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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寒夜》中曾树生是巴金笔下最有生命力的女性形象，她从封建礼教和寒冷家庭的两次出走，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在追求自由和幸福道路上的艰辛追求。
关键词：曾树生；娜拉；出走
《寒夜》是巴金创作的小说中公认的艺术成就最高的。《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一直是评论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早期的评论中，曾树生的形象多是负面的，如“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失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并且正在不自觉地走向毁灭深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1]随着研究走向多元化，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兴起，曾树生不再是被批判的对象，其形象解读出现了各种声音。
一、从封建礼教出走
《寒夜》的社会背景是抗战胜利前夕，曾树生的年龄是35岁，以此推算，曾树生的学生时代是在“五四”以后的新式学堂里完成的。相对于鲁迅笔下的子君，曾树生此时是幸运的，因为这时新文化已经广泛普及，大众认同并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提倡新式思想甚至是社会上时髦的事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传统道德作出了大胆的反叛，力图打破以父亲为象征的传统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伴随着“人的发现”，“女性解放”成为时代浪潮。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一经推出，娜拉便成为当时女性解放的代言人，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女性的偶像。
毫无疑问，曾树生所受的新式教育中，必然有着娜拉色彩。尽管《寒夜》中着墨不多，在十五万余字的小说中，曾树生的描写仅有四百多句，但从对过往生活的回顾中可见，曾树生是个娜拉式的女人，她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解放，充满生命的活力，毅然同传统家庭决裂，与志同道合的汪文宣同居生子。在30年代的大都市上海，曾树生的行为是受到新式知识女性推崇的。当若干年后，汪母蔑视曾树生不过是儿子的姘头，声称自己是花轿娶进门的。曾树生并无怯意，她大胆地反驳，“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 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这些言论意味着她的骨子里对于束缚、制约人性的封建道德是嗤之以鼻的。曾树生似乎没有付出过多的代价，便取得了个性解放的胜利。对于这次从封建家庭的权威下出走，背离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评论界向来都一致认为是符合时代潮流之举，曾树生的出走体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启蒙的大潮合流。
二、从寒冷的家庭出走
《寒夜》的深刻之处在于续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曾树生大学时代学习的专业是教育，婚后她没放弃有着远大的志向，希望兴办乡村化、家庭化教育，以发挥所学专长。从这个意义上，曾树生与子君有着明显的不同，她没有退缩回家庭，依赖丈夫存活，她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由于战乱频仍，曾树生的教育理想失败，她敢于涉足社会，在银行任职，自食其力。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重要的了。”从书中可以看出，由于汪文宣的怯懦无力，病魔缠身，在种种盘剥下，他赚取的薪水少得可怜，甚至无力为妻子买一份生日蛋糕。而且家中大的开销，如儿子小宣的学费，均是由曾树生来承担的。尽管汪母认为曾树生是花瓶，从来不认可这个新派的媳妇，但事实上曾树生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最重要的是，走进家庭的曾树生并没有按照传统的道德安心在家当贤妻良母，她依然追求自由和幸福，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渴望。在战争的阴影下，面对刻薄的婆婆，软弱的丈夫，冷漠的孩子，曾树生终于再次选择了出走。而针对这次出走，与从封建家庭出走不同，评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汪母、汪文宣、曾树生三人的是非问题，巴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战争和时局对于曾树生和汪文宣的家庭生活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汪文宣贫病交加，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从深层探究，不难发现，即使当时没有发生战争，这个家庭也难以出现和谐的局面。追逐自由恋爱时期，两人真心相爱，志同道合，为了理想携手并进，生活一片光明。但是进入婚姻以后，种种琐碎、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很快会褪尽两人的热情。尤其是汪母与曾树生属于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的代表，她们彼此之间争夺对于汪文宣的控制权。这场家庭内讧注定会导致诸多矛盾的出现。而汪文宣作为最关键的人物偏偏无力发挥作用，总是唯唯诺诺，在妻子面前处处赔小心，在母亲面前出处做出温驯的孝子模样，在老板面前做出勤恳的老好人样子。正是战争揭开了汪文宣内心的真实面目，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只是表象。而曾树生追求的是富有激情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她的内心呼喊着“我要自由”，“ 我有我的路！ 我要飞！ ”
