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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元年（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明将徐达攻破大都（今北京市），蒙古势力退出中原，从而正式结束了元朝对全中国的统治。此后，北元政权依然维系着对蒙古高原的统治，与明朝对峙，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
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将蓝玉率军与北元军队鏖战于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北元军队大败，脱古思帖木儿汗混乱中被阿里不哥后裔杀死，彻底摧毁了蒙古人恢复元朝的可能，北元正式放弃了中原，也放弃了“大元”的国号，恢复了适合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军事制度。同时，蒙古各部之间陷入了弥久的纷争。直到明正德十二年（1506），蒙古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达延汗才重新统一东蒙古各部。然而，答言罕死后，东蒙古各部刚刚实现的统一局面再度被打破。
十七世纪初，继努尔哈赤为后金汗王的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是为清太宗。同年，漠南蒙古十六部的四十九旗王公齐聚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拥戴皇太极继承蒙古汗统，尊其为“宽温仁圣皇帝”，从而承认了清廷对漠南蒙古各部的宗主地位。此后，漠南蒙古便正式沦为了清朝的藩属，而“蒙古族在清朝的统治下，其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清朝统治体系的建立，形成了全新的部落和地域布局”。
驿路传播，是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信息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渠道之一。在信息交流的手段较为原始、渠道相对匮乏的古代，驿路对于信息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造成了该区域包括驿路传播等手段在内的信息传播业，无论在传播的渠道、载体还是传播者的身份上，都既有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的信息传播史的“共性”，同时又有独具“特色”的特点。
1.明代
元朝时期，朝廷曾在全国广设驿路，以沟通全国各地的信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巩固自己对全国的统治。作为由蒙古族主导建立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元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内北国而外中国”的特点。因此，作为蒙古人“后院”的蒙古高原地区，在元代备受重视，驿站的等级和地位较高。明朝建立后，为了边防和向北部地区扩展领土，也在不断地修复和开辟新的交通道路。与此同时，退出中原的元朝势力，无论是北元汗廷还是先后称霸草原的鞑靼和瓦剌等部族，都对元朝时期遗留下来的部分驿路加以修葺和利用，使之成为了沟通蒙古各部族间和明蒙之间的重要交通道路。
众所周知，元朝实行了“两都制”，元大都和元上都分别承担了元朝在不同季节的首都的职能。对于元朝而言，大都是控制中原、稳定全国的政治中心；上都则是沟通蒙古地区与中原联系的枢纽。因此，元朝皇帝每年游走于大都和上都之间。随着两都巡狩制度的确立，元朝修建了4条往返于两都之间的驿路①。元朝末年，这些驿路逐渐废弛。明朝建立后，元朝的上都开平府地区成为明朝北部边疆的“极边”之地，同时是明朝向北部的蒙古高原地区扩展领土的前沿基地。有鉴于此，明太祖时期在开平周围设置了东西八驿。其中，开平东路的凉亭、沈河、赛风、黄崖四驿设置在元代两都的东路交通线上；而开平西路的驿道则以北京为起点，经独石口，循滦河北上，直抵开平，为明朝在元代驿路基础上设置的驿路。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彻底消灭北元的势力，曾多次派遣大将前往蒙古地区作战。明朝军队所沿袭的路线基本上都是元朝及更早以前的驿路，例如由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出发经察罕脑儿（位于今内蒙古乌审旗境内）、东胜州、大同至宣府（今河北宣化）的道路，由喜峰口北行，经大宁（位于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内）、丰州（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境内）等地至位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捕鱼儿海（今贝尔湖），由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的道路等。此外，还有应昌（位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至清水泉、阔滦海子，和兴和至胪胊河等明朝新修的道路。
