育的关键作用不是要为任何教育的历史观背书，而是要打破常规将难以预料的事情调节成可控的状态，让典型新媒体案例的内涵深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保障舆论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引导大学生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积极思考。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形态不再是卫星电视，而是新兴的网络媒体，包括互联网及手机网络。“新媒体事件”因而又称为“网络事件”，网络媒体成本低，互动性强，可迅速实现跨境传播，方便草根人士使用。可塑性、好奇心较强的大学生更易于接受这种模式。处于现实和理想矛盾中，大学生需要网络媒体平台来实现理想和现实的价值平衡，实现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有效融合。
目前，大学生对网络事件的价值追求呈现内容多元、指向分散的趋势。调查显示，在翻墙的网民中，持本科或大专学历的占到73%，年龄在19岁至28岁之间的占77%，约一半是在校学生。当前，大学生翻墙已经成为无需回避的话题。他们浏览外网信息，在国内网站转发、传播外网信息，将多元的意识形态在校园BBS、社交网站上传播。这成为当下新媒体事件引领大学生价值观重点关注的内容。
一、新媒体事件的定位
（一）新媒体事件的界定
近年来，国内新媒体事件频频发生，不少事件直接影响或改变了公共政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有关研究多是从个案出发，缺少对新媒体事件的整体考量。不少学者仍然以传统媒介事件模式来解析新媒体事件，将其定义为传统媒介事件在网络媒体上的延伸，在对新媒体事件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的理解上，学界还存在分歧。
新媒体事件产生的基本前提是网络技术的变革，而其产生的深层背景则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以及传媒政策的流变。新媒体事件主要指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由网民传播、推动事件进程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权威，带有争议性的社会事件。新媒体事件的“新”特征根本上体现为两点：一是事件的意义并非完全由权力阶层来定义，草根阶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二是事件的社会效果并非是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更多的是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挑战。正如戴扬所说：“传统媒介事件模式是有关整合和共识，新媒体事件则鼓吹异见，甚至创造分化。”
（二）新媒体事件与传统媒介事件的区别
之所以提出新媒体事件的概念，是因为传统媒介事件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解析网络媒体事件的要求，仅仅从技术层面上去界定新媒体事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考虑新媒体事件的种类、特征、价值观、社会效果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都与传统媒介事件有本质差别。新媒体事件是“新”媒体事件，而不是“新媒体”事件，要想准确界定它，必须将其与传统媒介事件进行比较，两者的主要差异见表1。
表1 新媒体事件与传统媒介事件的比较
■
（三）新媒体事件实例解读
2010年2月21日，在天涯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名为《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求亲们人肉详细资料》的帖子。此后，犀利哥迅速走红网络。有网友评价：“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渣子，那帅到无敌的风衣，还有那杂乱的头发，迅速秒杀了观众。”还有很多的新媒体事件，网民对于这些事件也都有一些倾向性的看法。
在这一看似偶然、无规则可循的事件背后，却有一种无形的、向善的力量在引导、聚集，这就是人类共有的同情心、社会良知以及不断成熟的公民意识。这恰恰是网络公共空间中对公共事件的一种特殊的关注和参与方式。
二、新媒体事件的分类及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随着新媒体事件的发展演变，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因为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事件，其传播机制、社会影响差异极大，不同的议题参与主体不同，争论的热度也有差别，权力和资本的介入方式也不一样，不对它们进行准确的分类，就无法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将传统媒介事件分为竞赛、征服、加冕三种类型，而新媒体事件与传统媒介事件在技术手段和传播权力机制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虽说电视直播式的“媒体事件”仍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复制，如网上传播的奥运赛事或载人航天，但这都是精英主导、预先策划的仪式性传播，未涉及话语权的结构性变迁，不宜与新媒体事件混为一谈。
