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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王宏诚一直在后悔。
作为合川区一家水泥公司销售经理，他错过了好时机。
“今年4月，建筑老板和我谈判，出价280元/吨，我拒绝了。”王宏诚说。
他万万想不到，行情就此陡转急下。
4月，每吨降至273元；5月，降至253元；6月，降至226元。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王宏诚说。
2012年，重庆水泥行业亏损1.05亿元，利润率居全国倒数第一。
2013年，又一场“火拼”拉开帷幕。
7月11日，市长黄奇帆批示：“三年前就要求不再审批水泥生产线，现在恶果呈现，产能严重过剩，要弄清情况，分类对策。”
产能过剩之“祸”出自谁手？
房门大开
在浙商22条“军规”中，收看“新闻联播”位居第一。
作為浙商，科华集团董事长赵宝忠也爱看“新闻联播”。
2007年6月9日，“新闻联播”播报：重庆、成都获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一个月后，赵宝忠将科华集团总部从浙江迁移重庆。
相关报告称，2008年至2020年，重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10万亿元。“1亿元投资会消耗1万吨左右水泥。”赵宝忠说。
科华集团正是水泥生产企业。
能透过新闻看到“钱景”的，不仅仅是赵宝忠。于是，一大批水泥企业杀入重庆。
2007年5月，科华集团抢滩万州，投建年产200万吨新型干法生产线。
9月，山拔尔桑公司入驻武隆，投建年产100万吨新型干法生产线。
…………
美好“钱景”，不仅让投资者兴奋不已，也让审批部门头脑发热——凡是新型干法生产线，几乎是一律开“绿灯”。
“2007年、2008年，有关部门核准了28条新型干法生产线。”市水泥协会秘书长马泽民说。
缺少规划和预警——审批部门房门大开，为产能过剩埋下“地雷”。
首先产生警惕的，是市水泥协会。
“如果无节制地审批项目，产能很快将会过剩。”市水泥协会上书预警。
这个预警引起市政府领导的注意，市政府负责人强调：“我市现有水泥企业产能已经过剩，但有的区县还在引进水泥企业，这种只求效益的短视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单是增加二氧化硫排放，破坏当地环境，也可能拖垮现有水泥企业。”
2008年12月，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严控新建水泥项目。
这脚刹车，能刹住吗？
联名上书
2009年6月9日，寻常的一天。
但这一天，注定会被记入重庆水泥产业发展史。
九家水泥企业老总齐聚一堂，联名上书市政府：“为何《通知》成了一纸空文？”
上书之因，是有关部门批准了东方希望丰都项目。
“这违背了《通知》提出的三项规定。”马泽民说。
第一，违背了“优化区域布局”的规定。
“在丰都上游，已有涪陵拉瑞、长寿润江等项目，年产能达660万吨；在丰都下游，已有忠县海螺、石柱科华等项目，年产能达1000万吨。若东方希望再建年产1000万吨生产线，区域产能将严重过剩。”马泽民说。
第二，违背了“落实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
“此项目是新建生产线，违背了《通知》提出的‘只能以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发展新型干法水泥，不铺新摊子’的规定。”马泽民说。
第三，违背了“严格核准资料要求”的规定。
“《通知》规定，项目报批时，须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等资料，此项目报批资料并不齐备，也获批准了。”马泽民说。
水泥企业老总们的报告被迅速呈报市领导。
“重庆水泥产能过剩，不能再大规模扩张，市政府也对此发了文件，但执行中没有落实到位，请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务必管好这件事。国土房管部门、环保部门也要启动闸门……总之，要有一套刹车办法。”黄奇帆批示。
市经信委随即牵头，召开多部门参加的“贯彻落实会”。经过磋商，各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凡未动工核准项目一律予以收回批文；主城九区不新批水泥项目，其它14区县暂停核准一年；“两翼”区县也须执行《通知》要求。
大门再开
作为上书人之一，赵宝忠非常关注市领导的批示。
作为浙商，他清楚产能过剩的代价。
2001年，浙江水泥行业利润冠全国，占总额的四分之一。“从这年开始，浙江水泥行业开始全面升级换代，上马新型干法生产线，政府大开审批之门。”赵宝忠说。
三四年后，数十个项目投产，血拼一触即发。
“价格最低时，降至200元/吨。”赵宝忠说。
