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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民俗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核心，其翻译及传播在这一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本文在总结陕西民俗文化特点及其翻译研究现状和价值的基础上，引入跨文化阐释式翻译理论，提出民俗文化翻译要有受众意识，采取易被受众接受的翻译策略，以期让陕西民俗文化以更好的姿态“走出去”。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民俗文化；跨文化阐释式翻译
引言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是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增强中国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民俗文化是根植于民众生活的深层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因此，民俗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核心，其翻译及传播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是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重要途径。陕西民俗文化丰厚多样，特色鲜明，它的外译与推广对陕西省的发展战略实施有重要意义。
一、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现状与价值
国内外與文化有关的翻译研究不胜枚举。国外关于文化翻译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理论等宏观领域，比如，Eugene A. Nida（2000）的《语言、文化与翻译》，Susan Bassnett和 Lefevere（2005）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等，具体涉及到每种理论的应用情况，国外翻译理论家并未给出相应地指导意见，尤其是针对汉译外这一特殊情况。
国内学术界以中国民俗文化翻译为研究方向的文献也并不多。从相关研究论文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民俗翻译策略与技巧，如丁树德（1995）、蒋红红（2004）等，杨玲玲、滕风（2010）、田玲（2015）等探讨了地方民俗文化翻译策略；探讨有关民俗翻译问题或分析翻译现象，如张荣臻、焦亚南（2010），杨玲玲（2016）；以某个翻译理论为视角，如于洁、田霞（2008）从关联理论视角，王文铃、楚瑛（2011）从生态翻译学角度。
从文献数量分布来看，国内学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呈上升趋势，说明对该领域研究关注度升高。与民俗文化翻译有关的研究大都通过文学作品等载体体现出来，专门针对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凤毛麟角。有关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的文献数量更是非常有限，其中徐倩、尹丕安（2015）、贾立平、周娟娟（2014）、于亚莉（2013）等从不同角度对陕西民俗文化翻译进行了探讨。然而，上述有关民俗文化翻译的研究较之浩瀚如烟的其他类论文来说，关注度和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还未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
民俗文化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有效解决的问题。从文化传播视角看，本研究目的在于向国外传播中国民俗文化，特别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陕西民俗文化，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从对外商贸视角而言在于吸引外国游客，增进对陕西民俗文化的了解、理解和接受，提升陕西文化形象，扩大亲和力和影响力。
二、陕西民俗文化的特点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多个朝代或重要政權先后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典籍丰富，文化遗存多，许多风俗习惯有可供追寻的历史渊源。民风民俗既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陕西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其固有的特征。
首先，陕西民俗文化具有地域的原发性。如陕北民歌，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集中体现了黄土高原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陕北人的精神世界，极具原发性特点。其次，陕西民俗风情奇奥。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由于气候、地貌、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陕西人在衣食住行乐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方式，并沿袭历史民俗，经汇集称之为“陕西八大怪”，生动有趣。此外，陕西民俗文化表现多样。陕西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尤其在传统艺术的表演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样性特点。比如陕西的皮影，不仅是表演的道具，也是独具风格的艺术品。陕西正月的社火，是一种靠扮演、造型、技巧取胜的艺术，是民间庆祝春节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特别是这种艺术和秦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来源于古老的黄土地，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
综上所述，陕西民俗地域的原发性，风情的奇奥性以及表现的多样性等特点，一方面充分说明陕西民俗有不同凡响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特点也增加了译者翻译以及目标语读者接受的难度。
三、跨文化阐释式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面对新的中译外的时代使命，传统的“忠实”翻译观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交出一份“合格的译文”，问题是交出“合格的译文”后能否让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译外，如果只考虑译文是否忠实、准确、流畅，而不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审美情趣等因素，译文不能被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怎么能真正走出去呢？
王宁提出的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理论，不仅对雅各布森著名的翻译三因素进行了重新建构，同时能够更大程度上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作用。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所碰到的‘冷遇’和瓶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缺少这种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王宁，2014：38）他认为，译者作为读者兼阐释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语言功力，努力恢复并填补原作者在文字中留下的大量空白，并用另一种语言作为媒介进行阐释，这种文化层面的意义阐释和再现就是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解构了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不再一味追求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忠实于原文，而更多追求与原文在精神和风格上的统一，显然更能完成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翻译的新使命。王宁指出，“在今天的全球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人们最需要的首先是理解异域文化的微妙含义以便和来自那些来自文化传统的人们进行最为有效的交流”。（王宁，2014：11）在这方面，跨文化阐释式翻译显然更胜一筹。 四、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和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边缘化地位，而西方文化在这个世界文化格局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一般情况下，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而且总是由弱势文化里的译者主动地把强势文化译入自己的文化语境”。（谢天振，2014）然而，强势文化国家的读者对中国文化很陌生，也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阅读群体。因此，在中国文化“译出”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目标语社会对中国文化有怎样的接受环境，目标语读者有怎样的阅读期待，从而采取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的翻译策略。
民俗文化独具特色，有吸引力，而民俗文化的翻译却十分棘手。民俗文化所反映的民俗事象大都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具有较强的民族语言特色。比如许多与居住、服饰、婚丧嫁娶有关的词语都是“国俗语义词”或者“文化负载词”，要将其中的文化内涵充分传达，并为目标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颇为困難。丁树德教授早就提出，若要准确而完整英译民俗名称，应首推译音加注法，并以“拜堂”这个民俗词语为例：
原文：“送亲和迎亲队伍簇拥着花轿到了新郎家，新娘在亲戚的搀扶下出轿进入大厅，恭候新郎来拜堂。”
译文1：The bridal sedan arrives in front of the bridegroom’s house escorted by the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both parties. The bride is helped out of the chair and taken into the hall by her relatives， waiting for the bridegroom to take the ceremony.