“靖难之役”以后，明成祖朱棣为进一步向北方的蒙古高原地区拓展领土，做出了两个意义非凡的举动：第一，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以实现“天子守国门”的构想，从而进一步达到巩固北疆边防的战略目的；第二，御驾亲征，“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前往蒙古高原地区寻找不愿归附明朝的蒙古部族作战。明成祖“五出三犁”所走的道路主要是从兴和出发至斡难河以及忽兰失温的道路、由独石口至斡难河的道路和由独石口出发至胪胊河的道路。这些道路作为由中原地区通往战争前线的战略要道，对于情报传递、沟通信息、通报战况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明朝在内蒙古地区恢复的前代驿路和新修建的交通道路，均是明朝初年为了实现“北伐”的战略目标而服务的。随着“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由盛转衰，其在对蒙关系上基本处于守势地位，再也无力大规模地对北用兵，上述恢复和新修的道路基本废弛。
就蒙古方面而言，在徐达攻克大都之前，元顺帝即率百官及家眷由健德门出走，奔上都，而后又前往应昌。其所利用的路线，亦大都在元代的驿路沿线。捕鱼儿海大战后，蒙古汗廷丧失了对蒙古地区各部族力量的有效统治，蒙古本部（鞑靼）、别部瓦剌、兀良哈三畏等交相在蒙古高原称雄。此间，沟通中原与蒙古草原间的交通道路，沟通蒙古高原与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的交通道路，以及沟通东北地区与蒙古高原、中原地区之间的交通道路均得以恢复或发展。这些道路成为了蒙古各部族间、明蒙之间、明朝与其他北方民族之间和蒙古诸部与其他民族间实现信息交流与传播的纽带。
总之，上述修建于元朝及其前代的驿路的恢复，以及明朝时期新开辟的交通道路，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地区及其与外部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在内蒙古信息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清代
清代蒙古，主要分为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三部分。②今内蒙古自治区得名于清代的外藩内扎萨克蒙古，疆界包括清代的内属蒙古旗的一部分牧地和外藩内蒙古大部。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以前，漠南蒙古各部即已有了与后金实现沟通、交往的道路，并以此来传递信息。 康熙年间，清圣祖亲自主持了多伦淖尔会盟，将通行于漠南地区的盟旗制度传播到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此后，清廷彻底实现了对全蒙古的“绥服”。此后，为了沟通朝廷与内外蒙古地区的联系，实现信息传递，清廷修筑了连接内地与内蒙古地区的五路驿站。五路驿站分别为古北口路驿站、喜峰口路驿站、独石口路驿站、张家口路驿站和杀虎口路驿站（五路驿站的基本状况见“图表”），均以蒙古各盟旗前往京城所需经过的长城隘口而命名。
五路驿站是清廷拨款并派员主持修筑的官道，含驿站71座，总长约3000公里。它们以北京为中心，连接了内蒙古所有的盟旗，是“以前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五路驿站的设立，对蒙古王公的年班朝觐、朝廷对北疆用兵和宣示旨意提供了便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条条最为便捷的信息传递之路，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地区的信息沟通。同时，五路驿站与通往漠北喀尔喀蒙古的驿路、台站和通往东北、西北各地的驿路紧密结合，也为沟通内外蒙古间的信息交流，中央与漠北喀尔喀蒙古和东北、西北各民族间的信息交流、不同民族间的信息交流，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信息交流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注 释：
① 据元人周伯琦《扈从北行记》所述：“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有四道：一曰驿路，二曰东路，三曰西路。东路者二，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路。”
② 为加强对蒙古诸部的控制，清廷对三部分蒙古人采用了不同的统治政策。其中，八旗蒙古部众归附后金-清较早，为清朝建立和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们逐渐满洲化，与汉军八旗一起融入到了以满洲八旗为主体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满族共同体之中。内属蒙古，包括原本为扎萨克旗的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等；他们原本属于扎萨克旗，后来由于各自相同或不同的因素，被清廷取消了扎萨克，改编为直属中央管辖的都统旗或总管旗。对于外藩蒙古，清廷推行了以“分而治之”为目的的盟旗制度，对漠南蒙古编设了六盟、四十九个扎萨克旗，成为外藩内扎萨克蒙古（即“内蒙古”）；以漠北喀尔喀蒙古四部为盟，设八十六旗，成为外藩外扎萨克蒙古（即“外蒙古”）。此外，属“内蒙古”的还有被称为“套西二旗”的阿拉善额鲁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旗。
参考文献：
[1]金海、齐木德道尔吉等.清代蒙古志[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内蒙古公路交通交通志编委会.内蒙古古代交通史[M].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3]金峰.清代内蒙古五路驿站[J].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1）.
