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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号是西洋铜管乐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借助自身的独特个性与表现力，其已经成为管弦乐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乐器。小号表现力突出，技巧更加丰富，审美品格独特，这使得小号的音乐价值被重新强调。围绕民族化特性研究小号的演奏艺术，为小号演奏中注入本土化、现代化的民族精神内涵，有助于学习者透彻掌握小号知识。
关键词：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内涵
小号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在古埃及和日耳曼部落的图画当中就能够见到小号的身影。18世纪，键阀被加入小号当中，以此来帮助演奏者控制气流、节奏，及至20世纪，爵士乐的兴起进一步带动了小号的变化，小号的铜管、吹嘴等重要结构都被演奏者进行了重新设计。音色嘹亮、穿透性强的小号已然成为音乐演奏活动中的热门乐器，其对音乐情感的抒发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一、小号的音乐表现特点
这里所指的“音乐表现特点”，不仅包含音准、音高等基本要素，更包含其音乐表现力和审美品格等综合价值。在提及小号这一乐器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声音嘹亮”“穿透力强”，并不会将小号与抒情优美的歌曲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小号俨然成为“大声”的代名词。但作为一种发展成熟的乐器，小号有着自己的音乐演奏风格：在表现庄严、嘹亮的音乐作品的同时，也可依靠节奏上的变化表现抒情柔美、热烈欢快乃至悲怆沉痛的创作风格。[1]较为出名的如经典的小号作品《野蜂飞舞》，其节奏极快，情感变化复杂，音乐表现力不言而喻。我们在生活中所看见的“嘹亮”，只是小号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而已。
小号艺术在音乐领域有着独特而优美的个性，这种个性是在与古典音乐、近现代音乐、爵士乐相互交融之后演化而来的。军乐队中的音乐演奏活动庄严肃穆，小号的表现更加严肃，艺术音乐中满浪漫与自由，小号的演奏技巧和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此外，诸多音乐大师对小号的积极探索，使得小号的价值不断提升，如海顿所创作的《bE大调小号协奏曲》、胡梅尔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等，这些经典旋律让小号摇身一变，成了热门的独奏乐器，即使是在今天，一些曲目也被列为小号演奏艺术上的珍品。
二、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发展现状
一种乐器或演奏艺术要与本土的民族音乐文化相互融合，就必须对民族文化体系作出让步，适应民族的音乐文化要求，才能在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但作为一种起源于西方的铜管乐器，小号的音乐表现特点、演奏特点、艺术个性以及技术技巧都是在西方的音乐理论上发展起来的：调式、和声和旋律对小号的影响尤为深刻。先入为主的理念下，虽然小号进入我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其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2]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民族乐器所形成的审美思想与音乐特征的钳制，在以柔婉、强烈、抒情等不同特点为核心的音乐表述背景下，民族音乐审美表现出了极强的排他性，小号的嘹亮、热情并不能被群众所接受。音乐文化催生了独特的音乐审美意识，在帮助演奏者掌握本土音乐表达特点的同时，也封闭了小号演奏艺术进入到本土音乐文化活动的大门。另一方面，是小号作为一种铜管乐器的尴尬身份：小号的演奏艺术尚未融入中国音乐当中，加之各民族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体系，其并不能将西方的小号演奏艺术与本土的民族音乐文化联系起来。对于铜管乐器，高昂的声调和嘹亮的声音正在代替乐器本身的特点，使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无法被开发出来。中国的管弦乐、交响乐与小号分庭抗礼，使得小号不能在异国他乡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小号是西方的铜管乐器，也是与中华音乐艺术格格不入的外来品。
三、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激发
（一）文化上认同，形成民族化特性
小号演奏艺术与中国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产生原因并非来自乐器本身，作为一个包容的民族，中华民族愿意接纳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形式。这种冲突的产生，与西方的乐理有关。音乐的旋律、调式、和声和演奏技巧与本土的音乐文化截然不同，导致本土音乐家无法掌握小号的演奏技巧与表现特点。演奏的风格特征，大多是在西方的“三度结构观念”和“七声音阶”的基础上产生的，音乐文化的相互驳斥，使小号演奏艺术无法尽早表现出民族化的特性。
文化上相互融合，消除小号演奏文化与本土音乐文化之间的壁垒，才能为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萌发创造条件。以本土的蒙古族音乐来说，其在调式、旋律的表现上与西方的乐理存在极大的差异：其和声与音乐旋律调式多以四度、五度为演奏框架，五声音阶的表现更为常见，盲目在民族音乐文化背景下引入小号演奏技术，只会破坏小号演奏的艺术特点。[3]在旋律上、技巧上，小号的演奏艺术要对民族音乐做出“让步”，在建立并创作出适合自己民族音乐旋律的技术技巧系统的同时，创作有价值的音乐曲目。如经典的蒙古族音乐作品《赛马》节奏欢快，情感赤诚，如果用小号进行演奏，则肌肉群之间的配合、气流的控制都会成为大问题。故此，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发展不能以“演奏曲目”为唯一的目标，更要强调小号自身的艺术表现特点。
