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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梁启超主张国家是国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是宪政构建的出发点，主张国家自由高于国民自由、主权集中于国家、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梁启超在20世纪的初期十年居于日本，这是其国家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从具体的宪政构建角度，梁启超主张以两党制内阁制和二院制国会制组建宪政国家，并对制度的具体展开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论及中国宪政建设理念，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梁启超 国家主义 宪政
作者简介：刘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351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梁启超是近代宪政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在戊戌变法之时走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梁启超提倡的是国家主义宪政观，将其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在这一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全新的宪政理论体系，其以宪法为创制前提基础，重视对“新民”的培养，实现的方式是国家政体的确立，并注重二院制国会以及两党制政党内阁的构建。综合分析这一理论，国家利益占据首要的位置，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富强，宁可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利益。
一、国家主义概述
对于国家主义，存在两种参照。一种是以个人作为参照，主要是指在国家范围内，对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需要以国家为中轴。另一种，要将全球作为参照，更加注重在国际范畴内，主权国家与人类关系中将国家作为核心。国家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本质是为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支配，将政权置于民权的集权意识，其在根本上是借助正确的权威实现对人们价值观的灌输，将其纳入国家秩序架构范畴。在国家主义中，民族和国家观念较强，国家具有绝对的权力，能够进行整个社会资源的支配。“国家主义产生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与其同步演变”。 近代民族国家主要发生于西欧，时间为15-16 世纪，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这一阶段，国家主义主义体现在对王权的崇拜，重视国家的统一，反对对象是封建专制统治。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国家主义更加倾向于君权至上、君即国家，在摆脱神权思想之后，专制王权备受关注。19世纪，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为殖民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家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对遭受压迫的反对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反对资本主义扩张，尤其是对经济和政治侵略给予强烈的反对。
二、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宪政观
（一）国家主义宪政观的形成背景
张灏指出，“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梁生活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日本的思想和政治环境对梁思想的发展必定会产生某些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时间较早，大大方便了梁启超对西方理论的研读和思考。在日本，国家主义成为明治维新时期及其后的重要思想。明治精神可分为三部分，即国家主义精神、进取精神和武士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日本较早进入现代历史阶段，这是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来源。
梁启超针对美国民主共和制、日本的中央集权制进行了广泛的对比分析，思想更加倾向于国家主义。张灏先生认为梁启超对民主制的忧虑和对权威主义的强调，应该受到明治日本政府寡头政府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的倾向的影响。 结合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梁启超最终选择了国家主义宪政观，期望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迅速实现中国独立富强。而这里的国家主义也事实上成了工具理性，用来达到国富民强之目的。
（二）梁启超国家主义宪政观的主要内容
1.主权在国家：
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中，梁强调对国权与民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将其作为宪法的主要精神。但是，這种调整工作不能尽善尽美，很难达到绝对的程度，不是进行平均的分配。与民权相比，国权更加重要。与立法权相比，行政权更加突出。中央权也比地方权更重要。在国权的深层次理解中，就是政府对国会行政权的强化以及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梁启超认为，政治都具有缺陷，不存在完美。一旦坚持民治，必然伴随善政。但是，西方国家的民治，尤其是坚持多数人的政治，以牺牲少数人利益来获取多数人权益，存在不公平性。梁启超认为少数人是国家的支柱和精英，一旦牺牲利益，对国家建设十分不利。梁启超还指出，一旦民权过重，必然导致使用失当的现象。鉴于当时中国的薄弱，主权在国的方案是最合适的方案。对于政府的行为，需要立足国家权力，将其作为指引，而不是以民众的权利作为出发点。虽然国家与民众的权利具有统一性，但是，一旦出现矛盾，需要牺牲民众权利，实现对国家权利的维护。
