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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深夜，天王郭富城在微博破天荒地首次公开恋情，新晋天王嫂原来是网红（又称网络红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脑洞大开，纷纷对恋情展开花式调侃，网红也成为了近期在社交网络里出现频次最多的词汇。
撇开像天王嫂这种混迹娱乐圈致力于嫁给明星的网红，国内还有另外一大批网络红人，他们大多草根出身，因为好看或难看的外形、夸张或出格的言行而风行一时。比如奶茶妹妹章泽天，近日她在朋友圈承认“小家伙在婚礼仪式前就迫不及待跑来了”。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史上最拼老板娘”，一边唏嘘时光飞逝——6年前她因一张手捧奶茶面带微笑的照片而走红，那时的她清纯秀丽、青春逼人。
然而网络喧嚣，红人易碎。比起这些依然摇曳生姿的网络红人，曾经充斥网络的天仙妹妹、犀利哥、网络小胖、龅牙哥等，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就连两个多月前刚刚走红的叶良辰也很快被人们抛在了脑后。
从偶然发现到批量生产
有资料显示，网络红人作为专有名词在中国广泛开始使用是在2005年，并且是与芙蓉姐姐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之前早已有痞子蔡、木子美等人在先，“但他们以文字的魅力和文字符号的形式介入网络，受众关注的是他们传播的信息而不是他们本人，所以真正以人为关注对象的网络红人可以说始自于芙蓉姐姐。”有专家如是说。
芙蓉姐姐成名于2004年前后，因在网络论坛发布大量“S型”照片而引发网民强烈关注，在一片喧嚣的嬉笑怒骂声中，芙蓉姐姐火了。
5年之后，另一个自我迷恋的网络红人出道，她就是自称“信凤姐，得自信”的罗玉凤。与芙蓉姐姐着力展示自己“S型”身体不同的是，凤姐的走红依靠的是雷语。
“所谓的网络红人，最初主要是作为互联网发展初期文化无权者（也就是所谓的草根）的一种另类表达形式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日内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常江认为，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的早期网红，通过发表出格言论或做出令人侧目的举动等方式，来实现一种在传统媒介形态下根本无法实现的自我表达。
和之前两位靠举止、言论出名不同，犀利哥的走红有着很大的偶然性。2010年1月30日下午，一位摄影爱好者在宁波街头无意间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迎面走来的男子眉头紧锁，抽着烟，腰间系着条红布袋，挎只大号购物纸袋。这张“很有feel”的照片被传到网络上，一下子成为中国的“时尚风标”，犀利哥在短短一周内红透网络。
自此也开启了网络红人的另一阶段：他们往往是偶然被发现并被传入网络，受到网民们的合力编码和传播，进而闻名于网络。
天仙妹妹、奶茶妹妹、米线西施……一批青春貌美的红人瞬间涌现在网络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另一边，龅牙哥、网络小胖等则以夸张的表情和形象被网民调侃着。而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高度商业化的“全民媒介”，网络红人们如同其他消费品一样，其背后的利益也被挖掘出来。
“互联网领域开始出现大量带有明确利益诉求的炒作行为，网红成为一种权力或商业的塑造，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常江分析说。
盘点近些年网络红人事件的背后，不难发现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们的踪影。他们以工业化的流程，将网络红人推入到批量化生产阶段。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以及在其影响下公众接受信息趋向于碎片化、浅层次、微阅读，网络红人在新时期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方面更加多元和丰富，有专门八卦明星的微博博主，有在国外生活传递外面信息的网络大V，也有犀利点评时尚和娱乐的微信公众号等等，涉及范围更广。
成名门槛越来越低
尽管芙蓉姐姐一直不希望别人把她归入网络红人行列，并坚称自己当初走红是因为美丽和真诚，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走红的背后离不开网络推手的加入。
当时天涯论坛想找一些话题热炒，曾经的网络推手陈墨和他的团队很快发现了在高校BBS小有名气的芙蓉姐姐，于是便开始联络几个版主，希望能推广炒热芙蓉姐姐。与此同时，陈墨自己负责拍片子，网络写手写文章，再找其他网站跟进，并通过传统媒体记者采访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草根炒热草根”。
