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他的美国女友在纽约大街上闲逛，走到一个路口遇到红灯，男的迫不及待地闯了过去，女友一见就急了，说：“你连红灯都敢闯，什么违法的事不敢做？”于是就跟他分手了。回到中国后这个留学生又谈了一个女友，一天他们逛街时，正巧遇见红灯，这个留学生便老老实实地等绿灯，中国的这个女友不高兴了，连红灯都不敢闯，你还能做什么事？于是也和他分手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我们这个社会对法律、规则的漠视根深蒂固，法律意识在我们的心中少得可怜，法律在有些人眼中形同虚设，毫无地位和威信可言。当年向温家宝总理说了句实话的农妇熊德明不仅讨回了拖欠的工资还成为中国十大新闻人物，这真是中国法治的悲哀和无奈。我们在学校中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不仅是传授课本中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树立依法办事的观念和养成良好的法律心理，同时渗透给学生一定的优秀法律思想，使学生从内心真正尊重法律，依靠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相信法律的人和一个不依靠法律的人，法律对他能有什么指导、保护、威慑和惩罚的作用。下面通过几个故事来看一下其对学校法制教育的一些启示。
　　
　　 一
　　
　　我们都知道，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神医；但一般人不知道扁鹊兄弟三人的医术都很高明。有一次，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医术谁最高明？”扁鹊答道：“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魏文王不解：“那为什么你的名气最大？”扁鹊解释：“我大哥治病，是治于未发之时。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根，他的名气也就无法传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于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些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我治病，是在病情严重之时，所以大家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传遍全国。”
　　“良医治未病”其实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大水不来先挡坝”等是同一意思。它要求我们学校的法制教育要有超前意识，有预防措施，要针对校园经常发生的违法现象和行为，在没有发生和变为现实之时，就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教育和预防，不能等出现了多起刑事案件再讲刑罚和犯罪，也不能等到校园的治安不可收拾了，再想起给学生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方面的教育。学校法制教育重要的是进行预防教育而不是矫正教育或治理教育。实践也证明预防教育的成本要远远小于矫正教育或治理教育，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是以事先投入的预防性法制教育为前提的。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平日里学校的法制、安全保卫等管理部门要有一个掌握学生情况畅通的信息渠道，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全面及个别的法制教育，做到法制工作具体细致，准确到位。
　　
　　 二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当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随后发布总统令，要求商业部长征用多家钢铁公司的厂房和设施。可钢铁公司的老板们以总统的命令缺乏法律基础为由，起诉执行总统令的商业部长。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最高法院以6比3压倒多数判总统违法。当时的裁决书中这样写道：“……如果总统具有任何权力下达命令，那么他必须来自国会法案或宪法本身，但我们找不到任何立法以明确授权总统在本案中占有财产，也不存在国会的任何法案能清楚地蕴含这类权力……本案中的执法行动产生于总统的个人意志，并代表与行使着没有法律基础的权力……”
　　这个故事说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依法办事是每一个法治国家中所有成员的基本准则，不管这个社会成员是公民个人还是总统抑或是其他国家机关，其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因为法律是国家和社会有序活动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时，也要注重教育学生不但要自觉地遵守法律，还要树立起尊重法律、维护法律、依靠法律的思想与意识，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学生中普遍地树立起来并根深蒂固，让法律成为学生判断自己行为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因为家庭、职业、经济状况、性别、学习好坏、身体力量的大小等等而拥有以强欺弱、以大制小的权利，更不能因别人有过错而成为我们更强烈地伤害对方的理由。任何人都是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的，法律不允许我们个人动用私权对他人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更不允许任意地侵害他人的权利，随意地践踏法律。否则，只能是玩火者自焚，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
　　
　　 三
　　
　　美国心理学家詹巴斗曾进行过一项有趣的试验：把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两个不同的街区。其中一辆原封不动地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则摘掉车牌、打开顶棚，停放在相对杂乱的布郎克斯街区。结果，停放在中产街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还完好无损，而打开顶棚的那一辆，不到一天就被偷走了。于是，詹巴斗又把完好无损的那辆汽车敲碎一块玻璃，结果刚过了几小时，这辆汽车就不见了。以这项试验为基础，美国的政治学家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