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场震惊世界的惨剧：一架由四名精英飞行员驾驶，搭载波兰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夫妇以及近百名波兰高层的总统专机，在俄罗斯一个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人员无一生还。事发当天是2010年4月10日，也是著名事件“卡廷惨案”的纪念日。
　　总统专机居然也会坠机？而且是在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纪念日里，满载着一国元首和全国四分之一的高层，事发地还是在敌对国家的机场……这些都让空难蒙上了一层迷雾，并将两个本来就不和谐的国家关系变得更僵。
　　这是一场政治暗杀吗？问题出在飞机本身，还是飞行员的失误？俄罗斯的机场方面有没有嫌疑？空难过后，波兰和俄罗斯都派出了调查组，并最终提交了官方报告，认定这是一场意外事故，但猜疑声还是难以平息。事过三年，随着当年各种背景资料和相关人员渐渐浮出水面，我们得以客观地梳理一下这场空难的前因后果。

悲剧

　　这是个略带寒意的初春早晨，一架图波列夫-154M客机从华沙起飞，往俄罗斯方向飞去。能容纳167人的机舱并不太满，只坐了88名乘客，但他们的分量却不容小觑：波兰时任总统卡钦斯基及夫人、波兰空军司令布瓦西克中将、波兰礼宾司司长马里乌什·卡扎纳以及波兰各阶层的精英。他们正准备参加一个沉重而极富争议的活动——卡廷惨案纪念日，有些人还专门带去了仪式上用的花环。驾驶舱里的则是波兰最优秀的四名飞行员，他们都是波兰特别航空团的精英航空兵。
　　飞机是9点27分起飞的，预计十点多降落到俄罗斯西部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机场。从那里乘车前往卡廷纪念馆，应该正好能赶上纪念仪式。十点刚过，飞机开始减速，准备下降，周围一片雾霭。
　　斯摩棱斯克是距离卡廷纪念馆最近的机场，如果不能准时在这里下降，改飞其他机场的话，他们很可能会错过纪念活动。作为一位注重波兰传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民主运动中备受瞩目的政治家，卡钦斯基是无论如何都要亲自到场悼念大屠杀死难者的。
　　驾驶舱内的气氛也紧张起来。随着飞机接近机场，飞行员要处理的工作迅速增加。飞行工程师米夏拉克要做一些引擎性能的计算，因此他需要地面塔台提供一些关键信息，比如当地气温、气压、能见度等。通常来说，英语是民航的通用语言，但斯摩棱斯克是个军用机场，民航客机很少在这里降落，空中管制员只会说俄语。
　　于是，处理飞机和塔台间通信的任务落到了机长普罗塔休克头上，他是机组成员中唯一会讲俄语的。
　　“早上好，波兰空军101呼叫。”
　　“收到，波兰空军101。”塔台控制中心回复，“我们这里有雾，能见度为400米。”
　　在这种浓雾中降落，就像眼睛蒙着纱布，从半空跳到一根平衡木上一样。“你伸手不见五指，甚至连旁边的人都看不清。”斯摩棱斯克的基地主管斯利普琴科事后回忆。更糟的是，斯摩棱斯克机场没有配备无线电着陆导航设备。“这不是我们国家设备最好的机场。”
　　飞行员需要先降落到100米飞行高度，以便寻找跑道。找到之后，他们要进行手动降落。
　　“气温和气压是多少？”
　　塔台回应：“气温2摄氏度，气压745毫米汞柱（993百帕），机场情况不适合降落。”
　　一阵沉默之后，机长普罗塔休克作出指示：“继续进场。如果不能降落的话，就用自动驾驶模式复飞（复飞Go around，指飞机在下降着陆过程中，遇到某种特殊情况时，立即中止下滑着陆，重新转入正常上升状态的过程）。”他将飞机再降低了一些，想将地面情况观察得更仔细。
　　“根据机组人员的飞行经验，他们知道大雾是不均匀的，前一分钟可能非常浓密，十几分钟后，可能又会有一阵风将雾吹散。”基地主管斯利普琴科推测。
　　但当飞机飞近地面时，雾却越来越浓了。“接近外指点标（Outer marker），航向正确，位于下滑道上。”这是从塔台传来的信息。
　　紧接着，情况急转直下。正当机组成员紧张地寻找跑道时，驾驶舱内响起了飞行高度过低的警报声。机长决定：“放弃降落，准备复飞。”此时在客舱中，乘客们也感觉到了异样，纷纷系上安全带。
　　“注意地形！注意地形！拉起飞机！”警报声一直在不屈不挠地重复。机组成员努力地拉升飞机，但副机长报出的飞行高度却从“90米”、“60米”、“40米”一直下降。当他报出“20米”后，飞机猛烈地颠簸起来，接着开始向左侧翻。客舱内一片惊叫，没有固定住的物体到处翻滚。机组成员仍然试图将飞机控制住，但一切都晚了。
　　几秒钟之后，波兰空军101号坠落在森林中，起火，爆炸。
　　“离场复飞！”机场塔台仍在发出指示，但再也没有收到回音，控制员们面面相觑。