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网络红人的生产及传播中来，网络红人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任何人只要你买几万粉丝，卖点东西，你就能成为网络红人。”网名为“轰叔”的廖劲锋说。他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已经是一位在微博上拥有百万名粉丝的“成长型”网络红人。目前正在引导粉丝们进行一个“轰你来”烤白薯的项目，把纯天然、无公害的白薯放进电烤箱烤熟，再通过精致的包装卖给人吃。
但是在廖劲锋看来，通过特殊途径获得粉丝只是表面上的红，真正的红还是得依靠自己。“我们属于自媒体，有自己的传播力。”
网络喧嚣，红人易碎
凤姐一直朝着“励志典型”的方向努力，当然这条路并非坦途。
与芙蓉姐姐成名于论坛不同，凤姐则是在微博上走红的。而且凤姐一路走来一直靠自己单打独斗。
2009年10月下旬，初到上海，风姐在陆家嘴附近发过上万份征婚传单，“誓嫁1.76米～1.83米的清华或北大硕士生，长得要阳光帅气，必须是经济学专业或精通经济学……在中石油中石化等世界顶尖型企业或银行工作者除外”。而其本人则被某网站描述为“身高一米四六，死鱼眼，蒜头鼻，蛤蟆嘴”，强烈的反差和夸张的自信令人们对其“刮目相看”。
一年后，风姐在微博上表示美国签证通过，“我到美国了，我要去找奥巴马了。”据报道，这条微博被转发了逾3600次，吸引了4000余条评论——几乎都是对她的人身攻击和对奥巴马的“同情”。
到美国之后凤姐曾一度变得很低调，只是偶尔传来一些细碎的信息。5年后，由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她再次成为焦点。
那本是一篇讲述美国纽约美甲沙龙工人生存境况的报道，因为凤姐的出现而在国内广泛转载。报道中指出凤姐在美国活得并不轻松。就在前年，她才找到了每周可以休两天、环境和收入更好的工作。她渴望3到5年后花3万美金买下一家美甲店自己做老板，梦想着“好好学英文，找一所语言学校学习。再找一所大学拿一个学位，找一份我真正喜欢的工作”，甚至“成为华尔街金融家”。 而在国内，除了依然活跃在微博上外，她的最新动向是成为某大型门户网站客户端的签约主笔，在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明星的“黑舞台”》中，她评论中国毯星的花边绯闻，吸毒明星的黑历史等等，俨然一个文化精英。尽管文章内容和文笔备受争议，但身份角色的转换，足以让不少网友感慨“凤姐证明了梦想一定是有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实现了”。
而那些已经被网络渐渐淡忘的昔日红人又过起了平凡的普通人生活：“神一样的男子”犀利哥在成名之后曾经有过一段风光的生活，还回到家乡为家人盖起了洋房。原本应该过富足日子的他被曝出再次流浪在街头；网络小胖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并升级为父亲；天仙妹妹则己脱去当年的少数民族服装，身着时尚装束的她已与普通人无二……
网红为何常昙花一现
为何后来的网络红人们成名快，被遗忘得也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室主任殷乐看来，这与网络媒体本身的特点有关，“资讯极丰富，热门话题存活时间短，网红如果不能激起新的话题就自然会被淹没。”
从经济层面的意义来看，网络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网红们结合自媒体特征，将后者变成了一种很好的营销手段，甚至衍生出“网红经济”。有一类网红，把自己嵌入一个产业，例如时尚产业，背后其实更多是经济利益和公司力量在推动。当然，目前国内网红昙花一现或炒作或风水轮流转的现象，其实也有网络时代大众拿无聊当有趣以及文化的贫瘠因素使然。
从社会学的冲突论视角来看，网络红人现象其实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期间因各种利益冲突产生的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这也只涉及其中一类网红。这类网红并不是自己想红，而是因被网民消费并进行病毒式传播，他们变成了文化代码，反映出围观网民自身的一种社会心理的投射，抒发自己对某类东西（例如权力）的调侃式、解构式的表达。譬如，乞丐打扮的犀利哥被网民认为穿着“时尚”，不仅有对如今时尚界的嘲讽和解构，也体现了自己的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大家并不是真的对这个网红感兴趣，而是借由网络上这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今年，《时代》杂志评选的出30位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网红，相当多元，但其中不少都能持久保持影响力，而中国网红这些年能持续红下来的却并不多，昙花一现的倒是不少。
大多数中国网红不具有“不可替代性”，更替速度很快，变红的方式与路径是很清晰的、很容易复制的——大部分依靠出格的言论、哗众取宠的方式走红。今天出了个芙蓉姐姐，明天又会有孔雀妹妹，网民也会产生消费疲劳。