如前言所述，新媒体事件比传统媒介事件所涉及的传播主体在数量上更多，在种类上更复杂。直接介入者包括使用新型网络媒体手段的草根民众、公民记者、商业机构、政府组织，同时大众媒体无论属于官方背景还是市场导向，都对新媒体事件起到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上面说的都是可直接观察的事件组织者，但是在他们背后，是否有其他层面的“幕后黑手”？经济上的“看不见的手”？甚至政治经济手段相结合？如果说电视直播的传统媒介事件是正史，而新媒体事件是野史，背后操纵力的问题就更重要，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再是对单一事件的微调，而是对众多事件的“宏观调控”。 对于大学生而言，新媒体事件对其价值导向的影响在于事件的内容，传播模式也脱离不了网络平台，这就产生了新媒体事件异质性较高、事件发展及解读过程不可预测等因子。为了分类更贴近现实，本文采用如下分类原则：一是类似事件经常出现，或者说它们一般被允许存在；二是它们中不乏相当社会影响者；三是事件的关键性内容有相似性，因而可以归入同一类。
（一）民族主义事件及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对策
民族主义是当代身份政治在华人社会的主要体现形式，是要凸显“我们”和“他者”内外有别。这种事件的源头往往与国际冲突及外交事务有关。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无不是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与西方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的碰撞而复兴繁荣。从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使爱国网民迅速集结成立“强国论坛”，到2003年一系列中日矛盾引发万人网络抗日签名，到2005年网络汉服运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突破传统防卫性思维崛起中国文化定位，再到2008年灾难事件频发极大地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而Anti-CNN网站的建立，“四月青年”的涌现为则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掀起新篇章。
2010年世博会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和文化集中展示的平台，而世博会期间的“6.9圣战”却在这一背景下再次引爆民族主义的浪潮。点击6.9圣战纪念页，曾经的AK558军团暂定官方主页，艾青那句广为流传的诗句陈列页首，《我爱这土地》所表现的爱国情怀这一次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网络感染了数十万中国青年大学生。这批“爱国者”更是打着“圣战”的旗帜，用语言和网络技术狂热的谩骂与攻击，引发爱国危机。
在无数大学生网民为此次“爱国行为”叫好的同时，亦有无数大学生用理性的声音呼吁，也有激进分子趁机造势，在互联网上再一次实践了所谓“自由表达”的众声喧哗。然而，这场被认为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也被定义为激烈的网络文化冲突，也可称为网络民族主义绝佳案例的网络混战，在网络舆论层面上究竟呈现怎样的状态，即大学生作为此次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对该事件的认识如何、态度如何，多大程度影响他们的现实行为？而这一场全国上下年轻人的欢快盛宴体现的终究是爱国主义的胜利，是网络“义和团”，是网络极端民族主义的肆虐，还是网络推手顺应网民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次市场营销？面对如此网络事件，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应作出怎样的回应？
当代大学生民族主义情绪或爱国情绪的表达，在当下现实环境中受到诸多限制，而互联网其低门槛准入性、虚拟性为广大学生提供了绝佳的表达平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网络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进行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教育，避免大学生思想观念混乱，导致非理性政治参与。发挥思想政治课的主渠道育人效用，加强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学习国家的战略新思路，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使大学生理性地思考网络民族主义问题，自觉抵制网络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民族主义的网络引导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息息相关，实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网络化势必成为主流，这要求身在工作前线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国际国内形势有完整的剖析解读能力，辅助“两课”核心教师做好大学生的价值引导工作，形成课上课下、网上网下的联动机制，鼓励辅导员参与核心教师课堂，完善互动的连续性。当然，在多元化思潮的环境下，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价值观点在大学生中是不太可能统一的，引导学生在价值辩论中发现、接受主流价值，经过“抗争”收获到的往往更能记忆深刻。
