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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电影《寄生虫》以阶级矛盾、贫富差距为议题，通过外在符号的视听语言，内在含义的符号隐喻等进行议程设置架构，揭露了韩国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下阶层分化与固化的社会现实，与韩国社会现状形成强大的互文，实现了真实性、审美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创作起到了启示作用。
关键词：《寄生虫》;议程架构;符号隐喻;社会传播
2019年，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以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为议题，讲述了金基泽一家四口都是无业游民，在狭窄拥挤的半地下室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直到长子金基宇伪造学历到富人朴社长家担任家教后，一家人的生活慢慢发生了变化。金基泽一家利用社长夫人的信任和精湛的演技全部成功“就职”于朴社长家，并如同“寄生虫”一样蚕食着富人家庭。《寄生虫》是一部颇具商业性的电影，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社会阶层不平等的颇为直白的寓言。[1]创作者通过镜头语言、符号隐喻等进行影视内容的议程设置架构，引起受众对该议题的关注，从而理解影片想要突出表达的主题。
一、外在符号的一级属性
（一）多种镜头下的展示
《寄生虫》在刻画穷人和富人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时，使用了不同的镜头表现形式，以此引导观众去思考不同社会层级割裂的生存状态。《寄生虫》在呈现金基泽一家人时，镜头的运动趋势总体是向下的，以此暗示其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在表现富人朴社长一家的居住环境时，导演则更多地使用了固定的远景或者全景镜头，视野开阔，直白地抒写了富人家殷实的生活环境。影片巧妙利用客厅、厨房和楼梯之间的画面距离以及落地窗外的大草坪将室内和室外的空间进行有序分割，使得整个影片的运镜和调度都充满了符号化色彩。
（二）光影与色彩营造出的视觉幻像
影片中，导演运用了不同色温的光源来区分两个家庭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在表现基泽一家时，采用的是色温超过5000K的冷光，光色偏蓝，给人清冷的感觉。而在呈现朴社长一家时，用的是色温3000K以上的暖光，光色有偏红的现象，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寄生虫》也运用了色彩的差异来冲击观众的视觉系统。伴随着金家这类底层群体的始终是灰暗的色调，而代表上层阶级的朴社长一家，却总是沐浴在暖黄色的阳光里。电影在呈现穷人家庭时，色彩基调以冷色调为主，多使用暗绿色、灰色、白色等。而富人家庭则生活在宽敞明亮的别墅中，家中人物出场时，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沐浴在阳光下，色调明亮温暖。
（三）蒙太奇下的抽离
电影《寄生虫》中，创作者利用不同的蒙太奇产生的象征和隐喻意义来帮助阐明主题。影片中朴社长第一次出场时，导演运用了对比蒙太奇的手法，将三只小狗欢快地奔向朴社长的画面和女佣一脸谄媚地迎向朴社长的画面进行对比。暗示女佣在寄生状态下和奔向主人的小狗并无两样，他们都是在摇尾乞怜，取悦主人，充满了讽刺意味。
二、内在含义的二级属性
（一）符号隐喻：社会分化下的阶层认同
1.气味隐喻阶层
在电影《寄生虫》中，“气味”成了一种隐喻社会阶层的载体，它有两个所指，实指久居半地下室，长期挤公交地铁，身上沾满的霉馊酸腐的味道，虚指穷人阶级身上无法摆脱的标签和枷锁。这种“气味”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萦绕在基泽一家人身上，也正是这种穷人身上特殊的“气味”让朴社长一家视基泽一家为“异类”，并直接诱导了电影的结局。
2.楼梯隐喻阶层差异
在电影《寄生虫》的影像表达中，“阶梯”这一符号隐喻作为阶层的视觉化表达，随处可见。基泽一家居住在城市角落阴暗狭窄的地下室里，要经过一段歪歪扭扭的楼梯才能到达室内;同样作为社会底层的女佣夫妇“寄生”在富人别墅的地下室，而通往地下室的路也有一段黑暗的楼梯，深不见底。穷人家狭窄黑暗的楼梯和富人家豪宅门前宽敞整齐的阶梯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观地表现出了两个阶层的差异。
（二）现实关照：资本、阶级与悲剧