猜疑

　　在卡廷纪念馆，几百人还在等待波兰代表团的到来。“没人能想象这种悲剧的发生。当总统专机坠毁的消息刚传来时，我们还以为是个低级的玩笑。”俄罗斯记者亚基马回忆。但十分钟过后，他看到波兰人开始相拥而泣。
　　这个消息也震惊了波兰全国上下，猜疑的情绪开始加入到哀痛中来。“许多波兰人相信，世界刚刚目睹了一起由政敌发动的、有预谋的总统刺杀。人们指责俄罗斯故意在波兰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合谋消除了这个危险的政治眼中钉。”波兰记者格波特回忆。“而且，波兰最重要的400个人物中的近100个都在飞机上，我们甚至担心整个波兰政府会垮台。”
　　坠机后不久，俄罗斯军方和搜救队伍都赶到了。从一位目击者公布的手机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现场的第一手画面：离机场跑道420米外的森林中，雾和烟四处弥漫，一些树枝和残骸还在噼噼啪啪地燃烧着。飞机碎片撒得到处都是，有些已经焦黑得无法辨认。 　　人们用消防水管浇熄着剩下的火苗，并试图在一片狼藉中寻找生还者。“当我到达坠机现场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把尸体全移走了？”当时的救援人员卡西亚诺夫回忆。上前察看时，他才明白过来：“满地都是残肢断臂，96人中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
　　唯一保存下来的，是一个压在机舱碎片下的花环，这本来是给卡廷纪念馆带去的。
　　俄罗斯派出的空难调查员也到了现场。他们都是洲际航空委员会MAK的成员。他们在事发现场找到的证据是对波兰不利的。首先，当时的大雾根本不适合降落，但波兰飞行员却坚持这样做。但这在波兰民众中引发了更大的公愤，阴谋论者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借口。为了尽快揭开坠机真相，波兰当局也派出了自己的调查员。
　　勒塞克是当时的波兰调查员之一：“我们一共派去了34个人，这是个严峻的挑战。我们采取的程序是，先保留任何可能的事故原因，再通过证据一个个排除。”经过波兰和俄罗斯双方的仔细检查，飞机残骸上没有发现爆炸物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飞机是被击落的。双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政治暗杀的嫌疑可以排除了，这是一次意外事故。
　　那么，事故原因到底是什么？
　　勘察事故现场时，调查员找到了飞机撞上的第一棵树，它被撞断的上半截落在了跑道一公里外。经过测量，这棵树的高度应该是11米。
　　根据当天值班的机场空管员的说法：“他们没有打算降落，只是尝试进场而已。”当时飞行员的计划是，飞机下降到100米后再飞越机场。“100米是决定高度，低于这个的话，会有撞到地面物体的风险。那时就很难保证可以安全复飞离场了。”
　　但让调查员们迷惑不解的是，按照这个最低高度，飞机应该能轻而易举地从机场上空飞过去，而不是撞上11米高的树。也就是说，总统座机当时的高度远远没有100米。这到底是飞机故障，还是机组成员的失误？
　　调查员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飞机的黑匣子。