作者简介：袁刚，内蒙古大学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人文系教师；盛兴，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人文系教师
编辑：赵娜
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将蓝玉率军与北元军队鏖战于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北元军队大败，脱古思帖木儿汗混乱中被阿里不哥后裔杀死，彻底摧毁了蒙古人恢复元朝的可能，北元正式放弃了中原，也放弃了“大元”的国号，恢复了适合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军事制度。同时，蒙古各部之间陷入了弥久的纷争。直到明正德十二年（1506），蒙古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达延汗才重新统一东蒙古各部。然而，答言罕死后，东蒙古各部刚刚实现的统一局面再度被打破。
十七世纪初，继努尔哈赤为后金汗王的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是为清太宗。同年，漠南蒙古十六部的四十九旗王公齐聚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拥戴皇太极继承蒙古汗统，尊其为“宽温仁圣皇帝”，从而承认了清廷对漠南蒙古各部的宗主地位。此后，漠南蒙古便正式沦为了清朝的藩属，而“蒙古族在清朝的统治下，其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清朝统治体系的建立，形成了全新的部落和地域布局”。
驿路传播，是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信息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渠道之一。在信息交流的手段较为原始、渠道相对匮乏的古代，驿路对于信息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造成了该区域包括驿路传播等手段在内的信息传播业，无论在传播的渠道、载体还是传播者的身份上，都既有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的信息传播史的“共性”，同时又有独具“特色”的特点。
1.明代
元朝时期，朝廷曾在全国广设驿路，以沟通全国各地的信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巩固自己对全国的统治。作为由蒙古族主导建立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元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内北国而外中国”的特点。因此，作为蒙古人“后院”的蒙古高原地区，在元代备受重视，驿站的等级和地位较高。明朝建立后，为了边防和向北部地区扩展领土，也在不断地修复和开辟新的交通道路。与此同时，退出中原的元朝势力，无论是北元汗廷还是先后称霸草原的鞑靼和瓦剌等部族，都对元朝时期遗留下来的部分驿路加以修葺和利用，使之成为了沟通蒙古各部族间和明蒙之间的重要交通道路。
众所周知，元朝实行了“两都制”，元大都和元上都分别承担了元朝在不同季节的首都的职能。对于元朝而言，大都是控制中原、稳定全国的政治中心；上都则是沟通蒙古地区与中原联系的枢纽。因此，元朝皇帝每年游走于大都和上都之间。随着两都巡狩制度的确立，元朝修建了4条往返于两都之间的驿路①。元朝末年，这些驿路逐渐废弛。明朝建立后，元朝的上都开平府地区成为明朝北部边疆的“极边”之地，同时是明朝向北部的蒙古高原地区扩展领土的前沿基地。有鉴于此，明太祖时期在开平周围设置了东西八驿。其中，开平东路的凉亭、沈河、赛风、黄崖四驿设置在元代两都的东路交通线上；而开平西路的驿道则以北京为起点，经独石口，循滦河北上，直抵开平，为明朝在元代驿路基础上设置的驿路。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彻底消灭北元的势力，曾多次派遣大将前往蒙古地区作战。明朝军队所沿袭的路线基本上都是元朝及更早以前的驿路，例如由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出发经察罕脑儿（位于今内蒙古乌审旗境内）、东胜州、大同至宣府（今河北宣化）的道路，由喜峰口北行，经大宁（位于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内）、丰州（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境内）等地至位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捕鱼儿海（今贝尔湖），由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的道路等。此外，还有应昌（位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至清水泉、阔滦海子，和兴和至胪胊河等明朝新修的道路。
“靖难之役”以后，明成祖朱棣为进一步向北方的蒙古高原地区拓展领土，做出了两个意义非凡的举动：第一，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以实现“天子守国门”的构想，从而进一步达到巩固北疆边防的战略目的；第二，御驾亲征，“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前往蒙古高原地区寻找不愿归附明朝的蒙古部族作战。明成祖“五出三犁”所走的道路主要是从兴和出发至斡难河以及忽兰失温的道路、由独石口至斡难河的道路和由独石口出发至胪胊河的道路。这些道路作为由中原地区通往战争前线的战略要道，对于情报传递、沟通信息、通报战况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明朝在内蒙古地区恢复的前代驿路和新修建的交通道路，均是明朝初年为了实现“北伐”的战略目标而服务的。随着“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由盛转衰，其在对蒙关系上基本处于守势地位，再也无力大规模地对北用兵，上述恢复和新修的道路基本废弛。