电影中，基泽多次创业失败;地下室的女佣丈夫也曾投身于台湾古早味蛋糕的创业中，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失败，并背负巨额债务，只能藏匿于地下室苟且偷生;基婷在美术设计上有很深的造诣，但是她的家庭却无法支撑她接受留学生的教育，而相比之下，富人家的儿子多颂却可以无忧无虑地画画，即使他并没有才能。由此可以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个体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韩国社会是深刻存在的，在韩国历史上，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大潮，但这只不过是资本家的把戏罢了——通过银行贷款获取高额利润。元凶被掩藏，失败者打着零工聊以度日，符号暴力继续在他们的头顶盘旋，这是奇观，但也是在韩国存在过，并一直存在着的现实。[2]
《寄生虫》与当下韩国社会对于资本的盲目崇拜互为文本。一方面，《寄生虫》影片的创作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情境，并以其为文本塑造了金基泽和朴社长两个家庭的遭遇;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又必须以《寄生虫》为文本，观众需要发出声音，需要对社会的压迫与不公提出抗议。[3]正是这一点，使得《寄生虫》有了超越单纯文本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缺乏实际的策略与路径，它仍然是一种关于启蒙和解放的叙事。
三、结语
《寄生蟲》通过有意义的视听语言和符号隐喻建构社会议题，引导观众的思维向创作者预期的方向发展，揭示了韩国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的本质和社会的贫富与善恶关系，与韩国现实形成了强大的互文，充分引起了观众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推动了韩国政府作出决定改善地下室住户的环境。[4]《寄生虫》在完成对现实社会关照的同时，通过艺术化的创作表现手法，实现了真实性、审美性和艺术性的融合，并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刘卓岚.贫富分化下的善恶对立——评电影《寄生虫》[J].戏剧之家，2021（14）：146-147.
[2][3]陈晨.韩国电影《寄生虫》：影像隐喻与社会议程的互文表征[J].电影评介，2020（07）：81-84.
[4]段鹏.空间与权力：数字鸿沟背景下的阶层壁垒——兼谈电影《寄生虫》的空间叙事逻辑[J].当代电影，2020（04）：78-82.
姜梦 女 1998年8月 山东潍坊人 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 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寄生虫》;议程架构;符号隐喻;社会传播
2019年，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以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为议题，讲述了金基泽一家四口都是无业游民，在狭窄拥挤的半地下室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直到长子金基宇伪造学历到富人朴社长家担任家教后，一家人的生活慢慢发生了变化。金基泽一家利用社长夫人的信任和精湛的演技全部成功“就职”于朴社长家，并如同“寄生虫”一样蚕食着富人家庭。《寄生虫》是一部颇具商业性的电影，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社会阶层不平等的颇为直白的寓言。[1]创作者通过镜头语言、符号隐喻等进行影视内容的议程设置架构，引起受众对该议题的关注，从而理解影片想要突出表达的主题。
一、外在符号的一级属性
（一）多种镜头下的展示
《寄生虫》在刻画穷人和富人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时，使用了不同的镜头表现形式，以此引导观众去思考不同社会层级割裂的生存状态。《寄生虫》在呈现金基泽一家人时，镜头的运动趋势总体是向下的，以此暗示其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在表现富人朴社长一家的居住环境时，导演则更多地使用了固定的远景或者全景镜头，视野开阔，直白地抒写了富人家殷实的生活环境。影片巧妙利用客厅、厨房和楼梯之间的画面距离以及落地窗外的大草坪将室内和室外的空间进行有序分割，使得整个影片的运镜和调度都充满了符号化色彩。
（二）光影与色彩营造出的视觉幻像