在西方，无论是为变性人发声、为黑人发声的博主，还是为纽约街头的普通人拍照并号召粉丝向中东难民捐款的美国摄影师，他们中不少已经是公共意见领袖，已经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他们对自己关心的社会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是自己真心推动的，并且最终将这一议题推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位置。他们可以说是跟随时代的步伐，把握了时代的敏感点，自身也切实在付出，把传统媒体没能深入关注的内容通过互联网挖掘出来，一旦他做成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网红是把双刃剑
不可否认，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的畸形营销，再加上商业利益裹挟下个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使部分网络红人走上了从早期的强调自我到后来为成名近乎厚颜无耻的歧途，一次次挑战着公众的容忍底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红人和网络一样成为双刃剑，他们可以传播反映社会公正的信息，可以传递励志成功的正能量，也可能对负能量的扩散推波助澜，误导公众的不良感知。郭美美的锒铛入狱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一个领域过多被权力和资本所浸润，这个领域内的文化现象也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文化现象了。”常江说。
有意思的是，针对网络红人的围观者，舆论也一直争议不断。有人指责社会浮躁，有人批判大众进入审丑时代。对此，殷乐认为应该理性看待，“既要看到其中的文化宽容性、受众参与生产的创造性，也要谨防过度商业炒作带来的多种危害。”
常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网红反复流行折射出庞大的网络用户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狂欢倾向。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互联网文化显然比西方国家带有更强烈的反传统和去崇高化气质，很多人借助对网红的消费来实现一种宣泄，这种心态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资料来源：《国际先驱导报》、腾讯网）
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脑洞大开，纷纷对恋情展开花式调侃，网红也成为了近期在社交网络里出现频次最多的词汇。
撇开像天王嫂这种混迹娱乐圈致力于嫁给明星的网红，国内还有另外一大批网络红人，他们大多草根出身，因为好看或难看的外形、夸张或出格的言行而风行一时。比如奶茶妹妹章泽天，近日她在朋友圈承认“小家伙在婚礼仪式前就迫不及待跑来了”。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史上最拼老板娘”，一边唏嘘时光飞逝——6年前她因一张手捧奶茶面带微笑的照片而走红，那时的她清纯秀丽、青春逼人。
然而网络喧嚣，红人易碎。比起这些依然摇曳生姿的网络红人，曾经充斥网络的天仙妹妹、犀利哥、网络小胖、龅牙哥等，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就连两个多月前刚刚走红的叶良辰也很快被人们抛在了脑后。
从偶然发现到批量生产
有资料显示，网络红人作为专有名词在中国广泛开始使用是在2005年，并且是与芙蓉姐姐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之前早已有痞子蔡、木子美等人在先，“但他们以文字的魅力和文字符号的形式介入网络，受众关注的是他们传播的信息而不是他们本人，所以真正以人为关注对象的网络红人可以说始自于芙蓉姐姐。”有专家如是说。
芙蓉姐姐成名于2004年前后，因在网络论坛发布大量“S型”照片而引发网民强烈关注，在一片喧嚣的嬉笑怒骂声中，芙蓉姐姐火了。
5年之后，另一个自我迷恋的网络红人出道，她就是自称“信凤姐，得自信”的罗玉凤。与芙蓉姐姐着力展示自己“S型”身体不同的是，凤姐的走红依靠的是雷语。
“所谓的网络红人，最初主要是作为互联网发展初期文化无权者（也就是所谓的草根）的一种另类表达形式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日内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常江认为，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的早期网红，通过发表出格言论或做出令人侧目的举动等方式，来实现一种在传统媒介形态下根本无法实现的自我表达。