（二）保留小号之美，激发民族化特性
小号演奏艺术本身就包含着无可替代的音乐之美，肖斯塔科维奇的《小号与钢琴的协奏曲》奏响之后，让世界看见了小号与其他乐器之间的“百搭”关系，德国作曲家兴德米特的《小号协奏曲》一经问世，便激起了新一轮的小号演奏浪潮。而真正将小号的演奏艺术推向高峰的，当属美国的文顿·马萨里斯，一首《野蜂飞舞》仅仅用时一分零三秒，便取得了“格莱美古典及爵士大奖赛”双项演奏比赛的大奖。诸多现实告诫着我们，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发展是必要的，体现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也是有必要的，但如何保留小号演奏艺术的本真价值，这个问题更需要我们的回答。
毫无疑问，小号演奏艺术的表现不能以破坏小号的艺术价值为代价，故此，在尝试开发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的过程中，要以保留小号演奏艺术的本真之美为基本原则，保障小号演奏艺术在进入我国之后也能顺利发展。我国的本土音乐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音乐审美体系，在固有审美价值的支撑下，小号的演奏艺术很難实现民族化的发展。但借助文化上的互动交流，则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在融合的过程中，要将小号的演奏艺术与民族的音乐文化相结合，借助有影响的优秀作品打开民族音乐的大门，在民族音乐作品与小号演奏之间，建立名为“相似”的桥梁，加快文化的延伸、过渡。[4]如经典的音乐作品《赛马》《对歌》，或是节奏昂扬，或是声调愉快，其带给听众的，是情感上与艺术上的双重享受。而在开发小号的民族化特性的过程中，则要结合小号的穿透力、表现力特点引入新的曲目，通过爵士小号、古典小号构成鲜明的对比，在音乐与情感之间实现自由过渡。挖掘小号演奏艺术中的民族化特性，要以小号、音乐为基本出发点，体现小号的真正价值。 （三）不断探索，挖掘艺术潜能
小号演奏家赛格·那卡利伊可夫曾在小号演奏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后人大胆断言：小号演奏艺术的巅峰止步于此。在那个探索、创新的时代，那卡利伊可夫的艺术便意味着顶峰。但在凡尔丁、马萨里斯出现之后，高超的演奏技巧的价值被重新证明：这种高超的演奏是可行的。基于此，小号的演奏艺术终于提升到了能够与小提琴、钢琴等技术性技巧媲美的全新阶段。因此，要想开发出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演奏者必须把握好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尺度关系：在探究文化的同时，研究民族音乐在旋律上、节奏上的表现特点，将这种特点转交给民族音乐活动，进而实现民族音乐与小号演奏艺术的完美融合。换言之，小号演奏艺术与民族化音乐特性之间未必是水火不容的，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种全新的音乐表达手段。
在推动小号演奏艺术向着民族化特性发展的过程中，要以民族本土的旋律、节奏为参照，但在完成音乐表达任务的同时，也要强调小号演奏艺术与本土音乐文化的互相配合，将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开发视为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依旧以蒙古族音乐为例，在探索研究蒙古族音乐的长调旋律表现特点的同时，以小号演奏蒙古族风格的音乐是完全可能的，[5]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可能会对蒙古族音乐的原本表现特点产生影响，从而破坏音乐当中的旋律感。因此，在开发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过程中，要以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为出发点。现代小号在演奏方法和气息的运用上已经为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对于技术技巧的升华，完全可以尝试利用小号演奏技术表现出来。长调与演奏技术互相结合，用时间去磨合二者之间的差别，这便是小号演奏艺术表现出民族化特性的基本手段。
四、结语
小号演奏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在西方的铜管乐器中，其占有极为重要的艺术地位。但这种地位上的优势，在进入本土的音乐环境之后便荡然无存，对于小号演奏艺术，本土的音乐形式依旧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来接纳有关音乐作品。围绕小号演奏艺术开展的音乐表达活动，要以保留音乐的本真价值、加快文化的交流速度为基本手段，让小号演奏艺术尽早融入民族音乐环境当中。
参考文献：
[1]刘昊.小號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J].参花（上半月），2019（12）：125.
[2]赵继忠.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探索[J].中国民族博览，2016（05）：121-122.
[3]张礁.浅析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风格[J].北方音乐，2017（37）：222.
[4]宋胤.小号作品创作的民族化问题研究[J].北方音乐，2015（12）：170-171.
[5]曹晖.论中国小号作品创作发展民族化的历程及特征表现[J].戏剧之家，2019，323（23）：48-49.
