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到访了该国的塔斯马尼亚州，澳洲大陆南部的一个岛屿。这是我从新闻里看到的。
　　塔斯马尼亚！我对这个地名有深刻的印象。从新闻里听到这几个字，再次唤起了我对多年前那次阅读的感触。
　　那时，刚上大学不久，感到一片迷茫，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就算干了些什么又能如何，有点混日子的感觉。早上不起，晚上就睡不着，于是在宿舍熄灯后跑到厕所隔壁的一间废弃的浴室去看书。在那样的环境，竟草草地翻完了好几部大块头的书，其中就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忘记了是在哪个夜晚，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让我终身难忘的话。
　　“更悲惨的是大约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巴斯海峡将他们同澳大利亚隔开，澳大利亚土著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他们没有梭镖发射器、飞镖、渔网和其他所有捕鱼的工具。英国向塔斯马尼亚岛运送了最残酷的罪犯。1803年，这些罪犯登陆之后，像猎杀动物一样大肆屠杀当地人。几十年内绝大多数人被消灭。最后的一个男子死于1869年，最后的一个女子死于1876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格尼尼，生于1803年，即白人入侵塔斯马尼亚岛的第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被灭绝的整个时期。她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连这一可怜的请求也得不到满足，她的骨骼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
　　关于殖民历史的记述，那肯定不是第一次读到，但可能是因为这段文字写得太饱含感情，也可能是青春的心在夜半时分格外敏感，那一刻，我被戳中了。
　　我觉得我该做点什么。当时我尚有当文学青年的梦想，于是决定要以《最后一个死去的人》为题写一首诗。不过，这首诗至今也没有完成。
　　我到底不是个当诗人的料，只能在18年后以这样一篇短文来还曾经许下的愿望。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直到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也都谈不上有成熟的思想体系。我也曾经受到“公知腔儿”、“民国范儿”一类东西的影响，也曾经自我认同为自由主义者;但在那条道上，我没法走得远，我本能地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会想起初次遭遇特鲁格尼尼带给我心灵的冲击，这是鉴别谎言与粉饰的一把标尺。
　　我想，18岁的那个夜晚是我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它像是思想上的一次免疫接种，让我今生都没法接受把殖民历史简单美化为“文明传播”的可耻说法，不能接受《大国崛起》式的对历史的篡改。
　　我忘不了特鲁格尼尼和她消失了的民族，忘不了被灭绝殆尽的美洲原住民，忘不了大西洋海底埋着的数千万黑奴的累累白骨，更忘不了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除了书写，我不能为他们做更多，但我希望用写作支持为获得尊严的弱者的抗争，颂扬人心中向善的力量，为未来而坚守历史的正义。这就是我要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原因。我会永远和那些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民站在一起，和特鲁格尼尼站在一起。
　　我也希望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能永远和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站在一起。如果我有机会跟习主席交流，我会建议他访问期间到霍巴特博物馆看看特鲁格尼尼的遗骸，让世界知道，什么是中国对历史的态度，什么是中国能想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