与《伤逝》不同，这次选择“救出自己”的不是男性涓生，而是女性曾树生。无法忍受寒冷、孤寂、无望的家庭生活，曾树生最终还是跟陈主任飞往兰州了。这次出走饱受争议，不少论者认为这是曾树生自私浅薄的表现，从一个新时代楷模堕落为庸俗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在给汪文宣的书信中，曾树生为自己做出了辩护，“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与汪文宣不同，曾树生从未消泯自己的生活热情，即使深陷困境，她也总能寻求出路。在大川银行当职员，忍受着“花瓶”的称号，对于有着事业心的曾树生而言，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生活总要继续下去，她依然追求有审美情趣的生活，她喜欢出入酒会、咖啡厅之类的场所。其实这样的生活才是婚前的她熟悉的，更可以躲避那个昏暗的家庭。即使汪文宣依然深深依恋着曾树生，他也能发现两人的巨大差异，“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有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了，他们不像是同一时代的人。”曾树生终于说出：“我们中间缺少什么联系的东西…… 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没有了爱，没有了光与温暖，曾树生面临的只有出走。即使没有陈主任的热烈追求，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曾树生也不会选择继续拘禁于这个家庭。留下来只有一起走向死灭，而出走则意味着新生的可能。
一九四三年出版《寒夜》单行本时，巴金在原来的结尾“夜的确太冷了”，后面又加上了一句“她需要温暖”。巴金说：“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2]曾树生的两次出走，体现了近于真实状态的生活环境中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也传打出作家巴金对于现代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参考文献】
[1]戴翎. 应该怎样评价《寒夜》的女主人公——与陈则光先生商榷[J].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2（05）
[2]巴金.巴金论创作———〈谈寒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02）：295
作者简介：巴俊玲，女，1981年10月，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曾树生；娜拉；出走
《寒夜》是巴金创作的小说中公认的艺术成就最高的。《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一直是评论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早期的评论中，曾树生的形象多是负面的，如“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失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并且正在不自觉地走向毁灭深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1]随着研究走向多元化，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兴起，曾树生不再是被批判的对象，其形象解读出现了各种声音。
一、从封建礼教出走
《寒夜》的社会背景是抗战胜利前夕，曾树生的年龄是35岁，以此推算，曾树生的学生时代是在“五四”以后的新式学堂里完成的。相对于鲁迅笔下的子君，曾树生此时是幸运的，因为这时新文化已经广泛普及，大众认同并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提倡新式思想甚至是社会上时髦的事情。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传统道德作出了大胆的反叛，力图打破以父亲为象征的传统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伴随着“人的发现”，“女性解放”成为时代浪潮。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一经推出，娜拉便成为当时女性解放的代言人，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女性的偶像。
毫无疑问，曾树生所受的新式教育中，必然有着娜拉色彩。尽管《寒夜》中着墨不多，在十五万余字的小说中，曾树生的描写仅有四百多句，但从对过往生活的回顾中可见，曾树生是个娜拉式的女人，她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解放，充满生命的活力，毅然同传统家庭决裂，与志同道合的汪文宣同居生子。在30年代的大都市上海，曾树生的行为是受到新式知识女性推崇的。当若干年后，汪母蔑视曾树生不过是儿子的姘头，声称自己是花轿娶进门的。曾树生并无怯意，她大胆地反驳，“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 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这些言论意味着她的骨子里对于束缚、制约人性的封建道德是嗤之以鼻的。曾树生似乎没有付出过多的代价，便取得了个性解放的胜利。对于这次从封建家庭的权威下出走，背离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评论界向来都一致认为是符合时代潮流之举，曾树生的出走体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启蒙的大潮合流。