（作者简介：胡剑，男，本科，广州交响乐团，国家二级演奏员，研究方向：小号演奏与教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内涵
小号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在古埃及和日耳曼部落的图画当中就能够见到小号的身影。18世纪，键阀被加入小号当中，以此来帮助演奏者控制气流、节奏，及至20世纪，爵士乐的兴起进一步带动了小号的变化，小号的铜管、吹嘴等重要结构都被演奏者进行了重新设计。音色嘹亮、穿透性强的小号已然成为音乐演奏活动中的热门乐器，其对音乐情感的抒发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一、小号的音乐表现特点
这里所指的“音乐表现特点”，不仅包含音准、音高等基本要素，更包含其音乐表现力和审美品格等综合价值。在提及小号这一乐器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声音嘹亮”“穿透力强”，并不会将小号与抒情优美的歌曲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小号俨然成为“大声”的代名词。但作为一种发展成熟的乐器，小号有着自己的音乐演奏风格：在表现庄严、嘹亮的音乐作品的同时，也可依靠节奏上的变化表现抒情柔美、热烈欢快乃至悲怆沉痛的创作风格。[1]较为出名的如经典的小号作品《野蜂飞舞》，其节奏极快，情感变化复杂，音乐表现力不言而喻。我们在生活中所看见的“嘹亮”，只是小号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而已。
小号艺术在音乐领域有着独特而优美的个性，这种个性是在与古典音乐、近现代音乐、爵士乐相互交融之后演化而来的。军乐队中的音乐演奏活动庄严肃穆，小号的表现更加严肃，艺术音乐中满浪漫与自由，小号的演奏技巧和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此外，诸多音乐大师对小号的积极探索，使得小号的价值不断提升，如海顿所创作的《bE大调小号协奏曲》、胡梅尔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等，这些经典旋律让小号摇身一变，成了热门的独奏乐器，即使是在今天，一些曲目也被列为小号演奏艺术上的珍品。
二、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发展现状
一种乐器或演奏艺术要与本土的民族音乐文化相互融合，就必须对民族文化体系作出让步，适应民族的音乐文化要求，才能在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但作为一种起源于西方的铜管乐器，小号的音乐表现特点、演奏特点、艺术个性以及技术技巧都是在西方的音乐理论上发展起来的：调式、和声和旋律对小号的影响尤为深刻。先入为主的理念下，虽然小号进入我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其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2]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民族乐器所形成的审美思想与音乐特征的钳制，在以柔婉、强烈、抒情等不同特点为核心的音乐表述背景下，民族音乐审美表现出了极强的排他性，小号的嘹亮、热情并不能被群众所接受。音乐文化催生了独特的音乐审美意识，在帮助演奏者掌握本土音乐表达特点的同时，也封闭了小号演奏艺术进入到本土音乐文化活动的大门。另一方面，是小号作为一种铜管乐器的尴尬身份：小号的演奏艺术尚未融入中国音乐当中，加之各民族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体系，其并不能将西方的小号演奏艺术与本土的民族音乐文化联系起来。对于铜管乐器，高昂的声调和嘹亮的声音正在代替乐器本身的特点，使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无法被开发出来。中国的管弦乐、交响乐与小号分庭抗礼，使得小号不能在异国他乡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小号是西方的铜管乐器，也是与中华音乐艺术格格不入的外来品。
三、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激发
（一）文化上认同，形成民族化特性
小号演奏艺术与中国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产生原因并非来自乐器本身，作为一个包容的民族，中华民族愿意接纳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形式。这种冲突的产生，与西方的乐理有关。音乐的旋律、调式、和声和演奏技巧与本土的音乐文化截然不同，导致本土音乐家无法掌握小号的演奏技巧与表现特点。演奏的风格特征，大多是在西方的“三度结构观念”和“七声音阶”的基础上产生的，音乐文化的相互驳斥，使小号演奏艺术无法尽早表现出民族化的特性。
文化上相互融合，消除小号演奏文化与本土音乐文化之间的壁垒，才能为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萌发创造条件。以本土的蒙古族音乐来说，其在调式、旋律的表现上与西方的乐理存在极大的差异：其和声与音乐旋律调式多以四度、五度为演奏框架，五声音阶的表现更为常见，盲目在民族音乐文化背景下引入小号演奏技术，只会破坏小号演奏的艺术特点。[3]在旋律上、技巧上，小号的演奏艺术要对民族音乐做出“让步”，在建立并创作出适合自己民族音乐旋律的技术技巧系统的同时，创作有价值的音乐曲目。如经典的蒙古族音乐作品《赛马》节奏欢快，情感赤诚，如果用小号进行演奏，则肌肉群之间的配合、气流的控制都会成为大问题。故此，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发展不能以“演奏曲目”为唯一的目标，更要强调小号自身的艺术表现特点。