（二）权益抗争事件及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对策
与民族主义事件不同，权益抗争事件强调的不是内外有别，而是强弱之争，尤其是弱者争取和捍卫权益的过程。最典型的是，无助与愤怒导致社会底层年轻人以血腥的生命代价去博取媒体曝光、网民讨论的机会，如黄静、孙志刚，这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与死”事件。
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面对网络权益抗争事件时，一般不会直接使用身体暴力，而是使用“香港巴士阿叔”类的语言暴力，来同样表达底层民众的无助与怨愤，这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和社会脱节有关。权益抗争事件属于典型的“抗争性谈话”，这是蒂利（Tilly，1998）提出的概念。一般来说，不能调动感情的“抗争性谈话”难以发展成有影响的权益抗争事件。反之，能让人感动，给人震撼的“谈话”，容易发展成有影响的权益抗争事件。这个过程就是情感动员的过程。
笔者认为，权益抗争事件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感表达上，方式概括起来分为两种。一种以悲情为主，常伴有同情和义愤。2007年的黑砖窑事件，涉及拐卖少年儿童在砖窑做童工的黑幕。该网络事件形成的情感逻辑是悲情与愤怒，其愤怒的背后是良知对社会底层民众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慨。师曾志和杨伯溆（2008）对该权益抗争事件的分析，关注的是公民性的体现，但他们也注意到案例中的悲情特征，说“黑砖窑灾难与人权践踏的事实表达，赋予了议题良知、关怀等悲情民意的意义，达到了唤醒民众的目的”。大学生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同时，社会阅历相对较弱，正面教育的良知容易被悲情“抗争性谈话”唤醒，普世价值带动网络民意的汹涌，在大学生的价值观引导中应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他们可以在网络表达愤怒，但需解除网络“语言暴力”，切忌盲目跟风，利用大学生好奇心和创新意识去等待悲情事件的句号，看到事件本身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无所目的地去“谈话”。另一种情感表达以戏谑为主，戏谑的背后所反映的是草根文化与霸权文化的价值冲突。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网民通过表达对小人物胡戈的认同，一方面表达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表达了对精英文化的批判。它之所以成为有影响的网络事件，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戏谑性质，给网民提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所调动的情感因素是滑稽和愉悦。另一方面，它也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机会，是网民有感而发，而且感触不限于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对大人物的不满，涉及当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价值。戏谑也好，悲情也罢，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投入，很难想象大学生会有如此的参与程度。目前，在大学教育中，不少教师强调草根文化，而对霸权文化嗤之以鼻，这也是为了迎合当代大学生适应网络的需求，如果课堂中能够适当客观地权衡霸权价值和草根价值，引导学生学会看待霸权文化的存在价值，减少大学生在网络上对霸权文化的本能厌恶感。 （三）道德隐私事件及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对策
道德隐私事件的核心特征是挑战公域和私域间的界限，如虐猫案和众多涉及男女关系的人肉搜索事件。最典型的是当年的木子美、璩美凤、新“2·28”事件，“艳照门”事件更是巅峰之作。性、道德、八卦，被糅合到“群众书写”的形式里，再加上传统媒体大举介入，就会构成爆炸性效果，大学生也深受影响，成为舆论诟病的对象，指责大学生缺乏思想。
新“2·28”事件，原名“东海大学劈腿事件”，一篇恨文，万人进板，然后大众媒体也跟着搅和，种种背后揭露了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个信息流通的环境，人们习惯于批判媒体，只要记者有不经查证、不懂自律的行为，都会被指称缺乏专业修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资讯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媒体，大众媒体应有的规范，网络媒体可以自外于批判对象而不需遵守吗？网络媒体与大众媒体不同，这绝不仅止于科技层次，更在于我们从一个读者为本的文化迈向一个以书写者为本的文化，这使得大学生进一步从书本转战网络，以期逃避追求道德隐私的责任。