二、从寒冷的家庭出走
《寒夜》的深刻之处在于续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曾树生大学时代学习的专业是教育，婚后她没放弃有着远大的志向，希望兴办乡村化、家庭化教育，以发挥所学专长。从这个意义上，曾树生与子君有着明显的不同，她没有退缩回家庭，依赖丈夫存活，她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由于战乱频仍，曾树生的教育理想失败，她敢于涉足社会，在银行任职，自食其力。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重要的了。”从书中可以看出，由于汪文宣的怯懦无力，病魔缠身，在种种盘剥下，他赚取的薪水少得可怜，甚至无力为妻子买一份生日蛋糕。而且家中大的开销，如儿子小宣的学费，均是由曾树生来承担的。尽管汪母认为曾树生是花瓶，从来不认可这个新派的媳妇，但事实上曾树生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最重要的是，走进家庭的曾树生并没有按照传统的道德安心在家当贤妻良母，她依然追求自由和幸福，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渴望。在战争的阴影下，面对刻薄的婆婆，软弱的丈夫，冷漠的孩子，曾树生终于再次选择了出走。而针对这次出走，与从封建家庭出走不同，评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汪母、汪文宣、曾树生三人的是非问题，巴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战争和时局对于曾树生和汪文宣的家庭生活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汪文宣贫病交加，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从深层探究，不难发现，即使当时没有发生战争，这个家庭也难以出现和谐的局面。追逐自由恋爱时期，两人真心相爱，志同道合，为了理想携手并进，生活一片光明。但是进入婚姻以后，种种琐碎、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很快会褪尽两人的热情。尤其是汪母与曾树生属于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的代表，她们彼此之间争夺对于汪文宣的控制权。这场家庭内讧注定会导致诸多矛盾的出现。而汪文宣作为最关键的人物偏偏无力发挥作用，总是唯唯诺诺，在妻子面前处处赔小心，在母亲面前出处做出温驯的孝子模样，在老板面前做出勤恳的老好人样子。正是战争揭开了汪文宣内心的真实面目，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只是表象。而曾树生追求的是富有激情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她的内心呼喊着“我要自由”，“ 我有我的路！ 我要飞！ ”
与《伤逝》不同，这次选择“救出自己”的不是男性涓生，而是女性曾树生。无法忍受寒冷、孤寂、无望的家庭生活，曾树生最终还是跟陈主任飞往兰州了。这次出走饱受争议，不少论者认为这是曾树生自私浅薄的表现，从一个新时代楷模堕落为庸俗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在给汪文宣的书信中，曾树生为自己做出了辩护，“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与汪文宣不同，曾树生从未消泯自己的生活热情，即使深陷困境，她也总能寻求出路。在大川银行当职员，忍受着“花瓶”的称号，对于有着事业心的曾树生而言，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生活总要继续下去，她依然追求有审美情趣的生活，她喜欢出入酒会、咖啡厅之类的场所。其实这样的生活才是婚前的她熟悉的，更可以躲避那个昏暗的家庭。即使汪文宣依然深深依恋着曾树生，他也能发现两人的巨大差异，“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有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了，他们不像是同一时代的人。”曾树生终于说出：“我们中间缺少什么联系的东西…… 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没有了爱，没有了光与温暖，曾树生面临的只有出走。即使没有陈主任的热烈追求，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曾树生也不会选择继续拘禁于这个家庭。留下来只有一起走向死灭，而出走则意味着新生的可能。
一九四三年出版《寒夜》单行本时，巴金在原来的结尾“夜的确太冷了”，后面又加上了一句“她需要温暖”。巴金说：“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2]曾树生的两次出走，体现了近于真实状态的生活环境中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也传打出作家巴金对于现代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参考文献】
[1]戴翎. 应该怎样评价《寒夜》的女主人公——与陈则光先生商榷[J].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2（05）
[2]巴金.巴金论创作———〈谈寒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02）：295
作者简介：巴俊玲，女，1981年10月，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