笑傲全国的浙江水泥，因为“大跃进”，沦为全国之“锅底”。
作为“大跃进”受害者，赵宝忠对行业状况极度敏感。
敏感的他发现，市领导的批示，效果并不明显。
2009年9月4日，九鑫公司日产2500吨新型干法生产线通过核准；9月27日，茂田能源公司日产4600吨新型干法生产线通过核准……2009年，8个水泥项目通过审批。
“‘贯彻落实会’怎会又成空谈呢？”赵宝忠不明白。
原来，是一纸文件让审批部门再次大开房门——国务院颁发文件：对2009年9月30日尚未开工的新增水泥项目一律暂停建设。
2007年，重庆机立窑、湿法窑等落后产能，仍占总量的56%。“这些落后产能以后要关闭。关闭后，若没新产能支撑，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审批部门的负责人解释说。 因此，得赶在2009年9月30日之前，突击审批一批项目。
2007年至2009年，重庆一不小心，就重蹈浙江覆辙——共核准36条新型干法生产线。
“如果全部投产，重庆水泥年产能将达上亿吨。”赵宝忠说。
区县推手
2009年8月8日，重庆江北机场。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随人流匆匆而出。
一辆轿车已等候多时，刘永行一上车，遂直奔丰都县。
“这是您今年第八次来重庆了。”下属说。
刘永行为何频频造访重庆？他要在丰都建立他的水泥王国。
4个月前，东方希望与丰都县政府签订协议——投建年产1000万吨水泥生产线。“他们用15天就为我们办齐了所有手续。”刘永行说。
“这项目一落地，我心里就涌起深深的担忧。”马泽民说。
何以担忧？
看看丰都所在武陵山区水泥厂建设情况：秀山、武隆各引进年产100万吨生产线，黔江引进年产250万吨生产线，彭水、酉阳引进年产300万吨生产线，石柱引进年产600万吨生产线……“一个比一个规模大，区域产能严重过剩。”马泽民说。
区县为何如此热衷水泥项目？
“完不成招商任务，将被诫勉谈话或调离岗位，所以我们只有玩命招商。”一位区县干部说。
招商可以，为何紧盯水泥项目？
“山高地偏，大项目好项目不愿来，我们不得已才盯着这类项目，为完成任务，哪还管得上产能过剩啊？”这位干部说。
区县政府饥不择食，有保增长、增税收等深意。
但企业是逐利的，眼见市场已饱和，为何还来搅局？
“水泥企业重视技术改造，轻视市场研究，以为只要新型生产线建起来，效益就会来，于是盲目扩张。”马泽民说。
“地方政府给予极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并撮合银行贷款，让企业做大做强之心顿时膨胀。”一位区县干部说。
“还有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企业不在当地建厂，就很难获得当地订单。”一位水泥企业老总说。
这三大原因，促使企业不惜冒险一试。
就这样，地方政府、企业、审批部门，联手导演了这场产能过剩。
淘而难汰
2012年9月2日，大渡口区跳蹬镇白沙沱。
毒辣的太阳下，小南海水泥厂已失去往日喧嚣——高耸的烟囱已化为瓦砾，宽敞的厂房已人去屋空。
“我们拆了两个月了。”一位工人挥着锤子说。
在尽展辉煌40年后，这个水泥厂终于落幕。
未拆除前，它有三条机泥窑生产线，年产水泥40万吨。
2012年7月，工信部发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该厂赫然在列。
“没办法，只能将它关停。”工人说。
厂子关闭，工人却一脸喜色，为何？
“新厂就在山那边。”工人伸手一指。
年产40万吨落后产能关闭了，年产300万吨新型产能呱呱坠地。
前几年，有关部门大开审批之门时说：“我们不认为产能过剩，因为现在大部分落后产能都将关闭。”
2010年至2012年，工信部发布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中，重庆有112家水泥企业上榜。
照理说，如果这些落后产能淘汰了，肯定会大幅缓解产能过剩。
但仅仅只是“照理说”，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淘汰，其实是新生。
“水泥企业是当地的摇钱树，在淘汰过程中，区县政府想方设法四处求情——落后产能通过技术改造，变成更大规模的新型生产线。”马泽民说。
在落后产能新生中，银行也帮了大忙。
“一些企业欠了不少银行债务，银行不想让其破产，所以在其技改建新中，屡屡给以续贷，条件只是先还利息。”银行人士说。
于是，区县政府、银行、企业合演了一出死而复生之戏。
2012年，重庆新型干法生产线产量占总量的95.4%——落后产能淘汰几近完成，但产能过剩依然水深火热。
“今年1月至4月，重庆水泥行业亏损1350万元，成为全国亏损之冠。”马泽民一声叹息。
寻找“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解药
7月25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單，19个行业上榜。