就如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宏观调控一样，网络包含公域和私域空间内容，大学生不仅仅作为网络的参与者，很大程度上还是网络道德隐私事件的书写者，缺乏假以思索的意识和对网络事件的责任感。对于道德隐私事件，在价值观教育中，应鼓励学生力争保持读者的身份，一味对道德隐私进行挖掘，一方面会为本身虚拟的事件增添不确定色彩，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对真实个体的伤害，避免大学生被推上价值的风口浪尖。其实，网络道德隐私事件是大学价值观教育良好的素材，从“杜撰”的虚拟事件中，高校教育者可以分析事件潜在的价值，让学生通过案例的学习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和人权观。
（四）公权滥用事件及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对策
公权滥用事件主要指公权力的腐败，尤其在地方政府层面则有大众媒体穷追猛打，不用依赖新媒体，诸如陕西劳力士名表门、深圳猥亵门这样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官员腐败的证据被不断放到网上“晒”。公权滥用事件一般为期较短，舆论控制收得较快。笔者认为，网民对于公权滥用事件的参与与政治功效感有关，根据班杜拉的理论（Bandura，1986），在影响个人自我功效感的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基于个体经验的亲身成就——即行为成功的经历会提高对自身功效感的评价，反而失败则会挫伤自我功效感。然而，在网络平台上，替代性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自我功效感，即他人的成功示范——特别是与自己相似的人的示范，会提高自己关于行动能否产生效果的信念（Muller，1972；Bandura，1986）。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调查统计，有23.4%的中国网民在网络论坛/BBS上发帖，42.3%的网民更有自己的博客微博或个人空间，而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已经有接近55%的网民在网络论坛/BBS、博客微博等Web2.0渠道表达自己对于新闻时事的意见。在这一系列公权事件中，大学生网民的网络参与表现都极为抢眼，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自我功效感的重要表现。“厦门PX事件”作为中国标志性公权事件之一的实质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目前少见的经由公众参与而改变了政府决策的案例，其中网络参与贯穿始终，网民的参与成功限制了公权，极大提高了公众政治功效感，不少人仿而效之，其中大学生是活跃的群体。
前文中已经提到，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缺少社会价值的实践，但是对于政治价值观的引导贯穿在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在无法全员直接参与政治实践的大环境下，不少大学生倾向于“纸上谈兵”。网络参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再加上教育网络的相对滞后性，大学生很快能够在网络上找到对公权滥用事件抗争的替代经验。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缺少制度化的参与途径，即便是大学生，也能普遍感受到强大的政府权力，在他们朝气蓬勃、文化气息浓厚却无法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前提下，网络参与成为维他人权的主渠道。基层党组织如学生党支部、学生党员与政治权力的“沟通”相对紧密，与其让背后看不见的“黑手”目的性地提供替代经验，不如让基层党支部、党员主动出击，在网络平台搭建针对公权滥用事件的“发泄区”“吐槽区”，让大学生参与政治决策，提升政治价值主见，让他们感到基层党组织开放政治讨论的博大情怀，重新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公权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大学生开放决策项目的比重，让学生的政治思想能够渗入项目研究中，为政府公权力的导向提供学生群体的价值因子，学生自然而然也就能为维护公权力主动出击，因为他们网上网下都参与了。
本文主要从新媒体事件（网络事件）的内容出发，结合贴近大学生的典型网络事件，初步完成大学生参与四类事件的分析和动因，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研究新媒体事件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希望能够站在前人和网络的肩上，推进影响规律的分析。当然，这需要了解网络背后的传播过程以及社会变迁的深层次特征，要不断追问新的网络事件背后的新议题、新矛盾、新趋势，调研大学生的价值需求和共性特征。大学生群体是动态发展的，研究新媒体事件对大学生的影响要基于信息时代网络的背景，不能新瓶旧酒，只有不断采用比较的历史视角，研究才能实现有意义的突破，对高校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借鉴。新媒体事件与大学生的价值观的研究，本文还只是一个开始。
本文系2012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实践研究课题“易班网络舆情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2012-D-110。
（责编 张敬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