和之前两位靠举止、言论出名不同，犀利哥的走红有着很大的偶然性。2010年1月30日下午，一位摄影爱好者在宁波街头无意间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迎面走来的男子眉头紧锁，抽着烟，腰间系着条红布袋，挎只大号购物纸袋。这张“很有feel”的照片被传到网络上，一下子成为中国的“时尚风标”，犀利哥在短短一周内红透网络。
自此也开启了网络红人的另一阶段：他们往往是偶然被发现并被传入网络，受到网民们的合力编码和传播，进而闻名于网络。
天仙妹妹、奶茶妹妹、米线西施……一批青春貌美的红人瞬间涌现在网络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另一边，龅牙哥、网络小胖等则以夸张的表情和形象被网民调侃着。而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高度商业化的“全民媒介”，网络红人们如同其他消费品一样，其背后的利益也被挖掘出来。
“互联网领域开始出现大量带有明确利益诉求的炒作行为，网红成为一种权力或商业的塑造，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常江分析说。
盘点近些年网络红人事件的背后，不难发现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们的踪影。他们以工业化的流程，将网络红人推入到批量化生产阶段。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以及在其影响下公众接受信息趋向于碎片化、浅层次、微阅读，网络红人在新时期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方面更加多元和丰富，有专门八卦明星的微博博主，有在国外生活传递外面信息的网络大V，也有犀利点评时尚和娱乐的微信公众号等等，涉及范围更广。
成名门槛越来越低
尽管芙蓉姐姐一直不希望别人把她归入网络红人行列，并坚称自己当初走红是因为美丽和真诚，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走红的背后离不开网络推手的加入。
当时天涯论坛想找一些话题热炒，曾经的网络推手陈墨和他的团队很快发现了在高校BBS小有名气的芙蓉姐姐，于是便开始联络几个版主，希望能推广炒热芙蓉姐姐。与此同时，陈墨自己负责拍片子，网络写手写文章，再找其他网站跟进，并通过传统媒体记者采访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草根炒热草根”。
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网络红人的生产及传播中来，网络红人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任何人只要你买几万粉丝，卖点东西，你就能成为网络红人。”网名为“轰叔”的廖劲锋说。他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已经是一位在微博上拥有百万名粉丝的“成长型”网络红人。目前正在引导粉丝们进行一个“轰你来”烤白薯的项目，把纯天然、无公害的白薯放进电烤箱烤熟，再通过精致的包装卖给人吃。
但是在廖劲锋看来，通过特殊途径获得粉丝只是表面上的红，真正的红还是得依靠自己。“我们属于自媒体，有自己的传播力。”
网络喧嚣，红人易碎
凤姐一直朝着“励志典型”的方向努力，当然这条路并非坦途。
与芙蓉姐姐成名于论坛不同，凤姐则是在微博上走红的。而且凤姐一路走来一直靠自己单打独斗。
2009年10月下旬，初到上海，风姐在陆家嘴附近发过上万份征婚传单，“誓嫁1.76米～1.83米的清华或北大硕士生，长得要阳光帅气，必须是经济学专业或精通经济学……在中石油中石化等世界顶尖型企业或银行工作者除外”。而其本人则被某网站描述为“身高一米四六，死鱼眼，蒜头鼻，蛤蟆嘴”，强烈的反差和夸张的自信令人们对其“刮目相看”。
一年后，风姐在微博上表示美国签证通过，“我到美国了，我要去找奥巴马了。”据报道，这条微博被转发了逾3600次，吸引了4000余条评论——几乎都是对她的人身攻击和对奥巴马的“同情”。
到美国之后凤姐曾一度变得很低调，只是偶尔传来一些细碎的信息。5年后，由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她再次成为焦点。
那本是一篇讲述美国纽约美甲沙龙工人生存境况的报道，因为凤姐的出现而在国内广泛转载。报道中指出凤姐在美国活得并不轻松。就在前年，她才找到了每周可以休两天、环境和收入更好的工作。她渴望3到5年后花3万美金买下一家美甲店自己做老板，梦想着“好好学英文，找一所语言学校学习。再找一所大学拿一个学位，找一份我真正喜欢的工作”，甚至“成为华尔街金融家”。 而在国内，除了依然活跃在微博上外，她的最新动向是成为某大型门户网站客户端的签约主笔，在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明星的“黑舞台”》中，她评论中国毯星的花边绯闻，吸毒明星的黑历史等等，俨然一个文化精英。尽管文章内容和文笔备受争议，但身份角色的转换，足以让不少网友感慨“凤姐证明了梦想一定是有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实现了”。