2003年，列入此名单的只有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十年过去，上榜行业多了五倍有余。
越淘汰越过剩——专家称这为“中国式产能过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各地调研时，一再强调：要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
化解产能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要化解过剩，首先得找准其形成原因——是谁导演了产能过剩？
此次淘汰名单，涉及企业1433家，水泥企业有527家——水泥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
所以记者选取水泥行业作为调查对象，追问“中国式产能过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希望通过解剖这只“麻雀”，找到几味治疗“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解药。
在解剖中，记者发现“中国式产能过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爆发式过剩。传统的水泥产业也好，新兴的光伏产业也罢，都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过剩。为何会这样？主管部门是幕后推手——面临新机遇或新情况时，主管部门对市场前景把握不当，没有评估体系和预警机制，于是“高抬贵手”或大力扶持，导致企业一哄而上。
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受GDP政绩观和分灶吃饭财政体系的双重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过于重视GDP和税收，而无视产业现实困局——A县水泥厂离B县很近，产量也能满足两县之需求，但为了增加GDP和税收，B县也会上马水泥项目，至于生产线建成后，市场在哪里，企业的效益如何，则考虑得不多。
三是企业被盲目裹挟。政企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少企业为避免丧失市场机会，便盲目扩张；地方政府给钱给地给政策，让企业做大做强之心盲目膨胀；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不在当地落户的企业很难实现当地销售——于是，企业被迫或自愿扩张产能。
四是以邻为壑去产能。去产能意味着损失GDP和财税，于是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四处求情，总希望控制其他地方的过剩产能，而为本地企业寻求超出市场的经济利益。为保住GDP，地方政府甚至不惜用政府担保为这类企业“输血”——导致该退市的企业退不了。
针对这些症结，我们可以对症下药。
一要将调节产能过剩交给市场。各主管部门，要借这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之机，在管理上实现两个转变：从经济性管制为主向社会性管制转变，从前置性管制为主向过程监管为主转变。通过审批权的不断退位，把调节产能过剩的任务交给市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自动调节——事实已证明，目前最能消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还是完全竞争行业。
二要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要借助这次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划，改革调整现行政绩考核体系，把化解产能过剩、环境保护等纳入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体系，消除其“唯GDP论英雄”的强烈动机。此外，还应建立问责制度，对未按照相关政策停建违规在建项目、放任新增产能等行为，要予以严肃查处。
三要建立评估体系和预警系统。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要将现行企业统计、景气指数分析与产能利用率评价结合起来，建立产能过剩评估体系和预警系统，让投资者及时了解行业信息，理智决策进入或退出市场，商业银行也可据此控制信贷投向和规模，防止投资过度。
四要推进行业兼并重组。一是鼓励大企业开展联合重组，提高产能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进行优化存量、减量发展。二是建立退出机制——企业被淘汰出局后，破产责任谁来承担，财产损失谁来负责，银行贷款如何偿还？
