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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战争经历使王鼎钧具备了和平年代的作家难以企及的阅历、悲悯和智慧,非常年代的特殊经历使作者领悟到危急时刻极具个人性的表意系统和修辞方式,从而写出“因果纠结、生死流转”中“不可以常情常理而度之”之处。作者在忧患意识和审美境界的相互转换和辩证统一中,通过种种关于“非常情非常理”的书写,参悟人事的道理、万物的灵性和创作的奥妙,以积极入世的随缘心态破解“非常”背后的“平常”,力争达成人生和艺术的三重境界的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