译文2：... to take the wedding ceremony
译文3：... to take the ceremony of Baitang
Note： The bride and bridegroom stand shoulder by shoulder worship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by kowtow or by bow.
译文1中“拜堂”被简化为一种“仪式”，丢掉了原文的文化信息；译文2译为一种“结婚仪式”，但译语读者仍然不清楚这种“结婚仪式”与他们在教堂举行的婚礼是否一样；译文3 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保留了原文的发音和称呼，友加注描述了这一特有的中国民俗，可谓达到了交流的目的。（丁樹德，1995）
看来这种音译加注释方法不仅保留了“中国味”，尽可能地向译语读者展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民俗风情，又能让他们接受和理解，达到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目的。当然，注释形式多样，可长可短，甚为麻烦。希望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注释这条“尾巴”终归能够去掉。
因此，关于文化翻译常常涉及的一个矛盾，即归化和异化问题：到底是以保留源语中的文化优先还是目标语读者易于接受优先？虽然异化是优先考虑保留源语文化、强调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但归化是以考虑读者是否易于接受为宗旨，有助其消除源语中的“陌生化现象”。因此，通过对民俗文化翻译实例的分析探讨，得出结论：民俗文化翻译中，归化与异化共生共融，而非矛盾对立、水火不容。译者应在全面、透彻理解民俗文化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并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选择恰当、合理的翻译方法。
结语
民俗文化铭刻中国悠久历史，承载中国传统文化。要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达到传播与交流目的确实不易。译者在民俗文化的翻译实践中，既要认识到源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还要充分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范畴和阅读期待，以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这样才能促成跨文化交流，使本土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
西安工程大学哲学社科项目课题，课题名称：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陕西民俗文化研究，课题编号：2016ZXSK34。
作者简介：李文瑞（1985.3-），女，籍贯：陕西宝鸡。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3]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1）
[4]丁树德.关于民俗名称的英译[J].中国翻译，1995（3）
[5]姚丽文.中国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综述（1995-2012）[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8）.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民俗文化；跨文化阐释式翻译
引言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是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增强中国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民俗文化是根植于民众生活的深层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因此，民俗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核心，其翻译及传播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是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重要途径。陕西民俗文化丰厚多样，特色鲜明，它的外译与推广对陕西省的发展战略实施有重要意义。
一、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现状与价值
国内外與文化有关的翻译研究不胜枚举。国外关于文化翻译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理论等宏观领域，比如，Eugene A. Nida（2000）的《语言、文化与翻译》，Susan Bassnett和 Lefevere（2005）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等，具体涉及到每种理论的应用情况，国外翻译理论家并未给出相应地指导意见，尤其是针对汉译外这一特殊情况。
国内学术界以中国民俗文化翻译为研究方向的文献也并不多。从相关研究论文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民俗翻译策略与技巧，如丁树德（1995）、蒋红红（2004）等，杨玲玲、滕风（2010）、田玲（2015）等探讨了地方民俗文化翻译策略；探讨有关民俗翻译问题或分析翻译现象，如张荣臻、焦亚南（2010），杨玲玲（2016）；以某个翻译理论为视角，如于洁、田霞（2008）从关联理论视角，王文铃、楚瑛（2011）从生态翻译学角度。
从文献数量分布来看，国内学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呈上升趋势，说明对该领域研究关注度升高。与民俗文化翻译有关的研究大都通过文学作品等载体体现出来，专门针对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凤毛麟角。有关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的文献数量更是非常有限，其中徐倩、尹丕安（2015）、贾立平、周娟娟（2014）、于亚莉（2013）等从不同角度对陕西民俗文化翻译进行了探讨。然而，上述有关民俗文化翻译的研究较之浩瀚如烟的其他类论文来说，关注度和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还未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
民俗文化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有效解决的问题。从文化传播视角看，本研究目的在于向国外传播中国民俗文化，特别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陕西民俗文化，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保持其固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从对外商贸视角而言在于吸引外国游客，增进对陕西民俗文化的了解、理解和接受，提升陕西文化形象，扩大亲和力和影响力。
二、陕西民俗文化的特点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多个朝代或重要政權先后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典籍丰富，文化遗存多，许多风俗习惯有可供追寻的历史渊源。民风民俗既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陕西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其固有的特征。
首先，陕西民俗文化具有地域的原发性。如陕北民歌，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集中体现了黄土高原的自然景观，社会风貌和陕北人的精神世界，极具原发性特点。其次，陕西民俗风情奇奥。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由于气候、地貌、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陕西人在衣食住行乐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方式，并沿袭历史民俗，经汇集称之为“陕西八大怪”，生动有趣。此外，陕西民俗文化表现多样。陕西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尤其在传统艺术的表演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样性特点。比如陕西的皮影，不仅是表演的道具，也是独具风格的艺术品。陕西正月的社火，是一种靠扮演、造型、技巧取胜的艺术，是民间庆祝春节的传统庆典狂欢活动。特别是这种艺术和秦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来源于古老的黄土地，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