四管其下，我们才能走出化解、过剩、再化解、再过剩的死循环。
作为合川区一家水泥公司销售经理，他错过了好时机。
“今年4月，建筑老板和我谈判，出价280元/吨，我拒绝了。”王宏诚说。
他万万想不到，行情就此陡转急下。
4月，每吨降至273元；5月，降至253元；6月，降至226元。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王宏诚说。
2012年，重庆水泥行业亏损1.05亿元，利润率居全国倒数第一。
2013年，又一场“火拼”拉开帷幕。
7月11日，市长黄奇帆批示：“三年前就要求不再审批水泥生产线，现在恶果呈现，产能严重过剩，要弄清情况，分类对策。”
产能过剩之“祸”出自谁手？
房门大开
在浙商22条“军规”中，收看“新闻联播”位居第一。
作為浙商，科华集团董事长赵宝忠也爱看“新闻联播”。
2007年6月9日，“新闻联播”播报：重庆、成都获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一个月后，赵宝忠将科华集团总部从浙江迁移重庆。
相关报告称，2008年至2020年，重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10万亿元。“1亿元投资会消耗1万吨左右水泥。”赵宝忠说。
科华集团正是水泥生产企业。
能透过新闻看到“钱景”的，不仅仅是赵宝忠。于是，一大批水泥企业杀入重庆。
2007年5月，科华集团抢滩万州，投建年产200万吨新型干法生产线。
9月，山拔尔桑公司入驻武隆，投建年产100万吨新型干法生产线。
…………
美好“钱景”，不仅让投资者兴奋不已，也让审批部门头脑发热——凡是新型干法生产线，几乎是一律开“绿灯”。
“2007年、2008年，有关部门核准了28条新型干法生产线。”市水泥协会秘书长马泽民说。
缺少规划和预警——审批部门房门大开，为产能过剩埋下“地雷”。
首先产生警惕的，是市水泥协会。
“如果无节制地审批项目，产能很快将会过剩。”市水泥协会上书预警。
这个预警引起市政府领导的注意，市政府负责人强调：“我市现有水泥企业产能已经过剩，但有的区县还在引进水泥企业，这种只求效益的短视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单是增加二氧化硫排放，破坏当地环境，也可能拖垮现有水泥企业。”
2008年12月，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严控新建水泥项目。
这脚刹车，能刹住吗？
联名上书
2009年6月9日，寻常的一天。
但这一天，注定会被记入重庆水泥产业发展史。
九家水泥企业老总齐聚一堂，联名上书市政府：“为何《通知》成了一纸空文？”
上书之因，是有关部门批准了东方希望丰都项目。
“这违背了《通知》提出的三项规定。”马泽民说。
第一，违背了“优化区域布局”的规定。
“在丰都上游，已有涪陵拉瑞、长寿润江等项目，年产能达660万吨；在丰都下游，已有忠县海螺、石柱科华等项目，年产能达1000万吨。若东方希望再建年产1000万吨生产线，区域产能将严重过剩。”马泽民说。
第二，违背了“落实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
“此项目是新建生产线，违背了《通知》提出的‘只能以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发展新型干法水泥，不铺新摊子’的规定。”马泽民说。
第三，违背了“严格核准资料要求”的规定。
“《通知》规定，项目报批时，须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等资料，此项目报批资料并不齐备，也获批准了。”马泽民说。
水泥企业老总们的报告被迅速呈报市领导。
“重庆水泥产能过剩，不能再大规模扩张，市政府也对此发了文件，但执行中没有落实到位，请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务必管好这件事。国土房管部门、环保部门也要启动闸门……总之，要有一套刹车办法。”黄奇帆批示。
市经信委随即牵头，召开多部门参加的“贯彻落实会”。经过磋商，各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凡未动工核准项目一律予以收回批文；主城九区不新批水泥项目，其它14区县暂停核准一年；“两翼”区县也须执行《通知》要求。
大门再开
作为上书人之一，赵宝忠非常关注市领导的批示。
作为浙商，他清楚产能过剩的代价。
2001年，浙江水泥行业利润冠全国，占总额的四分之一。“从这年开始，浙江水泥行业开始全面升级换代，上马新型干法生产线，政府大开审批之门。”赵宝忠说。
三四年后，数十个项目投产，血拼一触即发。
“价格最低时，降至200元/吨。”赵宝忠说。
笑傲全国的浙江水泥，因为“大跃进”，沦为全国之“锅底”。
作为“大跃进”受害者，赵宝忠对行业状况极度敏感。