就蒙古方面而言，在徐达攻克大都之前，元顺帝即率百官及家眷由健德门出走，奔上都，而后又前往应昌。其所利用的路线，亦大都在元代的驿路沿线。捕鱼儿海大战后，蒙古汗廷丧失了对蒙古地区各部族力量的有效统治，蒙古本部（鞑靼）、别部瓦剌、兀良哈三畏等交相在蒙古高原称雄。此间，沟通中原与蒙古草原间的交通道路，沟通蒙古高原与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的交通道路，以及沟通东北地区与蒙古高原、中原地区之间的交通道路均得以恢复或发展。这些道路成为了蒙古各部族间、明蒙之间、明朝与其他北方民族之间和蒙古诸部与其他民族间实现信息交流与传播的纽带。
总之，上述修建于元朝及其前代的驿路的恢复，以及明朝时期新开辟的交通道路，极大地促进了内蒙古地区及其与外部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在内蒙古信息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清代
清代蒙古，主要分为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三部分。②今内蒙古自治区得名于清代的外藩内扎萨克蒙古，疆界包括清代的内属蒙古旗的一部分牧地和外藩内蒙古大部。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以前，漠南蒙古各部即已有了与后金实现沟通、交往的道路，并以此来传递信息。 康熙年间，清圣祖亲自主持了多伦淖尔会盟，将通行于漠南地区的盟旗制度传播到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此后，清廷彻底实现了对全蒙古的“绥服”。此后，为了沟通朝廷与内外蒙古地区的联系，实现信息传递，清廷修筑了连接内地与内蒙古地区的五路驿站。五路驿站分别为古北口路驿站、喜峰口路驿站、独石口路驿站、张家口路驿站和杀虎口路驿站（五路驿站的基本状况见“图表”），均以蒙古各盟旗前往京城所需经过的长城隘口而命名。
五路驿站是清廷拨款并派员主持修筑的官道，含驿站71座，总长约3000公里。它们以北京为中心，连接了内蒙古所有的盟旗，是“以前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五路驿站的设立，对蒙古王公的年班朝觐、朝廷对北疆用兵和宣示旨意提供了便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条条最为便捷的信息传递之路，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地区的信息沟通。同时，五路驿站与通往漠北喀尔喀蒙古的驿路、台站和通往东北、西北各地的驿路紧密结合，也为沟通内外蒙古间的信息交流，中央与漠北喀尔喀蒙古和东北、西北各民族间的信息交流、不同民族间的信息交流，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信息交流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注 释：
① 据元人周伯琦《扈从北行记》所述：“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有四道：一曰驿路，二曰东路，三曰西路。东路者二，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路。”
② 为加强对蒙古诸部的控制，清廷对三部分蒙古人采用了不同的统治政策。其中，八旗蒙古部众归附后金-清较早，为清朝建立和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们逐渐满洲化，与汉军八旗一起融入到了以满洲八旗为主体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满族共同体之中。内属蒙古，包括原本为扎萨克旗的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等；他们原本属于扎萨克旗，后来由于各自相同或不同的因素，被清廷取消了扎萨克，改编为直属中央管辖的都统旗或总管旗。对于外藩蒙古，清廷推行了以“分而治之”为目的的盟旗制度，对漠南蒙古编设了六盟、四十九个扎萨克旗，成为外藩内扎萨克蒙古（即“内蒙古”）；以漠北喀尔喀蒙古四部为盟，设八十六旗，成为外藩外扎萨克蒙古（即“外蒙古”）。此外，属“内蒙古”的还有被称为“套西二旗”的阿拉善额鲁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旗。
参考文献：
[1]金海、齐木德道尔吉等.清代蒙古志[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内蒙古公路交通交通志编委会.内蒙古古代交通史[M].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3]金峰.清代内蒙古五路驿站[J].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1）.
作者简介：袁刚，内蒙古大学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人文系教师；盛兴，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人文系教师
编辑：赵娜