黑匣子

　　黑匣子是飞行记录器的俗称，是1953年由澳大利亚的大卫·沃伦博士发明的。它被装在空难中最常被完整保留的机尾上，记录了飞机事故前飞行各系统的运作情况和驾驶舱录音等，是找出事故原因的关键。为了便于寻找，它们如今一般被漆成显眼的橙红色。
　　当时的波兰空军101号上装了三个记录仪。其中，驾驶舱录音器和飞行记录仪都是俄罗斯制造的，它们记录下了飞行机组当时的通话和飞机的性能；第三个则是波兰制造的快速存取记录仪。同样保存了飞行数据，但只能由波兰制造商的设备来读取，这就确保了俄罗斯提供的数据真伪可以得到验证。
　　首先被找到的是两个俄罗斯制造的黑匣子。仪器被火速送到莫斯科MAK实验室后，所有数据都完好无损地读取了出来。从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中，两国的调查组试图寻找飞机机械故障的征兆，却一无所获。“直到撞上第一棵树为止，飞机似乎没有任何故障。”后来，波兰制造的飞行记录仪也被找到了。经波兰专家读取的数据，跟俄罗斯提供的都一一对应上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被篡改的痕迹，两边数据是完全吻合的。”
　　难道，问题真的出在波兰机组成员身上？他们都把目光转到了驾驶舱录音器上。
　　“录音刚开始播放，我们就意识到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波兰调查员耶迪纳克回忆，“用俄语跟指挥塔通话的似乎是机长的声音，而且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按照民航程序，处理无线电通信是导航员的工作。当飞机起降时，机长需要全神贯注地控制飞机和指挥整个机组，同时处理通信无疑会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且还是用外语。但在当时，机长是唯一能讲俄语的人。
　　不久之后，他们从录音里听到了更让人惊讶的对话：
　　“司长先生，外面有雾，现在的情形不允许我们降落。”这是机长的声音，“我们可以试一下，但不一定能成功。”
　　“那，我们的问题就大了。”回答机长的是一个低沉的声音，这似乎是礼宾司司长卡扎纳。
　　几分钟后，卡扎纳的声音又响起：“总统还没有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他在驾驶舱里干什么？

是谁坚持要降落

　　飞行安全规则中，机组外的人是禁止在飞行关键时刻进入驾驶舱的，比如在飞机起降时。“根据相关规定，在某个高度之下，飞行员严禁跟飞机内其他人对话，这样才能集中处理手上的工作。”波兰调查员耶迪纳克解释。而在随后的驾驶舱录音中，他们还听到了布瓦西克中将的声音。
　　“气温2摄氏度，气压745毫米汞柱，情况不适合降落。”飞行录音中清晰地记载着控制塔发出的警告。在这种情况下，最佳方案是立刻改飞备降机场。为什么机长却充耳不闻，坚持要在浓雾中降落呢？根据履历，这位36岁的机长个人飞行总时长超过了3500小时，是经验最丰富的一级飞行员之一，不太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调查组找来普罗塔休克机长的背景资料，认真分析后，发现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
　　“这不是他第一次跟总统一起飞行了。波兰许多人都记得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2008年8月，总统打算飞往格鲁吉亚首都机场，普罗塔休克当时是副驾驶。机长收到降落的命令后，出于安全考虑，拒绝并改降了其他机场，结果卡钦斯基不得不从阿塞拜疆坐车前往目的地。根据内部人士透露，总统当时大为光火，咆哮着要炒了这位机长。尽管他后来被保了下来，但从此再也没有为总统开过飞机，也在职业生涯上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个教训相信所有人都记住了。”波兰记者格波特介绍。

　　卡钦斯基的法律与公正党政策专家亚当·比兰后来回忆，总统在飞机失事前半小时，曾跟哥哥雅罗斯瓦夫打过电话。后者问他是否已经到了斯摩棱斯克，卡钦斯基回答：“还没有，不过快了。” 　　卡廷大屠杀70周年的纪念活动是上午11点半开始的。不论从备降的明斯克机场还是莫斯科机场前往，都有三四个小时车程。而从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军用机场到卡廷的话，也有111公里，而且手续复杂化。普罗塔休克很清楚，如果不想让卡钦斯基失望的话，他只能尝试降落，即使要冒不小的风险。
　　“尽管礼宾司司长没有下达任何命令，但他在驾驶舱的出现，足以打乱机组成员之间的沟通，以及最终的飞行决策。”波兰调查员勒塞克分析，“加上机长还要用俄语跟指挥塔沟通，让当时的情况更复杂。”
　　“继续进场，如果失败的话我们会打开自动驾驶进行复飞。”普罗塔休克按下了自动驾驶的开关，引擎动力猛地加大，帮助飞机重新爬升。但要让复飞功能正常运作，自动驾驶仪需要锁定跑道一端的，名叫ILS Beacon仪器着陆系统的信标。但斯摩棱斯克机场根本没有安装这种信标。普罗塔休克等了5秒钟，发现飞机并没有如计划般爬升起来。等他试图纠正这个错误时，已经太晚了。飞机撞上了第一棵树，开始侧翻。