2.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
在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中，对自由阐述的较多，但是，其在概念上的介绍不是停留在个人自由的范畴，他更关心国家自由。他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国家的自由，其之所以得到重视，不是出于个人，而是在于其在引导中国人精神上所发挥的作用，实现国民性的改造，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为此，梁启超起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独立自由。同时，其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在未来社会中，对于民族制度所追求的独立与自由。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中也指出，自由的涵义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宗教，再者是民主，最后是生计。在本质上看，梁启超对自由进行了国家主义化。对于国家的自由，个人自由处于从属地位，个人自由只有能够促进国家自由的前提下，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民主中，一旦出现对自由的任意放弃，那么就会对其自身产生迫害，影响整个国家的自由。因此，为了避免整个国家自由受到侵害，个人不能进行自由的随意放弃。
3.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梁启超国家主义宪政观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于强权政府的建立。“在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下，宪法和法律是国王，而政府（国家的代理人）的行为要受到宪法的约束，这种政府是有限政府。”
国家主义宪政观只有建立“万能政府”，才能在根本上保证个人权利的有效实现。因此，为了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政府的责任更加巨大，涉及政治、经济等诸多事务。在他梁看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大势所趋。 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更加强调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属于大国，鉴于地域的宽广性，治理存在难度，出于这种考虑，需要进行国土的划分，建立小国，也就是实行联邦制度。但梁启超对于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首先，在国家发展中，安全排在首位。中国由于地域的广阔性，资源较为丰富，能够为军事提供充足的供给。其次，地域能够容纳更多的国民。再次，鉴于诸多国家施行关税保护政策，一旦国家不大，缺乏物产，很容易出现受制于人的情况。他还指出，中国不应该被划分为小国，也不认可权力下放和自治。一旦出现自治的情况，各个省份就会出现自我建设的情况，很难关心国家事务；也不愿意接受中央的节制，省内辖区也不愿意接受省份的限制，长期下去，国家分裂不可避免。他强调，中国要实现富强和立足世界目的，必须中央集权。
针对国家政策，梁启超重视保育政策。这种政策就是国家干预政策。其原因主要有：首先，国民素质不高，需要国家施行保育政策，进行约束。如果从国民实际考虑，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巨大，不容忽视。其次，在辛亥革命之后，需要建立全新的秩序，制定一种新的公共理念，建设更多公共事务，如果不拥有强有力的领导，政府干涉作用无法发挥，社会无法向前推进。再次，中国自古具有一定的放任性，存在不同地域各自为政的局面，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得到普及，国家与国民关系处于松散状态。因此，为了实现这一情况的改善，需要强化保育政策的施行。第四，针对欧美自由主义，他指出，完全的自由竞争存在弊端，需要发挥权利的作用进行支持，充分体现国家力量的作用。梁启超在主张保育政策的同时，强调了善良政府的作用，否则，就成为贪污腐化的借口。
三、国家主义宪政的建构模式——二院制国会及两党制政党内阁
（一）组建二院制国会
梁启超在进行国会制度研究，主要焦点是国会的组织和选举。他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对不同国家的组织制度进行了对比，涉及职权、选举等方面。这些研究具有深入性和综合性，对宪法学影响较大。
梁启超对主要国家的国会组织形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考察，分为一院制和二院制。立足中国实际，梁启超更倾向于二院制。
梁启超认为，二院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首先，能够有效避免国会专制现象的发生。一旦采取一院制，进行国会的组织，就很容易出现某个党派专制的现象。但是，二院制进行国会组成，能够实现彼此之间的监督，防止出现专制现象。其次，有效避免国会决定的草率性。在二院制的应用下，一旦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就会出现彼此之间的争执，能够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使得事情趋于真相，更具公平性。再次，有利于促进少数精英发挥自身的才能。在一院制的应用下，借助民选的形式进行组成的构建，但是，少数精英很难通过选举进入国会。而在二院制中，不是所有议员都是通过选举方式形成，使得少数精英进入其中，更好地为国家效力。最后，有利于实现对国会和其他机关的有力调节。在国会组织中，不同机构的职权具有差异性，冲突不可避免，一旦发生，过于严重，对国家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尽管二院制无法实现对冲突的有效避免，但是，能够进行合理的协调。