综上所述，陕西民俗地域的原发性，风情的奇奥性以及表现的多样性等特点，一方面充分说明陕西民俗有不同凡响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特点也增加了译者翻译以及目标语读者接受的难度。
三、跨文化阐释式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面对新的中译外的时代使命，传统的“忠实”翻译观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交出一份“合格的译文”，问题是交出“合格的译文”后能否让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译外，如果只考虑译文是否忠实、准确、流畅，而不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审美情趣等因素，译文不能被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怎么能真正走出去呢？
王宁提出的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理论，不仅对雅各布森著名的翻译三因素进行了重新建构，同时能够更大程度上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作用。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所碰到的‘冷遇’和瓶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缺少这种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王宁，2014：38）他认为，译者作为读者兼阐释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语言功力，努力恢复并填补原作者在文字中留下的大量空白，并用另一种语言作为媒介进行阐释，这种文化层面的意义阐释和再现就是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解构了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不再一味追求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忠实于原文，而更多追求与原文在精神和风格上的统一，显然更能完成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翻译的新使命。王宁指出，“在今天的全球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人们最需要的首先是理解异域文化的微妙含义以便和来自那些来自文化传统的人们进行最为有效的交流”。（王宁，2014：11）在这方面，跨文化阐释式翻译显然更胜一筹。 四、陕西民俗文化翻译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和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边缘化地位，而西方文化在这个世界文化格局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一般情况下，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而且总是由弱势文化里的译者主动地把强势文化译入自己的文化语境”。（谢天振，2014）然而，强势文化国家的读者对中国文化很陌生，也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阅读群体。因此，在中国文化“译出”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目标语社会对中国文化有怎样的接受环境，目标语读者有怎样的阅读期待，从而采取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的翻译策略。
民俗文化独具特色，有吸引力，而民俗文化的翻译却十分棘手。民俗文化所反映的民俗事象大都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具有较强的民族语言特色。比如许多与居住、服饰、婚丧嫁娶有关的词语都是“国俗语义词”或者“文化负载词”，要将其中的文化内涵充分传达，并为目标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颇为困難。丁树德教授早就提出，若要准确而完整英译民俗名称，应首推译音加注法，并以“拜堂”这个民俗词语为例：
原文：“送亲和迎亲队伍簇拥着花轿到了新郎家，新娘在亲戚的搀扶下出轿进入大厅，恭候新郎来拜堂。”
译文1：The bridal sedan arrives in front of the bridegroom’s house escorted by the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both parties. The bride is helped out of the chair and taken into the hall by her relatives， waiting for the bridegroom to take the ceremony.
译文2：... to take the wedding ceremony
译文3：... to take the ceremony of Baitang
Note： The bride and bridegroom stand shoulder by shoulder worship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by kowtow or by bow.
译文1中“拜堂”被简化为一种“仪式”，丢掉了原文的文化信息；译文2译为一种“结婚仪式”，但译语读者仍然不清楚这种“结婚仪式”与他们在教堂举行的婚礼是否一样；译文3 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保留了原文的发音和称呼，友加注描述了这一特有的中国民俗，可谓达到了交流的目的。（丁樹德，1995）
看来这种音译加注释方法不仅保留了“中国味”，尽可能地向译语读者展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民俗风情，又能让他们接受和理解，达到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目的。当然，注释形式多样，可长可短，甚为麻烦。希望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注释这条“尾巴”终归能够去掉。
因此，关于文化翻译常常涉及的一个矛盾，即归化和异化问题：到底是以保留源语中的文化优先还是目标语读者易于接受优先？虽然异化是优先考虑保留源语文化、强调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但归化是以考虑读者是否易于接受为宗旨，有助其消除源语中的“陌生化现象”。因此，通过对民俗文化翻译实例的分析探讨，得出结论：民俗文化翻译中，归化与异化共生共融，而非矛盾对立、水火不容。译者应在全面、透彻理解民俗文化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并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选择恰当、合理的翻译方法。
结语
民俗文化铭刻中国悠久历史，承载中国传统文化。要将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达到传播与交流目的确实不易。译者在民俗文化的翻译实践中，既要认识到源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还要充分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范畴和阅读期待，以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这样才能促成跨文化交流，使本土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
西安工程大学哲学社科项目课题，课题名称：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陕西民俗文化研究，课题编号：2016ZXSK34。
作者简介：李文瑞（1985.3-），女，籍贯：陕西宝鸡。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3]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1）
[4]丁树德.关于民俗名称的英译[J].中国翻译，1995（3）
[5]姚丽文.中国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综述（1995-2012）[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