敏感的他发现，市领导的批示，效果并不明显。
2009年9月4日，九鑫公司日产2500吨新型干法生产线通过核准；9月27日，茂田能源公司日产4600吨新型干法生产线通过核准……2009年，8个水泥项目通过审批。
“‘贯彻落实会’怎会又成空谈呢？”赵宝忠不明白。
原来，是一纸文件让审批部门再次大开房门——国务院颁发文件：对2009年9月30日尚未开工的新增水泥项目一律暂停建设。
2007年，重庆机立窑、湿法窑等落后产能，仍占总量的56%。“这些落后产能以后要关闭。关闭后，若没新产能支撑，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审批部门的负责人解释说。 因此，得赶在2009年9月30日之前，突击审批一批项目。
2007年至2009年，重庆一不小心，就重蹈浙江覆辙——共核准36条新型干法生产线。
“如果全部投产，重庆水泥年产能将达上亿吨。”赵宝忠说。
区县推手
2009年8月8日，重庆江北机场。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随人流匆匆而出。
一辆轿车已等候多时，刘永行一上车，遂直奔丰都县。
“这是您今年第八次来重庆了。”下属说。
刘永行为何频频造访重庆？他要在丰都建立他的水泥王国。
4个月前，东方希望与丰都县政府签订协议——投建年产1000万吨水泥生产线。“他们用15天就为我们办齐了所有手续。”刘永行说。
“这项目一落地，我心里就涌起深深的担忧。”马泽民说。
何以担忧？
看看丰都所在武陵山区水泥厂建设情况：秀山、武隆各引进年产100万吨生产线，黔江引进年产250万吨生产线，彭水、酉阳引进年产300万吨生产线，石柱引进年产600万吨生产线……“一个比一个规模大，区域产能严重过剩。”马泽民说。
区县为何如此热衷水泥项目？
“完不成招商任务，将被诫勉谈话或调离岗位，所以我们只有玩命招商。”一位区县干部说。
招商可以，为何紧盯水泥项目？
“山高地偏，大项目好项目不愿来，我们不得已才盯着这类项目，为完成任务，哪还管得上产能过剩啊？”这位干部说。
区县政府饥不择食，有保增长、增税收等深意。
但企业是逐利的，眼见市场已饱和，为何还来搅局？
“水泥企业重视技术改造，轻视市场研究，以为只要新型生产线建起来，效益就会来，于是盲目扩张。”马泽民说。
“地方政府给予极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并撮合银行贷款，让企业做大做强之心顿时膨胀。”一位区县干部说。
“还有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企业不在当地建厂，就很难获得当地订单。”一位水泥企业老总说。
这三大原因，促使企业不惜冒险一试。
就这样，地方政府、企业、审批部门，联手导演了这场产能过剩。
淘而难汰
2012年9月2日，大渡口区跳蹬镇白沙沱。
毒辣的太阳下，小南海水泥厂已失去往日喧嚣——高耸的烟囱已化为瓦砾，宽敞的厂房已人去屋空。
“我们拆了两个月了。”一位工人挥着锤子说。
在尽展辉煌40年后，这个水泥厂终于落幕。
未拆除前，它有三条机泥窑生产线，年产水泥40万吨。
2012年7月，工信部发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该厂赫然在列。
“没办法，只能将它关停。”工人说。
厂子关闭，工人却一脸喜色，为何？
“新厂就在山那边。”工人伸手一指。
年产40万吨落后产能关闭了，年产300万吨新型产能呱呱坠地。
前几年，有关部门大开审批之门时说：“我们不认为产能过剩，因为现在大部分落后产能都将关闭。”
2010年至2012年，工信部发布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中，重庆有112家水泥企业上榜。
照理说，如果这些落后产能淘汰了，肯定会大幅缓解产能过剩。
但仅仅只是“照理说”，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淘汰，其实是新生。
“水泥企业是当地的摇钱树，在淘汰过程中，区县政府想方设法四处求情——落后产能通过技术改造，变成更大规模的新型生产线。”马泽民说。
在落后产能新生中，银行也帮了大忙。
“一些企业欠了不少银行债务，银行不想让其破产，所以在其技改建新中，屡屡给以续贷，条件只是先还利息。”银行人士说。
于是，区县政府、银行、企业合演了一出死而复生之戏。
2012年，重庆新型干法生产线产量占总量的95.4%——落后产能淘汰几近完成，但产能过剩依然水深火热。
“今年1月至4月，重庆水泥行业亏损1350万元，成为全国亏损之冠。”马泽民一声叹息。
寻找“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解药
7月25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單，19个行业上榜。
2003年，列入此名单的只有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十年过去，上榜行业多了五倍有余。