（二）上议院、下议院的人员组成
关于上议院的设置，梁启超认为：
1.在中国，上议院不能代表贵族和富有阶级，但应该设立皇室议员：
在当时的中国，贵族呈现有名无实的状态，一方势力无法形成，也就不能构建上议院。针对上议院的议员，需要设定为开国八亲王等十三家直系后裔，切实维护皇族自有的利益，也就是对其进行优待。梁启超认为，当时将将财富作为议员选举条件，原因是地主势力庞大。但是，在晚清时代，地主势力并不强大，清代也不存在特权阶级和贵族势力。
2.中国上议院应设置各省议员和蒙藏议员：
对于蒙藏议员的设立，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对数民族利益，实现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
关于下议院的人员构成，梁启超认为：就性别限制而言，多数国家不实行男女平等的选举权。在他看来，下议院的选举权属于男性。同时，将海外侨民纳入其中，支持侨民参与国家政务。
梁启超主张对于部分职业进行限制。对于官吏的限制，其目的是避免作弊现象的发生。对于军人的限制，其作用是避免出现军人参政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将学生排除在选举之外，需要对其进行积极鼓励。另外，梁启超为避免不平等，不主张财产限制。
（三）强制性选举
梁启超认为选举权对于整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是国民的重要权利。同时也是义务，不允许抛弃，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形成合理的选举制度。例如，被选为第二级选举人，需要由知州或知县发文通告本人，如果不情愿就选，需要呈交书面理由，如果不进行阐述，就视为接受。如果已经承诺成为第二候选人，一旦不及时到场，就会接受到相应的惩罚。如果存在不得已的理由，可以免去处罚，但是，需要提供相应证明资料。
（四）主张建立两党制内阁
梁启超非常推崇英国式的两党制政党内阁，就是在国会中，在朝党为多数党，在野党为少数派，由下议院的多数党进行内阁组建。也就是说，在精英中承担领袖的人物都是内阁成员。内阁成员与国会议员不重叠。“内阁失多数于下院，得解散下院，但再选举若仍失多数，则立即辞职。”对于国家的各种事务，由国会来决定，其根本意见主要是由多数党来决定。同时，在多数党中，党员需要服从于内阁成员。内阁权力相对较大，但是实际上，却要听命于国会。国会权力也很大，但是要服务于国民。也就是说，权力归属于国民。因此，对于各个政党，民权最为重要。梁启超希望通过政党，在国会中进行选举，赢取尽可能多的选票，进行组建内阁，形成强权政府，推动国家富强，提高中国的世界地位。
在梁启超看来，政党内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内阁而言，如果凭借多数党员的支持而进行不正当执政，那么，在下次选举的时候，必将落选，内阁成员也会出现下野的情况。另外，内阁成员是政党的领域，其在自身素质、道德以及共进退的关系，能够有效防止恶意执政现象的发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政党的精英寄予希望，希望在其领导之下，施行政党内阁——强大政府——强大国家的道路。其次，借助两党交替执政的方式，促进国家的富強。梁启超认为，只有保证两个政党的健全性，才能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内阁，如果只有一党，则只是准政党存内阁。这种情况很容易引发内阁频繁交替局面；同时，会引发国会的专权问题，很难实现有效的监督，制约性不突出。在完全的政党内阁制度下，发挥政党交替的作用，避免出现国会专权行为，在根本上保证民权的实现。再次，政党内阁会出现压制少数党的行为，甚至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但这比牺牲多数人利益要好。
四、梁启超国家主义宪政观评析
一是梁启超宪政思想是对前人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中主要包含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宪政模式，实现的方式等，且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理论来源，主要源自康有为等人士，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国家有关政治和法律的学说。梁启超宪政思想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地位显著，也是中国宪政思想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是梁启超的宪法思想，具有工具理性，难以摆脱近代独立富强的时代命题。梁启超归提出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中国近代化路径，在他的宪政思想中，其根本的也是最终的目的是借助宪政，实现国家富强，而非保障人权的目的。他缺乏对当时经济诸多方面的关注，也没有意识到落后经济基础对制度建立产生的影响作用。单纯依靠文化、制度和思想上的转变，无法推动近代中国摆脱困境。一旦经济基础不发生彻底改变，就很难在根本上转变国民的观念，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
三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已经完成解体，但是，尚未建立新的完善经济体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改变经济基础，很难有效发挥经济对社会诸多资源要素的调节作用，即便是进行了制度变革，也无法取得彻底性的改变。因此，具有工具论色彩的宪政也会出现异化，使得宪政发展道路出现偏差。因此，梁启超的宪法思想脱离了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缺乏实施技术。“离开这个基础，孤立地谈论宪政，不管包含多么巨大的合理性，终将成为无本之木，乃至陷于空谈。”
注释：
于浩.国家主义源流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10）.68.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01，173.
钟群.比较宪法史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417.