被重设的高度计

　　“注意地形，注意地形，拉升飞机！”
　　根据黑匣子的录音，坠毁前16秒，这种警报一共响起过8 次。这说明飞机高度一直过低，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应该立刻拉升飞机。但驾驶员似乎一直充耳不闻，直到最后一刻才采取措施。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反应？
　　调查员们一头雾水。他们在黑板上标出了飞机的实际飞行路径，并根据录音中导航员报出的飞机高度，将它们一一对应。就在导航员报完“20米”时，飞机第一次撞上树的颠簸声响起，而就如之前所说，这棵树明明只有11米高。这是怎么回事？机组人员居然连当时的飞行高度都搞错了？
　　“从黑匣子的数据看，高度计本身没有显示故障，但它的读数突然变动了几次。”气压高度计是利用大气压力来显示飞机海平面高度的，飞行高度越低，气压就越高。在飞机进场时，飞行员一般会根据机场的海平面高度来重设高度计。但在波兰空军101号上，这种重设被操作了几次，结果读数比实际高度要高出不少。飞行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调查员向特别航空团里其他飞行员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案是：气压高度计连接着一套名叫TAWS的地形高度警报系统，录音中的警报正是它发出的。它预先输入了世界上大部分主要机场的位置，当飞机降落过低时就会响起。但这套系统有个烦人的问题，当遇到没有相关资料的机场（比如斯摩棱斯克），飞机降落时经常会触发警报，即使当时的高度并没有问题。久而久之，一些飞行员就养成了无视警报，甚至故意错误重设来停止警报的危险习惯。
　　那么，导航员报出的高度又是哪里读的呢？“无线电高度计！”多数大型喷气式客机都会配备两种高度计，除了气压高度计外，还有一个无线电高度计，它是靠无线电波的反射来推断飞机与地面距离的。
　　在平整的地面上方，这个读数是比较准确的。但斯摩棱斯克基地附近的地形却很复杂，飞机要在重重山谷上方飞过，底下的地面不断起伏。“最初进场的时候，使用无线电高度计就是个严重错误。”波兰调查员认为。当无线电高度计读数是100米时，它探测到的刚好是一个谷底，而机场却在谷峰顶部。由于周围的浓雾，飞行员根本看不到地形。等飞机接近机场时，离地距离猛地缩减了，飞行员根本来不及拉升飞机，就撞上了树。
　　结果，两个至关重要的高度计，一个被违规重设成读数错误，另一个又遇到了不合适的地形，直接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失误。

机场的责任

　　对于斯摩棱斯克机场的复杂地形，以及当时糟糕的降落条件，最清楚不过的当属机场空管员了。他们为什么没有作出正确的指引和警告，还是准许波兰空军101号降落呢？
　　询问了值班的空管员后，波兰调查组有点吃惊：“明明知道那天有这么重要的飞机，机场却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他们的设备非常差，甚至连飞机是否在正确的下降轨迹上都很难判断，还要靠机长的报告来确定飞机高度。”因此，当飞机正处于危险的低空飞行时，空管员还是发出了确认航向正确的指示。“接近外指点标，航向正确，处于下滑道上。”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空管员并没有让飞机改道的权力。“他们其实是不愿意让飞机降落的。在机长决定降落前，他们就想说服上级，让飞机改降备用机场。”波兰调查员耶迪纳克说。但波兰总统的飞机应该在哪里下降，不是航空部门或斯摩棱斯克机场的空管员能决定的，他们只能指望机长主动放弃降落。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空管员跟机长一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这让他们都错过了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
　　这场空难过后，负责搭载波兰官员的特别航空团解散了。一年后，波兰内政部长杰兹·米勒向全世界公开了调查结果。两国的调查报告都把最大的责任归到了波兰飞行员身上，而波兰的报告还谴责了斯摩棱斯克机场的不良状况，俄罗斯的报告则对此表示反对。尽管阴谋怀疑论仍然存在，但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机组人员永远应该在制定决策上将安全放在首位。只是，为这个教训所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本文部分细节来自“黑匣子”及Cinefl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