越淘汰越过剩——专家称这为“中国式产能过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各地调研时，一再强调：要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
化解产能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要化解过剩，首先得找准其形成原因——是谁导演了产能过剩？
此次淘汰名单，涉及企业1433家，水泥企业有527家——水泥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
所以记者选取水泥行业作为调查对象，追问“中国式产能过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希望通过解剖这只“麻雀”，找到几味治疗“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解药。
在解剖中，记者发现“中国式产能过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爆发式过剩。传统的水泥产业也好，新兴的光伏产业也罢，都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过剩。为何会这样？主管部门是幕后推手——面临新机遇或新情况时，主管部门对市场前景把握不当，没有评估体系和预警机制，于是“高抬贵手”或大力扶持，导致企业一哄而上。
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受GDP政绩观和分灶吃饭财政体系的双重影响，一些地方政府过于重视GDP和税收，而无视产业现实困局——A县水泥厂离B县很近，产量也能满足两县之需求，但为了增加GDP和税收，B县也会上马水泥项目，至于生产线建成后，市场在哪里，企业的效益如何，则考虑得不多。
三是企业被盲目裹挟。政企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少企业为避免丧失市场机会，便盲目扩张；地方政府给钱给地给政策，让企业做大做强之心盲目膨胀；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不在当地落户的企业很难实现当地销售——于是，企业被迫或自愿扩张产能。
四是以邻为壑去产能。去产能意味着损失GDP和财税，于是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四处求情，总希望控制其他地方的过剩产能，而为本地企业寻求超出市场的经济利益。为保住GDP，地方政府甚至不惜用政府担保为这类企业“输血”——导致该退市的企业退不了。
针对这些症结，我们可以对症下药。
一要将调节产能过剩交给市场。各主管部门，要借这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之机，在管理上实现两个转变：从经济性管制为主向社会性管制转变，从前置性管制为主向过程监管为主转变。通过审批权的不断退位，把调节产能过剩的任务交给市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自动调节——事实已证明，目前最能消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还是完全竞争行业。
二要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要借助这次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划，改革调整现行政绩考核体系，把化解产能过剩、环境保护等纳入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体系，消除其“唯GDP论英雄”的强烈动机。此外，还应建立问责制度，对未按照相关政策停建违规在建项目、放任新增产能等行为，要予以严肃查处。
三要建立评估体系和预警系统。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要将现行企业统计、景气指数分析与产能利用率评价结合起来，建立产能过剩评估体系和预警系统，让投资者及时了解行业信息，理智决策进入或退出市场，商业银行也可据此控制信贷投向和规模，防止投资过度。
四要推进行业兼并重组。一是鼓励大企业开展联合重组，提高产能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进行优化存量、减量发展。二是建立退出机制——企业被淘汰出局后，破产责任谁来承担，财产损失谁来负责，银行贷款如何偿还？
四管其下，我们才能走出化解、过剩、再化解、再过剩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