梁启超.梁启超论宪法.商务印书馆.2013.48.
陈洪有.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评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69.
沈松平.梁启超新民思想再论.宁波大学学报.2002（15）.3.
关键词 梁启超 国家主义 宪政
作者简介：刘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351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梁启超是近代宪政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在戊戌变法之时走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梁启超提倡的是国家主义宪政观，将其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在这一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全新的宪政理论体系，其以宪法为创制前提基础，重视对“新民”的培养，实现的方式是国家政体的确立，并注重二院制国会以及两党制政党内阁的构建。综合分析这一理论，国家利益占据首要的位置，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富强，宁可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利益。
一、国家主义概述
对于国家主义，存在两种参照。一种是以个人作为参照，主要是指在国家范围内，对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需要以国家为中轴。另一种，要将全球作为参照，更加注重在国际范畴内，主权国家与人类关系中将国家作为核心。国家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本质是为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支配，将政权置于民权的集权意识，其在根本上是借助正确的权威实现对人们价值观的灌输，将其纳入国家秩序架构范畴。在国家主义中，民族和国家观念较强，国家具有绝对的权力，能够进行整个社会资源的支配。“国家主义产生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与其同步演变”。 近代民族国家主要发生于西欧，时间为15-16 世纪，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在这一阶段，国家主义主义体现在对王权的崇拜，重视国家的统一，反对对象是封建专制统治。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国家主义更加倾向于君权至上、君即国家，在摆脱神权思想之后，专制王权备受关注。19世纪，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为殖民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家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对遭受压迫的反对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反对资本主义扩张，尤其是对经济和政治侵略给予强烈的反对。
二、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宪政观
（一）国家主义宪政观的形成背景
张灏指出，“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梁生活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日本的思想和政治环境对梁思想的发展必定会产生某些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时间较早，大大方便了梁启超对西方理论的研读和思考。在日本，国家主义成为明治维新时期及其后的重要思想。明治精神可分为三部分，即国家主义精神、进取精神和武士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日本较早进入现代历史阶段，这是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来源。
梁启超针对美国民主共和制、日本的中央集权制进行了广泛的对比分析，思想更加倾向于国家主义。张灏先生认为梁启超对民主制的忧虑和对权威主义的强调，应该受到明治日本政府寡头政府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的倾向的影响。 结合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梁启超最终选择了国家主义宪政观，期望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迅速实现中国独立富强。而这里的国家主义也事实上成了工具理性，用来达到国富民强之目的。
（二）梁启超国家主义宪政观的主要内容
1.主权在国家：
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中，梁强调对国权与民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将其作为宪法的主要精神。但是，這种调整工作不能尽善尽美，很难达到绝对的程度，不是进行平均的分配。与民权相比，国权更加重要。与立法权相比，行政权更加突出。中央权也比地方权更重要。在国权的深层次理解中，就是政府对国会行政权的强化以及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梁启超认为，政治都具有缺陷，不存在完美。一旦坚持民治，必然伴随善政。但是，西方国家的民治，尤其是坚持多数人的政治，以牺牲少数人利益来获取多数人权益，存在不公平性。梁启超认为少数人是国家的支柱和精英，一旦牺牲利益，对国家建设十分不利。梁启超还指出，一旦民权过重，必然导致使用失当的现象。鉴于当时中国的薄弱，主权在国的方案是最合适的方案。对于政府的行为，需要立足国家权力，将其作为指引，而不是以民众的权利作为出发点。虽然国家与民众的权利具有统一性，但是，一旦出现矛盾，需要牺牲民众权利，实现对国家权利的维护。
2.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