而那些已经被网络渐渐淡忘的昔日红人又过起了平凡的普通人生活：“神一样的男子”犀利哥在成名之后曾经有过一段风光的生活，还回到家乡为家人盖起了洋房。原本应该过富足日子的他被曝出再次流浪在街头；网络小胖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并升级为父亲；天仙妹妹则己脱去当年的少数民族服装，身着时尚装束的她已与普通人无二……
网红为何常昙花一现
为何后来的网络红人们成名快，被遗忘得也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室主任殷乐看来，这与网络媒体本身的特点有关，“资讯极丰富，热门话题存活时间短，网红如果不能激起新的话题就自然会被淹没。”
从经济层面的意义来看，网络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网红们结合自媒体特征，将后者变成了一种很好的营销手段，甚至衍生出“网红经济”。有一类网红，把自己嵌入一个产业，例如时尚产业，背后其实更多是经济利益和公司力量在推动。当然，目前国内网红昙花一现或炒作或风水轮流转的现象，其实也有网络时代大众拿无聊当有趣以及文化的贫瘠因素使然。
从社会学的冲突论视角来看，网络红人现象其实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期间因各种利益冲突产生的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这也只涉及其中一类网红。这类网红并不是自己想红，而是因被网民消费并进行病毒式传播，他们变成了文化代码，反映出围观网民自身的一种社会心理的投射，抒发自己对某类东西（例如权力）的调侃式、解构式的表达。譬如，乞丐打扮的犀利哥被网民认为穿着“时尚”，不仅有对如今时尚界的嘲讽和解构，也体现了自己的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大家并不是真的对这个网红感兴趣，而是借由网络上这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今年，《时代》杂志评选的出30位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网红，相当多元，但其中不少都能持久保持影响力，而中国网红这些年能持续红下来的却并不多，昙花一现的倒是不少。
大多数中国网红不具有“不可替代性”，更替速度很快，变红的方式与路径是很清晰的、很容易复制的——大部分依靠出格的言论、哗众取宠的方式走红。今天出了个芙蓉姐姐，明天又会有孔雀妹妹，网民也会产生消费疲劳。
在西方，无论是为变性人发声、为黑人发声的博主，还是为纽约街头的普通人拍照并号召粉丝向中东难民捐款的美国摄影师，他们中不少已经是公共意见领袖，已经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他们对自己关心的社会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是自己真心推动的，并且最终将这一议题推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位置。他们可以说是跟随时代的步伐，把握了时代的敏感点，自身也切实在付出，把传统媒体没能深入关注的内容通过互联网挖掘出来，一旦他做成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网红是把双刃剑
不可否认，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的畸形营销，再加上商业利益裹挟下个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使部分网络红人走上了从早期的强调自我到后来为成名近乎厚颜无耻的歧途，一次次挑战着公众的容忍底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红人和网络一样成为双刃剑，他们可以传播反映社会公正的信息，可以传递励志成功的正能量，也可能对负能量的扩散推波助澜，误导公众的不良感知。郭美美的锒铛入狱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一个领域过多被权力和资本所浸润，这个领域内的文化现象也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文化现象了。”常江说。
有意思的是，针对网络红人的围观者，舆论也一直争议不断。有人指责社会浮躁，有人批判大众进入审丑时代。对此，殷乐认为应该理性看待，“既要看到其中的文化宽容性、受众参与生产的创造性，也要谨防过度商业炒作带来的多种危害。”
常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网红反复流行折射出庞大的网络用户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狂欢倾向。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互联网文化显然比西方国家带有更强烈的反传统和去崇高化气质，很多人借助对网红的消费来实现一种宣泄，这种心态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资料来源：《国际先驱导报》、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