影片中，导演运用了不同色温的光源来区分两个家庭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在表现基泽一家时，采用的是色温超过5000K的冷光，光色偏蓝，给人清冷的感觉。而在呈现朴社长一家时，用的是色温3000K以上的暖光，光色有偏红的现象，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寄生虫》也运用了色彩的差异来冲击观众的视觉系统。伴随着金家这类底层群体的始终是灰暗的色调，而代表上层阶级的朴社长一家，却总是沐浴在暖黄色的阳光里。电影在呈现穷人家庭时，色彩基调以冷色调为主，多使用暗绿色、灰色、白色等。而富人家庭则生活在宽敞明亮的别墅中，家中人物出场时，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沐浴在阳光下，色调明亮温暖。
（三）蒙太奇下的抽离
电影《寄生虫》中，创作者利用不同的蒙太奇产生的象征和隐喻意义来帮助阐明主题。影片中朴社长第一次出场时，导演运用了对比蒙太奇的手法，将三只小狗欢快地奔向朴社长的画面和女佣一脸谄媚地迎向朴社长的画面进行对比。暗示女佣在寄生状态下和奔向主人的小狗并无两样，他们都是在摇尾乞怜，取悦主人，充满了讽刺意味。
二、内在含义的二级属性
（一）符号隐喻：社会分化下的阶层认同
1.气味隐喻阶层
在电影《寄生虫》中，“气味”成了一种隐喻社会阶层的载体，它有两个所指，实指久居半地下室，长期挤公交地铁，身上沾满的霉馊酸腐的味道，虚指穷人阶级身上无法摆脱的标签和枷锁。这种“气味”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萦绕在基泽一家人身上，也正是这种穷人身上特殊的“气味”让朴社长一家视基泽一家为“异类”，并直接诱导了电影的结局。
2.楼梯隐喻阶层差异
在电影《寄生虫》的影像表达中，“阶梯”这一符号隐喻作为阶层的视觉化表达，随处可见。基泽一家居住在城市角落阴暗狭窄的地下室里，要经过一段歪歪扭扭的楼梯才能到达室内;同样作为社会底层的女佣夫妇“寄生”在富人别墅的地下室，而通往地下室的路也有一段黑暗的楼梯，深不见底。穷人家狭窄黑暗的楼梯和富人家豪宅门前宽敞整齐的阶梯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观地表现出了两个阶层的差异。
（二）现实关照：资本、阶级与悲剧
电影中，基泽多次创业失败;地下室的女佣丈夫也曾投身于台湾古早味蛋糕的创业中，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失败，并背负巨额债务，只能藏匿于地下室苟且偷生;基婷在美术设计上有很深的造诣，但是她的家庭却无法支撑她接受留学生的教育，而相比之下，富人家的儿子多颂却可以无忧无虑地画画，即使他并没有才能。由此可以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个体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韩国社会是深刻存在的，在韩国历史上，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大潮，但这只不过是资本家的把戏罢了——通过银行贷款获取高额利润。元凶被掩藏，失败者打着零工聊以度日，符号暴力继续在他们的头顶盘旋，这是奇观，但也是在韩国存在过，并一直存在着的现实。[2]
《寄生虫》与当下韩国社会对于资本的盲目崇拜互为文本。一方面，《寄生虫》影片的创作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情境，并以其为文本塑造了金基泽和朴社长两个家庭的遭遇;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又必须以《寄生虫》为文本，观众需要发出声音，需要对社会的压迫与不公提出抗议。[3]正是这一点，使得《寄生虫》有了超越单纯文本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缺乏实际的策略与路径，它仍然是一种关于启蒙和解放的叙事。
三、结语
《寄生蟲》通过有意义的视听语言和符号隐喻建构社会议题，引导观众的思维向创作者预期的方向发展，揭示了韩国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的本质和社会的贫富与善恶关系，与韩国现实形成了强大的互文，充分引起了观众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推动了韩国政府作出决定改善地下室住户的环境。[4]《寄生虫》在完成对现实社会关照的同时，通过艺术化的创作表现手法，实现了真实性、审美性和艺术性的融合，并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刘卓岚.贫富分化下的善恶对立——评电影《寄生虫》[J].戏剧之家，2021（14）：146-147.
[2][3]陈晨.韩国电影《寄生虫》：影像隐喻与社会议程的互文表征[J].电影评介，2020（07）：81-84.
[4]段鹏.空间与权力：数字鸿沟背景下的阶层壁垒——兼谈电影《寄生虫》的空间叙事逻辑[J].当代电影，2020（04）：78-82.
姜梦 女 1998年8月 山东潍坊人 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