在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中，对自由阐述的较多，但是，其在概念上的介绍不是停留在个人自由的范畴，他更关心国家自由。他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国家的自由，其之所以得到重视，不是出于个人，而是在于其在引导中国人精神上所发挥的作用，实现国民性的改造，达到振兴国家的目的。为此，梁启超起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独立自由。同时，其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在未来社会中，对于民族制度所追求的独立与自由。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中也指出，自由的涵义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宗教，再者是民主，最后是生计。在本质上看，梁启超对自由进行了国家主义化。对于国家的自由，个人自由处于从属地位，个人自由只有能够促进国家自由的前提下，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民主中，一旦出现对自由的任意放弃，那么就会对其自身产生迫害，影响整个国家的自由。因此，为了避免整个国家自由受到侵害，个人不能进行自由的随意放弃。
3.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梁启超国家主义宪政观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于强权政府的建立。“在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下，宪法和法律是国王，而政府（国家的代理人）的行为要受到宪法的约束，这种政府是有限政府。”
国家主义宪政观只有建立“万能政府”，才能在根本上保证个人权利的有效实现。因此，为了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政府的责任更加巨大，涉及政治、经济等诸多事务。在他梁看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大势所趋。 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更加强调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属于大国，鉴于地域的宽广性，治理存在难度，出于这种考虑，需要进行国土的划分，建立小国，也就是实行联邦制度。但梁启超对于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首先，在国家发展中，安全排在首位。中国由于地域的广阔性，资源较为丰富，能够为军事提供充足的供给。其次，地域能够容纳更多的国民。再次，鉴于诸多国家施行关税保护政策，一旦国家不大，缺乏物产，很容易出现受制于人的情况。他还指出，中国不应该被划分为小国，也不认可权力下放和自治。一旦出现自治的情况，各个省份就会出现自我建设的情况，很难关心国家事务；也不愿意接受中央的节制，省内辖区也不愿意接受省份的限制，长期下去，国家分裂不可避免。他强调，中国要实现富强和立足世界目的，必须中央集权。
针对国家政策，梁启超重视保育政策。这种政策就是国家干预政策。其原因主要有：首先，国民素质不高，需要国家施行保育政策，进行约束。如果从国民实际考虑，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巨大，不容忽视。其次，在辛亥革命之后，需要建立全新的秩序，制定一种新的公共理念，建设更多公共事务，如果不拥有强有力的领导，政府干涉作用无法发挥，社会无法向前推进。再次，中国自古具有一定的放任性，存在不同地域各自为政的局面，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得到普及，国家与国民关系处于松散状态。因此，为了实现这一情况的改善，需要强化保育政策的施行。第四，针对欧美自由主义，他指出，完全的自由竞争存在弊端，需要发挥权利的作用进行支持，充分体现国家力量的作用。梁启超在主张保育政策的同时，强调了善良政府的作用，否则，就成为贪污腐化的借口。
三、国家主义宪政的建构模式——二院制国会及两党制政党内阁
（一）组建二院制国会
梁启超在进行国会制度研究，主要焦点是国会的组织和选举。他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对不同国家的组织制度进行了对比，涉及职权、选举等方面。这些研究具有深入性和综合性，对宪法学影响较大。
梁启超对主要国家的国会组织形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考察，分为一院制和二院制。立足中国实际，梁启超更倾向于二院制。
梁启超认为，二院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首先，能够有效避免国会专制现象的发生。一旦采取一院制，进行国会的组织，就很容易出现某个党派专制的现象。但是，二院制进行国会组成，能够实现彼此之间的监督，防止出现专制现象。其次，有效避免国会决定的草率性。在二院制的应用下，一旦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就会出现彼此之间的争执，能够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使得事情趋于真相，更具公平性。再次，有利于促进少数精英发挥自身的才能。在一院制的应用下，借助民选的形式进行组成的构建，但是，少数精英很难通过选举进入国会。而在二院制中，不是所有议员都是通过选举方式形成，使得少数精英进入其中，更好地为国家效力。最后，有利于实现对国会和其他机关的有力调节。在国会组织中，不同机构的职权具有差异性，冲突不可避免，一旦发生，过于严重，对国家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尽管二院制无法实现对冲突的有效避免，但是，能够进行合理的协调。
（二）上议院、下议院的人员组成
关于上议院的设置，梁启超认为：
1.在中国，上议院不能代表贵族和富有阶级，但应该设立皇室议员：
在当时的中国，贵族呈现有名无实的状态，一方势力无法形成，也就不能构建上议院。针对上议院的议员，需要设定为开国八亲王等十三家直系后裔，切实维护皇族自有的利益，也就是对其进行优待。梁启超认为，当时将将财富作为议员选举条件，原因是地主势力庞大。但是，在晚清时代，地主势力并不强大，清代也不存在特权阶级和贵族势力。