（二）保留小号之美，激发民族化特性
小号演奏艺术本身就包含着无可替代的音乐之美，肖斯塔科维奇的《小号与钢琴的协奏曲》奏响之后，让世界看见了小号与其他乐器之间的“百搭”关系，德国作曲家兴德米特的《小号协奏曲》一经问世，便激起了新一轮的小号演奏浪潮。而真正将小号的演奏艺术推向高峰的，当属美国的文顿·马萨里斯，一首《野蜂飞舞》仅仅用时一分零三秒，便取得了“格莱美古典及爵士大奖赛”双项演奏比赛的大奖。诸多现实告诫着我们，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发展是必要的，体现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也是有必要的，但如何保留小号演奏艺术的本真价值，这个问题更需要我们的回答。
毫无疑问，小号演奏艺术的表现不能以破坏小号的艺术价值为代价，故此，在尝试开发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的过程中，要以保留小号演奏艺术的本真之美为基本原则，保障小号演奏艺术在进入我国之后也能顺利发展。我国的本土音乐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音乐审美体系，在固有审美价值的支撑下，小号的演奏艺术很難实现民族化的发展。但借助文化上的互动交流，则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在融合的过程中，要将小号的演奏艺术与民族的音乐文化相结合，借助有影响的优秀作品打开民族音乐的大门，在民族音乐作品与小号演奏之间，建立名为“相似”的桥梁，加快文化的延伸、过渡。[4]如经典的音乐作品《赛马》《对歌》，或是节奏昂扬，或是声调愉快，其带给听众的，是情感上与艺术上的双重享受。而在开发小号的民族化特性的过程中，则要结合小号的穿透力、表现力特点引入新的曲目，通过爵士小号、古典小号构成鲜明的对比，在音乐与情感之间实现自由过渡。挖掘小号演奏艺术中的民族化特性，要以小号、音乐为基本出发点，体现小号的真正价值。 （三）不断探索，挖掘艺术潜能
小号演奏家赛格·那卡利伊可夫曾在小号演奏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后人大胆断言：小号演奏艺术的巅峰止步于此。在那个探索、创新的时代，那卡利伊可夫的艺术便意味着顶峰。但在凡尔丁、马萨里斯出现之后，高超的演奏技巧的价值被重新证明：这种高超的演奏是可行的。基于此，小号的演奏艺术终于提升到了能够与小提琴、钢琴等技术性技巧媲美的全新阶段。因此，要想开发出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演奏者必须把握好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尺度关系：在探究文化的同时，研究民族音乐在旋律上、节奏上的表现特点，将这种特点转交给民族音乐活动，进而实现民族音乐与小号演奏艺术的完美融合。换言之，小号演奏艺术与民族化音乐特性之间未必是水火不容的，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种全新的音乐表达手段。
在推动小号演奏艺术向着民族化特性发展的过程中，要以民族本土的旋律、节奏为参照，但在完成音乐表达任务的同时，也要强调小号演奏艺术与本土音乐文化的互相配合，将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开发视为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依旧以蒙古族音乐为例，在探索研究蒙古族音乐的长调旋律表现特点的同时，以小号演奏蒙古族风格的音乐是完全可能的，[5]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可能会对蒙古族音乐的原本表现特点产生影响，从而破坏音乐当中的旋律感。因此，在开发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过程中，要以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为出发点。现代小号在演奏方法和气息的运用上已经为小号演奏艺术民族化特性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对于技术技巧的升华，完全可以尝试利用小号演奏技术表现出来。长调与演奏技术互相结合，用时间去磨合二者之间的差别，这便是小号演奏艺术表现出民族化特性的基本手段。
四、结语
小号演奏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在西方的铜管乐器中，其占有极为重要的艺术地位。但这种地位上的优势，在进入本土的音乐环境之后便荡然无存，对于小号演奏艺术，本土的音乐形式依旧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来接纳有关音乐作品。围绕小号演奏艺术开展的音乐表达活动，要以保留音乐的本真价值、加快文化的交流速度为基本手段，让小号演奏艺术尽早融入民族音乐环境当中。
参考文献：
[1]刘昊.小號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J].参花（上半月），2019（12）：125.
[2]赵继忠.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特性探索[J].中国民族博览，2016（05）：121-122.
[3]张礁.浅析小号演奏艺术的民族化风格[J].北方音乐，2017（37）：222.
[4]宋胤.小号作品创作的民族化问题研究[J].北方音乐，2015（12）：170-171.
[5]曹晖.论中国小号作品创作发展民族化的历程及特征表现[J].戏剧之家，2019，323（23）：48-49.
（作者简介：胡剑，男，本科，广州交响乐团，国家二级演奏员，研究方向：小号演奏与教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