2.中国上议院应设置各省议员和蒙藏议员：
对于蒙藏议员的设立，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对数民族利益，实现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
关于下议院的人员构成，梁启超认为：就性别限制而言，多数国家不实行男女平等的选举权。在他看来，下议院的选举权属于男性。同时，将海外侨民纳入其中，支持侨民参与国家政务。
梁启超主张对于部分职业进行限制。对于官吏的限制，其目的是避免作弊现象的发生。对于军人的限制，其作用是避免出现军人参政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将学生排除在选举之外，需要对其进行积极鼓励。另外，梁启超为避免不平等，不主张财产限制。
（三）强制性选举
梁启超认为选举权对于整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是国民的重要权利。同时也是义务，不允许抛弃，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形成合理的选举制度。例如，被选为第二级选举人，需要由知州或知县发文通告本人，如果不情愿就选，需要呈交书面理由，如果不进行阐述，就视为接受。如果已经承诺成为第二候选人，一旦不及时到场，就会接受到相应的惩罚。如果存在不得已的理由，可以免去处罚，但是，需要提供相应证明资料。
（四）主张建立两党制内阁
梁启超非常推崇英国式的两党制政党内阁，就是在国会中，在朝党为多数党，在野党为少数派，由下议院的多数党进行内阁组建。也就是说，在精英中承担领袖的人物都是内阁成员。内阁成员与国会议员不重叠。“内阁失多数于下院，得解散下院，但再选举若仍失多数，则立即辞职。”对于国家的各种事务，由国会来决定，其根本意见主要是由多数党来决定。同时，在多数党中，党员需要服从于内阁成员。内阁权力相对较大，但是实际上，却要听命于国会。国会权力也很大，但是要服务于国民。也就是说，权力归属于国民。因此，对于各个政党，民权最为重要。梁启超希望通过政党，在国会中进行选举，赢取尽可能多的选票，进行组建内阁，形成强权政府，推动国家富强，提高中国的世界地位。
在梁启超看来，政党内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内阁而言，如果凭借多数党员的支持而进行不正当执政，那么，在下次选举的时候，必将落选，内阁成员也会出现下野的情况。另外，内阁成员是政党的领域，其在自身素质、道德以及共进退的关系，能够有效防止恶意执政现象的发生。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政党的精英寄予希望，希望在其领导之下，施行政党内阁——强大政府——强大国家的道路。其次，借助两党交替执政的方式，促进国家的富強。梁启超认为，只有保证两个政党的健全性，才能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内阁，如果只有一党，则只是准政党存内阁。这种情况很容易引发内阁频繁交替局面；同时，会引发国会的专权问题，很难实现有效的监督，制约性不突出。在完全的政党内阁制度下，发挥政党交替的作用，避免出现国会专权行为，在根本上保证民权的实现。再次，政党内阁会出现压制少数党的行为，甚至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但这比牺牲多数人利益要好。
四、梁启超国家主义宪政观评析
一是梁启超宪政思想是对前人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中主要包含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宪政模式，实现的方式等，且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理论来源，主要源自康有为等人士，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国家有关政治和法律的学说。梁启超宪政思想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地位显著，也是中国宪政思想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是梁启超的宪法思想，具有工具理性，难以摆脱近代独立富强的时代命题。梁启超归提出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中国近代化路径，在他的宪政思想中，其根本的也是最终的目的是借助宪政，实现国家富强，而非保障人权的目的。他缺乏对当时经济诸多方面的关注，也没有意识到落后经济基础对制度建立产生的影响作用。单纯依靠文化、制度和思想上的转变，无法推动近代中国摆脱困境。一旦经济基础不发生彻底改变，就很难在根本上转变国民的观念，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
三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已经完成解体，但是，尚未建立新的完善经济体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改变经济基础，很难有效发挥经济对社会诸多资源要素的调节作用，即便是进行了制度变革，也无法取得彻底性的改变。因此，具有工具论色彩的宪政也会出现异化，使得宪政发展道路出现偏差。因此，梁启超的宪法思想脱离了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缺乏实施技术。“离开这个基础，孤立地谈论宪政，不管包含多么巨大的合理性，终将成为无本之木，乃至陷于空谈。”
注释：
于浩.国家主义源流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10）.68.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01，173.
钟群.比较宪法史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417.
梁启超.梁启超论宪法.商务印书馆.2013.48.
陈洪有.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评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69.
沈松平.梁启超新民思想再论.宁波大学学报.200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